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部生动描述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的著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但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中国革命的热烈赞颂和同情者、美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这本书可以说是她和朱德珍贵的革命友谊的见证，非常珍贵。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工人家庭，在贫苦的矿区长大，她曾参加过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支持并参与过印度的独立斗争，逐渐成长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和记者。
1928年，史沫特莱来到了中国，她首先来到了上海，在目睹了国民政府的黑暗和底层劳工、农民的贫苦生活后，她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她广泛结交进步文艺团体——左翼，积极参与左翼组织的各项文化活动，利用自己的笔，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年轻时的史沫特莱
这期间，她与鲁迅、茅盾、丁玲等左翼作家并肩作战，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友谊。
他还在上海秘密采访过红军将领陈赓、周建屏等人，并写出了《中国红色风暴》一书，她在书里生动地描写了朱德，但却一直没能和他见面。
周建屏
直到1937年1月，史沫特莱才在丁玲的陪伴下来到了延安，当天晚上，她便来到朱德的司令部。在她的想像里，朱德一定是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
但真正见面后，她才发现朱德穿着灰蓝色棉衣、样貌平凡，短短的黑发中间或能窥见几根白发，他的前额“宽且微微隆起”，颊骨突出、嘴巴在上下颚的衬托下显得有些大，看起来就像是中国随处可见的普通农民大爷。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不久前的长征中，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和营养不良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朱德的健康。
抗战时的朱德
但她很快发现，朱德看人的眼神十分专注、深邃而富有观察力。与大部分中国人的黑色眼珠不同，朱德的眼珠有一点淡褐色，闪烁着智慧之光。这让她心生好感。
朱德非常热情地对史沫特莱说：“欢迎！欢迎！欢迎渴望已久的国际友人光临！”
史沫特莱则用双臂抱住朱德的脖子，在他的脸颊上左右亲了两下，并亲热地对他说：“亲爱的朱总司令，让我好好瞧瞧你吧！好多年来，我一直听国民党造谣说你是一个大赤匪，你的头价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是一个国民党多次报道被打死了的人！”
朱德则风趣地回答：“是马克思在天之灵，保护我朱德还活着，要不然，我就到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你来延安就少了一个采访对象啰！”
朱德和史沫特莱
第一天的聊天非常愉快，史沫特莱觉得朱德的每一个声音和动作，都显示出大丈夫的气魄，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为朱德写一部传记！
第二天，朱德问史沫特莱想在延安做些什么事，她回答说：“我希望你把这一生的全部经历讲给我听！”
朱德非常惊讶：“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
从此以后，朱德会在每个星期抽出两三个晚上，和史沫特莱进行谈话，史沫特莱的中文并不流利，但有一些话她表达不出来时，她就会说德语，正好朱德曾在德国留学过，也会说一些德语，要是德语也不能表达她的意思，她就只能说英语，然后交给翻译了。
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尽管朱德的经历非常丰富，但他从少年时就开始四处漂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供查询的材料，他只能凭借着自己的记忆进行回忆，这难免不够准确。
但史沫特莱却始终充满信心，她始终积极地进行询问，同时还积极地观察朱德的日常生活，她经常去抗日军政大学听朱德的演讲，演讲结束后，朱德会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但他的球技并不算太好，他也经常抱怨战士们嫌他打得不好，都不太愿意和他一队。
随着在延安呆的时间越久，史沫特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1937年4月，她郑重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却遭到了拒绝，这让她非常伤心。
后面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亲自来和她解释，因为考虑到她是一名外国记者，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所以才没让她入党，她这才接受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朱德要率领部队去前线了，但史沫特莱对朱德的采访才到1934年，是留下来整理资料，还是和他一起上前线呢？
为此史沫特莱专门跑去问了毛泽东，毛泽东回答她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于是她下定决心，准备和朱德一起去前线。
史沫特莱和毛泽东、朱德
但没想到出发前却发生了意外，史沫特莱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而且伤得很重，她不得不于9月中旬离开延安，让人用担架抬到了西安，在一家教会医院进行诊治。拍片结果表明，她背部骨头没有受伤，可肌肉严重挫伤，骨膜破损，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直到当年的9月，她在伤好一些后就实在坐不住了，于是坐火车离开了西安，历经辗转跋涉，于10月23日到达了八路军总部。
史沫特莱来到八路军总部以后，得知自己的友人卡尔逊被批准上了五台山的抗日前线，于是她向朱德请求自己也要上前线作战，但朱德和任弼时都不同意。
史沫特莱
于是史沫特莱说：“我也能打仗，我是在西部（美国）长大的！”
但朱德和任弼时却说：“可你是一个妇女！”
史沫特莱有些生气了，她说：“我并不是因为想要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是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的！”
朱德和任弼时都被她这番话逗得大笑，最终他们同意了史沫特莱上前线，但不能单独行动，必须跟着部队一起。
史沫特莱在这段日子里随八路军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她一边继续采访朱德，一边记录自己的随行见闻，她后来将这些见闻写成了《中国在反击》一本并出版，她专门为书题词：“献给我亲爱的兄弟和同志们、八路军（红军）英勇牺牲的先烈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们！”
1938年，日军在山西不断发动新的攻势，朱德考虑到史沫特莱的安全，于是劝她到汉口去，但史沫特莱并不想离开，她哭着说：“我和八路军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不跟你们在一起，我精神上就不得安宁。不，我不愿意在精神上死亡，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但朱德劝说她：“到汉口去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医疗设备和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作更大的贡献。”
史沫特莱这才答应离开，第二天清晨，朱德一直把她送出很远，最后告别时，朱德握着她的手说：“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回来！”史沫特莱眼里噙着泪花，会心地笑了。
史沫特莱去汉口以后，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红十字会募捐活动，她继续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先后撰写了《中国人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等重要著作。
1941年，史沫特莱回到了美国，她开始着手写朱德的传记，但当时美国的局势一直不安定，直到1945年，她从纽约搬到了一个叫耶德庄的地方，才真正开始动笔。
1945年10月，董必武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史沫特莱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朱德，希望朱德能够给她的写作再提供一些帮助。
但当时国内的通信并不通畅，直到第二年，朱德的回信才送到史沫特莱手里，他对史沫特莱的执着表示了感谢，并寄去了刘白羽写作的《朱德传》部分手稿和他自己自抗日战争到当时发表的各类文章供她参考，寄去的物品还有两枚镶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小圆别针、朱德与外国友人的合影照片、一块产于延安的人工手织披肩。
但当国共内战爆发后，美国反动势力对史沫特莱进行迫害，并污蔑她是“国际间谍”，使她失去了经济来源，她感到自己在美国呆不下去了，她准备去英国继续完成传记的写作，但美国政府却迟迟不给她发护照，尽管她据理力争，但当局始终置之不理。
直到1949年10月1日，史沫特莱在广播里收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她欣喜若狂，当天晚上，她用仅有的钱买了一些酒，好好地庆祝了一下。
第二天，她给朱德写了一封近万字的长信，详细地讲述了自己在美国遭受政治迫害的情况。她在信里写：“我将支持新中国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声援中国。”
最后经过反复的斗争，史沫特莱终于在第二年来到了英国伦敦，她居住在一位朋友家里，继续修订着传记，她希望英国和中国重建外交关系以后，就马上到中国去。
但到了4月份以后，史沫特莱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她患上了胃癌，只能靠喝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然坚持修订书稿，直到5月5日，她终于决定动手术。
在手术前，史沫特莱表示，如果手术成功，她将马上去中国，但她也考虑过手术失败的后果，因此也写好了遗嘱：
我的唯一信念和唯一誓愿，就是那些贫苦的，被压迫的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
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
但遗憾的是，手术的第二天，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58岁。
朱德知道史沫特莱去世后，悲痛欲绝。1951年5月6日，在她去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朱德亲自为她的墓碑题了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之墓
史沫特莱的遗著《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由她的好友、日本作家石垣绫子译成日文，于1955年第一次出版。
传记出版后，有关机构根据史沫特莱的遗嘱，将书的稿费都交给了中国驻德大使馆。到了1958年2月，使馆向朱德请示：“朱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
朱德收到以后作出批示：“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于是大使馆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的科技书籍，全部分给了国内的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科研单位。
一直到197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传记的中译本，它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并被称为外国人描述红军和中共抗战的经典著作，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
此时已距离史沫特莱去世近30年了，但从这本书里，我们能够看出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革命友谊，以及人类对进步事业的追求和向往，对旧世界的决绝与抗争，是相同、共通的。
向史沫特莱女士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