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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侯宝林在燕乐戏园一鸣惊人,艺人受欺负没地方说理

 积沙成塔0u3svg 2023-03-16 发布于天津

文 │ 何玉新

侯宝林是个孤儿,他曾说过自己出生于天津,4岁时到了北京。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大约在我4岁多的时候,我坐过火车。当时带我坐车的人是我的舅舅,叫张全斌。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睡了一会儿觉,就到了北京。根据这个情况,现在估计起来,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

侯宝林猜测自己是天津人,其实不仅仅是因为小时候乘火车的记忆,更大的原因,是天津对侯宝林来说是一块“福地”,所以,他希望自己是天津人。侯宝林先学京剧,后学相声。23岁,他和当时已经40岁的师叔郭启儒,应燕乐戏园邀请来到天津,那一年是1940年。他俩首日登台是端午节前的6月7日,白天的节目是《空城计》,当时叫《跑龙套》,晚上演的是《八大改行》。那天晚上正好赶上天津电台在燕乐戏园实况转播,侯宝林和郭启儒演得格外认真。再加上他们的段子都经过精心修改,与众不同,一出台,观众就“好”声不断,一下子,许多的天津人都知道从北京新来了一场相声。

谁都知道天津这地方最难演出,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不管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联珠快书、单弦、莲花落,还是说相声,艺人很多都来自北京,天津是个聚集之处。天津聚集了那么多名演员,你在天津能不能站住脚是个问题。要是在天津站不住脚,那你就甭想到江南去,因为江南邀角儿都到天津来;你要是在天津能站住脚,挂上号,那你这个演员就算行了。

几天之内,有数家报纸发表陆续发表文章:《侯郭相声惊人》《侯郭相声可观》《侯宝林一鸣惊人》等等,称赞二人是“幽默隽材”。文章说:“侯宝林、郭启儒,业于日昨登台,首日以《八大改行》《跑龙套》二节目打头炮,居然一鸣惊人。座上周郎莫不报以彩声,赞为奇才……今番宝林以口齿清楚,词藻新颖,推陈翻新,不拾前人牙慧,遇事讽谏,倍觉有味,……”

很多文章都是既肯定他们的优点,又指出不足:“侯宝林、郭启儒在燕乐登台以来,人缘极佳。使活时口齿清晰,抖出的包袱没有不响的。虽是一段平常玩意儿,也说得天花乱坠,令人捧腹。最可贵者,侯宝林喉咙甚佳,唱时毫无勉强之处。评戏大鼓等学来惟妙惟肖,诚可谓多才多艺。惟二人面上时带笑容是其小疵,每入活时,虽一气呵成,有时说得太紧,而将'相’字失没……”

在当年那个时代,其实相声已经开始“反三俗”。有人在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相声艺人在台上使用“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儿子孙子兔崽子……”一类调笑语,对这种“爸爸妈妈”式的谩骂以及用扇子敲击对方光头的噱头表示愤慨;还有人抨击撂地的相声艺人使用“脏口”,说他们“满嘴喷粪信口胡云”。

侯宝林看到观众和媒体如此反应,心中很难过。他明白,说相声的之所以社会地位低下,遭人鄙视,正缘于此。因此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能犯同样的错误!然而,两个月后,立秋的前几天,他在台上学大姑娘要女婿,台下一位女观众突然高呼:“损根子,积点儿德吧!”第二天,8月3日,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众说纷纭。这是侯宝林在天津第一次受挫,也让侯宝林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不说“荤口”、“脏口”,仅仅是相声艺德的底线,他必须有更高的追求。相声到底应该说什么?说相声的人到底应该怎样说?侯宝林不禁感到茫然,因为此时的他还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只懂得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讨生活养家糊口的年轻艺人。旧社会艺人地位卑微,能活着就算不错,想的了那么多,管的了那么多吗?谁又是顺顺利利的?有一次,侯宝林编相声讽刺日本时期烧煤受限制,说澡堂子没煤,烧棉花籽,水不热,洗完澡感冒了,得罪了当时的澡堂同业工会会长张某。演出后,在河北电影院门前,几个流氓拦住侯宝林郭启儒,将二人一番毒打,他们也只能无奈忍气吞声,艺人没地方说理去啊!

但侯宝林确实与众不同。他能在众多相声演员中脱颖而出,自然是下了别人没下到位的功夫。他把马三爷“端着碗片儿汤进剧场”的精彩情节,吸纳进《空城计》;看到媒体上评论戴少甫的“刘备摔孩子”双手过膝,是“洞若观火,滑稽而有见地”,就将这一创意和正在流行的著名演员赵丹演唱的电影插曲《春天里来百花香》一起编进了《歪批三国》;还通过收音机学习了当时最走红的相声艺人常宝堃的段子;演出余暇就去鸟市、三不管儿那些六七十人的小场子里“偷学”。侯宝林曾说,他在天津这五年,就是边演边学,边学边改,是一个自学的过程。他的努力没白费,当时天津舞台上由第一流演员演出的相声节目,张寿臣一档、常宝堃一档、戴少甫一档、马三立一档、侯宝林一档,并称为五档相声,当时侯宝林不过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能够与张寿臣、常宝堃等人并列,足以看出天津观众对他的喜爱。

侯宝林在燕乐干了几年,到1944年,进了小梨园,唱“倒二”,“小彩舞”(骆玉笙)的“大轴”。后来“小彩舞”摔坏了腿,歇了将近两个月,侯宝林就替“小彩舞”“攒底”。这行有个极不合理的规矩,“倒二”和“大轴”挣的钱差得很多。

侯宝林那时候要赶三个园子演出,还要上一家电台播音,这么忙,这么累,挣点儿钱刚够吃饱饭,要做件上台穿的新大褂还很吃力,没有富余,没有积蓄。小梨园要侯宝林和郭启儒“攒底”,还提出不许他们到别的园子赶场,要辞掉除了群英之外的另外两家园子,侯宝林不服,和管事的王十二吵了起来。王十二感到为难,他骂起街来,说:“说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侯宝林也不示弱,两人戗在那,王十二没辙,最终还是答应了侯宝林的要求。这段历史,在相声界是史无前例的。相声能“攒底”,又能挣“攒底”的钱,是从侯宝林这儿开始的。所以张寿臣说过:“侯宝林对相声有功。”他首先指的是这一点。

1947年,天津有家报纸举办相声首席、副席评选,侯宝林荣膺首席。天津观众对侯宝林的偏爱,使他在短短数年间,赢得了一个相声演员的最高荣誉。但即使如此,观众在表达他们爱心的同时,也还是铁面无私地指出他表演中的瑕疵,比如认为《玉宝钏洗澡》《逛城隍庙》等相声俗而讨厌,此类玩意则可不要……这些批评,侯宝林也都虚心接受。

(侯宝林郭启儒在天津东亚毛纺厂企业文娱活动中演出)

……

除了说相声,侯宝林在天津还曾经组织过一只话剧团。1940年,小蘑菇、陈亚南、陈亚华、赵佩如、荷花女等杂耍艺人成立了联义会,后改称兄弟剧团。他们反串京剧,后增演时装新戏。1942年底,又改编了上海张冶儿滑稽剧团的滑稽戏《一碗饭》。改编时,增加了相声“包袱”,实际已是相声剧,他们称之为“笑剧”。从1942年底开始,天津南市的群英、庆云、燕乐三家原来演杂耍的戏院,也开始上演话剧。群英戏院由露克话剧社、新中华剧团演出;燕乐戏院则由燕乐女子话剧团演时代新剧。这些剧团的演出通俗诙谐,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市民话剧”。

当时有人在报纸上撰文分析“话剧热”产生的原因:“……胶片来源的缺乏使各个电影公司倒闭,于是,这些电影明星也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国府为救济起见,特设中国联合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但在剧本荒、经营大的条件下,颇有僧多粥少之感。于是,明星们纷纷组织话剧团来华北各大城市献艺。因此,华北各都市就形成了'话剧热’现象,尤其京津为甚。”

兄弟剧团非常受欢迎,侯宝林不能不受影响。著名话剧演员唐槐秋、唐若青、林默予等人对侯宝林也有影响。有一次,他到北洋戏院看他们的演出,自己也萌生了演话剧的念头。1944年,他发起成立了北艺剧团,成员有三十余人。1944年8月,天津搞话剧公演竞赛。竞赛在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十几个剧团参加。兄弟剧团的参赛剧目是《模特儿》,主演小蘑菇;北艺剧团参赛剧目是《结婚前奏曲》,主演侯宝林、华慧。竞赛结果,北艺剧团获得了团体第三名,华慧获得了女演员第三名。

北艺剧团存在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两个多月,但先后上演了《情天血泪》《孽海花》《摩登夫人》《神偷妙手》《绿窗红泪》《情天恨海》《结婚前奏曲》等近十部话剧。1945年1月12日至18日,“天津特别市立中学学生父兄会”在中国大戏院主办了一场“教职员安慰募款游艺会”,侯宝林最后一次以剧团的名义参加演出。1981年,侯宝林这样回忆:“后来,我们演不下去了,布景要租,灯光要租,我们又没有挑班的资方,全靠剧场给垫些钱,利息很高,演了一两个月就结束了。我们那个无名的小剧团却出了几个后来全国著名的话剧演员,像现在南京的申良、罗飞,湖北的张章。不演话剧之后,我又回去说相声。话剧的语言艺术,也帮助我说好相声。”

……

天津对于侯宝林人生的影响和改变,还有一点,就是他在这里结识了妻子王雅兰。那是1942年,杂耍乃至整个演艺界流行“大反串”,给了侯宝林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在舞台上是“皮黄大戏亦能,生旦净丑妙肖”。燕乐每次反串,他均饰重要角色,如《打渔杀家》之教师爷、《翠屏山》之潘老丈等。侯宝林与王雅兰相识,是因为两人在天宝戏院同台演出。王雅兰是武清人,比侯宝林小5岁,自幼学习京剧,16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19岁时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两人合作演出,在《审头刺汤》中王雅兰饰雪燕,侯宝林饰汤勤;在《四郎探母》中王雅兰饰铁镜公主,侯宝林饰萧太后、杨宗保两个角色;在《玉堂春》里王雅兰饰苏三,侯宝林先后饰崇公道、王金龙两个角色。到1946年春天,侯宝林从北平回天津大观园、燕乐演出,重遇王雅兰,两人曾是旧识,在相处中逐渐产生感情,并结为连理。王雅兰为侯宝林后生下二子二女,二子就是侯耀华和侯耀文。

1945年9月,侯宝林应邀回到北京,在上海游艺社演出。这次从天津来的演员,只有侯宝林、花小宝、王佩臣三人,简称“侯、花、王”,这三档节目很受欢迎。也许是出于北京相声界正缺人吧,侯宝林所在的场子天天满座,每天老早就把“客满”牌子挂了出去。自从那次回北京后,侯宝林再也没有离开北京,偶尔去天津,也是短期演出,演完仍回北京。

1981年4月27日,64岁的侯宝林在天津红桥区作了题为《我的艺术生活的报告》,回顾自己50年的舞台生涯,和新旧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是80年代侯宝林在天津最有影响的一次活动。侯宝林说:“我在天津5年,从开场第六到说“大轴”,从无名到有名,是我艺术上逐渐成长的过程。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天津的观众能捧人,你演得好,他真捧你。我这个演员,就是在天津露头角的。在天津我混出了个好名声。什么名声?那就是人们说:侯宝林的相声文明,脏话很少。当然首先是我的老师把我带进相声界,但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天津人的培养,得到相声界几代艺人对我的培养,天津广大观众、听众对我的培养,所以我成长得比较快。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每到天津,总要想起当初我在天津的卖艺生涯,我对天津是有深厚感情的。”

(侯宝林在天津第一次登台的燕乐戏园,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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