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一位美国女记者在英国去世。去世前，她特别留下了遗嘱，不但要把她著作所产生的所有收益全部赠予朱德，而且还希望能葬在中国，在葬礼上听一听中国的国歌。
中国政府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在一年后，把她的骨灰接到了中国。
之后，我国又为她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朱德、周恩来等人都亲自出席了葬礼。并在葬礼现场，为她演奏了她心心念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这位外国女记者就是史沫特莱。那她为什么要把遗产赠予朱德？为什么又想葬在中国呢？中国为什么又会同意她的请求？这还要从她的个人经历说起。
同情革命，活跃上海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是一个小农之家的孩子。由于当地的土地较为贫瘠，史沫特莱家孩子又多，所以导致一家人的生活比较贫困。
而史沫特莱的父亲又天天酗酒，使得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史沫特莱对此深感不满，所以在12岁那年，就选择了离家出走。
离家之后，史沬特莱先是到丹佛投奔了她的姨妈，并在姨妈的资助下，学会了速记。
19岁那年，她又在亲友的帮助下，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做了一名旁听生。正是在此期间，史沫特莱第一次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成绩优异，史沫特莱毕业后，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师秘书兼打字教师。但有了稳定工作的史沫特莱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甚至还加入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美国社会党。
不久后，她社会党成员的身份就被校方发现，史沫特莱只能被迫辞职。
辞职后，史沫特莱来到了纽约，继续与聚居在格林尼治的美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交往。
当时美国即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沫特莱就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组织了一系列的反战运动和支持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结果不幸被美国政府逮捕，史沫特莱的同伴们为她交了1万美元的巨额保释金后，她才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史沬特莱对美国深感失望，就在朋友的邀请下，去了德国柏林。
到柏林后，她仍然不改自己的社会主义信仰，先是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会议，后又参与筹办了“世界反帝大同盟”。
但也因此而被德国政府定性为“间谍”，使得她在德国的生活举步维艰。
就在这时，共产国际邀请她以《法兰克福日报》驻外记者的身份进驻中国，一直就对中国向往的史沫特莱欣然同意。
就这样，史沫特莱于1928年底，通过乘火车的方式，取道苏联，来到了中国，从此开始了她长达13年的中国生活。
史沫特莱到中国后，先是居住在了上海的法租界。安定下来之后，她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始了外围联络和文化宣传工作。
她一边给《法兰克福日报》撰稿，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报道；一边又在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的支持下，牵头创办了《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两份刊物。
对国民党政府和英美对华政策进行抨击，宣传中国的左翼文化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
当时国民党政府实施“白色恐怖”政策，大量的中文版激进刊物遭到查封。
而史沫特莱的这两份刊物则因为其美国营业执照，和法租界法律的保护，完美逃过了国民党的历次查封，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红色舆论阵地。
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同共产国际人员来往密切，并多次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掩护和帮助。
比如在1930年，苏联派出著名间谍佐尔格，以自由记者身份混入上海，试图帮助苏联重建被国民党破坏的情报网络。
由于佐尔格初来乍到，对中国的情况还不熟悉，所以就找到了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义不容辞，不但帮佐尔格找了很多得力助手，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信箱和房屋住处。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和中共地下党也有频繁的往来。在到达上海之初，史沫特莱便经人介绍认识了陈云。
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的潘汉年经常出入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住所；陈赓、刘鼎、周建屏等人也曾在史沫特莱的住处养伤或躲避搜捕；
1936年初，史沫特莱了解到陕北红军医药奇缺的状况后，还通过秘密渠道为红军筹集了药品。
除此之外，史沫特莱与左联也保持了较好的关系。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文学组织。
史沫特莱在上海期间不仅参与了左联创办，而且也是第一个向国外介绍左联活动情况、宣传左联的作品的作家。
而史沫特莱本人也同鲁迅、茅盾、冯雪峰、丁玲等左联领导人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
1933年丁玲被捕后，史沫特莱及时将消息传递给了欧美文化界，使得国民政府不敢轻率地处死丁玲，从而救了她一命。
1936年，鲁迅重病时，史沫特莱还为鲁迅请来美国肺病专家为其诊治。鲁迅去世前夕，还与史史沫特莱合作，出版了德国女版画家勒惠支的中文版画集。
而史沫特莱与中国革命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除了上海外，她还曾在红色革命圣地——西安的土地上发光发热。
扬名西安，结识朱德
由于史沫特莱一直在上海从事进步活动，到了1936年，史沫特莱在上海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我党得知情况后，就邀请她来到了西安。
但刚到西安没多久，西安事变就爆发了。史沫特莱出于责任感，立即以“在西安的唯一的西方记者”的身份，投入到了各项善后工作中去。
她首先是积极斡旋，让张学良释放了很多无关紧要的政治犯，并对其中的伤员组织了救治；其次是参与组织了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宣传抗日救亡主张。
最后是对西安事变的进程进行了对外的英语广播，使世界各国及时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成为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而史沫特莱也因此而成为了知名国际记者。
西安事变后，史沫特莱又接到了我党的访问邀请，来到了延安。这使得她成为了继斯诺之后，第二个进入陕北苏区访问的西方记者，同时也是第一个进入延安的西方记者。
陕北的高原环境不但让史沫特莱想起了美国西部风光，史沫特莱本人也对延安那种紧张有序的生活有一种亲近感。
在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史沫特莱很快适应了延安的生活，并采访了大量中共领导人。
在延安的诸多领导人中，史沫特莱与朱德的交往最为密切。史沫特莱认为，朱德不但和蔼可亲，公平厚道，而且思想开放，胸襟开阔。
朱德是她在中国的最好的朋友，而且也是她一生中唯一真正信任的人。不过她在见真人之前，曾看过朱德的照片，武断地认定朱德应该是一个性格粗砺的人。
但第一次见朱德后，她就发现朱德穿着朴素，相貌平凡，跟延安随处可见的老乡没什么区别。
但他的眼神格外坚毅，笑容格外亲和，身上也到处透露着感染力。朱德独特的气质一下就让史沫特莱有了亲近感，她就按照西方的礼仪，在给了朱德一个亲吻。
朱德外表虽粗，但毕竟留过法的，所以对此也并不以意。这进一步勾起了史沫特莱的好奇心，她主要提出：“我想听听您的经历。”
但朱德却谦虚地说：
“我只是广大中国士兵中的普通一员，经历没什么稀奇的。”
但史沫特莱仍然不依不饶，朱德没有办法，只得简要地给她讲了一些自己的经历。但没想到史沫特莱竟听上了瘾，有事没事地找到朱德，让他讲自己的经历。
在频繁的接触中，朱德和史沫特莱也不再生分，开始更从容地讲过去的一些经历。
听完朱德全部讲述之后，史沫特莱不由感叹，朱德的经历简直是太传奇了，于是就有了“要把朱德的故事写成书”的想法。
但写书需要更丰富的素材，为此，史沫特莱专门制订了“朱德观察计划”。
朱德空闲时，她会寻机接近；朱德办公时，她会伺机观察；朱德演讲时，她会认真听讲；朱德打球，她会前去加油。
后来，中央为了改善延安比较严肃的社会风气，就请史沫特莱在延安在推广交际舞，史沫特莱又主动收朱德为“学生”，教他跳舞。
随着素材收集得越来越多，史沫特莱终于开始动笔写朱德传记，并将该书起名为《伟大的道路》。但刚写作没多久，抗战就爆发了。
报道前线，救助伤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沫特莱主动提出，要到战场上采访，中央在慎重考虑后，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
1937年10月，史沫特莱先是到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总部进行了实地采访。
在此期间，史沫特莱不但接触了彭德怀、陈赓等八路军将领，而且还接触了大量普通士兵，使她深入了解了中国军队对抗战的态度和决心。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她把她的这些采访稿整理出来，编辑成了《中国的反击》一书，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1938年初，日军加强了在山西的军事部署，山西的抗日局面出现恶化。为了史沫特莱的安全，朱德等人建议她先到汉口暂避一段时间。
但史沫特莱刚到汉口没几个月，武汉就陷落了。史沫特莱又被迫离幵汉口，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安徽云岭。
史沫特莱先是在云岭地区呆了近一年的时间，先后采访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随后又先后进入了皖北、皖西、豫南、枣宜、鄂北等地区。
她不但采访了大量国共两党的抗日将领，而且采访了大量饱受战争之苦的平民百姓。
史沫特莱将这些采访经历，又写成了《中国的战歌》一书，成为公认的有关二战的最佳战争报道之一，进一步引发了西方民众对中国抗战的关注与支持。
除了积极宣传中国抗日之外，史沫特莱所做的另一项重要事情，就是推动中国伤员救助工作。
抗战爆发后不久，史沬特莱就同毛主席一道，向加拿大和美国的共产党发出呼吁书，请求他们援助药品及医疗器械，以及派遣医疗队来华工作。
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向中国派出了以白求恩等人组成的美加援华医疗队。
此后，她利用她和印度方面的关系，致信尼赫鲁，促使印度派出了以柯棣华为首的援华医疗队。
此外，史沫特莱还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大批设施和物资在战争中被摧毁，人员也严重不足，使得救助工作难以开展。
史沫特莱通过真实报道和积极斡旋，使得国际红十字会最终放弃了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并开始向中国红十字会提供医疗援助。
而史沫特莱本人也经常筹集伤兵募捐，还成立了西北游击队后援会，迫使极端反共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山西的农民游击队捐出了一大笔款项。
也曾向英国救济基金会和美国红十字会提出报告和申请，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争取医药援助。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还经常亲自参加对伤兵的护理工作。在随八路军转战山西期间，史沫特莱就经常要背着急救箱，到部队里去给那些受伤的战士送医送药。
在汉口时，她又经常自己出钱将伤兵拉到医院，并给他们进行包扎治疗。
在新四军军部期间，她不但筹款为新四军医院建立了一个治疗站，而且还亲上火线，对在轰炸中受伤的伤员进行紧急救治和术后护理。
遗憾去世，心系中国
由于长期在战区的艰苦生活，使得史沫特莱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犯了严重的胆囊炎。
但当时国内缺乏治疗条件，史沫特莱不得不于1940年底，到香港接受了胆囊手术。
但就在她术后养病时，内陆爆发了皖南事变，国共关系空前紧张，国民政府进而也加强了对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封锁，使得外国记者很难再进入这些地区。
与此同时，史沫特莱当时服务的《曼彻斯特卫报》，由于在伦敦空袭中损失惨重，所以决定缩小规模。
史沫特莱特约记者的职位被取消，她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国的经济来源，不得不返回了美国。
回美国后，史沫特莱继续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
在1949年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史沫特莱因为支持中共的立场而受到了当局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来到了英国。
到英国后，史沫特莱的处境仍然不佳，但她还是坚持把完成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当作首要任务。
由于写作劳累，她不久后得了重病，她自感时日无多，于是就立遗嘱说：
“我写作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中国的朱德将军所有，由他自由处置。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唱一首国歌，我将感激不尽。
由于我的灵魂只能在中国找到安宁，所以我希望我的骨灰能葬在中国。”
不久后，史沫特莱就去世了。中国方面得知消息后，按照她的遗愿，辗转把她的骨灰接到了中国。
中国政府为她开了一场高规格的追悼会，朱德、周恩来等人亲赴现场，并专门为她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之后，她被安葬在了八宝山，墓碑上庄重写着“中国人民之友”六个大字，这是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