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最后日子：离开领导岗位后，为党做了3件事，却被2次'斗争'

1931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离开党的领导机关，从严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后。

也正因为此，瞿秋白主动走进革命的文学领域，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从1931年1月到1934年1月，在夜气如磐的上海，他整整三年同冯雪峰、鲁迅、茅盾、丁玲、夏衍等共同战斗在革命的左翼文艺战线。

1、从党中央领导人到左翼斗士

这期间，他与冯雪峰(1931年2月调任“左联”党团书记，次年2月又担任“文委”书记)相识，在他的帮助下租住在爱好文学又同情革命的儒商谢谵如家（紫霞路68号），与冯雪峰成为肝胆相照、情深谊笃的革命战友，并参与领导“左联”的工作和整个左翼文化运动。

他与鲁迅结成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深厚交情，在警车长啸、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生存环境中，有好几次是鲁迅帮他和杨之华躲过叛徒特务的追踪和捕捉。

他与丁玲之间从青春岁月时的纯真友情成熟地发展到一个更高更新的精神境界，并不仅仅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关系，1932年3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席了丁玲的入党仪式。

他与茅盾从1923年就开始的革命情谊，在相互鼓励、支持又相互切磋、磨砺的岁月中更是发展成为政治上、文学上的至交与诤友。

回到文学领域这个他时时眷念的所在，瞿秋白给朋友们的印象是：

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心情。他保持着平静安详的心态和风度，为当时正在迅猛发展的左翼文学运动和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提出解决档案问题的办法

瞿秋白虽然被赶出了中央政治局，但是他还是中央委员，他并没有将自己完全置身于中央工作之外。

1931年，由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的地下组织不断遭到破坏，中央面临着如何整理和保管日益增多的秘密档案文件问题。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和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鉴于现存的中央文件十分杂滥，不便于秘密管理，便委托瞿秋白想办法解决。

瞿秋白接到任务后，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党内文件——《文件处置办法》。周恩来看完后，批示道：“试办下，看可否便当。”

瞿秋白草拟的文件处置办法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央文件应当分为四大类，即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包括国际对中国问题议案、致中央或全党信；中国党的全国大会、中央全会之议案以及记录和到会人数、代表之区域、代表分类之表格等材料)，对外宣言和告民众书等，中央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讨论记录等，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包括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信件等)。

所有这几大类的文件，都要按时日编号，记明年、月、日，愈详愈好。

二、所有上述四类条目每一类都要编一总号数，同时在每一件上另行注明小类的号数，小类可分为政治、苏维埃、组织、宣传、妇女、军事、农民（土地）、职工、青年、党内问题（包括反倾向的决议、通告、指示以及国际处罚党员问题、个人申明书等)。除总号数抄下的目录外，还要依据分类号数，再编抄一本分类目录。

三、各省区材料，中央所接到的，亦照此办法。先分省、分区，各编总号数，时日以中央收到的时日为准，按次排编。

四、凡是事务性质的来往函件，以及绝无内容报告等等，均可以销毁。

五、中央及地方、团体的机关报须尽力保存一全份，并须另置一适当的地方。须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

六、中央所取得的全总、苏维埃政府文件、共产国际中央、互济会等的文件，按同样方法，如同另一本目录，而亦加分类之后，分别编到中央总的分类目录之中。

七、事务性质及小信，只须将内容简要的记入一本流水账，可随时毁去，勿使积存。

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可以说，这是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文件管理的规定。它的最后一句话，表明瞿秋白对革命充满信心，充分认识到保存文件的长远意义。

3、再次卷入政治漩涡

瞿秋白离开中央领导机关投身文学领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政治斗争的关注。

1932年1月2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创办了党内刊物《斗争》，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张闻天担任主编。

瞿秋白除了在《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党报党刊上经常发表时政论文及杂文外，还积极为新创办的《斗争》撰稿，其文章署名“狄康”。

这些文章，紧密联系时事新闻，运用杂文手法，冷嘲热讽，针砭时弊，以小见大，尖锐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的变化及其图谋。

但是，瞿秋白没有想到他的文章却招来了在全党范围内的再次被“无情斗争”。

执行这次斗争任务的是王明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李竹声(1934年6月被捕后叛变，成为中统特务)。

临时中央局迁移到苏区后，李竹声被博古指定为上海中央局书记。

为了配合博古等人到中央苏区后开展的所谓反“罗明路线”（罗明即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和“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李竹声在上海揪出瞿秋白作为斗争的靶子。

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主要有四条：

(一)根据狄康（瞿秋白）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见《斗争》四九、五○及五一几期，特别是关于庐山会议的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确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二)在党严重地指出他的错误以后，根据他的声明书与在会议上的发言，证明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没有诚恳地揭露这一次错误的内容，实质及其根源，而且加深了自己的错误，认为他的错误是偶然“流露”与“过分估量了革命的形势”，根本否认是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甚至多方掩饰，拒绝在党的会议上承认自已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种机会主义的抵抗，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

(三)中央认为这样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居然能在《斗争》上好几篇文章中发现，这证明编者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与缺乏布尔塞维克的警惕性…

(四)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地打击对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围剿”的决议。

上面《决定》里提到的几篇文章，是瞿秋白1933年发表于《斗争》第48期上的《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临死的呼号》，第49期上的《又是一笔卖国账》、《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以及第52期上的《宁可送热河，不可失南昌》、《狗抢骨头吃》、《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外债政策》等文。

斗争刚开始时，瞿秋白对这次全党范围内的严厉批判并不服气。

他在写给《斗争》编辑部的信——《我的错误》中，虽然承认自己的文章有些错误，但也作了一些辩解。

在党小组会上，他心平气静地申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没想到李竹声气愤地说道：

“像你这样的人，我只有把你一棍子敲出党外去！”

接着，他从八七会议一直讲到1933年，历数瞿秋白所犯的种种“错误”。9月27日，瞿秋白服从组织处理，写了长达3000余字的书面检查——《我对于错误的认识》。

他按照中央关于他错误的《决定》定下的调子，深刻地检讨自己说：

我的那些短评，以及其他的文章，虽然没有有系统地叙述我个人对于革命形势的总观点，但是这些意见，不会没有整个的观点做基础。

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意见有一个有系统的整个的立场。这立场是不是和中央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相同呢？不，不相同的。这是个机会主义的立场…当我还没有了解自己的错误立场的时候，我还是用“不知道许多材料、事实和消息”来辩解自己的错误，等待别人的解释。这其实是机会主义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揭发和批评…

4、前往中央苏区的前夜

1934年1月初，动辄得咎的瞿秋白受中央派遣，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履行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之职。

临行前，他与鲁迅、茅盾等文学界的知心朋友一一话别。接着是跟患难与共的妻子杨之华告别。这是一件令他心酸的事情。

当他和杨之华结婚时，决没有想到命运只给了他们10年的时间。10年间，瞿秋白在党内斗争中沉浮不定。在革命队伍里，丈夫受批判时，妻子也往往跟着倒霉。有的女同志在巨大压力面前，不得不退缩，甚至同丈夫分居、离婚。

但是，艰苦的生活，坎坷的经历，从来没有影响过他们的感情，相反，这对革命伴侣的爱情日益深厚缠绵。

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瞿秋白已是西发改剃平顶，西服改穿中装，一扫过去翩翩风采；他被撤职，受批判，心情郁闷，多年的沉疴肺疾严重起来，吐血，面目浮肿；他什么也没有了，化名林复，同杨之华隐居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而且为了安全，不得不经常东搬西迁；他们的经济收入，除了组织给的少量生活费和鲁迅送来的稿费，几乎没有其他来源。

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杨之华对瞿秋白的爱。她把一切家务都承担起来了：买菜、做饭、洗衣服、倒马桶、打扫卫生，等等。她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计算着，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为瞿秋白治病。

临走的前一夜，瞿秋白的心境被离愁别恨所缠绕，他不断地吸着烟，烟雾一圈圈地在灯光下浮动，那只即将随他而去的衣箱静静地躺在房间的角落里，空气仿佛凝滞了。俩人心中有着千言万语，却又无从说起。

还是杨之华打破了沉默，她告诉瞿秋白，已经替他买好了喝水的杯子和他需要用的10本黑漆布面的笔记本。

瞿秋白无声地接过杯子和本子，把杯子放进行李箱，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日记本分成两半，一半自己带着，另一半交给杨之华，嘱咐她：分别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本子里，相见时再交换着看。

瞿秋白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

“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

他们絮絮话别，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说到离别后的生活。

杨之华见瞿秋白担心她今后的生活和安全，就故作轻松地说：

“不要紧的，过去我们离开过六次，不是都重逢了吗？这次当然也会一样的。”

但这次他们能像过去一样吗？没有谁能够回答他们。

突然，瞿秋白握住杨之华的手说：

“之华，我们一起为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的事。我们要活就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

瞿秋白激动地问杨之华：“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军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

杨之华紧紧地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这两个相依相恋的革命者，既文弱又坚毅，既温情又不怯懦。他们都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可以舍弃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

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临。1月11日深夜，瞿秋白手提行李箱，穿着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离开租借的上海寓所，在乌云掩月的寒夜快步赶往轮船码头。

杨之华一路送到弄堂口，站在昏黄暗淡的路灯下，她听到瞿秋白说“之华，我走了…”，然后看着瞿秋白的身影消失在大街的尽头。

她满含眼泪回到住所，开始在瞿秋白留下的本子里记述着自己的思念。然而，她哪里知道，这次与瞿秋白的分别竟是他们的永诀。

5、出任中央苏区教育人民委员

瞿秋白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于2月5日抵达瑞金。

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来到革命“红都”瑞金，走进同志和战友中间，瞿秋白感到久未有过的愉快。周围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与白区大不一样，他渴望新的工作，不愿回顾曾遭遇的种种打击。

办完有关手续后，他走进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会驻地。这是一处邻近中央政府大礼堂的低矮房屋，人字屋顶，井字结构，一色黄土墙，与农舍无异。在简陋的办公处，瞿秋白见到了他的新同事们。

他们是副部长徐特立、聂昭良，秘书长邓湘君，还有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钱壮飞、胡底、庄东晓等人。

瞿秋白的办公室和宿舍都在这栋房子里。里间是宿舍和办公处，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的桌子和一条长凳。桌上有一个墨盒，几支毛笔，还有苏区制作的粗黑纸张。瞿秋白用这些简陋的文具，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

外间是会议室，有一张旧长条桌，几张长板凳。每次开会时，瞿秋白总是与大家热情地打招呼，倒开水，会场气氛热烈。教育人民委员会下设教育局、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央图书馆等部门，还管辖列宁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

实际上，瞿秋白主持的教委是教育、文化部，既要领导各级教育部门，组织和编审、出版教材，又要负责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不久后，他还担任了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工作十分繁忙。

从2月到10月，尽管时间短暂，但瞿秋白忠实认真地履行了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职责，为苏区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撰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

研究和探讨了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作这个艰难的课题；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与副手、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一起，抓紧制定了教育工作的各种法规条例二十四个，集成《苏维埃教育法规》一书，用毛边纸油印而成，保存至今，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对于苏区教育路线和政策，他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同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当然为此没少挨批评。

此外，有时他还亲自到苏维埃大学讲课。

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苏区形势急剧恶化。最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不得不于这年10月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

转移时，中央决定将身患重病、手无缚鸡之力、又戴着重度近视眼镜、根本无法掩饰其身份的瞿秋白留在被敌人重重包围的中央苏区，随着其他留下的同志一道打游击。

关于中央的这一决定，在瞿秋白被捕牺牲后，有很多当事人或相关的历史人物（如李德、张闻天、陈毅、伍修权、吴黎平等）留下回忆，对中央这一决定的理由作了不同的诠释，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此表示遗憾和惋惜。

6、被捕的经过

按照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与红军主力转移后，留下的项英、陈毅、陈潭秋、瞿秋白、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粱柏台、毛泽覃等人成立留守的最高领导机构——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担任书记、陈潭秋任组织部长、瞿秋白任宣传部长，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主任。

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敌人很快就占领了江西瑞金、于都、会昌以及福建长汀等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

1935年2月初，根据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来的电报指示，留守部队和人员立即精减机关、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苏区中央分局撤销，改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等人组成，项英为主席。

于是，患病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有孕在身的项英妻子张亮及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等人，被安排由邓子恢负责护送转道香港去上海。

决定作出后，瞿秋白等人先行突围。

2月23日，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发生激战，何叔衡牺牲，邓子恢冲出重围，瞿秋白不幸被俘，一同被俘的还有张亮、周月林。开始，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瞿秋白化名林琪祥，编造了一个假身份假履历，张亮、周月林也是如此，敌人被迷惑。

他们被押送到上杭县监狱。在这里，张亮、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为了脱身，便以“林琪祥”的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杨之华写信，述说被捕后的情况，还告诉他们，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可以释放。

但是，就在鲁迅、杨之华等人焦急万分、设法营救还没有眉目的时候，被保释出去的张亮却向敌人供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被重新收押的周月林证明了张亮的供词。身份暴露后的瞿秋白于4月下旬被押解至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所在地长汀。

7、英勇就义

在长汀的审讯中，虽然瞿秋白仍坚持自己是“林琪祥”，但是敌人将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认识瞿秋白、并已被俘投敌叛变的郑大鹏带到审讯室指认。

在郑大鹏指认后，瞿秋白坦然一笑，对敌人说：

“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

当时三十六师师长是宋希濂。他很早就读过瞿秋白介绍苏俄的文章，对瞿秋白的学问、文才十分仰慕。

他想劝降瞿秋白，因此将瞿秋白单独囚禁在师部，并给以“优裕生活”：

按三十六师师部工作人员伙食标准供食；自他以下，一律称瞿秋白为先生；囚室内放置书桌，供给纸笔砚墨，古诗词文案；每天可在庭院内散步两次；有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生活和治病；禁用镣铐和刑罚。

所以如此，是想软化瞿秋白的革命意志，以收劝降之功效。但是，宋希濂也好，南京派来的劝降专使也好，对瞿秋白来说都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就像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那样：“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在宋希濂安排的囚室中，深知自己所剩时间不多的瞿秋白，除抓紧写了一篇宣扬苏区成就的“供词”以及一些诗文外，他最重要的是留下了一篇至今都难有定论的著名文稿，这就是他于5月17日至22日写成的自传性遗书《多余的话》。

在对瞿秋白劝降失败后，蒋介石电令将其就地处决。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唱着《国际歌》，沉静、安详、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长汀罗汉岭的一块草地上，面向敌人的枪口盘腿而坐，从容饮弹就义，给他短暂、激荡、辉煌、坎坷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壮烈的句号。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