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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打长沙 1930年4月，爆发了蒋介石、冯王祥、阎锡山之间在河南信阳、商丘一带的中原大战，一些红色区域周围的反革命力量空虚了，正是革命发展的大好时机。  5月，红五军的5个纵队在平江长寿街会师后，攻克了平江县城。随即，除留第一纵队在平江开展工作外，彭德怀率其余纵队进军鄂东南。6月，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根据中央指示，红五军、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委，黄公略任副总指挥，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我们随营学校也就成了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与此同时，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也组成了红一军团。7月，红六军改称为红三军。 随着国内革命力量的增长，党的某些领导人，又骄傲起来了，党内存在的一些“左”倾错误思想和“左”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夸大了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的形势。同时，还过分夸大了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的矛盾，过高地估量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有“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必须在世界革命总爆发中才能胜利。这就是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党内的第二次“左”的错误领导对形势的判断。 基于这样的错误认识，中央拟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大中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们命令红三军团打长沙，红一军团打南昌、九江，然后集中进攻武汉，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还计划搞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全国许多城市搞罢工、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为了贯彻执行这个冒险计划，他们在组织上，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并在党内大反右倾。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1930年7月，红三军团在占领了岳州、平江后，扫清了敌人在长沙的外围防线，以8000多人打败了万余优势敌军，于27日攻占了长沙。我们随营学校随部队进城后，干部、教员和学员分配到各战斗部队任职。彭绍辉同志到五军一师一团任团长，我任一师三团政委。8月1日，10万群众在长沙集会，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同志任主席(并未到职)。这一天，长沙城内彩旗挥舞，万众欢腾。长沙，是我军创建以来打下的第一个中心城市，干部、战士心情十分振奋。经过北伐战争洗礼，掀起过大革命高潮的湖南人民又一次见到了红旗，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有许多武装农民参加作战，打下长沙后，四乡的农民也跟着进城。有些没有经过训练和组织的农民的确象一盘散沙，总指挥部让他们搬武器弹药，他们不愿多搬，只想要枕头、首饰、被服等日用品，路旁到处睡的是人，几个人一把伞，躺下就睡觉。这件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什么叫“农民意识”。农民需要共产党去领导，去组织，去改造，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城里，我还专门到1927年我当政治交通员来长沙时住过的那个郑家公寓，想看看那家人怎么样了，但大门锁着，无人在家。 红军攻占长沙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反扑，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长沙城，红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8月6日，敌军两个团从小西门偷渡过河，进入小吴门一带，与红军展开激战，其他敌军也逐渐逼近了长沙。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军团决定撤离长沙。守城时，我们三团、总部炮兵团和红八军的第四师(政委石恒中)在一起，一接到撤退的命令后，互相掩护，边打边撤，先向南、再向东，过了永安市，见到了彭德怀、何长工向志，他们都很高兴，说总算把部队带出来了。后来，红三军团到平江长寿街一带集结休息。 红一军团按中央的命令攻打南昌不克。毛泽东、朱德同志改变部署，收复吉安，然后经铜鼓、修水往浏阳向三军团靠拢，在文家市消灭了何键部戴斗恒师的一个旅。8月23日两个军团在浏阳东的永和市会师。会师后，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了联席会议，按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政委。一军团辖三军、四军、十二军，三军团辖五军、八军和不久前成立的十六军，总兵力约3万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党的总前委，毛泽东同志任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同志见到我后，要我回前委工作，但一师师长李实行同志不愿放我走，我也觉得在哪里工作都一样，也就没有去。 3万多红军聚集在一起，声势浩荡，威武雄壮，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如果用这些部队去搞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其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但中央却强令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第二次打长沙，和第一次相比，虽然红军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强，但敌人防守的兵力却大大超过以前，并且修筑了3道防御工事，设置有巨型鹿袭和高压电网，敌强我弱的态势更为明显。8月24日，红军分3路向长沙推进，到达长沙近郊猴子石一带。9月2日，发起总攻，不克。我军便对长沙采取包围态势，以诱敌出击。3日，敌军向我出击，被消灭和击溃5个团后，龟缩于阵地内，凭借坚固的工事，固守待援。9月10日，红军又发动强攻，组织了敢死队，猛冲没有成功。于是又采用古战术，买了不少水牛，在水牛角上捆上蘸满煤油的棉花，把棉花点燃，驱动水牛冲敌工事。但水牛到铁丝网前不再往前冲了，反而往旁边和后面跑，伤了一些自己人。这个战术又没有成功。 这时，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力量悬殊以及敌援军日益集中所形成的对我不利局面，初步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撤围长沙。9月12日，部队撤至萍乡、醴陵、株洲等处待机，并总结十多天来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敌人也不敢追，因为鉴于湘军1个旅曾经在文家市被红一军团消灭，长沙城出来的5个团又被打败，湘军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损失，敌人害怕了。9月底，中共长江局代表周以栗来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地宜春，带来了中央的信。他召集前委会议，想说服红军再攻长沙，并准备夺取武汉。他还说，武汉的工人、市民盼望红军，情绪高涨，汽车可以从人头上开过去，人还不散。我们有的同志同我一样，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汽车到底能不能从人头上开过去，也相信他说的话。 毛泽东同志根据蒋冯阎大战很快就要停止，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的形势和攻打长沙的教训，说服了周以栗同志和一方面军其他领导同志，放弃打长沙的计划。10月，.红军胜利地打下了吉安，使周围广大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并成立了江西省工农兵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陈正人任副主席。这样，红一方面军不仅避免了“左”的错误可能造成的更大损失，并且得到了发展。 红军两次进攻长沙，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也反映了我们党和红军在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实践证明，象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在当时，不应该是我们夺取的目标，即使打下了，也不可能长居久占。中国革命，还得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红军战士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是永远值得纪念的。长沙，是我军在内战时期打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大城市。就这件事本身而言，它表明了红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有战斗力的部队，而不是象国民党反动派污蔑的那样，是一群乌合之众。它向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所压倒，所屈服。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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