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红楼梦》阅读的个性化、多样化与这部经典特有的叙事模式、内在逻辑密切相关，阅读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文本本身的魅力，还有超越文本原初意义的理解与赏鉴，因此我们关注的是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与之相关的思想、情感和希望，而作者塑造的人物和情节经过读者的阅读，或者说经过阅读者学识、背景与境遇的理解性过滤，想象与现实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主题的不确定性与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何以这部小说为视角，超越特定的小说创作语境，将阅读经验从整体故事中抽取出来加以阐释与探析，以此还原其文学内蕴和思想价值，这也许是阅读研究的 根本意义所在。 从学术层面，顾名思义，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清代乾嘉时人称“红学”是带有揶揄意味的，所谓“少了三曲的经学”。直到“五四”时期，胡适、俞平伯为《红楼梦》研究建立起一套学术范式，红学获得了学术的品格。红学作为一门学术，是建立在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基础之上的。 “五四”以前有关《红楼梦》的论述，主要是评点、杂评和索隐。小说评点自有其传统，“小说评点在中国小说史 ，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小说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形成了'批评鉴赏’'文本改订’'理论阐释’等多种格局”①。《红楼梦》评点中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脂砚斋等人的评点，对于今天的研究仍然有重要的价值。但总体来看，各类评点都还缺乏系统理论的观照与阐释。杂评中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见地，但多是随想式的札记。索隐派是影响最大的，钩沉索隐，试图从小说的文字中找到隐藏于人物情节背后的“真事”，索隐派认为《红楼梦》的人物情节都是“假”的，只有撇开假象，找寻文字中隐含的大义，方能破解《红楼梦》的奥义及真义。索隐派无视小说艺术规律，有许多哗众取宠的猜谜，引导读者沉入他们索隐的大海，茫茫无际而探索无边。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把历史考据的方法引入《红楼梦》，考证《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以自己家庭衰败的经历为基础创作《红楼梦》的，提出了自传说。此说虽有偏颇，但它廓清了笼罩在《红楼梦》之上的索隐派的迷雾，把《红楼梦》研究置于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赋予红学研究以学术的品格，从而开创了新红学。受胡适的影响，也是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俞平伯用文学的方法审视《红楼梦》从作者动机出发并结合作品进行文学性的分析，也即从重在审美的层面解读《红楼梦》。可以说，胡适、俞平伯构建了新红学的学术架构与研究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红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作者家世生平、版本、文本及艺术研究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什么是红学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需澄清的问题，前些年刘心武的“秦学”便成为聚众纷纭的漩涡焦点。由于大众的参与与关注，其影响不下于民国初年的旧红学索隐派，有学者批评刘心武的“秦学”是索隐派的新版本，但刘心武这样阐释并表明：“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②这段话似乎为其《红楼梦》研究提出了理论依据，并摆出了实证主义的架势，希望与索隐派的非科学性划清界限，同时昭示其作为作家的想象力。 索隐派的著作不少，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把《红楼梦》看成一部密码，或者一本谜语，根本不把它看成一部小说，认为《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物情节一概是假人假语，如果着眼于人物情节，就被作者故设之假人假语所囿，领悟不了作者所隐藏在人物情节背后的真实意蕴。因此，他们研究《红楼梦》几乎不从艺术形象入手，却执着于在艺术形象之外的只言片语中钩沉索隐。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顺治皇帝，林黛玉是董小宛，忽略小说的人物情节，仅据顺治皇帝因宠爱的董鄂妃去世后往五台山落发为僧，贾宝玉因林黛玉去世而离家做和尚，就下结论称贾宝玉便是顺治皇帝，董小宛名白，黛玉名黛，两人恰好关合。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写的是康熙朝的政治斗争，影射的是朱竹坨，并非儿女情长，林黛玉为“绛珠仙子”，“绛珠”影“朱”字，潇湘馆影“竹坨”，所以林黛玉就是朱竹坨。按蔡元培的说法，金陵十二钗的黛玉、宝钗、王熙凤、史湘云、探春、妙玉等都是康熙朝的政治、文化人物。而刘心武“秦学”最核心也最具争议的观点认为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允礽的女儿，从结论看这样的方法仍然与传统索隐派一脉相承。蔡元培曾把索隐方法归纳为三条：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而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第十四回张太医医治秦可卿所开药方“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即为“人参白术云，令(苓)熟地归身”，并加以发挥印证其论点道：人参白术的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术指半数，二十八之半，正为十四，指康熙十四个儿子争夺皇位的恶斗，而归身就是自尽。张太医开的药方不是药方，而是皇权争夺战的一方给秦可卿下达的命她自杀的指令。这样的观点可以说将以往索隐派的索隐方法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刘心武在索隐的同时还提出了他的理路依据，即“从生活原型，原型人物、原型空间、原型事件，到小说里的人物、府第、故事，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曹雪芹在写作一部带有自叙性的作品的时候，就把这个生活原型化为了小说当中的秦可卿”③。作家常常依靠人物来实现和结构一部小说作品的审美功能。因此我们在讨论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时，可以以书中人物作为解读作品的切入点，而刘心武解读的钥匙便是《红楼梦》中的秦可卿，这也构成了他研究的重心所在。但也有学者认为其研究“为红学长期闭塞的局面打开了一条新蹊径”④，强调刘心武秦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其告别原有的研究范式，可以称作为是向“善察能悟”的考证迈进的一个重要信号。 实际上刘心武的研究在方法上依然如旧，承袭索隐派，其方法完全抛开小说的形象系统。以往古代小说的本事研究大多只是就人物本事探讨小说人物类型塑造的由来及其艺术化处理，通过本事与小说人物同与不同的分析来揭示作者的艺术创造及其深微用心，而刘心武的“秦学”完全无视《红楼梦》作为小说所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规律，仅从个别词句作出主观性推测，得出耸人听闻的结论，认为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小姐之说，违背形象实际，刘心武如此自我辩解:“曹雪芹在写作一部带有自叙性作品的同时，就把这个生活原型化为了小说当中的秦可卿。”⑤这恰恰印证了作为作家的刘心武进入红学的理路与方法，刘心武审美经验背后呈现出他整个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乃至其特有的文化心态，同时这种特定的方法论与其个人的旨趣秉性及所受的训练密切相关。
二 刘心武的“秦学”无形中笼罩在他作为一个作家特有的思维框架之下，深受其小说虚构创作理念的制约。刘心武的创作一向以紧跟时代与时俱进而著称，在各个时期均留下他创作鲜明的印记。其写作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末，《红楼梦》研究是其写作的最后一站，背后显然有90年代国学热、回归经典的文化大背景，这也为他的“秦学”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土壤。 曹雪芹的《红楼梦》创造的是一个让人觉得真实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或许不存在于现实，但是里面发生的事情、人物关系、情感情绪都真实得让人无法自拔，深陷其中，这也正是《红楼梦》的魅力所在。当一个作家以他丰厚的创作经验进入小说研究的领域，便不可避免地带入他作为创作者所特有的阅读体验，而这种阅读经验显现出创作的主观色彩。但是经典名著的解读与研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经验，研究进程中的逻辑虽然包含在广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但是文学研究的经验理性与现实理性实际蕴含着丰富的学理内涵，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尽可能详细占有版本、相关历史、作家个人等资料，把作品放在它原本的历史语境中，细读文本，结合作家主观创作思想探讨作品的主题，语境结合了情境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容纳原生的思想。这是经典小说研究的正确路径。而刘心武的研究将他的追随者带入了他的阅读经验营造下的另一个主观创作世界，其核心是作家奔放的想象力与对所谓真实的追求。 刘心武称：“西方后来有一种审美的观点，叫做接受美学，就是读一本书，不是说被动地去接受作者写的那些东西，而是参与作者的创作，他虽然已经写完了，我阅读当中把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想象参加进去，最后我们共同完成这样一个精神之旅。”⑥ 他的“秦学”恰好与这种“接受美学”不谋而合，对秦可卿的解读实际是偏离文本的虚构的再创作，他带来的影响正是印证了狄德罗的那句话：“但谁将成为主人? 作者还是读者?”而作为读者的刘心武凭借其阅读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所创作的秦可卿世界的作者，让初涉《红楼梦》的阅读者偏离了曹雪芹的《红楼梦》，误入刘心武的创作世界。 将个人的阅读经验凌驾于作品之上，完成自我的再创作，正是刘心武《红楼梦》研究的核心所在，刘心武的“秦学”虚构了另一个“红学”世界，但偏离了《红楼梦》研究的正确轨道。“阅读行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过程，人们期望通过阅读来探索未知、拓展思维、完善自我；而不同个体的精神面貌和知识结构又会限制其对文本的接受。”⑦作家虚构想象的冲动与敏感，中国古代文史哲学养的不足，导致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带有先天的缺陷，但是其作为作家所擅长的对长篇小说局部人物情节的虚构想象与解读为他带来了广泛的轰动效应，使得他成为《红楼梦》鉴赏中的主角。想象和虚构是小说家的天然权力，小说家的思维总的来说是感性的、奔放的，天马行空，异想天开，不受拘束和限制。刘心武在所谓的“秦学”中将小说家的某些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学术显得偏离，作为文学之一种，倒是有趣的尝试。但是作为阅读者而非创作者，这种阅读中的界限是不能逾越的，“读者的权威绝非无限——诠释的极限和文本的权利一致”⑧。 这所谓的“文本的权利”便是《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核心所在，优秀的小说当然是时代与社会的映现，但是作品最个人及最内部的才是核心所在。《红楼梦》的出现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所谓必然性，是指小说艺术的发展已到了产生《红楼梦》的时候了，同时还指社会历史在客观上为《红楼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就前者而言，小说家的视点已在历史时空上完成了向社会中家庭的转变，“小说讲述的不再是叱咤风云的传奇故事，而是平平常常的家庭琐事，写实成了它的主要手段和风格”；就后者而言，“清代康乾盛世，也是中国君主专制达到烂熟的时期，支撑这种专制的宗法制度和礼教思想文化，其腐朽性和虚伪性已经显露出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个时候产生从人性的立场怀疑宗法礼教制度合理性的《红楼梦》，也是时势之所然”⑨。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中人物所反映的封建礼教重压之下灵魂深处的苦难与希冀、矛盾与挣扎，以及曹雪芹以作者之笔抒写的所处时代的历史与意志、文化与反叛，是《红楼梦》研究不可偏离的根本所在，也是《红楼梦》的核心所在。 阅读经验的实践取决于所阐释的问题及自我的发现，同时也受制于个人的旨趣、知识背景及所受的训练。文学鉴赏与文学批评从来就有根本的区别，鉴赏是个人行为，而批评是理论层面的研究，刘心武强调其秦可卿的研究是原型研究，而人物原型和本事考证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重要一脉。正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⑩孙楷第《小说旁证》自序亦称:“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⑪通过本事与小说人物同与不同的分析来揭示作者的艺术创造及其深微用心，这也是本事研究的初衷所在。刘心武的“秦学”实际超越了特定的小说语境，把阐释点从整体故事架构中抽取出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事件加以解析，这是一种逻辑错位的本事研究。如果说到本事，贾家的原型是曹家，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那么康熙皇帝的废太子允礽是否有一个女儿嫁到曹家呢?刘心武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实证依据的基础之上，可惜没有这方面的文献支撑，它只是作家刘心武的猜测与创作，而非本事的考证研究。如果站在曹雪芹的立场，他真的有勇气在《红楼梦》中用隐晦的方式叙写当朝的宫廷斗争吗? 难道他不了解当时文字狱是何等残酷吗? 而且《红楼梦》成稿后，在宗室中也有流传，现存就还有怡亲王府的抄本。那么，那些熟知康雍之际政治斗争的宗室和曹家亲友们为何都没有刘心武那样的慧眼，看出这其中的奥妙呢?刘心武的探佚与本事研究实际已偏离小说本体，与小说的故事无关，自然不属于学术研究，这种本事考证实际是刘心武作为作家借助小说人物而进行的再创作。《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在刘心武的研究中实际已与《红楼梦》本身的故事脱节。因此原型人物的研究如何突破以单个人物为中心的探讨，如何充分与叙事层面的研究相结合，并与小说创作的文化语境相勾连，这也许是本事研究的终极目标所在。这也从一个层面提醒我们本事研究的界限所在，小说人物本事的探讨要特别注意创作者吸纳其人小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否则如果放宽视野，可能会索解出很多类似的本事，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本事研究如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其中蕴含小说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因此运用精密的思考与清晰的条理研究《红楼梦》，知人论世，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与路径。 刘心武的“秦学”推测大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且对传统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冲击力，阅读经验如果脱离小说文本而以阅读者的意志独立于小说之外，这个过程当然得力于作为作家的刘心武的创作者身份。但是以这样的推测作为解读小说的逻辑前提时，便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也是基础，“我们强调立足《红楼梦》本体，以开阔的文化学视野展开研究的再出发。这种再出发，路径固然不少，但突破渊深流长的文学趣味主义局限尤为重要。因为文学趣味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强调文学的内部纯粹性，常常只从审美鉴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以满足自身的审美娱乐。而忽视在一个整体文化视野中的意义和价值”⑫。这种平衡与对立的张力显然与研究者对文本的把握能力密切相关，但是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却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当然原因说起来很简单：一是中央电视台的影响，二是前辈红学家周汝昌的支持，三是刘心武本来就是一个知名作家。几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原本很常见的索隐式红学研究竟然一下成为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⑬。 不可否认，刘心武的“秦学”引发了社会大众阶层对红学的关注。这和中国古代小说在历代传播中评点所起的作用有相当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诸种形式中，评点是一种在最大程度上以'读者’为本位的批评形态，其中小说评点所体现的这一特色更为明显。小说评点的发生与兴盛，根本原因就在于小说评点所体现的强烈的传播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方式”⑭。刘心武的“秦学”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传播效果，这个传播背后显现出经典作品的大众化接受过程，而过程折射出作家个体的文学特质与影响力，假如把刘心武的“秦学”当做从《红楼梦》衍生出来的小说来读，未尝不是一部充满想象力的作品，虽然其“秦学”不属于学术，但它在红楼文化中展开了另一个特异的空间。不过，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这个空间限制和误导了读者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阅读体验，却是值得学界注意与深思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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