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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标识 —— 关中渭北中华原刍议 文/李飞 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指出:“吾国历史相沿最久, 积亚洲由来之多数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 畛域不分, 血统全泯也久矣, 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多元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写照。 “中华”作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名号，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无比亲切和自豪的词语。神州虽大，但以“中华”命名的地方却不多。关中渭北地区西安市阎良与渭南市富平县交汇处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土塬，古时称作“中华原”。这个赫赫地名见证了我国北朝时期民族融合、民族认同的一段历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历程。
中华原的位置 一、“中华”一词溯源释义 过去，对“中华”的研究，有人将其与华胥、华山放在一起讨论，更有甚者将“中华原”说成中华的源头，这些都是不对的。虽然晋武帝时期已经用“中华”命名宫门，用于天文描述，但不能代表“中华”的真正含义，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中华”一词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华”一词是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后才开始出现的，最初就是对中原地区的称呼，与当时所称的中国、华夏意思是相同的。如东晋桓温在《请还都洛阳疏》中说：“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诸如此类，在东晋和南朝史料中屡见不鲜，不一枚举。同时，永嘉南渡后滞留中原并参与北方政权的原西晋朝臣、士人，被称作“中华之士”“中华朝士”。这样，“中华”则又是一个民族文化概念。《唐律释文》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显然，这里的“中华”还有先进文化、高度文明的意思。这与章太炎先生对“中华”解释为“以为华美，以为文明”的含义也完全吻合。 “中华”一词既是民族冲突的产物，也是民族融合的见证和重要标识。“中华”一词的出现与使用，是“胡人”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域的一个结果。北魏统一北方后，结束了中原地区长期的战乱，重塑了统一中国的向心力。特别北魏孝文帝的大力改革，推行汉化，加速了北方的民族融合，北魏的统治者也以中华自居。到了唐代，“中华”一词作为唐朝别称与中国名号被广泛使用。至此，自西晋以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内陆，王旗变幻300多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正式完成。 二、中华原的地望 北宋《长安志》富平县条载：“中华原，县南三十里。”宋代富平县治在今富平县城北部3公里的华朱村一带，其南30里，只能是富平与阎良接壤的荆山（又称荆原）。然对照该志关于其他古迹、川原的记述，考虑到荆山距离当时富平县治约20里的实际情况，笔者推测此处脱去一“东”字，应为“中华原，县东南三十里。” 明万历《富平县志》载：“留古镇八公原（即八公堆）至明水滩南原，为中华原，巅有华原头，南有华阳镇。”另有“西魏文帝永陵，在县东三十里中华原。”光绪《富平县志稿·山川图》也明确标识富平县中华原在今富平县东南温泉河东的留古镇一带。这与宋代富平县东南三十里的地望基本吻合，进一步证实《长安志》脱字之误。
光绪《富平县志稿》中标识中华原的位置 那么，中华原就是富平的留古原吗？回答是否定的。1995年西安市阎良区关山乡财政所后院出土了隋代《大周持使节大将军安宁郡公夫人贺拔氏之墓志铭》，为研究中华原的范围提供了重要依据。该志云大将军王懋“葬于广阳县万年乡中华原”。王懋（515—559），屡立军功，官至大将军、大都督、小司寇，是西魏时期的重要大臣。其岳父贺拔岳是北魏名将，关陇集团的第一代首领。王懋的葬地西北距西魏文帝永陵约8公里，其所隶属的广阳县县治在今阎良区武屯街道广阳村。王懋的葬地即今阎良区关山北部在北周时期就属于中华原。
《王懋暨夫人贺拔氏墓志铭》中的中华原 明清以后，人们将关山一带的原视为荆原尾端，久之，其原名中华原便不再被提及。即便是清代《富平县志》记述了留古镇一带为中华原，但在当今当地也鲜为人知。《陕西通志》载：“荆原，一名断原，即荆山脉尽处。”荆山的确切位置是指三原县瓦头坡到阎良断原这一段，起初并不包括石川河以东部分。现在我们说阎良区关山古镇地处荆山尾端，这种说法是明代后期才出现的。 近期，在富平县留古镇附近又发现一块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中华在望”石额，亦为当地为中华原之一证。  除中华原外，还有一个因此得名的中华郡不得不提。《隋书》载：“富平县旧置北地郡，后周改曰中华郡，寻罢。”最早记述中华郡以中华原得名是嘉靖《耀州志》。万历《富平县志》的记述更为详细准确，其云：“西魏大统间，徙富平于今县西南三里石川河之阳，即石婆婆原。后周（孝）闵帝于县治中华郡，以在中华原右，故名。领富平县。建德四年，罢之。”这说明，中华郡以其东部有中华原而得名。中华郡郡治即当时的富平县治所在地，其所在地并非中华原，但此后几部《富平县志》《陕西通志》竟然将此搞混，在富平县域标识出两个“中华原”。
南北朝后周中华郡故址石婆婆原 从出土的墓志和存世方志文献来看，北朝时期的中华原的地望，应为今富平留古、张桥和阎良区关山北部一带。北周在富平设中华郡，是因为县域内东部有中华原而命名。 三、中华原得名背景 前者已经说明，“中华”得名是胡汉纷争、民族融合的产物，“中华原”则是民族融合、民族认同的见证。那么，在关中地区怎么会出现“中华原”？这要从北魏的分裂说起。 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元修不满高欢专权，在与高欢的冲突中失利后遂投奔关中大行台宇文泰（鲜卑族），任命宇文泰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次年高欢拥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535年，宇文泰杀死孝武帝，拥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是为魏文帝，改元大统，史称西魏。元宝炬封宇文泰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西魏在权臣宇文泰主导的改革中逐渐强大，进而收取西川，在统一大业上逐渐占据了优势。 西魏虽然与东魏、南朝并立，但他也自认为是正统所在。而为了强化这种正统，魏文帝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统。551年，魏文帝死后，葬于永陵，葬地即今富平县东南部温泉河东部的留古原就被命名为中华原。西魏的继任者北周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正统身份，在富平设立新郡时，以其县境内有中华原，而取名中华郡。
中华原上西魏永陵 北朝时期是连接两汉和隋唐的重要环节。这一时期战乱频仍，人民多灾多难，但客观上实现了空前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特别是北周武帝勤政廉洁，锐意改革，一举攻灭北齐，统一了北方，为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中国就是在剧烈的变动中各民族不断融合，最终迈向盛唐的。诚如陈寅恪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所指出：“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中华”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特质。屹立在渭北的中华原作为北朝民族融合和认同的见证者，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标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最强音的新时代，我们重温这段历史，从中体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历程，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提振民族自尊心，矢志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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