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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回忆说： “1930年至1936年，我任清华大学教授，教逻辑和西洋哲学史。” 张申府说的在清华任教授的事儿，在《西行漫记》中有佐证，斯诺记述了毛主席忆及中共早期党员时提到了张申府，斯诺在张申府名字后面特意加了个括号说明（他在清华大学当教授）。 张申府回忆说“ 那时，我住在学校南院9号宿舍里，每天到校上课，都从学校正门进来，走过学校礼堂正对的一座大桥，…” 查看清华30年代的校园平面图，可以订正一下他说的大礼堂正对着的大桥，应该是大礼堂西侧的那座桥，当时三院的门正对这这座桥，换句话说，过了这座桥就直接进三院的门了。也就是说草坪西侧的这条路是正对着三院大门的。进一步说，张申府回忆中的学校正门就是现在说的二校门，30年代的时候，国立清华大学的牌匾是挂在这个门上的。 若进一步探究，和想当然中的印象不同，二校门正中与大礼堂正中并不在一条轴线上，二校门有点偏西，过二校门之后的这条路与草坪西侧路更贴近，当年张申府大概就是沿着这条路去三院授课的。 张申府在清华当哲学教授时，蒋廷黻在清华当历史系主任，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到对方，这大概是因为当时他俩政见不同吧。不过二人的回忆中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俩都提到他们在学校图书馆里的办公室，至少有三年多的时间，他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 以上叙述张申府在清华当教授的这段只是本文的一个个引子，估计清华校友对这个比较有兴趣，但本篇的正题仍是继续辨析张申府在更早的早期和张国焘的一段往事。 前一篇说了，张国焘张申府都说自己早于对方成为中共早期党员，在张国焘而言，他要竭力叙述他和三个重要人物的关系以证明他之早于对方的说法，这三个人，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李大钊，另外一位是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威金斯基。 自然，张申府也不可避免地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谈及和这三位重要人物的关系。 1920年4月-9月，二张与三位重要人物交往的时间顺序和交往的内容最为重要。 先比较二张分别与威金斯基的见面先后吧。 张申府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威金斯基来华，经北京大学俄籍教员柏烈伟的介绍，见到李大钊和我，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 张国焘回忆录中专门有一节“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他说：“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虽然二张各自见到威金斯基的地点都在北京，而且都有李大钊在座，但时间上相差了10个月之久。这个时间上的差距，颇让张国焘气馁，所以他又提到一个他虽然没有眼见，但曾耳听过一次，与威金斯基擦肩而过的一次经历。 这就要接着上文的叙述，照澜院的早期住户张申府比较一下1920年4月-9月间，张国焘，张申府二人先后住在上海陈独秀住宅的往事了。 借住陈宅，时间上张国焘早于张申府。 张国焘何时入住陈家的，他说得比较模糊，只是说他于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五日到达南京，可到上海的日期，他模糊了一下，他说，“不久我到达上海”。这个不久是多久他没有明确说，但在之后的叙述中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在述及在陈家居住期间的事情时，他提到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日期，这就是前文所说，他“耳听为虚”的那次。他说 “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到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会。” 虽然这个耳听为虚的一次，日期上并没有确定为八月二十日，只是说在“八月二十日左右”，但至少可以说是在八月中旬了。张国焘接着说上海小组成立是在他离开上海以后，是八月下旬的事，结合他之前说在陈独秀家谈了两个星期的说法，从八月二十日往前推，他最早是八月七日左右到的陈家。 张申府在其回忆录里提到1920年8月的一件事情，他说“记得这一年的8月，我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谈” 按张申府的叙述，这封八月来信是给张申府本人的，并不是直接给李大钊的。遗憾的是，他提到的时间只说了8月，并没有具体日期，甚至也没有指明是上旬，中旬，还是下旬。 我们若假设这二张的回忆片段都正确，若陈独秀的信是八月二十日之前发出的，那他说的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个人可谈，并不是有意排除张国焘，因为张国焘还在上海。可若是八月下旬发出的，那就说明张国焘尚未进入共同发起人的范围。这倒是和张国焘在陈独秀处借住时，陈独秀一直没有让他参与和威金斯基的会见的做法是一致的。 这一年的九月中旬，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到中国讲学，他说他住在陈独秀家，在上海陈家，他和陈独秀又讨论了建党事宜，还见到了上海小组的其他几位党员，张申府这次的回忆片段在时间上精确到了“旬”，他说他在九月下旬回到北京。之后就是他和李大钊先找了刘清扬，之后，李大钊又找了张国焘。 从他二位叙述可以看出，张国焘八月下旬回京后，九月中旬张申府又去了上海，他俩应该有半个月同在北京的时候，在这半个月时间里，若张国焘和李大钊商谈了建立北京小组的事儿，张申府也应该参与，张国焘倒是回忆了北京小组第一次开会的时间，时间是九月中旬，地点是李大钊的办公室。参与的人员中，他没有提张申府，张申府在其回忆录里说他是九月下旬才回到北京的。所以九月中旬的会他肯定没有办法参加。 可张国焘说这次会议参加者中的罗章龙，刘仁静，按张申府的回忆是在张申府离开北京以后才发展入党的，可张申府是11月才离开的北京。而张申府回忆说在北京发展张国焘是在他九月底回北京之后的事。这个和张国焘说邀请张申府为共同发起人，之后过了俩三个星期，张申府就出国了，在时间上倒是比较吻合，也就10月发展了张国焘，11月张申府离京。这样看，张国焘说的那个会若不是时间上错了，就是会议性质错了。 按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张国焘八月下旬回京时，带来了陈独秀给张申府的信，但那封信是封口的，并没有让张国焘看。信上既说了只让张申府和李大钊谈，那么他们是不能发展党员的。他俩自然不能和张国焘谈此事。张申府阅信后按陈独秀的要求和李大钊单独商谈了，之后又借去上海迎接罗素访华的机会，再和陈独秀长谈，也看到了上海小组已经成立了，这次张申府和陈独秀商定成立北京小组，而不是“只你和大钊两人商谈了”。这才有了九月底，张申府回北京之后先后找刘清扬，张国焘的事情。 当然这个符合逻辑的猜想，还得借助更多的史料佐证。 至于李大钊与张国焘张申府俩人和谁的关系更深，也就顺便比较一下， 张国焘回忆说： “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 张国焘所说的地方就是北大红楼图书馆。 再看张申府怎么回忆的，张申府说“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大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张申府又回忆说“我认识大钊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也就是说张申府在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前就认识李大钊了。 再看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的位置，他说“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旁边”又说“每年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在另一处回忆中，张申府说他代理过两次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的职务。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张申府和李大钊的关系比较深，相识也比较早，属于有教师证的同事，而张国焘认识李大钊是在五四运动中，最早也只能是1919年，那时张国焘还是学生。 李大钊和张申府还曾共同负责《每周评论》，可见关系之密切，政见之相同了。其实李大钊和张申府还有一层大老乡的关系，也就是他俩都是河北人，都属于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在比较了这两位对1920年4月至9月的回忆后，似乎可以得出这么个初步印象，张国焘的回忆在时间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张申府的回忆从时间顺序上和事情发展逻辑上，都比较一致，况且还有重要的两张历史照片作为佐证。 张申府早于张国焘参与建党工作，张国焘是北京小组的第三位党员，这个结论大概更接近历史真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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