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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小时候经常看到街头有耍猴的。那时候凡是见到有一圈人围着，如果不是打架的，那要么是变魔术的，要么就是耍猴的。 那那时候年纪小，耍猴的说的都是外乡话，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觉着叮叮咣咣敲锣鼓的声音挺好玩。
猴子猴子摇摇晃晃，去一个木头箱子里，拿出一个面具戴上，绕场转一圈，又回去换一个面具，又绕场转一圈。耍猴的一边指挥着猴子，一边在嘴里唱些什么，反正一概都是听不明白，渐渐就觉得没意思起来。 再后来，不知为什么耍猴的就和那猴子打起来了。大概是因为猴子不听话，耍猴的要打他，猴子就把鞭子扔得远远的，还捡起地上的砖头、小石块儿什么的向耍猴人身上扔。
这个时候是整个场面最热闹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跟着起哄，给猴子加油，我也在心里暗暗帮着猴子使劲，盼着猴子能打赢，又怕过后猴子会再挨打。 后来才知道，这都是耍猴人和猴子事先演练好的，往往猴戏进行到这时，就是正常演出的高潮，观众们兴奋起来了，才好要钱。猴子是耍猴人的好伙伴和挣钱的来源，才舍不得真的打它呢。
那时候，耍猴人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穷。他们通常都穿得破破烂烂，休息的时候就直接坐在地上，饿了就吃最简单的饭食。那时虽然年纪小，也隐隐约约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过得这么苦？仅仅是因为大人们所说的不好好学习吗？ 后来看了马宏杰的《最后的耍猴人》，才知道祖祖辈辈外出耍猴的辛酸。全国的耍猴人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河南南阳市新野县。迫使他们采取这种方式挣钱的原因只有一个——穷，地里种出的庄稼不足以养活一家老小。
一个叫杨林贵的耍猴人对作者说出了他们选择这种生计的无奈，“种地一年只够家里吃的；想当官，但没人让咱当；外出打工，一年干到头，却被拖欠工资；做生意咱没本钱。耍猴是祖上传下来的，赚一个算一个，拿现钱，不拖欠，虽说辛苦，可也不比他们在家做小生意少赚钱。至于以后肯定是越来越不好干了，这点手艺，我看也就是到我这儿就完了。” 随着城市的管理越来越严，耍猴人如今只能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的集市上挣点钱了，收入也越来越微薄，他们的后代都不愿意从事这个行当，也许他们就像这本书的题目所说的，是“最后的耍猴人”了。
马宏杰是一位专业的摄影记者，他关注耍猴人这个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跟着他们扒火车、睡工地、走街串巷、风餐露宿，跑遍全国各地，跟拍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耍猴人的真实生活，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艰难和不易。 为了体验和耍猴人一样的生活条件，拉近与他们的关系，张宏杰和耍猴人们一起扒火车，坐在敞篷的货运火车车厢里，一路寒冷颠簸，奔向远方。耍猴人是买不起火车票的，不管去哪里，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在货运火车车厢里，头顶就是高压电线，如果有什么意外，不用触碰到电线，只要离电线近一些，分分钟都会丧命。 马宏杰和耍猴人们都裹着厚厚的被子，抵御呼啸而过的寒风。火车经过山洞时，会产生一种“倒抽风”，被子里的热气全被抽出去，在山洞中，他们都会感到刺骨的寒冷。 即使是这样，每次扒火车还要躲开铁路工作人员的检查，如果被发现，经常会挨打。
为了节省下火车票钱，耍猴人宁可冒着这些危险，从来都舍不得花钱买一张火车票。 出门在外，他们经常遇到同样生活窘迫的人。在从广元到成都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两个扒火车的年轻人。他俩在北京打工，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收容站遣送回家，趁人不注意跑了出来，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耍猴人把自己的干馒头给他们吃，他们顾不得看馒头是否干净，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在东莞卖艺时，一个被骗加入传销团伙又趁机跑出来的年轻人跑到耍猴人居住的破房子，求他们给自己一碗饭吃。耍猴人收留他和自己一起取暖，把自己的饭分给他。
马宏杰跟随耍猴人，还遇到过一个拉二胡卖艺的老人，他还带着一个孩子和一个有些憨傻的女人。他告诉马宏杰，前一年由于夏秋两季长时间降雨，家里仅有的三亩地，只收了300斤玉米，在家没法生活，他一路捡废品来到广东。 《最后的耍猴人》中写道，“在耍猴人行走江湖的日子里，他们救助过很多遇到困难的人，出门在外的人有难处，谁不想人帮自己一把，这样的帮助有时候就简单地给别人一碗饭。” 仅仅是风餐露宿，挣钱不易，还不足以体现耍猴人的艰难。他们每到一处，经常要受到各种恶人的欺负，经常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被打。
不管生活怎样艰难，耍猴人始终坚持着凭自己的手艺吃饭。一位耍猴人告诉马宏杰，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不准乞讨。我靠耍猴赚钱，不给任何人下跪 这是我的江湖规矩。” 作者在书中展示了大量跟拍的照片，真实的反映了耍猴人的生活，使我们了解到，在他们不为人们所知的真实生活背后，同样是一个个大写的人。 我们也希望，他们真的能成为“最后的耍猴人”，这样的生活，不应该再在中国的老百姓身上继续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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