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写个人信息表时,我们很容易会遇到四个“灵魂拷问”: Q1:你的现居地是? Q2:你的户籍所在地是? Q3:你的出生地是? Q4:你的籍贯是? 一连串“灵魂拷问”后,不少小伙伴感到一丝头疼。其实仔细想想,个人信息表中需要填写现居地、户籍地、出生地这些信息并不奇怪。毕竟,这些地点与我们生活关联度很高。 相较而言,地点中“籍贯”一词有些奇特。“籍贯”指祖居地,意思接近于老家或是祖籍,写到县级单位。一般而言,“籍贯”与你终身相伴,不会发生变化。 为什么我们个人信息表中要填写老家信息?古人介绍自己时也会写祖籍信息吗? 古人真的很爱说祖籍 当然会! 古人在介绍自己时经常会提及自己的祖籍地信息,尤其是魏晋到隋唐这一时期。他们甚至比现在的我们更重视自己的祖籍,尤其是一些出身很显贵的士大夫。 只是那个阶段,祖籍地并不用“籍贯”一词指代,而是用“郡望”一词。所谓“郡望”,是指自己家族在州郡显贵的世族。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祖籍地“郡望”,主要是受门阀制度的影响。魏晋以后,涌现出许多大姓,如《乌衣巷》中“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家”提到的王、谢两姓,王、谢两姓就是指王导、谢安二人的姓氏。 魏晋时期,开始按照地区划分大姓,山东一带出现了王、崔、卢、李四大姓。望姓氏族大多步入仕途,身居要职,代代相袭。由于这些望姓在一地长久居住,影响力逐渐扩大,这些大姓,乃至他们居住的地点,逐渐成为普通人仰慕的对象。门阀制度的影响下,“郡望”重要性逐渐提升。“郡望”信息一定程度上代表古人的身份地位。古人非常喜欢讨论自己的祖居地,魏晋时期还一度产生“郡望”热,名门望族的士大夫都以郡望为豪。清人钱大昕曾提到这一现象:“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士大夫姓始以郡望自矜”。那出身寒微的人郡望PK不过望族怎么办? 他们有办法扭转这样的局面吗?有一个方法——修改“郡望”。魏晋以后,不少寒族子弟为了攀附名门望族,不惜暗戳戳改掉自己的祖籍地。比如当时陇西李氏、太原王氏、琅琊王氏是望族,但凡是姓李的就一口咬定自己郡望是陇西的,姓王的就咬定自己郡望是“太原”或“琅琊”。这一做法相习成风,于是出现了非常诡异的局面。当时如果你去问一些寒族子弟郡望信息,凡是问到姓周的,他们就说自己老家汝南的,姓刘的就说自己是彭城的,姓张的就说自己是清河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好像都成了同根同源之人。 “郡望热”一直到隋唐之际还有。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他在提及自己郡望时,就会说自己是彭城的。清代有人总结了郡望和姓氏的规律,唐代的郡望,“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 反正问的是祖籍,想考证几百年前的情况大概也有些困难,你不妨就信了吧。唐以后,士族门阀制度取消,郡望的热度随之下降。后来的人们在介绍自己时,祖籍地“郡望”不再是一个必须要提供的信息。不过,宋以后直到当代,文人们在写书或题词时还是喜欢提一提自己的郡望,“寻根问祖”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古人: 问籍贯,你想听我说“籍”还是“贯”? 这么看,古代“祖居地”由“郡望”一词代替。那古代还有“籍贯”这一说法吗? 也有。古代的“籍贯”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户籍地这一概念,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更为紧密的。在古代,若你拿着“籍贯在哪儿”这一问题询问古人,他一定会摸着胡子,严肃而又认真地回答你: “问籍贯呐……那你是想听我的'籍'还是'贯'呢?”对他们而言,“籍”与“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籍贯”也可以倒个个儿,称为“贯·籍”。古人书写履历时,常常是先写“贯”,再写“籍”。比如下面这份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的个人信息格式写法就是“贯 ✕✕省✕✕府✕✕县 ✕籍”。 “贯”,也被称为“乡贯”。古代政府主要是通过“贯”来编户。而古人“籍贯”中的“籍”主要指役籍。 古代“籍贯”信息有多重要? 古人想改籍贯能行吗? 民国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消亡,“籍贯”一词的重要性进一步减弱,成为主要指代祖居地的词语,而这一含义则沿用至今。 总的来看,古代的祖居地信息主要是通过“郡望”一词来表现。而古代的“籍贯”一词更接近于当代的户籍地概念。“籍贯”与民众承担徭役种类、科举考试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古代人口对土地的依附。随着人口流动加剧,“寄籍”“出生地”“现居地”“户籍地”等新的地点名词出现,“籍贯”逐渐退到幕后,成为指代祖籍的词语。 有人会问,籍贯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登记“籍贯”呢?这是因为,籍贯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人口变迁的历史与人口迁移状况。更多的时候,我们自身也需要“籍贯”信息。它默默地提醒着我们,无论走都到哪儿,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参考文献: 王毓铨:《籍·贯·籍贯》,《文史知识》1988年。 王毓铨:《纳粮也是当差》,《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 刘希伟:《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叶锦花:《户籍择改与赋役规避 ——明中期泉州盐场地区多籍策略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 *本文由国家人文历史(gjrwls)授权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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