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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先感慨一句，作为一位西班牙语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如果这本书能在十多年前我还读书的时候就出版了，那一定会让我对那一片大陆、那一群人产生更深的理解和热爱。 《从马尔克斯到略萨》是一本讲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的书。作者试图解答，在那个还没有太多人谈论文学的拉丁美洲，是怎样一群人和怎样的文学作品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文化趋势；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又是如何与革命密不可分、与各国政府紧密关联。我们还能看到文学爆炸中的重要人物—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等人物之间从未公开过的私人往来信件和连结，他们的友谊以及决裂。 整本书不管是原文还是翻译可读性都非常强，作为一本讲述文学爆炸的书籍，不仅梳理了文学爆炸的起始、高潮和尾声的重要时刻，还涵盖大量的拉美作家彼此交往的生动细节，尤其是马尔克斯与略萨这两位主将从相互欣赏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始末。书中有大量出版物和作家之间的往来信件，会议讲稿等珍贵资料，外加上生动和敏锐的文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每个地区民族都有他们文化的全盛期，是天才纷纷降临的时代。拉美文学爆炸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是拉美？代表人物和作品有哪些特点，他们的成就是什么，又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希望从书中寻找的答案。  有在认真阅读和思考的证据 文学爆炸是如何发生的？ 一切都始于60年代初，但如果一定要给文学爆炸定一个时间点的话，那应该是1967年。这一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出版，略萨凭借《绿房子》获得了加列戈斯文学奖。同年，古巴作家因凡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出版（这本书由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翻完今年也在国内出版了）。此外，在这之前就已经小有名气的胡里奥·科塔萨尔（《跳房子》作者），智利作家爱德华兹、叙事大师何塞多诺索，也都加入了文学爆炸的作家队伍中来。 这些人是这个全盛期里的天才，而拉美文学在那二十年里又是世界文学中最耀眼的星辰。泰晤士文学副刊在1968年写道：对世界文学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拉丁美洲文学。 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60年代的拉美？这必然无法绕开拉丁美洲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学和历史、政治的联系非常紧密。 1959年1月1日，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古巴，几个大胡子游击队员从山区走出来，在这片受美国人控制和剥削的土地上插上了共和国的旗帜。这些革命战士取得的胜利不仅改变了古巴的历史，也改变了第三世界国家在面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彻底改变了整个拉丁美洲。 而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体现在文化领域——知识分子们团结到一起，古巴的革命计划深深吸引了他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文学爆炸中的作家，都在不同时期与古巴政府产生了或多或少地连结。从大胡子游击队员们进入哈瓦那，到智利的阿连德总统惨死，拉丁美洲经历了耀眼的14年（1959-1973）。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恰好与拉美文学快速发展并最终令世界文坛瞩目的时间相吻合。 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在政治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情况在第一世界国家中是不存在的。先不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本身就是半个文艺青年，很少会有优秀的小说家会参加总统大选（略萨在秘鲁），也很少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在智利）是赢得大选的政党领军人物，还被派驻到其他国家的使领馆工作，而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家成为国家副主席或者部长也同样罕见。可在拉丁美洲，艺术家和政治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甚至构成了拉丁美洲作家群体的显著特点：把文学和作品当作重新建设美洲的工具。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表现，要数不断出现在各式各样会议上的人物：作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教授和知识分子，当这些角色聚集到一起，激烈地讨论在行动和武器面前话语应有的价值，讨论革命进程中文学的角色。而古巴，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文化中心，就像二三十年代盛宴中的巴黎。 略萨曾经在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的领奖现场发表过一段非常经典的演讲，贴切地表达了当时那个群体的诉求和抱负---作家的职责就在于提醒社会即将发生怎样的事，以及人们面临着怎样的选择： “提醒他们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和反抗，作家的天职就是抗争、唱反调、做批评。向这些社会说明中间选项是不存在的：要么是社会永远消除人们的艺术创造力天赋，一劳永逸地消灭作家这种扰乱社会的人，要么就是社会允许文学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社会接受了一股夹杂着讽刺、嘲弄和攻击性的洪流，这股洪流会不断冲击社会的表面和本质问题、暂时和长期问题，无论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还是尖端都在它的笼罩之下。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例外可言：作家一直都是，现在也是，将来还会是不安之人。如果一个人容易满足的话，他就将无力写作。安于现状、苟且偷安的人绝不会去做用语言创造现实的荒唐蠢事。文学抱负产生于人对世界的不满，产生于对周围的缺陷、空虚和堕落的直观感受。文学是一种长期反叛的形式，它不接受任何强权束缚。任何压制它那桀骜不驯的性格的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文学可能会死亡,但永远不会妥协。( Vargas Llosa 1983: 134-135)” 与革命的决裂1971年发生了一件引起拉美文学圈公然反抗的审查事件，这件事直接造成了多位文学爆炸作家与古巴革命政府关系的破裂，也为作家之间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导致的分歧埋下了伏笔。作家们终将摘下面具，文学爆炸也开始显露出带有猪尾巴的一面了。 从1968年开始，古巴政府开始了一系列的审查，诗人帕迪利亚首当其冲。他是革命后的第一代文人，与政治事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诗歌被当局认为“具有批判性质并且带有对卡斯特罗的影射”。诗人先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指控—“厌恶主义”，“去历史主义”，“在革命中缺乏道德追求”，评奖和出版都被限制。虽然这时古巴政府已经开始陆续接收到其他作家捍卫思想自由的反抗，但是审查越演愈烈。1971年，诗人和妻子一同被逮捕了，当局指控他是反动作家。38天牢狱之灾后，在古巴作家艺术家联盟总部大厅，诗人朗读了两个小时的自我批评书，承认他和他的同僚们所犯的错误，同时指控自己的妻子和多位拉美文学爆炸中的作家的“反革命倾向”的艺术。 一位在场的作家这样回忆道：“帕迪利亚的自我批评书被公开了，可是阅读它是一回事，那天晚上在现场听到它又是另一回事。那是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之一，我永远都忘不了帕迪利亚讲话时坐在我身边的人们的惊讶表情，更忘不了那些古巴知识分子-无论年径人还是老年人—脸上流露出的恐惧，尤其是当帕迪利亚开始念出他的朋友们的名字的时候。他指控我们是单命的敌人，我们很多人当时感觉自己就要死了。” 那场戏剧性十足的活动后来达到了高潮，帕迪利亚被要求公开承认自己对最高领袖不忠，还要表达出自己的悔恨和痛苦，还警示其他所有反革命分子团结到古巴民族的救世主身边来，修正自己的错误。 大会上除了帕迪利亚被迫演的这场戏，还公布了一系列“明智”的行为。例如古巴年轻人应该怎样穿衣打扮，强调大家要把短袖衬衫作为 〝象征民族身份的服装”，同时还规定了应该在电台里收听的音乐类型。官方层面禁止收听一切享乐王义、麻痹思想的音乐，例如摇滚乐和其他流行音乐，同性恋被认为是犯罪行为。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讲也刺痛了这些作家的心。总司令在演讲中用了 “那些玩意儿”这个词，“那些垃圾”，那些“拉丁美洲知识分子〞 都是些不要脸的家伙，他们不仅没有亲身参加战斗，而且“利用在革命第一阶段享有的描写所谓的拉丁美洲问题的权利获得了名声，再利用那些名声住在官僚豪宅里”还说他们都是 “文化殖民主义的代言人”。 这一次彻底激怒了拉美文学界，新一轮大规模抗议出现在巴塞罗那。以略萨为首，这一次他们集齐了62人签宇的抗议信，寄往卡斯特罗处。除了文学爆炸的作家，还出现了卡尔维诺，波伏娃，杜拉斯，保罗帕索里尼，胡安鲁尔福，苏珊桑塔格，还有萨特等等当时颇负盛名的当代作家。 然而，一位最该出现在这封抗议书里的名字—加西亚马尔克斯，却缺席了。且不止这一次。 从坚不可摧的友谊到重拳相向。如果要给两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加上什么标签的话，略萨一定是一位纯粹、直接、天真正义，立场鲜明又很绅士的老头儿。 但马尔克斯却不同了，他不善交际，不愿在公众面前表达，复杂且难以捉摸，是“胆怯和高傲、和善与无礼、亲近与疏远的混合体。 但这并不耽误两个人在大部分时间拥有让外界艳羡的友谊。1968-1971年，大部分拉美作家都选择生活在西班牙，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略萨和马尔克斯也不例外，他们生活在巴塞罗那的市中心， 相隔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他们两个都严格按照每天上午在固定时间写作的作息，到下午在家附近的咖啡馆碰面，交谈，晚上各自回家休息。这也是两个人友谊迅速升温的关键时期，直到1976年的决裂，略萨在众人面前超马尔克斯挥出了重重的一拳。 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两人在那次之后双双选择保持沉默，像早就约定好那样。如今马尔克斯早已不在，略萨在各种采访中也依然对这件事闭口不谈，看来吃瓜群众们只能去从N年后两人的传记作家那里去寻找答案了。 PS：今年读得最认真也收获非常大的一本书了，原作者是两位来自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拉丁美洲文学专业的教授，翻译是我大学里的隔级学长，读起来也倍感亲切。  好书连猫咪也喜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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