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城故事丨古都名刹庆寿寺

《四进士》是我国著名传统京剧剧目，讲的是明朝4位新科进士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戏中有一句念白：“今日在双塔寺盟下誓愿，但愿你我弟兄四人，不负今日之盟。”戏文提到的双塔寺，就是建于金代的庆寿寺。因寺院西南一隅有海云、可庵两位禅师的灵塔，又名“双塔寺”。

双塔耸立宝刹中

庆寿寺建成于金大定二年（1162）。海陵王迁都燕京后，即敕建此寺，并诏请玄冥（yǐ）禅师为开山住持。建寺前，此地为庆寿宫，金代皇帝舍宫为寺。

大定二十六年（1186），金世宗将庆寿寺赐给皇太子为功德院。此时的庆寿寺为金中都城北著名大寺，寺内遍植松柏，虬枝傲骨，翠叶峥嵘，其间还建有水池，池上架有两座桥沟通东西，流水淙淙，美不胜收。

金章宗因爱幽静闲适，经常与母亲到此参禅礼佛，寺内的“飞渡桥”和“飞虹桥”6个大字就出自其手。金章宗汉学底蕴深厚，6个字写得遒劲有力，堪称书法艺术中的精品。

元初，庆寿寺住持海云及其弟子可庵先后圆寂，分葬于寺内西南隅。元宪宗七年至八年（1257—1258），为纪念两位高僧各建一塔。九层的为海云灵塔，七层的为可庵灵塔。

庆寿寺在元代得以扩建，寺庙规模宏丽，为大都城诸刹之冠。元代诗人王冕所作的《庆寿寺》一诗云：“宝刹都城内，今朝旷野中。”

明洪武十五年（1382），燕王朱棣与心腹谋士姚广孝在北平镇守。姚广孝居住在庆寿寺，经常往返于燕王府和庆寿寺之间，与朱棣共商大业。

明正统十三年（1448），庆寿寺已然衰败。大宦官王振得到明英宗支持，重修寺宇，改名大兴隆寺，并在寺前竖一牌坊，上书“第一丛林”。明英宗亲至寺中学佛，执弟子礼。正统十四年（1449），寺内发生火灾，殿宇多被焚毁，后改为讲武堂，其后又改为演象所。崇祯年间，庆寿寺得以重建，但规模已远逊于昔日。

城墙绕寺失方正

海云法师原在山西岚州出家为僧，蒙军占领岚州时被俘。成吉思汗对海云法师的佛学造诣很是赞赏，令他住进燕京庆寿寺。

海云在庆寿寺做住持时，传经讲道，深受统治者的崇敬。忽必烈两次召他论佛讲经。后来，海云法师还结识了子聪，并将其收为弟子。子聪就是后来元大都建城的规划师刘秉忠。

海云法师将刘秉忠推荐给忽必烈，并受到忽必烈的器重。其间，刘秉忠还接过可庵的衣钵，成为庆寿寺第十八代住持。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才令其还俗，并为他正衣冠、授显爵。后来，刘秉忠奉诏担负起营建大都的重任。

刘秉忠修建元大都城南城垣西段时，正好经过庆寿寺海云、可庵两灵塔塔基。他奏请忽必烈保留这两座灵塔，忽必烈准奏并敕令南城垣“迁三十步许而环之”。因此，大都城南垣在此段向外弯曲，绕开双塔，形成一段弧形墙，将双塔环绕城内。

庆寿寺双塔

明朝的皇城在西南有一个凹陷，据传也是为避免破坏庆寿寺。修建时在靠近庆寿寺的位置转向朝东，绕过庆寿寺，使本应方正的皇城，仿佛是缺了一角。

海云灵塔留珍宝

时间到了1953年，此时的庆寿寺仅剩下双塔和一个小院了，不过耸立的双塔依然是地标性建筑。在黎明之时，站在老长安戏院门外朝东看，仿佛看见那两座塔一在路南，一在路北。由西向东走，临近塔的时候再看，原来两座塔都在路北的庆寿寺里。这种因光学作用所造成的景象，俗称“长安分塔”。

1955年，北京对西长安街进行大规模的整顿与改建，在拓宽西长安街马路工程中，将庆寿寺及其双塔一起拆除。经北京市文物部门调查清理，两座灵塔的地宫结构完全一致，只是海云的地宫内有随葬物品，可庵的地宫内没有发现。

海云灵塔地宫在地下4米之处。地宫的中间是一个石棺，由6块磨平的青色砂岩镶砌而成。石棺内有埋葬海云骨灰的木匣，匣为正方形，盖覆庆寿寺双塔 斗形，上面贴着织金贮丝。骨灰用丝棉包裹，外面加黄地绣花绸袱。中间绣黄龙，四周绣串枝花。绸袱内有金属制牙仗、耳挖，以及宋代铜钱22枚、金大定钱1枚。骨灰包上还放有一顶平金绸质僧帽。

石棺北面有罗汉床，床上放着舍利盒，床前有小墓志。墓志前置小供桌，供桌上有小香炉，香炉两旁对称放着木质镀金小瓶，瓶中插着木质莲、荷等饰品。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如刺绣等。

海云灵塔地宫内出土的文物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为金末元初北京佛教、家具、手工艺品等方面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庆寿寺是金、元、明三代禅宗临济宗在北京传播的中心，在北京佛教史上具有极高地位和重要影响。它历经辉煌到衰败的演变，如今只存续在人们的记忆中。

文章引自：《北京老城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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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章亦民

初审：王   璐  孔燕松

核审：刘宗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