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郭成波 语言文字报 2020-06-23 16:00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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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象征、比兴是常见的修辞技巧。它们内涵相似，颇让人费解。今天，我们听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郭成波老师来具体谈谈三者的区别——
用有相似点的他类事物来相比，叫作比喻。
——李维琦《修辞学》
比喻有两个要求：一是本体、喻体是不同类的事物；二是两者具有相似点。
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
——黑格尔《美学》
象征具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二是这个形象中要寄托某种情理。通俗地讲，就是把某种情感或道理寄托在具体的形象上，即托意于象。
因此，比喻和象征并不是相对的两种手法，它们是不同层面的技巧，有时是可以重合的，但二者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第一，比喻要有本体和喻体，象征则不强调本体和喻体。虽然在借喻中，本体并不出现，但仍比较明确，可以补充出来。象征中的物象，我们称之为意象。意象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既是具体形象，又蕴含作者的情感。请看下面的例子：（1）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郭沫若《天上的街市》）（2）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北岛《回答》）例（1）运用了比喻的手法，第一句中的“街灯”是本体，“明星”是喻体。例（2）运用象征的手法，用到处飘满冰凌和死海里千帆竞发，表达作者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失望；但是不能说对现实的不满和失望是冰凌、千帆的本体，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似点，作者只是将这种情感蕴藉在冰凌、千帆之中。大多数的比喻，“就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人们所不知道的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性状，一是道理。比喻的作用就是把性状描绘给人看，把道理说给人听，使人易于了解，乐于信服”（李维绮《修辞学》）。因此，比喻一般是化陌生为具体，化深奥为浅显。象征恰恰相反，它是将作者要表现的情理寄寓在具体形象中，使得表达更含蓄、更模糊。将明星比作街灯，天上就犹如人间，天上便易于人们想象，这是比喻的效果。北岛诗歌的内涵却因象征变得更加隐微。初学诗歌或者不了解诗歌创作背景的人，很难领会诗歌中的内涵。闻一多说：“西洋人所谓的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的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隐就是隐晦。因而，比喻和象征虽有相通之处，但其在作用和目的上是截然相反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比喻都使表达更加浅显。尤其是比喻中的借喻，由于本体的隐却，时常更加含蓄。此时，倘若这个比喻又蕴含某种情理，比喻和象征就相通了。比如，“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就是以芙蓉、薜荔自比，隐晦表达对小人迫害君子的不满，言在此、意在彼。这既是象征也是比喻。此外，很多象征是以比喻为基础，是隐晦而富有深意的比喻，《诗经》中的《硕鼠》就是运用这种手法的典型例子。比兴是《诗经》中常见的艺术手法。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毛诗大序》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
“比”是各种形式的比喻，包括明喻、暗喻、借喻。“兴”即托物起兴，也就是作者先言他物，以引出自己要表达的事物和情感。
第一种是兴句和后面的诗歌没有任何关系，仅仅用来调节音律。如《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鸳鸯和君子没有任何关系。第二种兴句和后面的内容有某种联系，起到渲染氛围、烘托情感的作用。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作者先吟咏蒹葭，除了触发对“伊人”的思念之情，也以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渲染一种凄清氛围，有利于思念的表达。因此兴句往往放在首句，起渲染氛围的作用，被称为起兴。
第三种兴句除了渲染氛围、烘托情感以外，往往和后面的句子有一种隐喻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兴。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作者用娇艳的桃花、繁多的果实、茂盛的枝叶渲染一种喜庆的热烈氛围，从而触发对新娘的赞美。同时，桃树开花、硕果累累、枝叶繁盛也可以暗喻新娘出嫁后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因而本句既有兴，又有比，即运用了比兴。由此可见，比兴和比喻的区别在于：比兴除了包含比喻，还在诗歌中起到调节音律、渲染氛围、烘托情感的作用。比兴和象征并不产生于同一个理论体系中。比兴是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术语，象征则源于西方文艺理论。然而，黑格尔认为象征主要起源于东方。因为象征这种托意于象的方式，是中国艺术中常见的手法。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之庙……虽知非真，亦当感动，立意为象。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立意为象”就是在具体形象中寄托情感，也就是所谓的象征。可见，《周易》中所说的“立象以尽意”和《诗经》中的比兴在古人看来是相通的艺术手法。这样说，首先是因为比兴中的比有具体的形象，而兴则起到渲染氛围、烘托情感的作用，这就符合象征的两个基本条件——象和意。从这一点上说，比兴和象征可以被视为相同的艺术技巧，是在东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不同名称。象征和比兴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含蓄。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刘勰注意到了比兴中的兴有隐微含蓄的特点，强调比兴“婉而成章”的风格。他以《关雎》为例，说明其正是通过鸟类和鸣而求偶，暗喻君子爱慕淑女，表达隐微。隐微性也造成诗歌多义性，使得后世儒生可以对诗歌进行曲解。不过，象征和比兴其实也有所不同。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大甲虫，明显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但是很难归入比兴之中。王充所举的“宗庙之主”也不能说就是《诗经》中的比兴。究其原因，一是比兴中的“比”是比喻。比喻有本体和喻体，而本体和喻体具有相似性。大甲虫根本没有本体，“宗庙之主”和祖先也没有相似性。二是比兴中的兴有渲染氛围、烘托情感的作用。象征并不全是抒情的，还有言理的。《变形记》中的大甲虫是作者理念的外化。因而，《变形记》的象征和《诗经》中的比兴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区别。叶嘉莹说：“'兴’的感发则大多由于感性的、直觉的触引，不必有理性的思索安排。”童庆炳则认为象征中的意象除了审美性外，还有“抽象思维的直接参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比兴视为象征的一个部分，是象征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体现，是抒情性的象征，是由比喻延伸而来的象征。象征则不尽是比兴，它是较比兴更大的概念。（改编自2020年4月29日《语言文字报》文章《比喻、象征、比兴辨析》；作者：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郭成波；图片来自网络）（文字编辑：王晶；微信编辑：过超；校对、头图制作：郭雯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