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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以笔为枪” ——为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侯军 一 1981年8月5日，孙犁先生为即将付梓的《孙犁文集》写了一篇自序。当时，他已年近七旬，在总结自己的文字生涯时，他写道：“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例如实地作战。”孙犁早年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洗礼，也有过被日寇子弹擦耳飞过的险境，也曾一度怀揣手榴弹随时准备与敌同归于尽……但是，老作家也坦承，自己虽然曾被批准佩枪，却从未放过一枪。他一辈子的“武器”，始终是他的那支笔杆，他是名副其实的“以笔为枪”的战士。然而，这位“以笔为枪”的战士，在其漫长的文字生涯中，确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前线；也曾以一名作家的文笔记录过解放战场的实况，其所完成的同样是“战地记者”的使命。只不过，他后来写下的那些行云流水般的美文，如《荷花淀》《芦花荡》，如《山地回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都太有名、太出色了，几十年来一直被几代读者所喜爱，正所谓“香远益清”，历久弥新，以至于遮盖了他笔下的那些“金戈铁马”“战火硝烟”；而那清新柔美，个性鲜明的白洋淀上的“水生嫂们”，更以其独有的阴柔之美的持久魅力，柔化了孙犁早年作品中的“铿锵步履”和“青春遗响”，渐渐地，那些饱含青春热血的激扬文字，被岁月尘封，被记忆埋藏，逐渐消弭于时间的烟尘之中……显然，这并不是孙犁先生本人所愿意看到的——同样是在《孙犁文集》自序中，他特意写下这样一段话：“现在证明，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孙犁先生如此看重的早期作品，正是他作为“战地记者”所采写的那些充满豪迈激情，洋溢着高昂的军人血性的战地报告和现场特写——这些充满阳刚之气的文字，在我看来，恰恰是孙犁此后那些以阴柔而闻名的文学名篇的基石和底色。在纪念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早期作品，依旧像几十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那样被深深感动。充盈在字里行间的那股雄健之气，与其后来的作品风格迥异，其笔力之粗豪，格调之激越，情感之浓烈，语言之铿锵，都与他的其他文体创作截然不同。这种充溢着勃勃生机的青春印痕，恰好向我们展示了孙犁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原来在他那阴柔、婉约的“典型风格”背后，一直潜藏着阳刚的、激越的、勇武的精神底蕴。倘若抽空了这种坚实而深厚的精神底蕴，余下的阴柔就会变得苍白无力，空洞无骨。由此，也就不难解答：那么多作家写过战争中的女性形象，为何惟有孙犁笔下的“水生嫂们”个个神采飞扬、顾盼灵动，柔中寓刚，令人难忘？原来在孙犁那里，阴柔缘以阳刚为支点，阳刚亦托举着阴柔之力度。由此观之，我们今天重新探究孙犁先生早年的战地记者生涯，重读其战地报道中的“青春的遗响”，其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孙犁早期的战地文字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冬天，战斗的外围》、《王凤岗坑杀抗属》、《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以及《唐官屯光复之战》等篇章。《冬天，战斗的外围》写于1940年冬。当时日寇对冀中平原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孙犁作为晋察冀通讯社的记者，深入到残酷战斗的第一线，实地采访，以笔为枪，和边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豪情凝聚笔端，对英雄的赞颂，对敌人的仇恨，一齐化为奔腾的潮水，宣泄而出，构成了这篇作品高亢奋发、雄浑激越的主旋律。在文章的第一节。作家写道：“战斗展开在沙河两岸了。在同一个时刻，所有边区的战士和人民都排成了队列，军纪如铁，猛如虎，矫健如鹿。”语言顿挫有力，展现了临战前的气势。接着，他以亲身见闻，粗线条儿的勾勒了我军战斗准备的镇定沉着和有条不紊。他写道：“我的战斗任务是记录。”接着，他采撷了一个个目击式的现场镜头——“在一个陡峭的山顶上遇到一个熟人，他用年轻的热力握紧我的手说：'反扫荡开始啦！’兴奋盖罩着他的声音和颜面。我第一笔记录的是人民对战斗是奔赴，是准备妥当，是激烈的感情。”“我拿了一封介绍信到前方一个团里去。在灵寿陈庄西面一个小村里。……那天早晨，在阜平温塘已经有一场战斗。我在他们办公的房间展开地图，察看地形和方位。”接着，他有条不紊地描述了在团指挥所目睹的实景：几个小鬼搀扶着伤员进进出出；本村妇女们送来馒头和胡萝菔菜汤；伤员和担架队吃过饭立即出发转移到后方……“傍晚才有了确实的消息，我就动身了。路上我到县政府访问了李县长……天大黑我走进陈庄东北的一个村庄，放哨的人带我到交通站。两个骑兵通讯员正站在院子里喂马，他们已经走了一百里路，还没有休息。一间幽暗的西房里，站长和几个过路的战士谈着路程，是送鞋到前线上去的。另有三、四个从前方退休下来的病员躺在炕上休息。我蹲在地下的火盆边烤着火，等待着引路人……”这些描写，没有夸张的言辞，只有简洁的叙述，一个个场面和过程，在记者眼前掠过，他敏锐地捕捉并记录下来，构成了一幅幅真实的军民战斗图景。孙犁等来的“引路人”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儿童团员，“他代区公所传达紧急动员的命令，已经在夜间跑了六个村子。……站长告诉他我要到前方去，要他领一段路，到前面站上再找人。在黑夜，我们疾行。不时遇到民兵，抬着担架从前方下来。他们是一站转一站，非常迅速有秩序。”“过了一条小河，我已经熟悉道路，便请那位小同志回去了。”接着，他写了夜间哨兵刺刀上的寒光；写了战斗一天、此刻正席地而眠的战士；写了清晨到达前敌司令部，采访到年轻的军分区政委……好似一组不间断的长镜头，摄录下从后方到前线的所见所闻，带着读者身临其境，抵近体验战场的紧张气氛。从这些描绘中，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作者此刻内心翻腾着的“激烈的感情”。当他写到人民在日寇的洗劫面前所表现出的怒火和愤恨时，那“激烈的感情”也随之变得更为浓烈了——“几天过后，我随着一个兵团路经陈庄，这村镇已经被敌人烧毁三次以上了。以陈庄为中心，敌人曾作蜘蛛技能的放火，从阜平到陈庄，从口头到陈庄，几道山沟成为它纵火的鹄的。”“我曾经到过平山的南庄，敌人退走了，人民走了回来，村里已糟蹋得翻天覆地，每家的炕上，蔬菜上堆着粪尿，门全烧去左边的一扇，家具毁坏一空。村长将残余收集起来，摆在街上，像都市旧货摊，等候本主认领。几个老太婆诅咒着认取着自己的锅碗。一个青年走过去，把还盛着敌人吃剩的面条的盆踢开了：'我什么都不要！’他嚷着，'我赌着一切和鬼子拼了！’” 孙犁在描摹现场的同时，也对反扫荡战事的特点有所观察和分析：“每一个正规兵团过去，后面便是几乎有同样人数的民兵兵团跟随。……这样正规兵团和民兵兵团的连结，有如铁链之于镖锤，刺刀之于枪矛，钢韧无比，置一切敌伪于死地而有余的。面对我们的钢铁的阵容，于黔驴技穷之后，敌人曾用飞机狂炸，配合抢掠，曾欺我们无有高射武器而作尽可能的低飞，一次，在牛庄、两界峰一带，三架轰炸机狂炸二三小时。然而这对于我们有什么呢？经过长久的金炼火试，边区人民已视敌人如草芥，视敌机如蚊虻。”从这几段引文中，我想，即使十分熟悉孙犁风格的读者，恐怕也很难找出他那一贯的淡雅朴素、徐缓抒情的语言特征了吧。这里所有的，是一个战地记者的见闻实录，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压抑不住的呐喊，是一个画家泼墨重彩、线条粗旷的战地速写。在这篇作品中，既有上述那种浓墨重彩的大笔勾勒，也有几处画龙点睛的细节描绘。那位在紧张的战斗间隙还在津津有味儿的烧火做饭的自卫队小队长，那位儒雅如书生、年仅二十三四岁的分区政委，都是寥寥数笔，神情毕现。尤其感人的是，作者以浓重的笔墨，刻画了一位年轻区长的形象——“一天夜里，敌人向他们的方向来了。他在暗淡的灯光下集合了区干部讲话。他直直地挺立着，右手插进黑色棉袄口袋里，垂下眼皮说：'……假如不幸，被敌人捕去，谁也不许透露点儿消息，死就好了……你要知道……’声音低沉，然而有如洪钟震荡。在那样的寒夜里，一群干部答应着出去工作了。”作者不愧是白描的高手，他在这里只抓住了年轻区长讲话时的一个动作（右手插进棉袄口袋里）和一个神情（垂下眼皮），并描摹其声调，摄取一斑，得窥全豹，将一个视死如归的青年干部形象传神地展现于读者面前。孙犁先生在时隔几十年后，曾在散文《吃粥有感》中，顺笔忆及当年写作这篇作品的情形，他写道：“我和曼晴都在边区文协工作，出来打游击，每人只发两枚手榴弹。我们的武器就是笔，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我们都负有给报社写战斗通讯的任务。我们也算老游击战士了，两个人合计了一下，先转到敌人的外围去吧。……清早，我刚刚脱下用破军装改制成的裤衩，想捉捉里面的群虱，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小村庄下面是一条大山沟，河滩里横倒竖卧都是大顽石，我们跑下山，隐蔽在大石下面，飞机沿着山沟上空，来回轰炸。欺负我们没有高射武器，它飞的那样低，好像擦着小村庄的屋顶和树木。事后传说，敌人从飞机的窗口，抓走了坐在炕上的一个小女孩。我把这一情节，写进一篇题为《冬天，战斗的外围》的通讯，编辑刻舟求剑，给我改得啼笑皆非。”（见《孙犁文集》第三卷，224-225页）这段“夫子自道”，至少说明两层意思：一是孙犁先生当时确实身兼着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人在文协工作，同时又“负有给报社写战斗通讯的任务”。也就是说，他在走出机关去采访时，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二是这篇文章在孙犁眼中，本就是一篇战地通讯。他是随时冒着危险和敌机轰炸的境况下，写出此文的。当然，如果苛求一点的话，这篇文章在今天读来，确实有些地方显得文字粗糙一些，我们尽可以理解，这是因为战争年代的紧张匆忙。不过，从孙犁在几十年后所披露的内情看，也不免是被“编辑刻舟求剑，改得啼笑皆非”的结果。《冬天，战斗的外围》写的是1940年11月的战事，而《晋察冀日报》12月24日便已开始连载，当时反扫荡尚在继续。以这样快的速度采写出这篇战地通讯，不要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不易的。读其文而思其人，我们可以想见当年这位战地记者是以怎样的激情，奋笔疾书，笔卷狂潮的。正是这种激情，使这篇作品成了孙犁早期新闻纪实作品中不可多得的代表作。
1983年11月10日，我所供职的天津日报重新刊发了孙犁先生《冬天，战斗的外围》这篇报告文学，这使我有机会读到老作家在青春年代写下的战地记录。此后不久，我被委派创办《报告文学》专版，这又使我有理由就此话题，约请孙犁先生作一次专题的访谈。那是在1986年11月24日上午，在孙老位于天津静园的家里。孙犁先生一开口就直奔主题，谈起了当年采写《冬天，战斗的外围》的情形。他说当时反扫荡很紧张，敌人就在邻村活动，说过来就过来，我们采访都是匆匆忙忙，随时要转移。常常是我们前脚刚走，鬼子后脚就进村了。所以，我必须写得很快。我谈起重读先生早期作品的感受，觉得那些文字中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激情。孙犁先生说道：“我总是对喜欢我的作品的青年同志讲，你们去读一读我年轻时的文章。那时的东西虽然有些幼稚，但是很有激情。我现在重读那些东西，还常常被感动，那里边有一种让人振奋的东西。”我顺便问孙老：“据说，这篇《冬天，战斗的外围》最初见报时，是署着您和曼晴两个名字，是这样吗？”孙老点头说，是的。这些早期的文章，都是热心读者从旧报纸上抄写出来，转交给我的。除了这篇之外，那回还同时抄来一篇《活跃在火线上的民兵》。这两篇通讯，接连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都署着我和曼晴的名字。经我辨认，前一篇是我写的，没有疑问。后一篇应是曼晴所作。我那会儿的文字、文风，不太规则，措辞也有些欧化的倾向，比较生硬；而曼晴的文笔就规整多了。当时我们两人，共同活动，又羡慕“集体创作”这个名儿，所以就这样发表的。后来天津日报要重登一下，我就只让登了这篇，把后一篇寄给了曼晴同志，作为对我们过去的战斗友谊的一份纪念。说着，老作家似乎陷入了沉思。停了一阵儿，才说继续说道，“那个时代是有激情的。现在，让我到现场去，也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了。时代是综合性的，一个时代的文章，打下一个时代的烙印。当然，我年轻时也写不出现在这样的文章。说起来，这篇《冬天，战斗的外围》是比较长的一篇，我当时还写过一些比较短小的文章，比如那篇《王凤岗坑杀抗属》，只有一千字，你说是新闻也好，说是报告文学也好，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过是什么体裁。”我从孙老处回来，立即找到这篇《王凤岗坑杀抗属》。这篇文章写的是一桩惨案。汉奸王凤岗的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了蒋军。趁我军追击日寇之机，在大清河边岸残酷地杀害了数十位抗属。血腥的暴行激起了作家不可遏止的义愤，他愤然写道：“子弟兵的父母、妻子、姐妹流血了，血流在他们解放了的土地上。血流在大清河的边岸。那里山清水秀，是冀中人民心爱的地方。他们被活埋了，就在这河的边岸！”“如果大清河两岸长大的青年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我想他们不会啼哭，枪要永远背在肩上，枪要永远拿在手里。更残酷的敌人来了，新的仇恨已经用亲人的血液写在大地上，而他们有弟弟吗？有拿起枪来的侄儿们吗？死者的子弟们！能想象父母、妻子、姐妹临死前对你们的无声的嘱告吗？”这一连串激扬跌宕的反问，像熔岩喷发，势不可当。我们都知道孙犁是崇尚含蓄的，行文也力求平稳而有韵律和节奏。然而在这里，怒火和悲愤冲决了理智的闸门，感情的大潮喷涌而出，化成了这些音节急促的的反问，似怒吼，似狂啸，似长歌当哭。正是这一腔男儿热血所鼓荡起的悲壮情怀，使这篇短文成为孙犁作品中罕见的“激扬文字”。
本文刊于2022年8月15日《解放军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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