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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咱们说到，南诏王皮逻阁在位期间，唐朝和南诏的合作非常愉快，南诏也挺给力驱逐了几个跟着吐蕃的势力。
但到了天宝七年（748年），皮逻阁去世了，他儿子阁罗凤成了新任南诏王。
阁罗凤继位后不久，唐朝和南诏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开始了军事对抗。
双方关系破裂的引爆点非常怪异，居然来自于阁罗凤与姚州都督张虔陀的个人恩怨。
据说，阁逻凤按惯例带着王妃来拜见张虔陀。
结果张虔陀见到王妃后魂不守舍，屡次三番向阁逻凤索要，这事儿是个老爷们都不能答应啊，双方不欢而散。之后，张虔陀又“遣人骂辱之”，还在李隆基面前说坏话。
天宝九年（750年），阁罗凤发兵攻姚州，破城杀张虔陀，城中百姓“皆被移隶远处”。同时南诏继续进兵，攻占了姚州所辖的三十二个羁縻州。
刚才这段叙述来自于《旧唐书·南诏传》，由于旧唐书的史料价值，以前很多学者都认为，南诏的背叛是因为唐朝大臣欺压太甚所致。
也就是说，张虔陀是罪魁祸首，必须要背这口锅。
但如果这件事放在咱们之前讲的这些背景资料里看，你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张虔陀为什么要这么做？
要知道，张虔陀可是姚州都督，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干嘛非得要阁罗凤的老婆？
而且他为什么明明知道阁罗凤不能答应，还屡次三番的逼着阁罗凤低头？
在今天南诏太和城遗址内，保存着一块南诏德化碑。
这方碑刻是阁罗凤表示，自己叛唐都是迫不得已，希望继续和唐朝搞好关系。碑文中特意罗列了张虔陀的六条罪状，其中的第二、三、五条很值得玩味。
第二条说的是“诚节，王之庶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而彼奏归，拟令间我。”
这话的意思是阁罗凤有个弟弟，名叫诚节，估计是跟阁罗凤关系不好，被贬到长沙去了。张虔陀向皇帝上奏，把这个阁罗凤的眼中钉，又给 弄回了南诏。
阁罗凤认为，这是张虔陀在南诏内部掺沙子。
第三条说的是“崇道，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彼收录与宿，欲令仇我 。”
这条里的“崇道”，指的是爨崇道，为两爨大鬼主，曾受封为唐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天宝五年，爨氏捣毁安宁城，杀筑城使的反叛，爨崇道是主使人之一。
此事之后，南诏吞并了爨氏地盘，爨崇道也受到了惩罚。
阁罗凤认为两爨地区是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允许摇州都督收容崇道，认为这是张虔坨在有意使坏。
第五条是说张虔坨“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
张虔坨身为一州都督，筑城练兵是他分内之事，无可指责。至于“密欲袭我”，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倒是确有可能。
但你不能因为他“欲袭我”，您就先下手为强，破洮州，杀张虔坨。
这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
以当时唐朝南诏开始交恶的大背景来说，张虔坨在南诏内部扶持亲唐势力、拉拢爨氏贵族、“筑城练兵”，都是在执行唐朝的政策，南诏反叛这口大锅都让他背，多少有点冤得慌。
另外，在南诏德化碑里还有一条特别有意思，这就是张虔坨罪状的第一条，“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
这条的意思是，吐蕃是唐朝的仇人，可张虔坨联合吐蕃，准备一起灭了我。
这条罪状要是真的，那事儿可大了。
因为联合吐蕃共谋南诏的事情，在整个唐史里面没有任何记载。
唐朝和吐蕃虽然打了一百多年，但对于联合吐蕃这件事，似乎唐史的作者并不是特别忌讳。
之前李世民打西突厥，曾经联合吐蕃一起出兵。
安史之乱后，唐朝也曾经邀请吐蕃出兵平叛。
这些在唐史里都有明确的记载，可邀请吐蕃一起搞南诏是真的没有任何记载。
那么从大背景的角度下，唐朝有没有可能和吐蕃联手呢？
说起来，唐朝和对手联合的例子倒也不是没有，唐朝在西域就联手大食搞垮了突骑施。
但大食和吐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唐朝从来也没把大食当做主要敌人。整个唐朝能称为主要敌人的异族政权，一共就两个，北边的突厥，南边的吐蕃。这两个异族政权都是能直接威胁唐朝核心区的安全，而大食远在中亚，离唐朝的核心区有两千多公里。
另外，唐朝和大食之间有缓冲区，唐蕃之间可没有。
吐蕃在云南的势力范围，直抵浪穹诏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洱源县。此地距姚州都督府直线距离只有140公里，可谓朝发夕至。
那么唐朝联合吐蕃搞垮南诏，又能得到什么，和吐蕃共分云南？
很显然这不是唐朝的战略目的，否则的话，唐朝就没必要扶持南诏，兼并其他五昭了。
这么看来，唐朝联合吐蕃搞南诏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
除非是张虔陀自作主张联系上了吐蕃，可唐朝设姚州的目的，在《旧唐书·地理志》写的非常明白，就是“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结果您身为姚州都督，非要跟朝廷拧着来，来了个“联合吐蕃，进攻蛮獠。”
您这是喝了多少假酒啊？！
反过来再说南诏，吐蕃的势力范围可是直接压在南诏头上，洱源县离南诏的龙口城（大理上关）只有二十多公里，可谓近在咫尺。
阁罗凤都已经知道了唐蕃联手，还敢置后方空虚于不顾，调兵围姚州，破城杀张虔陀。
这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综合以上各种背景，只能说张虔陀联合吐蕃，共谋南诏，很可能是阁罗凤故意抹黑。张虔陀和阁罗凤也不是所谓的个人恩怨，而是唐朝与南诏之间的利益关系，从合作走向激化的必然结果。
就算是没有张虔陀，也会有赵钱孙李，各种虔陀！
反倒可能是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加强了，阁罗凤有了吐蕃军队不会南下的默契，才有可能攻城杀将。[1]
另外还要注意破姚州的时间点，当时唐朝已经决定惩罚南诏了。
《新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十月，“是岁，特进何履光率十道兵以伐云南”。
《新唐书· 南诏传》也记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
何履光带兵从岭南沿步头路北上，直接攻入了南诏的控制区。
这就可以看出步头路的重要意义了，有了这条沟通南北的道路，剑南唐军可北抗吐蕃、东控爨氏、西遏南诏、南抚安南。
所以唐朝在开通步头路、修筑安宁城的时候，才会造成那么大的反弹。
正是在唐朝已经动手背景下，阁罗凤才在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兵围姚州，击杀了张虔陀。
但攻破姚州，并没有影响何履光的进展，最晚在天宝十年，他“取安宁城及（盐）井，复立马援铜柱乃还”。[2]
唐军收复安宁城之后，打通戎州（宜宾）、嶲州（西昌）与安南都护府（越南河内）的交通路线。而南诏则是门户洞开、腹背受敌，再加上安宁城产盐，也让南诏失去控制滇中的经济手段。
所以，南诏拼死也要夺回安宁城。
这时候，唐军也发动起来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大军从戎州 (今四川宜宾)沿南溪路进军，大将军李晖由嶲州(今四川西昌)沿会同路开进，安南都督王知进沿步头路北上，三路大军分进合击，刀锋直指南诏。
南诏趁唐军尚未到达之际，出兵再次夺得安宁城。
然后，阁罗凤遣使到军中谢罪，表示愿意归还姚州的俘虏，重建姚州城，同时还威胁道：“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鲜于仲通也是有点飘了，认为南诏小顽，何敢抗王师，大军到日，便如沸汤泼雪。于是他囚禁了南诏使者，率兵直抵洱海地区，同时派遣大将王天运率军至点苍山后，拟腹背交袭南诏王都太和城。
阁罗凤见状，心知已无善了，遂遣使浪穹向吐蕃大将论若赞求援，论若赞“通变察情，分师入救”。得到了吐蕃会出手相救的消息，阁罗凤准备拼死一搏，他令长子领兵拒王天运所部唐军，自己亲率主力迎战鲜于仲通。
由于丢了安宁城，得不到南路唐军的支援，鲜于仲通大败，损兵六万人，仅以身免。
白居易在《蛮子朝》一诗中写道：
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
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
鲜于仲通的次子也在此战中力战而殁，可见战况之惨烈。
大败唐军等于是交了投名状，南诏和吐蕃的关系得到了飞速发展。
关于两个势力的结盟，唐史里缺乏记载，所幸《南诏德化碑》和敦煌藏文史料有详细记载，可以补充缺失。
按照《南诏德化碑》的记载，天宝十年(751年)末，阁罗凤派出了一个堪称豪华的使团，其中包括王子、大酋等高等级贵族六十多人。这些人到达拉萨后，得到了吐蕃赞普的隆重接待。尺带珠丹命宰相持金冠锦袍等一大堆珍宝，赐为兄弟之国。
天宝十一年正月一日，又在邓川举行隆重的仪式，封南诏为“赞普锺南国大诏”，给金印，称东帝。并授长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军。阁罗凤遂改年号为“赞普锺元年”。
“锺”为藏语音译，意为“弟”，“赞普锺”即赞普兄弟之意。
所谓“大瑟瑟告身”是告身等级中最高一级，仅授给大贡论(即宰相)一级的官员。[3]
从上面的记载可见，吐蕃对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重视，约为兄弟之国的待遇，在吐蕃与周边势力的关系中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不过，这些都是南诏的记载，会不会吐蕃根本没这么重视，他们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我们来看看藏文史料是怎么记载的。
之前我们经常引用敦煌文献《大事记年》的记载 ，可这份文献缺了从748—754年的大事纪，但好在《赞普传记》的第七篇里记载了南诏与吐蕃结盟的内容，可以用来补缺。
“南方之东(下)部，南诏地面，有谓白蛮子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者遂来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乃封之曰'锺’(弟)，民庶皆归附庸，(吐蕃)地域，增长一倍。
以南诏王降归吐蕃为民之故，唐廷政权大为低落，且极为不安。
就南诏王而论，彼承事唐廷，忽转而以唐为敌，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墀德祖赞之驾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献于(赞普)，临阵交战时，抓拿唐人有如屠宰羔羊一般”。
从文件的措辞上看，南诏与吐蕃结盟后，确实获得了“锺”的地位，南诏文献里说“约为兄弟之国”，也不算夸张。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两位文献措辞上的差异。
南诏文献在强调结盟之后，南诏的地位高，所以出现了“给金印，称东帝，约为兄弟之国”的记载。吐蕃文献则在强调赞普的绝对权威，所以着力强调“归降”的含义，出现了“城堡献于赞普，民庶皆归附庸，吐蕃地域增长”的语句。
两份文献对比着看，能明显感受到双方心态的差异。
这种差异将为日后的种种变化，埋下了伏笔。
鲜于仲通惨败之后，唐朝在天宝十二年（753年）做出了一次尝试，命汉中郡太守出兵重置姚州。但这次行动，被南诏绝粮道、围府城，大败而回。
就在种情况下，唐史居然出现了一条唐军大破南诏的记载。
《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有云：“天宝十一载六月，甲子，杨国忠奏吐蕃兵六十万救南诏，剑南兵击破之于云南，克故隰[xí]州等三城。捕虏六千三百，以道远，简壮者千余人及酋长降者献之。”
我们之前说过怎么看待史料记载的真实性问题，当时我说“有占地、有献俘的基本可以认为是确证无疑”。因为造假的难度有点太高，容易露馅。
这条就属于有占地、有献俘的记载，而且是名满天下的司马光同志亲自审定的记载。
台湾学者王吉林先生对比各种资料后认定，这条记载是不折不扣的胡扯，应该是杨国忠为了遮掩天宝十年的败绩，谎报了军情。[4]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如何看待史料记载的问题。
即便是伟大如司马光同志，也不能不保证写得全都对，该犯错的时候，一样会犯错。
天宝十三年，杨国忠再次筹划征南诏。
按道理说，当时的唐朝已经不具备再征南诏的条件。因为南诏和吐蕃的联盟正在蜜月期，二者合力的强度远远超过了劳师远征的唐军。
再加上鲜于仲通全军覆没的事，已在中原引起震动，百姓对云南的疫病和瘴气畏如猛虎，征召士卒难上加难。
但杨国忠不管这些，他派御史分道捕人，不从者铐送入营，百姓哭声震天。
杜甫目睹百姓为逃兵役，不惜自残肢体的惨状，愤而写下《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
天宝十三年(754年)六月，唐军再次采用南北夹击的策略，剑南节度留后李宓[mì]率兵七万从北面进攻、安南都护府调兵从南沿步头路北上。
阁罗凤采用诱敌深入的对策，将唐军引到大和城后，坚壁清野，闭壁不战。唐军长途跋涉，粮草不支，又水土不服，受瘴疫之苦，“士卒罹（患）瘴疫及饥死什七八”。等唐军坚持不住了，准备撤军的时候，南诏联手吐蕃在路上设伏，唐军再次惨败。[5]
《南诏德化碑》上记载，“时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我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衂[nǜ]，元帅沉江。”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
这两次征南诏都发生在天宝年间，史称“天宝之战”。
据统计，天宝之战唐军死亡的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人。
战后，阁罗凤还算挺讲究，他以“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亡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
我们今天去云南旅游，还能在大理下关镇看到天宝将士冢，这就是安葬阵亡将士的墓冢。
明朝将军邓子龙曾为墓冢题诗：
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
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悼忠魂！
这期就讲到这儿了，天宝之战的影响，咱们下期再讲！
参考书目：
[1]、《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_方铁；
[2]、《试论天宝战争与开步头路》_陆韧；
[3]、《唐、吐蕃与南诏关系研究》_陈楠；
[4]、《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_王吉林；
[5]、《唐与南诏和战关系研究》_李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