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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进入12月以来，位于长白山南麓的临江（今浑江）、濛江（今靖宇）、抚松、长白4个边远小县，往昔的节奏被打破了，变得越来越拥挤、热闹而不堪重负。在国民党“先南后北”战略下，我辽东军区机关和3纵、4纵，辽宁、安东省委、省政府及办事机构，陆续被挤压到这濒临朝鲜的狭小山区。路上不断有队伍走过，在零下30多摄氏度严寒中，官兵大都穿着单衣。站在路边或老乡家院子里等着号房子的，一个个冻得咝咝哈哈地呵手跺脚。拉着各种资材、设备和伤病员的车辆，大都是马车和爬犁，一队又一队，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也有吉普车和小轿车鸣着喇叭驰过，令路边百姓大睁着眼睛啧啧称奇。 七道江是临江县的一个小镇，一个比村子大点的小镇。镇子里最招眼的建筑，是山坡下的几幢挺漂亮的伪满时期的日本人住宅。这里是辽东军区前线指挥所，著名的七道江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中心议题是，南满到底应不应该、能不能坚持。而在会议前，辽东军区已经决定撤离南满。两个主力纵队发了辣椒、生姜等御寒食品，有的部队每班还发瓶酒。斧子、锯和爬犁等物都拾整好了，就要穿越长白山去北满了。就在这时，东北局派来陈云和肖劲光，成立南满分局，陈云任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也称南满军区）政委，肖劲光为军区司令，主持坚持南满斗争。 会上，新任司令员认为：“南满可以坚持，不过要经过几个来回，像武松打虎一样，经过几个来回的反复搏斗。” 话音刚落，一阵笑声就像迎头泼来的一盆凉水。 新任司令想在热水河子打一仗，用一个纵队打敌一个加强营，把一次战斗当一次战役来打。研究作战方案时，军区领导有的说兵员不足。有的说要补充弹药，都认为没有把握。 而那令人尴尬的笑声，则等于明白无误地告诉肖劲光：你初来乍到知道个什么，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高见？ 苏沃洛夫说：“一分钟能决定战斗的胜负，一个小时能决定会战的胜负，一天能决定帝国的命运。” 关键时刻咬紧牙关一个“打”字，决定了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但它并不能改变共产党在东北、在南满的被动和劣势。 新开岭被吃掉一个精锐师，各路敌人迟疑一下，旋即又恶狠狠地紧逼上来。 胜利之师的4纵，匆忙打扫完战场，抬着伤员，带着俘虏，在大雪飘飘之中，朝长白山下转移。 穿着单衣的官兵，在越来越深的积雪中艰难跋涉。这回老天爷挺公道，对于机械化、半机械化、或徒步的国民党军队，这种天候、路况同样讨不到便宜。棘手的是俘虏，是占这支行军队列三分之一长度的俘虏。辽西会战结束后，一个打竹板、演话剧的女文工团员喊上一嗓子，也能带回一个班、一个排俘虏。眼下这个“千里驹”，却是打了败仗也不服气，当了俘虏也没瞧起“土八路”。不断有人逃跑，有的把抬着的伤员和押送人员打死后，带枪跑回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电影《逆风千里》，表现的就是这段历史。一些亲身经历过的老人，有的说电影挺真实，有的说实际情况比电影更严酷。都说那时可真是“逆风”呀，打了胜仗也摆脱不掉逆风逆境。 我军也有跑的。到哪儿宿营，第二天早晨，有人就没了。4纵组织部副部长周之同，新开岭战役期间去庄河县接兵。去时还行，回来时沿途区县政权都垮了，有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安东保安旅是辽东军区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国民党一到就投降了。结果，从庄河带出的1000多名新兵，一路上越来越少，到临江时就剩三分之一了。那也受到表扬。那时节能带回这么多人，已经很了不起了。 教科书上说，决定性意义的战斗有两个特点，一是这一战役的胜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改变了历史进程，或者至少影响了历史的进程。二是这一战役中应用的新战法、新兵器，在战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或者至少有可师后人的独到之处。按着这样的标准，从秀水河子战斗到鞍海战役、新开岭战役都算不上，因为它们虽然都在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却仍然改变不了全局的被动。但是，自沙岭战斗失利后，在那样一种畏敌怯战的气氛中，如果鞍海战役打成了一些人主张的放几枪就回来的滑头仗，新开岭打到节骨眼上又掉了链子，那眼下的情势又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毛泽东可以命令林彪守卫哈尔滨，可不是鞍海战役将包括新1军在内的四个师打回南满，哈尔滨守得住吗？当时东北的几乎所有大中城市中都曾被冠以“保”字，结果是保什么丢什么。哈尔滨丢了，杜聿明挥军继续向北进犯，那共产党在东北乃至全国的地位会怎样？南满的七道江会议无疑是东北局“七七会议”后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它决定了后来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的战略格局，为我军在黑土地上转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不是新开岭战役的胜利，将国民党咄咄逼人的气焰打压一下，也使我军的胆气士气鼓舞一下，那七道江会议上已占多数的“走”派是否会更多，并最终占据上风？甚至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这个著名的七道江会议了，只有赶紧向北满开路走人了？ 有人说，如果没有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的胜利，那我们就不是逆风千里，而是逆风万里了。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个需要，而且必然会出现力挽狂澜式的将领的时期，不然共产党在南满、在黑土地上就不大好办了。 几幢挺漂亮的日式房子，房顶像周围的山岭、旷野一样，披压着厚重的积雪。一间间横向推拉门的小房间像鸽子笼似的，榻榻米上散落着烟头、火柴杆，用报纸裹卷的关东烟和各种牌子的纸烟，在一张张嘴里喷云吐雾。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除了吃饭就开会、研究、讨论，每天熬到半夜、下半夜。 正式会议，从12月11日开到14日。 “走”派认为，临江、濛江、抚松、长白四县22万人，根本养活不了我党政机关和部队的5万人，给养、弹药无法补给，地域狭小无回旋余地，这里已成死地。10万敌军压境，敌强我弱，集中与敌决战会把主力拼光，分散与敌周旋易被各个击破，即便不是如此也会饿死、冻死、困死。 在占大多数的“走”派中，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走”与“留”争论得十分激烈，但这是思想认识问题，大家都从有利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观点出发，只是对形势看法不同而采取不同主张。 在“留”派中，韩先楚是旗帜鲜明、最坚定的一个。 他说，敌人的战略是“先南后北”，我们走了正合敌意。我们不能光从南满看南满，而要看到南满在东北和全国这盘棋上的位置和分量。南满是东北工业中心，战略地位重要，我们坚持南满可以拖住相当数量的敌人，有利于巩固北满和保持海上的关内外交通，与北满主力策应作战，也有利于将来反攻。从这种全局上看，南满是必须坚持的，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坚持到底。而从南满看，敌人战线拉长，能集中的兵力也就那么多，我们更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是上山当“土匪”，也能打它几年。 被肖劲光请来拍板的陈云，听着，点头轻声道：这话抓住了要害。 40多年后，一些参加过七道江会议的老人，无论是当年的“走”派、“留”派，也无论本是“走”派却说自己是“留”派的，无不对当时的韩先楚印象深刻。都说别看他职务不高，只是个副司令，但他敢打仗、能打仗，把别人不敢打的仗打得那么漂亮，服他，信他，讲话就有分量。不然，主张走的人那么多，职务也高，有的人也可能就随大流跟着走了。 有人说连肖劲光也犹豫了，才请陈云来拍板的。这话值得商榷。事关大局，请分局书记来拍板应是理所当然的。但这话也确实道出了事态的严峻，仅他一人之力已难扭转局面。而陈云连夜赶到七道江，拍板前问大家打败了后不后悔，也同样说明了这一板拍得是多么艰难、沉重。 陈云还未拍板，敌人准备进攻临江了。会议决定两个纵队军事干部回部队指挥作战，其余继续开会。韩先楚放心不下，临走前找到陈云，再次强调应该、必须、而且能够坚持南满的理由。 在研究哪个纵队深入敌后作战时，会场一阵默然。根据地再小再穷，也算有个依靠，是在自己家里。而到外线作战，孤军深入敌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凶险？4纵司令患病休养了，副司令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简单商量几句，站了出来。陈云问有什么困难，韩先楚说解决一下御寒衣物就行了。于是，分局、省委、省政府、军区机关和3纵大动员，七拼八凑，使4纵官兵每两个人有了一件大衣或是一条毯子。 望着韩先楚在风雪中逐渐远去的身影，陈云感慨地对肖劲光道：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了。 西点军校毕业的巴顿，一生中重复最多的话语是：“无畏！无畏！无畏！进攻！进攻！进攻！” 放牛娃出身的韩先楚，与巴顿一般无二。不同的是，巴顿在一往无前的同时，还要配以那张大喇叭似的嘴巴，韩先楚则是默默地用行动将它们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非洲到欧洲，巴顿经常严令他的第3集团军“一直打到坦克开不动，然后再爬出来步行”。巴顿是在优势情况下，起码也是与对手旗鼓相当时发动的进攻。而从更广阔的客观上看，美军虽有珍珠港的失败，但自美国参战后，盟军就在综合实力、兵力、装备上占了上风。韩先楚的境况与巴顿完全不同。那是在敌强我弱、在沮丧和失败的气氛中发起的进攻，在不断退却中不断发起的攻击。 辽沈战役后，我军直下平津，又挥师中南，秋风扫落叶般一直攻击到雷州半岛。已经习惯了攻击、向前的军人，面对滔滔大海，一时间收不住脚步，踉跄了一下，有人又有些畏缩不前了。“好战分子”韩先楚，永远直面挑战。陆军海战队，木船打兵舰，任是什么也不能让他止步，攻击攻击再攻击，一直攻击到天涯海角。 战场上向敌人发动攻击，会场上向自己队伍中的错误观点开战。 从通远堡那个高墙大院的有钱人家，到新开岭下那个油灯摇曳的农家窝棚，再到这七道江鸽子笼似的日式住宅，像关东烟样弥漫着的各种有害的思想、观点、情绪，是克敌制胜必须突破的第一道障碍。这是一种绝不比即将投入的战斗轻松的战斗，令他感到特别紧张、吃力、被动，信心不足，他就会愈发奋勇地咬牙横心，命令自己拼命顶住，绝不后退。他终于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是因为他的对手，特别是那些领导是民主的、高明的、称职的。对于这种特殊的战斗，若干年后无论怎样不为人知，一些亲历者也讳莫如深地闭口不谈，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而当时都是必须面对的，搞个明白的。否则，要打赢这场战争是难以想象的。 自第一次参加战斗把枪口对准大队长，韩先楚就开始了“攻击攻击再攻击”。 他对防守嗤之以鼻。战争中当然不可能没有防守，但防守也是为了进攻，因为最终的胜利只能靠进攻进取。从万里长城到马其诺防线，世界上没有攻不破的防线，谁也没有成功地守住什么。敌强我弱，总体上处于劣势，也要在局部寻找战机，不断发起攻击，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 后来谈及这种军事思想和作战风格，特别是问到为什么在那样的逆境中能不断地发动攻击，他就会想起美国南北战争中那位令对手敬畏的将军罗伯特·李的一句话：“我弱小得不能防守，只好进攻。” 无论有多少名垂青史的伟大退却，战争的胜利都是通过进攻，也只有通过进攻才能获取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不断的打击组成的盾牌。他必须打击、消磨敌人的锐气，用胜利激励的信心、斗志铸造坚固无比的盾牌，再磨砺一支锋利无比的矛。 但他对那种唇枪舌剑的战斗感到特别紧张、吃力、被动，时常缺乏信心，是因为一旦失利就再也不能发起反击。他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可到了枪炮轰鸣的战场上，他从来都是信心百倍。他这辈子最多的就是自信。他永远临危不惧，愈是艰难险恶，头脑就愈发冷静、敏锐，思维就愈发明晰、合理，愈发显见决断的洞察力和预见性。 我总结了14年来自己的思想，批判了过去在某些问题上的经验主义的毛病及领导方法上欠灵活的缺点。 能在党的原则上团结爱护同志，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但在对待党内大的复杂的思想斗争和在某种场合上比较突出的提出问题时，有时方法简单、急躁，方式方法欠灵活，因而引起对方误会，影响效果。 以上两段话，均见自1953年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中南军区参谋长韩先楚的《自传》。前者是在回顾延安整风时写的，后者是万多字的《自传》的末尾部分。类似后者的文字，在《自传》中曾不止一次地出现。 在韩先楚24年的战场生涯中，我们并未见到有什么逞强好胜的个人英雄主义，有的只是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境中都勇往直前、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至于“党内大的复杂的思想斗争”，当时他的职务有点像他那个头，即便踮起脚尖，伸出手去，也难以够到上边那种大的思想路线斗争。而“在某种场合上比较突出的提出问题时，有时简单、急躁，方式方法欠灵活”，强敌压境或者身边就在枪打炮轰，生死存亡系于发端，还能讲究什么方式方法？就是如来佛在场，也会拍起桌子，吼几嗓子。 有什么枪打什么仗，有什么性格也打什么仗。性格即风格。从韩信到林彪，从巴顿到朱可夫，古今中外名将的军事思想和作战风格，无不带有强烈的性格色彩。韩先楚的“攻击攻击再攻击”，自然也不能例外。 令人担忧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在他写完这篇《自传》后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他的这种性格、风格，将会招致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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