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黄克诚

兰州家长 2023-03-19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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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

黄克诚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指挥作战，屡立战功，深谋远虑，缜密周到，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始终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历尽艰辛，百折不挠，胸怀坦荡，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投身北伐，组织领导武装起义

黄克诚1902年10月出生在湖南永兴下青村，192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逐步树立了为国家和民族而献身的革命信念。1925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回顾这一段经历，他说：“我先是在国内的各种救国方案中，选择了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的道路，进而又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我的这个选择是自觉的，我的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作出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从此以后，我就在这道路上孜孜以求，奋斗不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我都坚定不移，再无反顾。”

1926年初，通过中共党组织推荐，黄克诚考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合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在这里，他勤奋地学习革命理论、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军事训练，完成了严格的军事操练课目。6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前夕，已从政治讲习班提前结业的黄克诚主动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表达了投笔从戎的意愿，被编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别训练班进行政治工作训练，并被派到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而后，他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任第四师第十三团政治助理员。10月，第十三团改编为第三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他任该团教导队政治教官，负责培训基层军官，次年初，调任第四营政治指导员，后任团政治指导员。在此期间，他随部参加了攻打长沙和攻克鸡公山、武胜关以及武昌等战役战斗，又转战河南等地。在战场上，黄克诚切实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认识到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与他们建立了密切关系，深受他们的爱戴和信任。在担任政治教官时，通过广泛接触学员和基层官兵，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1927年7月，国共分裂后，黄克诚借故离开唐生智部，先后赴武汉、长沙、衡阳寻找党组织，最后于11月被中央军委派往永兴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在永兴，他联络一批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秘密发动群众，准备组织农民开展武装起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动湘南起义，派出一个主力排到永兴协助发动暴动。黄克诚和一批革命武装斗争骨干缴获地主武装民团的枪支，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攻克永兴县城，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永兴红色警卫团，他任团党代表兼参谋长。面对国民党军的镇压，中共湘南特委错误地提出要烧毁房屋以对付敌人的进攻，引起群众反感和骚乱。黄克诚因抵制乱烧滥杀的蛮干做法而受到严厉批判，但他仍甘担风险，提议并参与永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发布《告工农书》布告，要求“万不能乱抄、乱烧、乱杀一个”，使永兴县城免遭焚毁，骚乱很快平息。

同年4月，湘粤两省军阀集中兵力对湘南进行“会剿”，湘南起义失败。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与大部分起义武装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永兴农民武装被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由黄克诚任团长。随后，他率部参加了黄坳、五斗江战斗，与兄弟部队配合，歼敌一个营，受到军長朱德表扬。不久，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队司令，率部重返湘南开展游击斗争，遭到失败。10月，黄克诚离开永兴，辗转经衡阳、长沙、武汉、南京来到上海，于1929年1月与中央军委接上组织关系，被派往唐生智部做兵运工作。在武汉因中共党组织遭受破坏，次年1月，他奉命返回上海，请求重回红军参加武装斗争。

屡立战功，战斗在中央苏区

1930年2月，中央军委派黄克诚到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工作，后任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治委员。他多谋善断，以身作则，5月，在攻打修水县城的战斗中，率领突击队，冒着国民党守军的密集火力，爬云梯登上城头。经一夜激战，红军全歼敌军，攻克县城。他因作战英勇，受到军长彭德怀赞赏。彭德怀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修水之战我们了解了黄克诚。战斗结束后，黄克诚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攻打阳新县城等战斗。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后，他因反对在敌强我弱、根据地尚不巩固的情况下，实行攻打中心大城市的计划，被指责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严厉批判。7月，他率第二支队参加进攻平江和长沙的战役。在晋坑战斗中，因厮杀激烈，汗水遮住了他的近视眼镜片，导致他视线模糊误入敌群，在脱逃中负伤。8月，他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三团政治委员，至9月间率部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作战。

黄克诚（前排右三）与第五纵队部分领导人合影

同年12月起，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黄克诚率部参加全歼国民党军主力张辉瓒第十八师及谭道源第五十师一个多旅的各次战斗。1931年1月，他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休整的时机，他组织开办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了杨勇、曹祥仁等20多名优秀班长进行培训，并亲自授课。这批学员经过训练后被派往连队工作，后来大多成为我军优秀的指挥员。3月，黄克诚担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随后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5月，他与师长彭遨指挥部队在东固、富田、中村等地全歼敌第二十八师，歼敌第四十七师大部，以及第四十三师和二十七师各一个旅，继而攻占广昌城，歼守敌第五师一部。6月，又与彭遨率部乘胜东进，参加攻打建宁县城战斗，歼守敌第五十六师。他在近敌指挥战斗时，险些被敌人机枪射中。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黄克诚与彭遨于8月率第三师参加了莲塘、良村、黄陂等战斗，配合兄弟部队歼敌第四十七师大部、第五十四师师部及其两个旅、第八师一个多旅。9月，又参加了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歼敌第五十二师，俘敌师长韩德勤。战斗中，红军穿山越岭连续行军作战，几乎没有时间打草鞋。黄克诚经常同战士们一起打赤脚，一次曾赤脚跑了20多天。在从莲塘到良村追敌途中，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恰好落在他脚下，侥幸没有爆炸。12月，因反对“肃反”扩大化，他被肃反委员会扣押，后经军团长彭德怀出面干预才免遭错杀，但被撤职。肃反扩大化问题被纠正后，他被任命为第一师政治委员。

1932年2月，黄克诚与第一师师长侯中英率部参加了赣州战役。战前，他反对冒险攻打赣州，认为敌重兵据险固守，地形条件对攻城部队不利。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战役打响后，部队久攻不克，伤亡严重。国民党军乘夜突袭，红军腹背受敌，侯中英牺牲。在部队陷于危险的严重情况下，他果断地指挥所部突围和转移，使部队摆脱险境。8月，他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宜黄战役，后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其间，他坚持原则，刚直敢言，由于坚持反对攻打中心大城市的军事冒险计划，反对“左”的土地政策，他又受到批判，被指责“一贯右倾”“对抗中央路线”，并被撤职、降职。12月，经上级干预，他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随后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4月，任军团政治部代理主任，后任第五师政治部主任，7月随东方军入闽作战。在福建作战期间，因患痢疾后没药治疗，只能被反复灌肠，他全身瘫软无力，但一直坚持拄着棍子随部队行动，并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同年9月，中央苏区开始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入闽苦战3个月的红三军团奉命由闽北西返，准备收复黎川城。10—11月，黄克诚参加了全歼第六师第八旅的洵口遭遇战，以及攻打硝石、浒湾等战斗。随后，他调任第四师政治委员。在团村战斗中，他与师长张锡龙在阵地前沿侦察敌情时，遭侧面山头敌人的机枪射击。张锡龙被击中头部牺牲，黄克诚眼镜被击落险遭不幸。次年1月，他奉命率部攻占沙县，4月又与广昌优势之敌展开阵地防御战，因伤亡日重而被迫放弃广昌。8月，他又参加了高虎垴、驿前等战斗。由于临时中央实行了错误的军事方针，部队伤亡与日俱进，根据地越来越小。黄克诚担忧红军前途，在战斗间歇曾同彭德怀作过一次长谈，希望彭德怀向中央进言，以扭转危局。多年后他在《自述》中总结道：单就打仗来讲，这一年多来，红军指战员确实是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不会打仗的学会了打仗，没有战斗经验的取得了经验。凡是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红军战士，大概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将军、元帅所打的仗都要多。可是，由于整个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失误，红军越打越削弱，根据地越来越缩小，以至于到后来在苏区无法立足，不得不放弃坚持了七八年之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黄克诚与师长洪超率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先头部队，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10月21日，洪超在固陂战斗中牺牲，由张宗逊接任师长。黄克诚与张宗逊率部担任前卫，连续突破敌人封锁线，在广西界首与数倍于我之敌鏖战两昼夜，掩护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等部队渡江。完成掩护任务后，黄克诚果断决定迅速撤离跟进，使第四师及时脱离险境。1935年2月，红三军团缩编后，他任第十团政治委员。随后，他与团长张宗逊率部参加了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等战役战斗，红军主力协同作战，毙敌2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长征开始后最大的一次胜利。因向军团领导提出保存有生力量、打开新局面的建议，黄克诚又一次被撤销职务，受到严厉批判，并被降职。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卫生部部长兼中革军委卫生部部长，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筹建医院，开办卫生学校。后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挥师前线，开创抗战新局面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黄克诚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与组织改编和干部调配工作。9月，在奉命赴第一一五师调查研究时，他发现，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后，由于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黄克诚深感忧虑，在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汇报后，按照任弼时的指示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汇报了到部队调查了解的情况及发现的问题，建议立即恢复军队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10月19日，电报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发给中共中央。中央主要领导人于10月22日复电同意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其后，黄克诚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与旅长徐海东率部参加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参与指挥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为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1938年7月，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导下，黄克诚率部在山西沁水端氏镇进行集中整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抗战以来的作战经验和教训。经过整顿，部队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向打游击战为主的转变，整体素质和战斗作风得到明显提高。

1937年11月，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委的黄克诚（右）在山西五台山

1940年2月，第三四四旅奉命成立八路军第二纵队，下辖四个旅，黄克诚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他认为自己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是高级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的不利条件，主动请求辞去司令员职务，专任纵队政治委员。其后，中央军委命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在此期间，黄克诚还兼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率部坚持太行山南段敌后抗战，开创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第二纵队也发展到2万余人，成为八路军的一支主力部队。

同年6月，为加强华中抗日力量，黄克诚奉中央军委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率第二纵队主力南下豫皖苏边区和皖东北地区，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合后，奉命组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7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黄克诚率八路军主力一部越过津浦铁路，挺进皖东北地区。8月中旬，他奉命将我党在苏皖地区领导的武装力量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并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皖边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党政军委员会书记。遵照中共中央“八路军到华中，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随即率第五纵队挺进淮海、盐阜地区，开辟创建蘇北抗日根据地。10月初，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大举进犯黄桥新四军陈毅、粟裕部。根据中原局命令和陈毅要求，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向南进攻，增援黄桥作战，连克东沟、阜宁、益林、建阳等地，攻下苏北重镇盐城，沿途歼灭顽军常备第十旅、第二旅等部，威逼韩德勤的大本营兴化，有力地策应了黄桥战役。八路军第五纵队先头部队同新四军第二纵队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地区胜利会师后，共同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的联系。此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也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对之后的抗战形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委员会书记。他正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重视团结中间力量，领导军民粉碎了日伪军多次大规模“扫荡”，并适时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犯。1943年3—4月，他组织指挥所部取得盐阜区反“扫荡”胜利，同年夏又组织了沭阳塘沟战斗。1944年4月，组织指挥高沟、杨口战役，拔除敌伪据点14处。随后发起滨海地区攻势，攻克陈家港等地，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45年4月，他组织指挥所部发起阜宁战役，攻克阜宁城及日伪据点20余处，歼敌2000余人，创造了苏北新四军大规模攻坚作战的经典战例。8月，他指挥所部解放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等县城，随即发起两淮战役，攻克淮阴、淮安，歼敌约1.5万人。从创建苏北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的五年间，黄克诚率部作战5000余次，歼敌6.5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及地方部队由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解放区达到4万多平方公里，拥有800万人口。

在战斗间隙，黄克诚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军事著作。1942年2月，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期间，他受委托作了《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的报告，提出：军事建设的伟大任务，也是政治工作的任务，而军事建设任务的完成，更必须依靠政治工作的保证。应把部队政治工作提到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中心方向是“巩固党的绝对领导”。他特别强调加强政治工作本身的建设，提出，政治机关在敌后环境下，“应短小精干强而有力，不宜庞大浮肿。应裁去某些不必要的人员，应充实下层”；政治机关要肃清形式主义，树立深入实际紧张贯彻的作风，提倡自我批评自我检讨，暴露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吸取新的经验教训。报告在华中局主办的《真理》杂志发表后，成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一份指导性文件。在《目前党的政策和淮海区的工作》《一九四三年盐阜区反“扫荡”的总结》《关于淮海武装三个问题的报告》《阜宁战役的经验》等军事著作，以及多年后发表的《挺进华中敌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贯彻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方针》等回顾性文章中，他阐述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问题。指出，应在发展壮大主力兵团、粉碎敌伪“扫荡”的同时，做好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地方民主政权的工作，以及群众工作、敌伪工作、锄奸工作等；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在阐述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与方法时，他指出，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军队素质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军队独具的优势所在；政治工作的核心是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强化政治委员制度是保证党对部队绝对领导的基本条件。

进军东北，建设并巩固人民武装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于1945年9月14日向中共中央发电，就当前局势和军事方针提出意见。他建议：既能派部队去东北，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以创造大的战略根据地。9月25日，他接到中央军委令其开赴冀东的指示，28日即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万余人进军东北。当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连续攻占山海关、绥中、锦西（今改为葫芦岛）等地后，鉴于我军经长途行军十分疲劳，并且面临诸多艰难，黄克诚又于11月26日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建议：东北部队暂不在大城市交通干线作战，休整后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29日，他再次致电东北局，建议利用冬季敌人不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机会，立即划定我军主力部队补充地区，合理解决兵力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深入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政权，发展壮大人民武装的根据地建设。12月，他被任命为东北局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6年1月，黄克诚率部攻占通辽，歼敌1400余人。后被任命为西满军区司令员，领导创建西满根据地，组织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组建地方武装，发展生产，支援前线。3—4月，苏联红军从东北撤离后，他及时指挥所部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和友邻部队配合，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促进了部队的发展壮大，为尔后实行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5月，他两次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撤出四平，让出长春，“以求得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作战方针，不能再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1945年6月，他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七届三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1947年3月，代理中共西满分局书记，全面负责西满地区工作。

从1946年春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统一整编。黄克诚所部新四军第三师第八、第十旅和独立旅改编为第二纵队，第七旅与兄弟部队合编为第六纵队。部队整编后，与兄弟部队一起，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和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三个攻势作战，给予東北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1947年8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后兼任总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他提出加强后勤工作的正规化建设，要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工作的能力和作用；要在现在的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最低的物资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治疗、归队，同时做好战场缴获物资的收集与分配，配合各方面争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主持制定一整套后勤保障工作制度和章程，是全军比较系统的后勤工作规章制度，曾被中央军委印发推广。1948年4月，他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领导冀察热辽军民支援辽沈战役。在他的组织指挥下，冀察热辽地区形成了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支援战争的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黄克诚起草、撰写了《对目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建议》《关于建立乡村根据地的建议》等军事著作。在这些文章及多年后发表的《胜利完成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让出部分大城市，建设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抓住时机放开手脚夺取城市》《充分认识后勤保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回顾性著作中，他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全局形势，认为人民解放军应抓紧当前大好时机，收缩阵地，集中兵力，大举进军东北，创造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作长期斗争；战争初期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避免被动守城战，争取主动歼敌。他认为，在战略决战阶段，人民解放军在东北作战，具有战争规模大、战场高度集中、战斗时间连续、部队运动性和机动性强、战争消耗大的特点，必须建设统一的、正规的后勤保障，以提高后勤工作的效能。他强调加强军事后勤研究工作，认为后勤工作作为“专门的科学”，光依靠过去一些实践工作经验是不够的，要不断学习和研究，以形成人民解放军自己的后勤科学。

1950年，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在长沙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

呕心沥血，参与领导人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为接管和建设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任命黄克诚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他组织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工业生产，在接管大城市中取得了经验。8月，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他从新解放区的实际出发，灵活执行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方针，注意城乡兼顾，着力抓好农村工作，领导清剿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镇压反革命，进行土地改革，迅速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和文教事业。

1952年10月，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他主持建立了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制度，提倡顾大局、反浪费、勤俭建军。抗美援朝期间，他提出努力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新阶段的指导思想。此后，他又进一步阐述后勤工作的指导思想，将其概括为“照顾国家的全局，搞好军队的工作；照顾军队的全局，搞好后勤的工作；照顾后勤的全局，搞好各部门的工作”。军队各级后勤部门认真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保证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1955年，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年10月，他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力协助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制定国防战略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组织全军实施精简整编，调整组织机构；实行军队各种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各军种、兵种建设。他还参与领导国防施工和军工生产，深入国防施工现场；重视理财，严格控制军费开支，把节约下来的经费用于改善部队装备、研制新式武器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他为巩固国防，实现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到诸军兵种合成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上，黄克诚直言不讳地向中央提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建议，因而与彭德怀等被错定为“反党集团”，后被撤销职务，长时期受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打击迫害。但他将个人荣辱进退置之度外，写下“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乌纱更自由……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等诗句，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之思。

1958年5月，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站立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0年6月获正式平反。1982年后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他十分关心军队建设，多次建议要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要严格干部任免权，重视建立和执行干部管理制度，要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要关心和照顾好老干部等。他还建议对军队住房和一些供应制度进行改革。他坚决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政策，晚年双目失明，仍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端正党风，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了大量工作。

黄克诚在发表的《关于改进后勤工作的报告》《后勤工作要确立对国家和对部队负责的思想》《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对〈林彪〉条释文的意见》等著作和讲话中，系统论述了军队后勤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建立正規化、现代化的后勤工作方针以及改革军队后勤的方法与策略，分析了军队实现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强调要处理好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军队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要加强部队政治教育，提高官兵政治觉悟，以使军队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严明的政治纪律、熟练的军事技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起了重要作用。他提出，对待历史问题、评价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以后走向反面的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他的这些重要观点，在全党全军中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