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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所载格竹子事不全，其实在《传习录》中有段记录较为详细： 原来阳明与友人格竹子，是想实验朱熹的格物之法，因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曾以程子（程颢、程颐）之意补“格物”一章，说： 这原是解释《大学》八目“格物”一目所作的说明，所谓《大学》八目即指《大学》里的八项彼此相连的德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目都有一段简明的文字作解释，这叫作“传”，但等朱熹注《四书》时，这八目的传独缺了“格物”，所以朱熹引用程子的意思而作了这段《格物补传》。 我们要注意，“《大学》八目”中“格物”“致知”之后的六目，都是在谈人如何修身，以至于治国、平天下，讨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道德方面由小而大、由内而外地推己及人以及天下之学。但前面的两目“格物”“致知”，看起来就与后面的推己及人之学无关了，依朱熹所写的《格物补传》看，应指的是求知的问题，与道德修身没有太大的关系，知识与道德分明是两回事。但由格、致之后紧接着诚、正、修、齐来看，如从八目是“一贯之道”来解释，这是不是表示道德是起源，是知识，或至少与知识有关呢？因为《大学》本身就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而且即如朱熹所说：“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其中说的“必使”是很严格的限定，“必”是限制词，说了“必使”，便没有讨论要或不要的余地了。而“即凡天下之物”也有问题，如果说“即物”就是研究事物的话，那“即凡天下之物”是指天下所有的“物”都是我要研究的了。人生有限，如何能“即凡天下之物”呢？就算能把所有的物理都穷尽了，因而得到了一种新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与后面的诚意、正心又有何关系呢？朱熹没有交代清楚，其实也很难交代清楚。 朱熹又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这话又有些神秘主义的倾向，多久才算是“用力之久”了呢？还有是否用力到一个算久的程度之后，就必然能如朱熹所说的“豁然贯通”呢？尤其是这种豁然贯通要达到所谓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地步，是偶然还是必然呢？“无不到”“无不明”又是哪一种景象？这些问题都太大又太玄了，充满了不确定性，是非常难解释的。 阳明与朋友用这方式“格物”有点好笑，但你也不能指责太过，朱熹要人“即凡天下之物”，竹子也算“天下之物”之一，格竹子也是格物，所以阳明与他的朋友并不算错。但要由观察竹子以对人生的全体产生新的认识，从而对人的道德涵养产生作用，就是一种牵强的推论了，照这种方式做，是一定得不出结果的，所以他们马上就陷入了困境，先后生起病来。 老实说，阳明和他的朋友用这方式来格物，而且推说是来自朱熹的格物说，基本是弄错了。朱熹的“即物而穷其理”，依施邦曜（1585—1644）的说法是：“其所谓物理者，原是性命身心之理，非泛滥无穷之理也。”施说朱的“物理”是“性命身心之理”，后之学者均失朱熹本意，便落于支离，但朱熹之“物理”究竟是不是施所说的“性命身心之理”，也须存疑，何况“性命身心之理”又该如何“穷”法，朱熹也没有说明。 先说什么叫“支离”，就是用枝叶解释主干，把重点转移了，最后就走错了路。现在我们讨论知识与道德的问题，两个其实不相干，但偶尔会产生一些相干的现象，譬如天体物理与人的道德无关，但一个对天体物理学有认识的人，必知道宇宙之大与我们个体之小。等到一个人真能体会自己渺小，便知道在世上有很多事是不可争也无须争的，因而看淡放下了名利心、争夺心，这种认识虽不出自道德，却可能跟道德产生关联。这中间的关联不是必然，而是偶然，所以在其间是不能画等号的。举例而言，世上可能有利欲熏心的天体物理学家，也有非天体物理学家却很有道德操守的人，所以知识影响道德这个推论，不见得能够确然成立。 施邦曜批评反朱熹的人“支离”，其实朱熹本身的主张也不是那么“统一”，有些时候，也确实不免有“支离”之讥。就以朱熹的形上学而论，也是综合了北宋几个大儒的见解，大致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为骨干，又采用了邵雍所讲的数，张载所说的气，以及程颢、程颐兄弟所说的形上形下与理气之分，融合而说之，根基很庞杂，强说成一体，当然也显示出一些矛盾的地方，而这只是形上学、本体论的部分，后面牵涉的功夫论就更是个个不同了。再加上他们有时把自然科学的现象，混上了道德哲学的感悟，把原本无关的事说成有关，所涉又太多太杂，而又不全是他们能解决的，要求把这个说明说得“一贯”化，就更为困难了。 要解决此纠葛是不容易的，这叫治丝益棼。要是绕在里头，可能会走不出去，格竹子就是一个例子。以明理为究竟，就算格尽了竹子的理还是不足的，而你所格尽竹子的道理是科学上面的或是美学上面的，也是要有所区别，就算你都能掌握，还有其他事物要你去“格”，因为竹子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部分，不是知识的终结，这目的茫然的探索，就叫作“支离”。一陷入支离，就会永远纷乱，没个止境了。黄宗羲写阳明“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所写的就是这个经验，用这方法当然“入”不了。处理这种困顿最好的方法是跳出去，不受此纷扰的羁绊。阳明后来也确实做到了，但是这次彻底的觉悟来得较晚，是他在龙场驿三年“居夷处困”之后的事了。 《传习录》中有段阳明弟子黄以方记录的阳明的话，谈到《大学》里面格物、致知的问题： 这段话极为重要，阳明发现《大学》的格物、致知不能照朱熹讲的去理解，朱熹讲的致知应该是指求一般的知识，包括自然知识；而朱熹又认为就是求得自然知识，也会对德行修养发生作用，阳明认为朱熹错了，他自己年轻时也错了，才会发生竹子没格成而生病的笑话。 阅读王阳明的非凡人生经历，体悟阳明学的知行合一之道
点击上方书影，马上进入京东购读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周志文，祖籍浙江天台，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台湾大学文学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已退休。主要从事明清学术史、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博涉广猎，著述颇丰，其中学术著作有《晚明学术与知识分子论丛》《汲泉室论学集》《论语讲析》等，另有散文随笔集《同学少年》《时光倒影》《家族合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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