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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强：当下诗歌：伪繁荣，伪创造 ，伪自由 对于当今时代的诗歌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其质量很高，处于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另一种则评价很低，认为其质量平庸低劣，几无可观之处。两种说法似乎都有道理，但又都不全面，当今时代的诗歌存在着各种异质、极端的要素，包含着善，也包含着恶，包含着悲悯，也包含着残忍，包含着新生的萌芽，也包含着癌变的基因，恰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一、诗歌小圈子化 诗歌界之中“圈子”的存在本无可厚非，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趣相投的人组成一个群体、圈子、流派，彼此之间互相交流、增进了解、共同提高，这不是应该否定而是应该提倡的。不过，当今诗歌界存在的问题却是“小”圈子化，这里的“小”主要的不是“规模”的小，而是“气度”的小，也就是说，主要的体现在圈子中人的胸襟气度和处世方式方面。 诗人原本是人群中的少数人，常理来说他们作为“同类”更应该惺惺相惜、互相善待、互相取暖，但现实中的诗歌界却是山头林立、派系纷繁、江湖气浓厚，各个诗歌圈子的存在仿若军阀割据、占山为王，不同写作趋向之间往往横眉冷对，彼此目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欲至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各小圈子之间弄性尚气、党同伐异，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其实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艺术需要创造，需要个人特征，需要有“个性”，这固然不错，但艺术同时也需要公共性、普遍性，它不是推倒重来，不是在废墟中建造大厦，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所以看得更远，是沿着前人开辟的道路所以走得更长。 小圈子化除了沟通匮乏以外，还造成一些诗人的妄自尊大、目空一切，“老子天下第一”，徐悲鸿有云：“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但很多诗人却恰好相反，他们面对权贵、金钱卑躬屈膝、毫无骨气，但面对同类、面对社会大众却牛皮烘烘、不可一世，这样的恶劣心态决定了他们的写作最多只能是一瓶不满半瓶咣当，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徘徊，终究难成大器。 许多诗人在圈子意识、集团意识、阵地意识的支配下，诗歌写作的原动力已经改变，成为了一种争夺话语权的功利行为或者党同伐异的表态、站队，诗歌写作已经变质、变味。 理想状态的“圈子化”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彼此吸取对方的优点，自觉规避和改进自身的弊端，避免内耗与内讧，如此才有利于圈子和圈子内部成员的发展，也有利于当代诗歌整体上的进步与创造，实现某种“共赢”。换句话说，诗歌界本身应该团结起来，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增强自身的能力与实力，扩大它面对时代生活和社会大众的表达力和影响力，而不致真的萎缩、堕落为小圈子里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 二、诗歌反道德化 当今诗歌另一个问题是反道德化。“崇低”、解构、粗鄙、破坏，人伦与人性情感、基本的交往规则与价值规范、以至最基本的惩恶扬善、同情弱者、追求正义等的立场都被践踏和僭越，形成诗歌中群魔乱舞的一种景象。 许多的写作突破了伦理、道德、人性的底线，作品写得暴躁凌厉、无法无天，作者以此构建“勇士”、“叛逆”、“先锋”的形象，但在这些幌子之下隐藏着的却是人性之恶、反文化、虚无主义等等，这种写作败坏了诗歌和诗人的形象，降低了诗歌写作必要的准入和门槛，严重恶化了当今诗歌的生态环境。 道德之于社会中人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规范，虽然诗歌不应被征用为表现社会化道德规范的工具，尤其不应成为与人性、个人价值和尊严相悖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但它同时也不应该成为反道德的工具，尤其不应该成为片面的为反道德而反道德的工具，这是本末倒置的。 诗评家陈超数年前即谈到了诗歌写作中的“反道德”问题，指出它是一种“寄生性”写作，“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力原型，客观上似乎在诗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了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道德的，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常态的道德伦理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 此外，由于网络的间接性和虚拟效果，许多网络上的诗人渐兴反道德之势，拉帮结伙、党同伐异，肆意突破底线，一言不合即恶语相向、破口大骂，其语言之粗鄙、恶毒、污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将原本属于“社会良知”、“语言皇冠”的诗歌艺术拉回到了世俗俚语、泼妇骂街的水平，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的文化发展逻辑，是一种倒退。 三、诗歌泛口语化 “泛口语化”指的是口语诗歌的泛化，当今的很多诗歌成为日常语言的复制、摹写，形同大白话、白开水，毫无新意可言，更有甚者完全成为无意义的叨叨絮语和流水记录，这样的“口水诗”和“废话诗”泛滥造成了诗与非诗的边界几近完全消失。 泛口语诗歌其形式趋于简单、用词趋于简易、内容趋于直白，使得诗歌成为一种无难度、可复制、毫无“技术含量”的“操作”，基本没有人文含量和精神意义，而只是一种日常行为，或词语消费。 我们看到，泛口语化与诗歌的娱乐化、游戏化也不无关系，口语为诗歌提供了更多娱乐和消费的可能，很多的诗歌成为一次性消费的“段子”，包含一点小聪明，小机巧，柔顺光滑，无伤大雅，不痛不痒，这种写作虽然不见得有大的“危害”，但终究过于轻巧、轻飘，包含太多“水分”，缺乏“干货”，回避了真正的人生与艺术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娱乐化时代“诗歌何为”的问题，在“娱乐至死”的社会氛围中，诗歌是“与民同乐”还是冷眼旁观，持批判与反对立场？它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周遭的一切？ 口语诗歌并非不要难度，恰相反，它是一种难度更高的写作，因为它需要在“常见”、“共性”的语言形式下写出“新意”、“个性”和“诗意”。 当今大量的泛口语诗歌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显示的不是繁荣和创造，而是初级、庸常和浮躁。 诗评家陈仲义针对当今诗歌“分行的说话和说话的分行”的趋向指出：“遗憾的是，废话写作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甄别，反而伴随网络的便捷，泛滥起来。包括许多成名诗人在内，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无技巧，现象学、过分强调呈现就是一切，使得不加任何努力的’说话’，成为普遍’诗意’。” 他认为：“对诗歌写作难度、诗歌本质的呵护、是与诗歌精神立场的持守、诗歌主体性的要求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克服写作中各种困难达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这样无底洞般的横亘在眼前的写作难度，唯一的办法是高度正视，跨越它，而不是轻巧地绕过它。” 泛口语写作显然是对于诗歌精神立场、语言意识和“难度”要求的一种偏离，只有从泛口语的泥淖中脱身出来，口语诗歌才可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 本文虽然主要是谈当今诗歌负面的、否定性的“问题”，但其目的恰恰是在正面、建设，是希冀其更为健康有序的发展、更为精进勇猛的创造、更具活力和想象力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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