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仁贵 | 从“丝绸之路”到地球村：经济网络分析与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

摘要：经济网络由不同地区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形成的稳定商业联系构成。从史前时代一直到21世纪，经济网络促进了不同地区的联系与发展，推动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将世界不同地区连成一个整体。从性质上看，它可以分为帝国、族群、家族等不同类型，例如丝绸之路、亚美尼亚商人网络、东亚华人商业网络、犹太经济网络、罗斯柴尔德家族网络等。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经济网络与全球史的研究呈现出以下重要特点：关注经济网络的跨文化交流特征、近代早期成为主要的研究时段、边缘少数群体受到重视、信息化研究手段的引入等。作为串联人类历史发展的纽带，经济网络成为观测全球史的重要视角，其分析方法代表着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冬季号，注释从略

一、 网络、经济网络释义

从定义来说，网络（network）是由节点和连线构成，表示诸多对象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网络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相互联系”（interconnectedness），这种相互联系的具体体现就是“网状的结构”（web-like structures）。不同对象之间建立起稳定的相互联系，而这种交往和联系的不断积累就构成了网络。可以说，网络是在联系和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它是相互联系趋于稳定的产物。网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著名学者麦克尼尔父子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开宗明义地强调，“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网络即是把人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关系，通过这些联系，人们彼此交换信息、技术、物品以及观念，而这些内容的交换与传播成为塑造人类历史的重要力量。最初的人类交往始于新石器时代，随着语言的产生，远古时代的人们通过语言交流、信息和物品的交换，从而在不同群体之间开始了相互影响和交往。到距今1.2万年左右，随着农业的发明和人口的增长，各种新型的较为紧密的网络开始出现。大约在6000年前，由于城市的发展，某些网络开始变得愈发紧密起来。大约在2000年前，随着各种小型网络的合并，涵盖欧亚大陆和北非绝大部分区域的旧大陆网络得以形成。而最近500年来，随着地理大发现、海道大通，各个区域性的网络连结成一个唯一的世界性网络。可以说，麦克尼尔父子充分强调了交往以及由此形成的网络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作用。

就性质而言，网络存在经济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网络等区分。经济网络（economic network）指不同地区的行为体（包括个体、群体乃至国家、国际组织）在经济关系基础上建立的相互联系，商品、人员与思想在其中进行着跨地区的自由流动。在经济网络中，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可以交换各自获取的信息，快速了解不同地区的行情，以便进行明确的商业活动。学者克劳德 · 马科维茨（Claude Markovits）对经济网络做了这样的界定：“网络是一种商品、信用与人员在某个给定空间进行合理流通的结构。网络通常由一个中心、一个地点或一群地点（资本被筹集与资本家聚居的主要场所）、分散的聚居群（与网络中心保持密切联系的商人与商业雇员）所构成。在网络中心和分散的聚居群之间，不仅进行着商品的流通，而且还存在人员、信用与信息的流通。而商品也在网络之外广泛地流通（否则将不会有任何交换），人员、信用与信息几乎排他性地在其中流通。最为关键的可能是信息的流通。这种商人维持信息在网络之内不断流动的能力确保了它的成功。”

经济网络关注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交往，因而在文明交往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用网络的概念来研究历史上的经济联系并非晚近的现象。费尔南 · 布罗代尔曾注意到位于不同地区的某些商人或代理人处在一个圈子或许多圈子中，他特别关注地中海商人旨在确保商业活动顺利开展的相互联系、合作、交流的方式，并称之为“网络”。在此影响下，学者们逐渐注意到网络分析对于商业活动的重要作用，拓展了布罗代尔有关近代早期商业中的复杂结构和关系的认识。研究大西洋史的学者率先提倡借助经济网络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近代早期的商业及殖民扩张，尤其以大卫 · 汉科克（David Hancock）为代表，他对网络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任何参与者的集合……进行相互之间重复的、持续的交换关系，同时，缺乏一个合法的组织性权威对可能在交换关系中引起的纠纷进行调解与解决。”

网络结构示意图1

二、 帝国—族群—家族：经济网络的不同类型

经济网络几乎与人类历史的出现相同步，从最早的人类交往开始，各种经济联系就已存在，而经济联系的频繁开展逐渐构成了经济网络。经济网络的不断扩张和延伸，不仅将世界纳入一个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网络之中，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进而推动着人类从彼此孤立、分散走向紧密联系、互动。自古至今，活跃着许多经济网络，经济网络几乎无处不在，构成网络的单位可大可小，小到个体、集团，大到国家、民族乃至区域，都是网络的组成单位。

（一） 帝国经济网络

古代世界形成了诸多帝国，以帝国为中心与周边地区开展了密切的经济交往，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经济网络。帝国经济网络的形成是由于跨地区贸易的发展导致商人定居在帝国不同地区以及帝国之外的区域，以便他们在当地出售商品以及进口原料。帝国经济网络对跨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扩散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经济活动向帝国汇聚，同时将其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传播到其他地区。帝国经济网络存在中心和边缘以及各种节点。在简 · 施耐德（Jane Schneider）看来，15世纪之前的贸易活动创造着“世界不同区域之间不对称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帝国经济网络就是世界体系的早期形态之一。世界体系论学者强调，最早的世界体系包括其现代对应物的实质性特征：在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存在不对称的关系，在中心内部存在着持续为霸权而斗争的行为。

丝绸之路

古代世界最为典型的帝国经济网络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用来指称连接欧洲、地中海与亚洲之间的许多贸易线路，因中国盛产的丝绸作为主要贸易品而得名。虽然直到1877年才被德国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称为“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silk road）；但作为贯通古代欧亚陆上交通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为汉代中国所建立，从公元前1世纪到地理大发现之前，一直充当着古代世界贸易的主要通道，连接着许多不同的文明和民族。丝绸之路作为一条贸易网络，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从西方运到东方的商品包括马匹、马鞍、马钉、葡萄、兽皮、蜂蜜、玻璃器皿、地毯、纺织品、金银、骆驼、武器，从东方运到西方的商品包括丝绸、茶叶、染料、宝石、瓷器、香料、铜器、麝香、象牙、纸、火药等。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从中国南部港口经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乃至东非海岸，又兴起了海上丝绸之路。到15、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的海上通道，丝绸之路逐渐失去重要性、走向衰落。丝绸之路促进了欧亚文明之间的交往，也成为知识、技术、宗教、艺术等的传播通道，许多沿途城市（例如撒马尔罕、伊斯坦布尔、德黑兰、敦煌等）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节点，佛教、伊斯兰教经此通道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也经丝绸之路传到欧洲。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跨地区经济网络正式形成。

除丝绸之路以外，在古代世界具有较大影响的跨地区帝国经济网络，还有地中海经济网络（Mediterranean Trade Network）、跨撒哈拉经济网络（Trans-Saharan Trade Network）、印度洋经 济网络（Indian Ocean Trade Network）等。地中海经济网络主要活跃的时间为公元前600—公元600年，以罗马帝国为中心，随着罗马帝国衰落而逐渐走下坡路。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是地中海经济网络的重要商业中心，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而最终走向衰落。跨撒哈拉经济网络主要存在于600—1450年间，伊斯兰教在该网络的形成和扩张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主要通过骆驼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开展黄金、食盐、象牙、奴隶等贸易，几乎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传播到撒哈拉以南的西非地区。印度洋经济网络主要活跃的时期为500—1000年间，这是一个以海上贸易为主的网络，参与贸易的商品主要有木材、象牙、香料、棉织品和其他在陆路贸易难以运输的大宗商品。

地中海贸易网络

（二） 贸易流散社群

在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孤立构成网络的过程中，散布在主要干道的众多“贸易流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贸易流散社群”最初是被用于非洲地区的人类学概念，这个概念首先由阿布内 · 科恩（Abner Cohen）在1971年提出，用来描述“一个社会上相互依赖但空间上散居的民族社团”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商业网络；到20世纪80年代，著名学者菲利普 · 柯廷（Philip D. Curtin）在《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一书中对此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释，认为世界历史上存在形形色色的贸易流散社群，最早的贸易流散社群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当时亚述商人作为“半永久性居民”定居在安纳托利亚半岛以便出售其商品。柯廷将贸易流散社群定义为“生活在外国人中间、彼此构成联系网络的商人社团”，商人定居点在外国的出现，逐渐导致更多的一系列商人定居点在外国的建立，其结果就是，相互联系的商业社团之间构成一种贸易网络或贸易流散社群。柯廷特别强调了贸易流散社群所起到的文化代理人（cultural brokers）角色。他将之视为“最为普遍的人类组织，存在着非常漫长的时间”，但它也“局限于从农业的发明到工业时代的到来之间的漫长人类历史”。在他看来，工业革命的到来导致了贸易流散社群的没落，由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均一化使得专业的经纪人取代了贸易流散社群的地位。贸易流散社群更多的是创造着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与经济联系，而非政治关系。

亚美尼亚商人网络。亚美尼亚位于欧亚内陆贸易的要道，亚美尼亚商人成为欧亚文明之间重要的商业运输者。17世纪萨法维波斯皇帝沙阿 · 阿巴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期，亚美尼亚这种跨文化中介的地位发展到了顶点，1605年，阿巴斯一世将靠近伊斯法罕的郊区新朱尔法（New Julfa）给予亚美尼亚商人，该地垄断着波斯对西方的丝绸贸易出口。17世纪初，亚美尼亚商人将其商业网络扩展到南亚，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一世邀请亚美尼亚商人前往印度定居。新朱尔法作为亚美尼亚商人的国际性中心，位于通往欧洲的陆路和海路贸易的枢纽，它将黎凡特、阿拉伯半岛、中亚、印度、中国等地联结起来。丝绸成为当时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大宗商品，亚美尼亚商人控制着波斯的丝绸贸易，即使在阿巴斯的继任者取消他们的垄断地位后也是如此。除了拥有大量的资本与资源以外，他们还借助亚美尼亚流散社群庞大的网络得以取得这种主导性商业地位。亚美尼亚商业网络主要由亲族、宗教、语言的纽带，以及相互支持与合作，相对可靠的信用和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契约来维系。 

华人商业网络。在近代早期的西南太平洋海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人商业网络，涵盖东南亚、东亚地区，包括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南部地区（尤其是广东、福建）、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缅甸、柬埔寨、菲律宾等。华人商业网络的形成，源自许多流散在东南亚等地的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它是由具有密切亲族关系的华人企业家构建的庞大社团网络，这种网络被学者们形象地称为“筷子网络”（Bamboo network），也称“华人共同体”（Chinese Commonwealth）。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私人企业领域有着显著地位，通常是由威权制的家族进行经营管理。可以说，华商网络是东南亚地区最为庞大的跨国贸易网络，它由“关系”“人情”“乡党”等传统中国地缘与血缘纽带加以维系。华商网络的起源最初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从明清时期起，东南沿海不断有居民出海到南洋——例如印尼、泰国、马来亚等其他国家谋生，某些个体的成功带动了其他亲属的参与，久而久之就在当地形成了闽粤商帮。随着这种商帮的逐渐发展，当地形成规模庞大的华商网络。1777—1884年，海外华人曾短暂建立起一个国家——兰芳共和国（Lan Fang Republic）。华商网络不仅是一种商业网络，它更是一种非正式的商业关系的组合，在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构成一个紧密编织的关系网络，将之应用于商业活动中，从而推动着华商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海外华人的成功可以归功于行会、商帮、地缘与血缘社团、会党等组织提供的彼此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经济关系联结而成的网络。学者斯特林 · 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将海外华人形成的商业网络比喻为隐形的集团帝国，这是一个没有疆界、政府与国旗的帝国。

网络结构示意图2

（三） 商人家族网络

在跨地区经济网络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家族以及婚姻而形成的联系纽带，使得同一家族在不同的经济生活中心扎根，并在各地建立起举世闻名的众多分支。许多商人家族的成员出于商业的目的，前往外地拓展商业，并与其家族核心维持着经济联系，而且与其他地区的家族成员维持着经济关系。许多商业家族在香料、胡椒、珠宝等跨地区贸易领域以及金融活动中有着垄断地位，他们还在其他许多地方建立了家族的商业分支，从而发展为具有国际性影响的金融与商业势力。

以家族网络的形式开展商业活动最为成功的典范莫过于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该家族是19世纪最为成功的犹太商业和金融家族，其子公司遍布于欧洲的各大主要城市，被称为欧洲的“无冕之王”。该家族的奠基人迈耶 · 阿姆谢尔 · 罗斯柴尔德（Mayer Amschel Rothschild）成功地通过他的五个儿子建立起国际性的金融家族，将他们分别派往当时欧洲五大主要的金融与商业中心——法兰克福、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建立家族商业分支并开拓金融活动。该家族形成了一个代理人、托运商、通讯员网络，以将黄金穿过欧洲的战场运输到需要的地方。罗斯柴尔德家族取得的巨大成功与其分布在欧洲主要经济中心的分支所构成的商业网络密不可分。以拿单 · 迈耶 · 罗斯柴尔德在英国的成功为例，欧洲大陆的其他兄弟积极协助拿单，家族网络为拿单既节省了时间，同时还提供着超前于同行的政治和金融消息，使他得以在市场中获取优势地位，从而使罗斯柴尔德家族对英国政府的重要性不断增加。19世纪该家族鼎盛时期，据称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雄厚的私人财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该家族涉足的商业领域比较广泛，除了金融投机领域以外，还包括房地产、采矿业、能源、混合经营（mixed farming）、酿酒与慈善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徽标是由拳头紧紧握住的五支箭，象征着由迈耶 · 罗斯柴尔德的五个儿子建立的商业帝国。很大程度上，罗斯柴尔德这个横跨许多国家的金融家族已经成为金钱与权力的同义词，由该家族建立的跨地区经济网络被誉为“现代跨国组织的原型”（prototype of the 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

罗斯柴尔德家族

三、 经济网络与全球性联系的拓展

网络的根本特征是相互联系，而经济网络是由不同地区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形成的稳定商业联系所构成。根据不同时期经济网络的基本特征，可以大致分为几大标志性的阶段。其一，农业文明时代。这一时期的经济网络主要是陆路的（地中海、印度洋等区域除外），一开始规模和范围都较为有限，网络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随着帝国的扩张网络也不断扩展。其二，海洋文明时代。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促使海道大通，海洋取代陆路成为主要的经济网络，网络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新旧大陆开始真正连成一个整体。其三，工业文明时代。19世纪初工业化的发展，铁路、飞机等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使各地区之间的距离不断被缩短，网络的密度和联系的频率不断加强。其四，信息文明时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几乎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全世界各地区的联系更加快速、便捷、高效，地球村正在成为现实。总体而言，经济网络不断趋于密集，网络中心与边缘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

尽管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经济网络在运作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基本上都存在以下关键因素，从而使经济网络得以有效地运转和持续发挥作用。首先，亲族或宗教纽带。斯威特斯齐尼斯基（Swetchinski）指出，“商业与亲族关系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是鸡与蛋的关系”。流散在各地的商人通过家族纽带以及婚姻联结而成的亲族关系（kinship），以及由于源自同一宗教形成的密切关系（例如犹太经济网络和亚美尼亚商人网络），成为经济网络得以形成并维系的重要机制。其次，代理人机制。在前现代交通与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相距较远地区的人们主要借助代理人来开展远程贸易活动，代理活动可以很大程度地降低商业风险和成本，同时确保跨界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它是中古和近代早期远程贸易的主要形式。再次，合伙机制。商人与其代理人之间有一套较为规范的信用系统，具体表现为以康曼达和公司制为基础的合伙关系，学者隆 · 哈里斯（Ron Harris）指出它们是近代早期欧亚贸易的两大制度性动力之一。这种合伙关系使分散在广阔区域的经济网络的运作变得积极有效。第四，商业书信。信息的交流与传递对于经济网络十分重要。在前现代交通与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相距较远地区的人们主要借助书信来传递信息、实现交流。最后，流散群体的跨文化优势。从事跨地区贸易活动的流散群体，往往具备超群的社交能力与环境适应力，他们精通许多民族的语言、善于判断当地的行情，而且他们一般选择在商业要道定居，从而作为商人和货物集散人，他们的货物、信息都最大程度领先于其他群体。

经济网络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它以商业贸易活动为纽带，将不同的节点（1500年以前主要是陆上城市，1500年以后主要是港口城市）连接起来。由于这种联系网络的存在，不同地区之间开展了密切的交流与互动，其中不仅有货物、人员及思想的交流，例如丝绸之路上茶叶、糖、瓷器的传播以及欧洲对许多来自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发明创造和先进技术的摄取，也有物种、疾病的交换，例如地理大发现后美洲马铃薯、玉米以及欧洲疾病的传播。可以说，经济网络的建立和维系，根本性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全球性联系的拓展，使不同地区的联系从相对松散走向不断紧密，最终促使人类历史发展为一部密切联系的全球史。

在经济网络与全球史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它们都高度强调跨地区联系的重要性以及这种相互联系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可以说，“相互联系”是经济网络与全球史研究的共同特征。全球史虽然强调1492年以来近500年的意义，但并不否定在此之前人类历史的完整性，认为自古以来各地区存在的相互联系为地理大发现后人类联系的革命性突破奠定了基础；自15世纪末海道大通以来，世界相互联系、走向整体的速度不断加快，这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社会上都突出地体现出来，欧洲、亚洲、非洲等传统意义上的旧大陆与美洲、澳洲等新大陆之间通过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逐渐连结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和互动共生的网络。这一时期，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经济网络真正发展为全球经济网络，而不再是此前的区域性网络，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生活在联系更加紧密的网络之中。

全球网络

四、 当前有关经济网络与全球史研究的新进展

贸易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前现代不同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主要途径。1984年，著名学者菲利普 · 柯廷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各种跨文化贸易形式进行了系统研究，开启了从全球史角度探讨经济网络的先河。柯廷的著作获得了许多好评，被誉为跨文化贸易研究的先驱，但也引起了不少争议。著名的全球史学者杰里 · H.本特利（Jerry H. Bentley）重点探讨了前现代时期的跨文化交流，1993年出版了《旧世界的相遇：前现代的跨文化接触与交换》，对1492年之前不同文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认为跨文化交流自人类存在之初起已经存在。他具体以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00年的丝绸之路、600至1000年世界宗教的传播、1000至1350年的游牧帝国、1350至1492年三大文明（中国、伊斯兰、欧洲）的扩张为例，探讨了欧亚大陆和非洲在前现代时期不同文明的互动及其文化影响，这些相遇带来了三种文化影响：跨文化转变（cross-cultural conversion）、冲突和妥协。就国内学术界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借助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的契机，以何芳川的一系列研究为代表，对太平洋贸易网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一些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群体的网络特征，也开始从网络角度对华商经济活动进行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从全球史的视野探讨历史上的各种网络和经济网络。麦克尼尔父子2003年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将人类历史视为各种网络构成的历史，认为网络从最初的各种文明起就已出现，随后网络体系逐渐成长，不断走向密集，从而在地理大发现后编织成世界性的网络。2007年，克拉格 · 洛卡德（Craig A. Lockard）出版《社会、网络与变迁：一部全球史》，该书采用全球史的书写方式，将网络视为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之一。

21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经济网络与全球史研究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一） 关注经济网络的跨文化交流特征

经济网络是各种经济行为体构建起来的跨地区经济联系，属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柯廷的《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出版20多年后，2010年4月，许多从事世界史和全球史的学者在根特的欧洲社会科学史会议（ESSHC）上专门举办了“中古和近代早期的商业和宗教”（Commerce and Relig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Times）研讨会，对柯廷著作的遗产及其发表20多年以来这一领域的进展进行评估。会后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为《宗教与贸易：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换（1000—1900）》。此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跨地区和跨国家族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克里斯托弗 · 约翰逊（Christopher H. Johnson）、大卫 · 萨比安（David W. Sabean）、西 蒙 · 托 伊 舍（Simon Teuscher）、 弗 兰 切 斯 卡 · 特 瑞 维 拉 托（Francesca Trivellato）等合编的《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跨地区与跨国家族：中世纪以来的经历》，对自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家族在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

当前学术界不仅关注整个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交流，而且探讨了某些区域和典型群体在开展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弗朗索瓦 · 吉普鲁（François Gipouloux）的《亚洲的地中海：13—21世纪中国、日本、东南亚商埠与贸易网络》将亚洲比拟为“地中海”，强调东亚主要港口城市之间的密切贸易联系。杰西卡 · 罗伊特曼（Jessica V. Roitman）的《相同却又有所不同？跨文化贸易与塞法尔迪人，1595—1640》，选取阿姆斯特丹塞法尔迪人中的三个典型代表——曼努埃尔 · 罗德里格斯 · 维加（Manoel Rodrigues Vega）、曼努埃尔 · 卡瓦略（Manoel Carvalho）、本托 · 奥索里奥（Bento Osorio）进行分析，探讨塞法尔迪人跨文化贸易机制的形成和发展。特瑞维拉托的《陌生人的熟悉度：塞法尔迪流散地，利沃诺与近代早期的跨文化贸易》以利沃诺犹太社团为中心，探讨了近代早期利沃诺塞法尔迪商人的跨文化贸易。

《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冬季号

（二） 近代早期成为主要的研究时段

近代早期（约1450—1750年）通常被视为早期全球化的孕育期，其标志即是欧洲人开启新航道、探索外部世界，从而开启了大航海时代。这一时期，新旧世界互相影响，跨洲际文化与物种交流在全球性的发端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不同文明、新旧世界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可以说，这一时期也是海洋的时代，世界经济轴心从传统的陆路转到海洋，海洋成为连接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主要渠道。由于地理大发现导致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许多研究全球经济网络的学者更多地聚焦于近代早期这个时期。

通常认为，近代早期是全球化的真正开端，不少学者从宏观上对这一时期的经济网络进行了探讨，里拉 · 慕克吉（Rila Mukherjee）主编的《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网络（1400—1800）》以不同地区的各种网络（包括商业网络、军事网络、社会网络等）为研究对象，而迪奥戈 · 库尔托（Diogo R. Curto）与安东尼 · 莫尔霍（Anthony Molho）主编的《近代早期的世界商业网络》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商业网络（马德拉群岛、利沃诺犹太人、葡萄牙、英国和希腊人等）进行分析。伊娜 · 麦克卡比（Ina Baghdiantz McCabe）等编著的《流散商业网络：四个世纪的历史》，对近代早期和现代欧亚贸易中的流散社群（例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流散日本人、希腊商人、华商等）及其构建的商业网络进行了研究。前文提及的《宗教与贸易：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换（1000—1900）》一书，其标题虽然将其范围限定为1000—1900年，然而，其中的绝大部分论文探讨的时间范围为15到18世纪的地中海和大西洋世界。此外，一些区域性贸易网络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这些区域性网络，包括欧洲、地中海、大西洋、东亚、印度洋等区域。

（三） 边缘少数群体受到重视

在研究对象上，21世纪以来，边缘少数群体在经济网络中的作用受到更多的重视。一些边缘少数群体作为开展跨地区贸易的先驱，所构成的联系网络在建立远程贸易、开展跨地区交流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历史上，在经济网络中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边缘少数群体包括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华商、布拉哈人等，他们基本都活跃在主要的交通要道，通过开展频繁的跨地区贸易，推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散居在各地的亚美尼亚商人以新朱尔法作为交换的枢纽，活跃于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区域，该经济网络不仅包括陆上的网络而且包括海洋贸易网络。学者塞博乌 · 阿斯拉尼安（Sebouh D. Aslanian）在此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对亚美尼亚商人网络的信用机制、合伙关系、通信系统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专著《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来自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商人的全球贸易网络》将有关亚美尼亚商人全球贸易网络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1492年的西班牙大驱逐导致塞法尔迪犹太人流散在各地，并随着欧洲殖民的扩张进入美洲与东方，因而近代早期塞法尔迪犹太人的经济网络遍布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乃至远东地区，该经济网络几乎就是一部犹太人的全球史。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提出了“港口犹太人”“塞法尔迪跨文化贸易网络”等概念，从而将犹太全球经济网络这一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学术界真正从贸易网络的概念出发来研究塞法尔迪群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之初。学者乔纳森 · 伊斯拉尔（Jonathan I. Israel）的《流散之中的流散：犹太人、秘密犹太人与世界海洋帝国，1540—1740》，对重商主义时代（尤其以荷兰殖民体系为主）塞法尔迪犹太人的商业网络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犹太人通过其商业活动串联起了当时主要的海洋帝国；斯威特齐尼斯基（Daneil M. Swetchinski）的《不情愿的世界主义者：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人》，对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经济网络进行了系统研究；简 · 格伯（Jane S. Gerber）编的《加勒比地区的犹太人》，对塞法尔迪犹太经济网络在加勒比地区的活动情况进行了研究；戴维肯 · 基兹伯特（Daviken Studnicki-Gezbert）的《大洋之上的民族：葡萄牙的大西洋流散社团与西班牙帝国的危机，1492—1640》对伊比利亚殖民体系下的葡萄牙新基督徒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1492年后形成的葡萄牙新基督徒的贸易网络在推动伊比利亚殖民扩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班牙帝国的危机。除以上相对宏观的研究以外，不少学者以某个城市或某个家族为具体个案，探讨塞法尔迪海洋贸易网络的运作情况。港口犹太人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跨撒哈拉贸易网络

（四） 信息化研究手段的引入

21世纪以来经济网络研究领域的另一大重要特征是，不少学者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引入历史研究，探讨历史上某些时期的经济网络，分析该经济网络在“时空坐标上”（Spatio-Temporal）的呈现，从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07—2011年，西班牙学者安娜 · 索拉纳（Ana Crespo Solana）和美国学者J. B.欧文斯（J. B. Owens）联合发起“第一次全球化时代基于合作的自组织商业网络的动态复杂性”研究项目（Dynamic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Based Self-Organizing Commercial Networks in the First Global Age，简称“DynCoopNet”），该项目在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合作与贸易的演进项目”（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and Trading，简称“TECT”）框架下开展，其目的是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来考察第一次全球化时代（1400—1800年）自组织商业网络内部（商人与商人以及其他群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演变。

DynCoopNet项目的研究手段是跨国的和跨学科的，即综合运用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同时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对大量的商业档案和书信进行分析，致力于探究第一次全球化时代远程贸易网络中的合作机制，尤其以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为研究对象。安娜 · 索拉纳主编的《时空的叙述：历史性地理信息系统与全球贸易网络研究（1500—1800）》，是DynCoopNet项目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对近代早期的全球贸易网络进行了系统研究，强调网络内部的合作关系是维系其存在的主要手段。作为DynCoopNet项目的主要参与者，学者欧文斯也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涉及地理信息系统与历史研究、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贸易网络等，有力地推动了信息化研究手段在经济网络研究中的运用。

在DynCoopNet项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尤其以16世纪西班牙的新基督徒西蒙 · 鲁伊斯（Simon Ruiz）为例，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里贝罗的《近代早期欧洲的贸易网络：合作与西蒙 · 鲁伊斯的案例》，强调了合作机制对于维持贸易网络内部之间联系的重要性；萨拉 · 玛利亚 · 科斯塔 · 平托的博士论文《西蒙 · 鲁伊斯的公司：16世纪的商人银行家》，对西蒙 · 鲁伊斯从事的借贷网络进行了研究，认为网络机制是维持借贷关系的关键手段。

结语

经济网络分析以探讨跨地区的联系、交流、互动为根本特征，与强调超越传统上以地域、国家乃至文明作为分析单位的全球史研究有着共同的目标，即主张整体性地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从实证研究的层面看，全球史通常被批评缺乏“经验基础”（empirical grounding），认为其分析往往基于1500年之后的历史，对此前历史的解释力不足，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从地理大发现才开始真正加速。而且，全球史研究过于强调1500年的转折意义，将此前与此后的历史分为几乎截然对立的两个时期，实际上这种分期突出了西方对全球化的主导作用，而忽略了亚洲以及其他非西方地区的作用。

经济网络分析与全球史研究相关但不完全相同：全球史对整体的过分强调，导致对某个地区与其他次国家行为体（例如族群、家族等）以及对1500年以来非西方地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关注不够；而以探讨所有历史时期的联系、交流、互动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网络分析，通常从某个经济网络本身出发，致力于探究历史上不同行为体（个体、群体、国家甚至超国家等）的经济活动及其联系，可以弥补全球史在这些方面的不足。可以说，经济网络分析通过对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经济网络进行探索，可以打通1500年之前与之后全球历史之间的联系，客观地展现非西方地区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而弥补了全球史在其经验基础上的不足。作为串联人类历史发展的纽带，经济网络成为观测全球史的重要视角，这种新的分析路径不仅拓展了全球史的深度与广度，而且为探讨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活动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