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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是以中华文化为根基的，是中国人思想、思想、精神气质的体现。 至唐宋时期发展以来，宗教的功利性日益增加，而灵验与否则成为人们对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指标。对于三教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有一些地方甚至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道教，还是佛教。 宗教作用显著、传说多、民间传说逐渐兴起。在元代道教逐渐发展并兴盛的历程中，巩昌道教亦产生独特的文化现象，通过对巩昌道教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出巩昌道教的区域特色现象。  一、巩昌道教发展的时空特征巩昌辖域辽阔，在发展过程中，其道教在时空特征方面也有了不同的表现特征。 从道教源流上说可分为南北两区，元代巩昌包括故金辖区和原南宋辖区，前者流行北方全真教，支持者以巩昌汪氏为代表，后者流行川蜀道教，支持者以礼店文州赵氏为代表。时间以天历之变为分界，此后汪氏走下坡，支持力度衰减。  巩昌汪氏是蒙元时期陇右的军功望族，始祖于汪世显。汪世显及其子汪德臣等率领子弟参与蒙古军队统一西南各地的战争，立下了特殊功绩，是元朝的开国元勋。 巩昌汪氏家族，奉道是家族门风且一直出资修建境内宫观，《重修巩昌城隍庙记》里记载:“壬辰口口避口口门口至末皇元口兵临门,赖义武汪公之仁，完众归顺，明道得复故庙殿堂。” 此壬辰年为金哀宗天兴元年、元太宗三年(1232年)，汪世显此时还为金朝效力，巩昌一带有蒙古军队来袭，该庙道士在躲避兵灾时,受到了汪世显的帮助,才得恢复对该宫观的所有权。 陇西仁寿山有关侯庙，几任汪总帅都曾出资修葺庙宇，请道士主持庙事，为巩昌军民祈福。 巩昌汪氏家族主要支持的是道教分支之一的全真教，从但自“天历之变”后，巩昌汪氏家族实力衰落，无力支撑起对道教的资助及保护。  礼店汪古赵氏家族成为了元代后期支持巩昌境内道家发展的主力，因礼店汪古赵氏镇守礼县，在陇南一带，靠近川蜀一带，礼店汪古赵氏代表的川蜀道教成为了巩昌境内的道教主流特征之一。川蜀道教相比全真教来说更贴近民间百姓的生活，民间道教信仰更为在巩昌一带流行。 礼店汪古赵氏在草原生活，除基督教外，也信仰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多神论，所以对道教多神信仰有亲切感，接受起来没有障碍。礼店地区的龙潭湫神信仰本来就带有草原萨满教对森林湖湖泊信仰的成分，故汪古赵氏家族热衷于此。  二、巩昌道教的信仰特色道教是中国的本土的宗教，在发展进程中吸收各种神灵，逐渐形成了独特多元的神灵体系。主流道教神灵在巩昌地区基本都有信众，主要有东岳大帝、真武大帝及关公、三清信仰、城隍神等。 1、东岳大帝的信仰 五岳信仰崇拜由来已久，五岳大帝执掌五岳。五岳中，以东岳泰山最为尊贵，自秦始皇起，泰山的祭祀仪式便成了一种重要的仪式，象征着皇权的正当性。泰山的特殊位置使其成为泰山之神。 自秦汉以来，泰山神的权力已经超出了泰山的范畴，主宰世人生死。由唐至元，泰山神的地位越来越高，传播的范围日益广泛。到元代时，巩昌民众已经开始祭祀东岳大帝。  2、真武大帝信仰 真武大帝，又称北极大帝，玄天上帝，无量祖师，是唐宋以后道教的重要神祗。真武信仰源于对玄武的崇拜。在教内，玄武成为道教信奉的中天北极紫微大帝（简称北帝）属下四将之一，号称玄武将军。 元大德七年（1303），成宗皇帝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大德八（1304），成宗再次加封其为“特加号玄天元圣仁威上帝”，真武始提升为帝君。 3、关公信仰 关公作为武圣，在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公在儒道释三教中都有重要地位，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关公在儒教和道教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佛教。三国时期的关羽是关公的信仰原型。  4、三清神 三清神在巩昌较为普遍，陇西、天水、陇南每个地方当地都有三清神。在各县较大的道观中，一般都有三清宫，大体形成一个区域的道教中心。 三清信仰为道教最为传统的神灵，其中以元始天尊地位最高，相应地在道观造像中，神位正中为原始天尊、两侧塑灵宝、道德二神。综合性道观的建立，往往要将三清信仰纳入其中。 5、城隍神 城隍神作为地区保护神，因其剪恶除凶，护国保邦，功施社稷，溥降甘泽，普救民众，监察地方官员、警示民众和化解矛盾的神格，故而被认为是“阴间的衙门”。 城隍神在巩昌地区的各地区皆有分布，巩昌地区城隍信仰的道教色彩主要体现在城隍庙由道士住观。  三、儒释道和谐兼容的巩昌道教特色全真道在发展的进程中，为显示其正统地位，举办全真法事，建立了一套由三清、四帝、二后（或老子、太上老君）、五祖、七真、十八士、历代掌教、大宗师。 五祖七真乃全真道道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真道与其它道门最鲜明的特点，它不仅是道教中的三清、四帝、二后，也是真道的一大特点。 佛教中的神灵、儒圣等形象与道教中的神仙神仙共存，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三教的和谐、融洽，但道教中的寺庙并不能将它们归入道教。而民间信仰层面上的神明与道教存在着深刻的联系。 就学术文化的起源而言，全真教的产生，是中国儒释道三种文化相互消长、相互融合、道教教义不断变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在唐宋以后，随着道教的内丹派的崛起，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对全真教的教义、教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全真教与以前的道教流派有很大的区别，具有“非儒非释非道”的特征，因此又被称作“新道教”或者道教的“改革者”。  全真教的这一变革，与唐朝佛教禅化（中国化）、宋代儒学（哲学化）具有相似的含义，也就是道教思想系统中儒释道三教一体的完整，标志着中国道教传统学说的最终走向了成熟与圆满。 到元代后，在忽必烈汗主持下，佛道二教曾围绕《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展开辩论，而道教落败。但忽必烈汗并没有要求道教按照廷辩之前的约定，让所有道士改信佛教，而是允许道教继续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 廷辩惨败后的道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开始积极地向佛教示好，也更加主动地推动着儒释道三教思想上的融合。  1、儒道融合 有的士大夫基于儒家立场，借宗教信仰宣传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力求希望通过神灵的道教楷模作用引导更多人向神灵学习。 玉泉观内亦修建了李杜祠、武侯祠、名贤祠、周公祠等儒家名士祠堂。这些祠堂或是纪念儒家名士，或是追思曾在天水地区为官的，或是在外地做官的天水儒士。 2、儒释道三教融合 中国三教是最有代表性的，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让中国的文明延续了几千年。金元之后的全真教，由三教儒释道组成，三教合一，是全真教的中心思想。 巩昌地区佛道儒三教结合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三教供奉的庙宇都在一座庙宇里。石窟中有道教、佛教、儒家、民间信仰中的神灵造像，反映了元以后三教在巩昌地区的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向。 因为当时三教合一，佛法和道教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所以道家也会介入佛教事务。而佛教教徒为寺院、禅室捐钱，则是佛道合一的典型代表。  佛教与道教的结合，在中国民间佛教流传最广的信仰之一观音信仰进入道观这一点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巩昌道教寺庙中有不少的观音信仰。玉泉观，仙人崖等道教建筑，都有观音的身影。道教寺庙中融入了观音信仰，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丰富了道教的信仰。 四、巩昌道教信仰植根于基层社会元朝时期，巩昌道教空前繁荣，世俗化，民间道教信仰逐渐成为地方道教的主要力量，并渗入巩昌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思想、道德、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民间道教信仰中存在着一套人格化、偶像化的信仰，例如东岳、真武、湫神等，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对具有实际意义和实际意义的神祇，比如对风调雨顺起到重要作用的神祇。 民间道教信仰扎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肥沃土壤，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影响，在中国的道教本土化、社会化和民间化的背景下，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信仰特征。  1、世官世侯家族带动了民间普信道教 元代时，巩昌当地的世官世侯家族信仰道教及对当地道教的扶持，带动了民间亦普遍开始逐渐信任道教，道教进一步世俗化、民间化，道教信仰逐渐开始成为了民间百姓生活的一部分。 民间百姓成为了信仰道教的主力之一，成为了推动道教信仰的重要推力之一，民间道教信仰开始亦真正开始发酵，甚至于渗透到了民间百姓生活的各个角落。 2、道教信仰的乡土化、生活化 到元代时，道教逐渐乡土化、生活化，渗透到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此时道教神已经充满了和平、安宁的因素。各地的代表性神灵，都是当地的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巩昌一带的水神信仰十分普遍。究其原因，是由于巩昌历史上是农业社会，对雨水的需求相当大。但是，由于该地区地势较高，坡度较大，降雨的季节分布不均匀，造成了严重的干旱。 人们对天灾的恐惧，对风调雨顺的期望，使得人们对水神灵的依赖性很强。因此滋生了当地独特的水神，道教亦因水的重要性将水神亦纳入了信仰体系。出现了龙王、湫神等当地的水神神祇，以保护他们的农业和护佑他们的家乡。 小结我们能够对巩昌道教、道教宫观神灵信仰转变、道教宫观庙宇活动等不同方面的内容有深入详细的认知。在分析道观神灵的基础上，能够得到的当时供奉的道教神灵存在诸多不同的类型，同时还呈现出鲜明的三教融合色彩，不同地区在神灵信仰上也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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