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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事研究会是一部分国民党人以继续反袁为目的而组成的政治团体，它是全国反袁斗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1914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孙黄两派观点不同，分歧日深。黄兴等人终因反对中华革命党入党手续和誓约及党章中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和元勋公民的规定，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因而两派在组织上形成了公开分裂的局面。陈其美全力支持孙中山，“力排众议，主亟进”，对持反对意见者大加攻击。一些人对陈之所为不以为然，遂散布陈是青帮首领，“在新党未宣布成立，就以青帮身份窃取组织部门要津”。再加上陈其美误认为黄兴携巨款在东京建造私宅，无理指责黄兴，许多人对陈更表恶感，孙黄两派对立情绪加剧。黄兴认为这是因他不同意孙中山的主张而对他施加的压力，十分恼火。他在给宫崎寅藏的信中气愤地说：“然以弟不赞成中山之举动，以是相迫，不但非弟所乐闻，且甚为弟所鄙视。”  黄兴觉察到“近日造谣倾轧之机已露”，因而对党事更觉灰心，心情十分沉重。他说：“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犹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 这时，国民党中一些官僚党员乘势到处活动，主张“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黄兴处境十分为难。他目睹党内已成分裂的局面，感到非常痛心，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他既不肯违心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屈从孙中山的做法，也无法说服孙中山改变主张，更不愿另树一帜，与孙中山对抗。因为黄兴虽然与孙中山的意见经常针锋相对，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但在坚持民主革命立场这个根本问题上始终是一致的。1914年初春，黄兴为新成立的浩然庐学校题匾额时，愤然挥笔写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这充分表明，黄兴虽身处逆境，但与孙中山一样，讨袁救国的壮志未衰。再则，尽管孙黄之间出现裂痕，黄兴仍然视孙中山为革命党中唯一的领袖。因此，当一部分人想拥他另行组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孙中山见和黄兴意见无法一致，便不再谈合作问题。1914年6月3日，他给黄兴去信说：“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 既然孙中山已表明将独立进行，黄兴也不想从中阻拦。他认为长在东京相持下去，不但对党事无补，反会使“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不如离开日本。这样既可以“避免党内纠纷”，又可以向孙中山“表明心迹”，以便使孙中山可行其所是，各不相妨。于是，黄兴给孙中山回信说：“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同时决定离开日本，前去美国。6月27日，黄兴在寓所宴请孙中山叙别。30日，他在李书城等人的陪同下，由横滨乘轮船赴美。 黄兴离日，并没有缓和革命党内部孙黄两派的对立情绪。追随黄兴的一些革命党人，见东京僵持的局面，无所作为，也纷纷出走。李烈钧离日赴法，漫游欧洲；柏文蔚转道香港，去了南洋；钮永建经美转赴伦敦。在南洋的陈炯明也宣称“不问国事”。 仍留在日本的一些人群龙无首，主张各异。一些人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仍想“别树一帜，与孙对抗”；一些人不赞同这种做法，但又不知如何进行。李根源、程潜等人则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以等待时机。总之，追随黄兴的部分国民党人，既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又没有自己的组织，形同一盘散沙。 恰逢此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留在日本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认为时局紧张，便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应付方针。这种机会使他们得以常常聚会，以前那种无组织的状况，多少有些改变。1914年8月，由李根源等人倡议，以讨论欧事为名，把散居各地的人组织起来。大家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在一起反复磋商了确定组织名称的问题。多数认为：一、应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发生和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可以借此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相互商榷；三、这个名称不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从上述几方面考虑，最后决定将新成立的组织取名为“欧事研究会”。  欧事研究会的参加者，多数都是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但在政治上坚持讨袁，又赞成黄兴“缓进”主张的国民党人，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一百多名，其中基本上由国民党内两部分人组成。 一、追随黄兴的革命党人。他们大多数是同盟会的军事骨干，所谓“黄派军人”或“士官生”。这部分人是欧事研究会的核心力量。二次革命时，他们在各省讨袁军中担任着重要的军事职务，其中有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陈炯明，安徽都督柏文蔚，四川军长熊克武，还有担任江苏或上海讨袁军高级将领的钮永建、李书城、冷遹、章梓、赵正平、方声涛；江西讨袁军将领林虎、李明扬；安徽将领龚振鹏；湖南将领程潜、张孝准、陈强、程子楷等。他们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直接带兵与袁军短兵相接，浴血奋战。然而，惨败于袁军手下的沉重打击，却使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普遍认为，讨袁之役，各自手下都有不少兵将，仍致失败，现在无一兵一卒，何能妄言激进？因此，对孙中山提出要重组军事力量，继续发动武装讨袁，更觉得是纸上谈兵。另外，黄兴是三军主帅，他们跟随黄兴征战多年，从感情上也多和黄兴接近，“皆愿以黄克强的进退为进退”。孙黄之争中，他们在观点上也都倾向于黄兴，因而也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其中主要是前统一共和党的成员，如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欧阳振声、张耀曾等，还有杨永泰、徐傅霖、韩玉辰等人。二次革命后，他们分别任参议院议员或众议院议员。宋案发生后，他们留恋议员职位，不希望以武力方式解决，主张依据法律，制成完备宪法，以限制袁氏职权。1913年7月上旬南北交战之际，宪法起草委员会仍积极进行。自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他们“更欲据宪法起草委员会孤军奋斗，以期最后之法律胜利”。讨袁事败，他们也遭到袁世凯通缉，被迫流亡海外。当两军兵戎相见时，他们仍幻想以法律解决；战事失利后，对孙中山继续以武力讨袁的激进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还有部分国民党议员自辛亥革命之后身居显位，被袁世凯逼迫亡命，实出无奈，“只要能够逸居东瀛，坐待东山再起，于愿已足”。因此，黄兴的缓进主张，正合他们的意图。 革命党黄派军人和国民党稳健派的结合，也并非偶然。他们都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坚持讨袁，在策略上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政治观点的基本一致，是他们结合的基础。在组织上，他们原来同处于国民党之中。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把这批坚持反袁的国民党稳健派排斥在外；黄派军人又因和孙中山意见分歧，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于是，由于不同原因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两派，便以讨论欧战为名，很快就结合起来。  欧事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他在欧事研究会成立的过程中，集合同志，或协同章士钊草拟对外文字，衡量局势，斟酌词句，或发函联系国内、欧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筹划和组织上都起了重要作用。 欧事研究会在东京成立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遹、林虎、程潜等连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李书城等人，告知成立欧事研究会的目的和具体做法，请他们加入。黄兴认为欧事研究会的宗旨，没有违背其一贯的主张，又能组织同志图谋进行，便欣然赞同，回信表示：“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画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 欧事研究会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设最高领导职务。但是，它的成员多是黄兴的部下和追随者，黄兴的思想对欧事研究会也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黄兴是欧事研究会成员心目中的领袖。 欧事研究会没有系统的政治纲领性文件，只留下了一份该会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内容如下： 一、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 二、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 三、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为究竟。 “协议条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欧事研究会力图联合各派，以“缓进”的方针坚持讨袁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从中可以看出，在革命危难之际，欧事研究会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在根本点上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上各持所见。在欧事研究会“缓进”的方针中，存在着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极因素。但是，他们反对以“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的做法，提出“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的主张，则是对中华革命党军事上冒险盲动的否定。再则，欧事研究会反对中华革命党在组织发展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主张应不分党界，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共同讨袁。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斗争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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