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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玉新 人间走过张爱玲，我们用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空与她相遇。 张爱玲人生的三个重要阶段，分别属于上海、香港和纽约，天津对她来说，是一座关乎童年的、单纯得透明的城市。从1923年到1928年，她在天津生活了近六年，她曾写到“第一个家在天津”，这种记忆是模糊的，但又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她。 张爱玲童年在天津的第一个家究竟在哪儿？ 她在《私语》中写道：“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另一条线索来自她的弟弟张子静，他在回忆文章中提到，儿时住在英租界31号路61号。
（童年时张爱玲与弟弟在天津自家院子里） 张父提到的32号路，天津有两条，分别在英租界和法租界。英租界32号路在墙子河附近，又名小河道，后来叫上海路，这条路与今南京路（徐州路至营口路段）平行，20世纪70年代南京路扩建拓宽时合而为一。如果在这条路上，张爱玲童年第一个家的那幢房子便早已消失。法租界32号路又名丰领事路，是今天的赤峰道，这条路上被称作“督军街”，很多下野军阀都把别墅建在此地，今日著名、却也颇具争议的“瓷房子”也在这条路上。 弟弟张子静提到的英租界31号路，就是现在的睦南道。但是显然，弟弟的记忆未必比父亲白纸黑字的文字记录更准确。有网友回忆说：“我小的时候住在睦南道上。记得有一次看张爱玲的小说里好像有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后面的背景，很像睦南道花园附近的一所宅子。就是和平宾馆在睦南道这一侧的大门旁边那所宅子，逸阳小学西侧。”那个地方，很多人都去实地查看过，但发现也是面目全非。 张爱玲住的地方不太可能是英租界。她曾在文章中提到其家靠近法国公园（今中心花园），赤峰道步行到法国公园很近，但英租界无论31号路还是32号路，步行到法国公园都有很长一段距离。在晚年所写的《对照记》中，张爱玲也有一段文字描绘从自家前往英租界二大爷家：“路远，坐人力车很久才到。冷落偏僻的街上，整条街都是这一幢低矮的白泥壳平房，长长一带白墙上一扇黝黑的原木小门紧闭。进去千门万户，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都住着投靠他们的亲戚。”这段文字中提及的路程，恰好说明张爱玲更有可能住在法租界。 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曾祖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故交。张印塘五十七岁时去世，儿子张佩纶年方七岁。成年后张佩纶才华过人，李鸿章感念旧情，对张佩纶十分器重。张佩纶两度丧妻，官场挫败，李鸿章将他收入幕中，协办文书，更把自己的大女儿李经璹（小名菊耦）给他做了填房，二人相差十九岁，婚后二人就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这段姻缘，曾朴在《孽海花》中也有过妙笔生花的渲染。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这一段，还曾兴冲冲地去询问父亲。 张佩纶与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不和，李鸿章只好给女儿一份厚重体面的陪嫁，让女儿和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这份陪嫁总量巨大，三十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便计有花园洋房八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 张佩纶与菊耦生下一子一女，他晚年过得相当颓废，去世时男孩七岁，女孩两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张志沂长大成人后，李菊耦给他娶了亲，对方是李鸿章好友、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素琼，跟张志沂算得上门当户对。1922年，张志沂通过自己的堂兄、民国内务总长张志潭谋到天津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的闲差，全家迁居天津，住在一处花园洋房里。这一年张爱玲两岁。 （张爱玲童年常去的法国公园，如今是天津中心公园） 细细搜索张爱玲的作品，可以勾勒出一条完整的童年线索，这便是张爱玲与天津这座城市的往事—— 我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我说过：“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越是性急，越觉得日子太长。（《童言无忌》1944年5月）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私语》1944年7月） 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天才梦》1939年） 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那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有一次张干（女佣）买了个柿子放在抽屉里，因为太生了，先收在那里。隔两天我就去开抽屉看看，渐渐疑心张干是否忘了它的存在，然而不能问她，由于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日子久了，柿子烂成一胞水。（《私语》1944年7月） 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私语》1944年7月） 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私语》1944年7月） 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私语》1944年7月） 小时候在天津常吃鸭舌小萝卜汤，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与豆大的鸭脑子比起来，鸭子真是长舌妇，怪不得它们人矮声高，“咖咖咖咖”叫得那么响。汤里的鸭舌头淡白色，非常清腴嫩滑。到了上海就没见过这样菜。（《谈吃与画饼充饥》1988年） （到上海）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罢？（《私语》1944年7月） 张爱玲关于天津的童年记忆有许多恬静美好，她最爱去日租界大罗天游艺场，那儿有台球、套圈、杂耍、戏法、说书，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她坐在仆人的肩头看木头人戏，仆人自掏腰包买冰糖葫芦给她吃。 但她的坎坷却多于快乐。父亲张志沂生活放荡，整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毒无所不能。张母黄素琼是新派人物，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她看不惯张志沂晚清遗少不务正业的做派，在天津生活了两年后，便撇下一对子女，与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同赴英国留学。 在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中，盛九莉便是张爱玲，书里有许多她的真实记忆，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但是蕊秋（张爱玲母亲）手续一清就到欧洲去了。这次楚娣（张爱玲姑姑）没有同去，动身那天带着九莉九林去送行，云志一大家子人都去了，包围着蕊秋。有他们做隔离器，仿佛大家都放心些。九莉心里想：好像以为我们会哭还是怎么？她与九林淡然在他们舅舅家的边缘上徘徊，很无聊。”这番送行的场景，让人不由得要对照她在《私语》中所写童年在天津送别母亲的记忆。此番描述犹如镜子，反射出张爱玲对母亲、对姑姑的情感，以及她从童年到少年的心路历程。 母亲走后，父亲张志沂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将某妓院“老八”接进家门做了姨太太，家里成天出出进进的都是那位姨太太的姐妹淘，莺声燕语，好不喧闹。 关于张家搬回上海的原因，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里从未写出真相。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的父亲被逼走了。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回忆：“我父亲'官位’不保。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我堂房伯父管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我堂房伯父的官誉。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我父亲失了靠山，只好离职。他丢了这个平生唯一的小小官差，心里当然深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赶走了姨太太，写信求我母亲回国。我们于1928年春天搬回上海——因为我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 说回张爱玲在天津的第一个家。当年拍完《色戒》后，李安导演到过天津，对接待人员问起张爱玲在天津的童年生活，但那时尚没有人能确定张爱玲童年居住地的具体位置。 对于张爱玲第一个家的寻找，成为很多天津历史保护人士共同关心的主题。张爱玲和弟弟有一张童年合影，留着童花头的张爱玲和戴着礼帽的弟弟坐在院中，背景是一幢楼房的七级回旋式台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这张老照片。通过多次现场考察，研究者发现，今日赤峰道83号——一幢三层旧洋楼，台阶的结构与张爱玲儿时照片中的模样最为接近。 赤峰道83号，位于赤峰道与山东路交口，是一幢三层联排楼房的把角。六十多岁的白大爷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他说，住在这里的住户都是后来搬进来的，他只是听说，20世纪40年代这幢小楼是一家小银行，再早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张爱玲童年在天津的家，虽已破败，幸运的是尚未拆除） 房子已经破旧，木地板踩上去有些悬空感。一层只住着白大爷一家，剩下的一间大房租给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另外一间是临街一家鞋店的库房（是张爱玲笔下姨奶奶住在楼下那间阴暗杂乱的大房吗？）。楼梯上凌乱地堆放着杂物，小楼通了燃气，几个老式燃气灶见缝插针地安放在过厅和楼梯之间，但看上去早已废弃不用。二层和三层结构相同，分别住着四户人家。过厅大概有两米宽，四米长，两侧是面对面的两间房门，迎面是脏兮兮的公用卫生间。二层的楼梯处有一座通往后院的天桥，后院是一幢简易小楼，以前是佣人住的房子。 阳光从楼梯间的玻璃窗照射进来，想起张爱玲曾经写过的“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让人不由得信了，这正是张爱玲当年玩耍的地方，于是又会找出张爱玲的文字对照一番。“院子里有个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头，额上有个疤，因而被我唤做'疤丫丫’的，某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后院子里养着鸡，夏天中午我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满满一碗淡绿色，涩而微甜的六一散，看一本谜语书……”“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男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 在张子静的回忆中，在天津的六年，也许是他和姐姐童年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而在张爱玲的天津记忆里，“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苦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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