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活着的时候，这面旗帜不会降下。” | 波拉尼奥诞辰

今天是智利诗人、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67周年诞辰。他1953年出生于智利，在墨西哥度过少年时代，并于20世纪70年代末迁去西班牙。早期波拉尼奥的创作集中于诗歌，在身份的选择上，他也更倾向于“诗人”。直到1992年，因肝病日趋恶化，考虑到所剩无多的时日和家庭拮据的经济状况，他才转向曾经不屑一顾的小说创作，以期留下一笔稿费作为遗产。

尽管四十岁才开始，他却在身患重病的短暂十年间，写下了数百万字的长短篇小说。其于1998年出版的《荒野侦探》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此前获得该奖项的作家还有马尔克斯和略萨。他也因此被普遍认为是继马尔克斯之后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小说家。

2003年，波拉尼奥因肝功能衰竭逝世于西班牙，留下了尚未完成的鸿篇巨著《2666》。该书于次年出版后又一次引起了轰动。

在一次访谈中，波拉尼奥提到英年早逝的德国剧作家毕希纳，感叹“死亡的沉默是最糟糕的沉默......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毕希纳是否可以比歌德更伟大”。尽管“死亡的沉默”也同样发生在波拉尼奥的身上，但至少他的伟大在今天已然得到了证实。

本文摘选自《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因篇幅所限，略有删减。

关于作家

在2003年7月因肝脏衰竭去世前不久，罗贝托·波拉尼奥曾说，比起作家，他更喜欢做一名侦探。波拉尼奥那时五十岁，被普遍认为是继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小说家。但当莫妮卡·玛丽斯坦代表《花花公子》（墨西哥版）采访他的时候，波拉尼奥对这件事却毫不含糊。“我本想成为一名凶杀案侦探，而不是作家。”他告诉该杂志，“我对此非常确定。一连串的杀人案。我是那种可以在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

 

侦探故事和具有争议性的言谈，是波拉尼奥所热衷的。究其本质，侦探故事是对暴力的动机及机制的调查，而波拉尼奥也为这类事物深深着迷。他全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就是艺术与罪恶、职业与犯罪，以及作者本人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实，波拉尼奥所有成熟的长篇小说都在仔细审视作家该如何应对专制政权。《遥远的星辰》（1996）通过描写一位变成连环杀手的诗人，力图解读智利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历史。《荒野侦探》（1998）褒扬一群年轻诗人，他们在墨西哥的“肮脏战争”年月，与政府豢养的作家对垒。《护身符》（1999）以一位中年诗人为中心展开，他因为躲在洗手间而在1968年政府对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武装入侵中幸存下来。《智利之夜》（2000）描写一场文学沙龙，作家们在一座房子里开派对，而异见者也在同一个地方遭受折磨。波拉尼奥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身后发表的《2666》，也是来源于一条可怕的新闻：自1993年以来，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尤其是华雷斯城，有超过四百三十名妇女和女孩被谋杀。

这些受害人在上学路上、下班途中，或是外出跟朋友一起跳舞时失踪。数日或数月后，她们的尸体出现了——被抛在水渠、沙漠或是城市垃圾场中。大多是被扼死的；有些是被用刀杀害、被烧死，或是被射杀的。三分之一显示出被强奸的迹象。有些还留有被虐待的痕迹。已知的最年长的受害者有三十多岁；最年幼的才不过上小学的年纪。自2002年开始，这一连串谋杀案成为一部好莱坞电影（《边城小镇》，詹妮弗·洛佩兹主演）、几部非虚构著作、多部纪录片，以及在墨西哥和海外大量涌现的游行示威的议题。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有超过一半所谓的“杀害女性”行为并未被定罪。

边城小镇 Bordertown (2006)

早在这些谋杀成为公众事件以前很久，波拉尼奥就密切关注着这一类残忍事件。1995年，波拉尼奥从西班牙给他在墨西哥城的老朋友、视觉艺术家卡拉·里庇（在《荒野侦探》里，她被刻画为“漂亮的加州奥哈拉”）写了一封信，提到他几年来都在创作一部名为《那位真警官的麻烦事》的长篇小说。尽管他给出版商交付了其他手稿，但波拉尼奥在这部书里，留下了“是我的小说”的标记。小说设定在墨西哥北部的小镇圣特莱莎，围绕一位有着十四岁女儿的文学教授展开。那份手稿已经超过“八十万页”，他吹嘘说，这是“一个必然无人能够理解的狂乱谜团”。

那时看来，情况的确如此。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波拉尼奥四十三岁，正处在人生中极其潦倒的时期。尽管已出版了两部诗集，合作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还花五年时间参加西班牙各地的短篇小说比赛，但他仍穷得买不起一条电话线，作品也几乎籍籍无名。三年前，他和妻子离了婚；同一时间，他被诊断出患有肝病，正是这病，将在八年后夺去他的生命。虽然波拉尼奥在参加的许多短篇小说比赛中都胜出了，但他的长篇小说还是如以往那样被出版商拒之门外。尽管如此，迟至1995年，他即将迎来一场惊人的崛起。

转折点是一场与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创始人暨社长豪尔赫·埃拉尔德的会面。虽然埃拉尔德没能买下《美洲纳粹文学》——这部小说被巴拉尔出版社抢走了——但他邀请波拉尼奥去巴塞罗那见他。在那里，波拉尼奥向他诉说了自己困难的经济状况，以及因遭到多次退稿而感受到的绝望。“我跟他说……我想读读他的其他稿子，那之后不久，他带给我《遥远的星辰》（我随后发现这部小说也被其他出版社，包括巴拉尔出版社拒绝过）。”这位编辑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尽管如此，埃拉尔德发觉那本书非同寻常。自此之后，他出版了波拉尼奥的全部小说——七年内出了九部。

《2666》

和波拉尼奥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2666》也是一座坟场。在1998年发表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受奖演说中，波拉尼奥透露，他写的一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封爱或告别的信笺”，献给死在拉丁美洲“肮脏战争”中的年轻人。他的前一部作品纪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逝者。他写《2666》的野心更为宏大：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逝者，撰写一部验尸报告。

为完成《2666》，波拉尼奥拒绝了一次肝脏移植的机会。但病情加速恶化，在完成全书之前，他就去世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和文学遗产执行人，西班牙书评人伊格纳西奥·埃切韦里亚在波拉尼奥的办公室梳理手稿，汇编的这部作品由阿纳格拉玛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娜塔莎·温默，《荒野侦探》的天才译者，将这部作品也译成了英文。

《2666》

作者: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纪文景

波拉尼奥在手稿上细致地做了标记。他之前或许有点鲁莽，但绝非愚蠢，他知道自己大限不远了。然而阿纳格拉玛出版社有一点违背了他的意愿。多年来，波拉尼奥口中的《2666》都是一本单册书，他吹嘘说这本书将是“世界上最厚的小说”；然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他决定把这部小说切分为五个部分，并分开出版。这意愿背后的缘由很实际。波拉尼奥身后会留下两个小孩，他将《2666》献给他们，也想在去世后以此抚养他们长大。他算过，五部篇幅短的长篇小说比一部让人累断腰的大厚书能赚更多钱。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和阿纳格拉玛出版社遵照了他的构想，帮他圆了心愿。埃切维里亚在后记里写道：“虽然组成《2666》的五个部分可以分开阅读，但他们不仅共用了许多元素（一张主题循环出现的奇妙网络），还明确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构思。”与此同时，在美国，这部书的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吉鲁为防万一而两手准备：同时推出一部重达1.24千克的精装版和一部三卷装的函套平装版。

不管怎样，《2666》都不适合胆小的人。这部书有将近九百页篇幅，要追踪书里描写的地点，需要有一幅飞机航线图那样的东西，红点标记的着陆地点覆盖阿根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普鲁士、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和美国。就好像这趟环球旅行还不够似的，小说还包含了几十个角色，历史跨度接近一整个世纪。

最后的访谈

“文学不只止由字词构成”

采访者

埃克托尔·索托马蒂亚斯·布拉沃

《首都》（Capital）

圣地亚哥，1999年12月

索托与布拉沃：你的书都是一个个截然有别的特定世界的近似物，这世界里都是作家，和介于痴迷者和失败者之间的边缘人物。你的短篇和长篇小说聚焦于相似的处境或相似的人物。

波拉尼奥：也聚焦于相似的主题。

索托与布拉沃：对。你的人物都是想要革新艺术和改变世界的改革者，这正是你这一代人的事业。

波拉尼奥：革新艺术和改变世界是兰波的事业所追求的，还有重造爱。从内心里，让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

索托与布拉沃：你并不是这一事业的卫道士，或对它特别狂热，但你也绝非是它的掘墓人或批评者。

波拉尼奥：我是幸存者。对于这一事业，我感受到莫大的喜爱，尽管如此，它也有点过头了，有点缺乏节制且背离初衷。这事业令人失望地变得浪漫而不切实际，本质上还是革命性的，然而许多艺术家团体和世代都已遭遇失败。尽管，即便是现在，我们西方世界的艺术理念仍要感念于这事业的远见卓识。

索托与布拉沃：作家总会被问到灵感，今天也不例外。有些人更多从生活里汲取灵感，有些人则从文学本身获取。

波拉尼奥：对我来说，这两者都用得到。

索托与布拉沃：尽管如此，你仍是一个非常文学的作家——非得二选一的话。

波拉尼奥：嗯，如果非得二选一——上帝保佑我从来不必这么选——我会选文学。如果给我一座很棒的图书馆，或一张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国际铁路通卡火车票，没一点疑问，我会选图书馆。还有，有了图书馆，我的旅程将延长许多。

索托与布拉沃：就像博尔赫斯，你生活在你的阅读中。

波拉尼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我们停泊在某本书中。一座图书馆，就是人类的隐喻，或是人类最好面向的隐喻；同理，一座集中营，正是人类最坏面向的隐喻。一座图书馆，就是毫无保留的慷慨。

索托与布拉沃：虽然如此，文学并不单纯是善意的避风港，它也是厌憎与怨恨的庇护所。

波拉尼奥：我同意。但毋庸置疑文学里有善意。我想博尔赫斯说过，一个好作家通常也是一个好人。这一定是博尔赫斯说的，他可是谈过几乎一切事物。

索托与布拉沃：想到我们阅读许多我们崇拜的作家（詹姆斯、司汤达、普鲁斯特），都是通过译本这样的二手版本，这会不会让人觉得烦恼？这还是文学吗？如果我们把事物拨转过来看，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说，文字并没有对应词。

波拉尼奥：我想它们有。况且，文学并不只是由文字构成的。博尔赫斯说世上有不可译的作家。尽管如此，像《堂吉诃德》那样的作品，经受得住最糟糕的译者翻译。实际上，它经得起刻意毁损，大量书页的缺失，甚至一场灾难般的暴风雨。这样，即便面对这一切针对它的事物——糟糕的翻译，残缺和毁损——任何版本的《堂吉诃德》，对于一个中国或非洲的读者来说，仍会显得蔚为大观。在路上我们可能会丢失很多，这没有疑问。但无论怎样，那或许就是它的命运。

“死亡的沉默是最糟糕的沉默”

采访者

埃利塞奥·阿尔瓦雷斯

《图里亚》( Turia )

巴塞罗那，2005年6月

阿尔瓦雷斯：你怀疑过靠当职业作家来谋生吗？

波拉尼奥：我有很多疑问。事实上，我在做其他工作。经济方面的疑虑有许多年了，一直是经济方面，从来不是职业方面。二十岁的时候，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写诗，因为我那时也写诗（实际上，我那时只写诗），我想要的是活得像一个诗人，即便到了今天我都讲不清活得像诗人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我的主要兴趣是活得像个诗人。对我来说，身为一名诗人意味着得是革命性的，愿意彻底接纳各种文化和性的表达，最终，愿意彻底接纳一切与毒品相关的经验。宽容意味着——不仅是宽容，一个我们不太喜欢的词——“世界大同”，一种纯粹乌托邦式的事物。

阿尔瓦雷斯：在《荒野侦探》产生巨大的关键影响之后，你是否确定你将永远投身于文学？

波拉尼奥：是的，我以前就确定——从经济方面来说我确定——我可以靠文学生活。这是我几年前就确定了的事实。我从1992年就开始靠文学生活，1998年出版《荒野侦探》。从1992年开始，尽管经历着重病，但我的收入全部来自文学。

阿尔瓦雷斯：作家对批评家普遍存在一种轻视，但你从文学批评中寻求改进。

波拉尼奥：文学批评是一门学科，对我来说，它比文学更有意义。文学是散文、长篇或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文学随笔和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文学批评在我们国家有必要存在——毫无意外——在我们国家，批评家可能永远不会重读一个作家的甚至十行文字。也就是说，通过批评来修复沿途的文学景观是有必要的。

阿尔瓦雷斯：在大众传媒中，有一种倾向是限制体裁的重要性。

波拉尼奥：也许吧，但我认为这很重要。我认为批评是一种文学创作，而不仅仅是连接读者和作者的桥梁。文学批评家如果不把自己当成读者，就会把一切抛诸脑后。关于文学批评家有趣的一点，也是我从文学批评中寻求创造力的一点，是他认为自己是读者，一个能够探讨阅读和计划各类型阅读的地方性读者，这是和文学批评所倾向于成为的事物完全不同的事物，就像注释或抨击。对我来说，哈罗德·布鲁姆是一个著名批评家的例子，虽然我常常不同意他，甚至被他激怒，但我喜欢读他。或是斯坦纳：法国有出产极具创造力的批评家和优秀散文家的悠久传统，他们不仅阐释了一部作品，而且阐释了整个时代的文学。尽管他们有时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但我们这些叙述者和作家也会犯错。

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教授、“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

阿尔瓦雷斯：你笔下的一个角色说：“一个人有道德义务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语负责，对自己的沉默也是如此。”

波拉尼奥：我的一个角色是这么说的？听起来好得不像是我写的。

阿尔瓦雷斯：这个说法对作家们来说公平吗？

波拉尼奥：不，对作家来说这不公平；但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无疑还算公平。如果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个恋童癖在猥亵一个小孩，我停下来静静盯着他看，那我不仅要为我的沉默负责，我还是一个十足的狗娘养的。然而，有一种沉默——

阿尔瓦雷斯：有文学的沉默吗？

波拉尼奥：是的，有文学的沉默。比如卡夫卡的作品，就是一种不可能的沉默。当卡夫卡要求销毁他的文稿时，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文学的沉默，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文学的时代。也就是说，他完全是道德的。卡夫卡的文学，除了是20世纪最好、最高峰的作品，还具有一种极端的道德性和一种极端的文雅性，而这两者通常是不相容的。

阿尔瓦雷斯：鲁尔福的沉默呢？

波拉尼奥：鲁尔福的沉默，我认为，是顺从于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去解释它是浪费时间。鲁尔福停止写作，因为他已经写了所有他想写的东西，因为他认为自己无法写出更好的东西，所以他干脆停止写作。还有一种文学的沉默——人们不会去寻找它——因为我们确信它就在门槛下，而且从来都难以触及。例如，格奥尔格·毕希纳的沉默。他在二十五或二十四岁时去世，留下三四部舞台剧，都是杰作。毕希纳要不是死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可能是个什么样的作家？那种未被发掘的沉默是……我不敢称之是命运的沉默……无能为力的体现。

死亡的沉默是最糟糕的沉默，它切断了本可以成为和永不会成为的界限，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我们永远不知道毕希纳是否可以比歌德更伟大。我想他本可以，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三十岁时可能会写些什么。这就像一个污点，一种可怕的疾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我们的习惯、我们最根深蒂固的确定性加以限制。

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德国剧作家，被推崇为德国表现主义的先驱。1837年因感染伤寒而亡，去世时不到24岁。

“我还活着的时候，这面旗帜不会降下。”

采访者

莫妮卡·玛丽斯坦

《花花公子》( Playboy )

墨西哥版2003年7月

玛丽斯坦：生来就患有阅读困难症，你是否因此有幸在生活中获得了一种勇气？

波拉尼奥：完全没有啊。我踢足球时遇到一些问题，我是左撇子；当我手淫的时候，我是左撇子；当我写字的时候，我是右撇子。所以，如你所见，没什么大问题。

玛丽斯坦：是什么让你相信你是一个比叙述者更好的诗人？

波拉尼奥：当我很偶然翻开我自己的一本诗集或散文集时，我脸红的程度。诗集没有让我觉得那么尴尬。

玛丽斯坦：你是智利人、西班牙人还是墨西哥人？

波拉尼奥：我是拉丁美洲人。

玛丽斯坦：你的祖国是哪里？

波拉尼奥：我很遗憾不得不作出一个装腔作势的回答。我的孩子，劳塔罗和亚历杭德拉，是我唯一的祖国。也许，私底下，我内心深处的某些时刻、某些街道、某些面孔、某些场景或某些书籍，有一天会被我遗忘——这是一个人能为祖国做的最好的事情。

玛丽斯坦：智利文学是什么样的？

波拉尼奥：可能是智利最怨愤、最灰色的诗人的噩梦，也可能是所有智利诗人中最懦弱的人：卡洛斯·佩索亚·贝里斯，死于20世纪初，只写了两首令人难忘的诗，但确实令人难忘，他还在继续忍受着痛苦，梦想着我们。这是可能的，不是吗？佩索亚·贝里斯很痛苦，还没死，他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很长，我们可能都在他的身体里，或者至少我们智利人都在他的身体里。

玛丽斯坦：描述一下你第一次当爸爸的那天。

波拉尼奥：那是晚上，将近午夜。我一个人，因为不能在医院里抽烟，所以我实际上是坐在四楼的檐板上抽烟。街上没有人看我，只有月亮，就像阿马多·内尔沃会说的那样。当我回来的时候，一个护士告诉我，我的儿子刚刚出生。他个子很大，几乎全秃，眼睛睁得大大的，好像在问自己，到底是谁把他抱在怀里。

玛丽斯坦：劳塔罗会成为作家吗？

波拉尼奥：我只希望他快乐。因此，如果他做别的什么职业，那就更好了。例如，飞机驾驶员、整形外科医生或编辑。

玛丽斯坦：你考虑过你的读者吗？

波拉尼奥：几乎从来没有。

玛丽斯坦：在读者对你的书的全部评论中，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

波拉尼奥：简单地说，读者本身就感动我了——这些人敢于阅读伏尔泰的《哲学词典》，我所知道的最愉悦和最现代的作品之一。我为那些阅读科塔萨尔和帕拉的钢铁般的年轻人所感动，就像我阅读它们并打算继续阅读一样。我为那些头下夹着一本书睡觉的年轻人所感动。书是世上最好的枕头。

玛丽斯坦：这个世界没救了吗？

波拉尼奥：世界是活着的，任何活物都无药可救。这是我们的命运。

玛丽斯坦：如果你不是一个作家，你会做什么？

波拉尼奥：我本想成为一名凶杀案侦探，而不是作家。我对此非常确定。一连串的杀人案。我是那种可以在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也许我那时候真会变疯。但作为一名侦探，这事很容易用一颗射进嘴里的子弹解决。

玛丽斯坦：你承认自己活着吗？

波拉尼奥：好吧，我继续生活、阅读、写作、看电影，正如阿图罗·普拉特就埃斯梅拉达自杀事件所说的：“我还活着的时候，这面旗帜不会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