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向共和》里的刚毅像极了小丑和疯狗，但真实历史上，此人却没这么简单。 刚毅代表的是满清刑部出身的专业官员，这批人多数出身陕西内陆，对国际局势见解极为有限，也没有清流的声望，一般具有清廉和有政绩的优点，但按乾隆以来的惯例最多升到刑部尚书，无法进入军机处。慈禧觉得这样的人很好用，于是破格提拔他们进军机处主政，让他们只能迎合自己，于是悲剧了。 今天我们看晚清的历史，印象最深的是洋务派和清流派的斗争，但这两派并不代表多数满清官员。其实“无画处都是画”，多数满清官员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跟洋务派、清流派都不相同，刚毅不过是其代表。这样的人主持大局，自然也就会把时局带进自己的认知维度。 乾隆以降刑部官员的理想仕途路径是“出为监司数年，稍回翔疆圻，入掌邦宪，以终其身”，即以终身担任刑部尚书为最高目标。 乾嘉以后，刑部当家堂官的任期确实很长，且大多专注于部务，并不兼办其他重要差遣。从刑部本身的专业化发展和工作效率上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人事保障。 刑部尚书是实权九卿，能以这样的职位“终其身”，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应该是很满意了。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常年在刑部工作的，以读律断狱见长的官员，几乎不可能进入国家政治中枢，即担任军机大臣，辅佐皇帝执政。 刑部官员的天花板虽高，但毕竟存在。然而这一约定俗成百余年的格局，在晚清政坛最混乱的甲午、庚子年间被打破了，刑部这个具有强烈自我循环倾向的衙门，一下冒出两位枢府重臣：刚毅和赵舒翘。 近代史学者多瞩目晚清政坛上洋务、清流两派的思想事迹，因为当时人就有“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的说法，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走向，也纠缠于两者的派系矛盾之中。 然而，研究者往往忽略晚清宦海中非清非浊的另一派人物，这些人并非起家高第，没有条件在入仕之初担任翰林科道这样的清贵职位，不能通过上书掀起清议。同时，他们也没有机会参与中央、地方的洋务活动，较少接触西方思想、技术。 他们仍然活跃在刑名钱粮等旧式行政领域内，凭借传统意义上的精于吏干、严于操守而取得政治资本，在清议中也有较好的口碑，似可视为乾嘉以降技术官僚的后继。 时间较早的阎敬铭、薛允升，与较晚的刚毅、赵舒翘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目前，学界对于刚毅、赵舒翘二人的研究，均有法制史、政治史两个维度。 因其二人均由刑部司官起家，在传统律例、行政领域有不小的成绩与著述，是以法史学界、法律文献学界对其多有研究。[3]至于政治史层面的研究，则紧紧围绕庚子事变中二人的主战思想与行动。[1]两个维度各说各话，很少有所交集。 事实上，只要将其连缀起来观察，我们就需发问： 如果二者的判断均基于严谨的史料而得以成立，那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两个熟谙律例官箴，素有贤能之名的循吏变成了顽固颟顸的狂热排外分子？ 这两种基于不同维度，看似截然矛盾的评价，是否有其一体两面的内在联系？ 这样的矛盾并存于一人之身，在那个特殊时代，是否具有一定代表性？ 如果确乎如此，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认同困境，迷失于新文明与旧道德的猛烈冲击之中呢？ 我们不妨知人论世，审视他们的经历，及其在新旧剧变中的扭曲抉择。 狭隘的寒门贵子 刚、赵二人虽然分属满汉，经历上却有不少共同点。 刚毅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姓他塔拉氏，满洲镶蓝旗人。他虽然是满人，却没有显赫的家世，父祖履历均无从考。 清朝入关百年后，八旗内部阶级固化，下层旗人的生活十分拮据，入仕并担任高级官员的机会也非常有限。 刚毅青少年时期的活动未见详载，或是生长于京师内外的普通旗兵家庭，社交范围狭窄，与汉族士人接触很少，更遑论一切近代的知识与思想。 此外，从史料记载来看，刚毅虽然通晓律例，能够写作公文、案稿，也编纂了许多律学、官箴类著作，但仅限于文法吏的水准，而不是熟悉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一个重要表现，是他经常读白字，或是在正式场合口出稗史戏文中的俚语俗话。 清末民初笔记中，关于刚毅的这类笑话连篇累牍，抛开庚子后舆论对其故意丑诋的因素，其文化水准大约确不能与一般科举出身的官员相提并论。
《走向共和》里的刚毅 甲午以后，刚毅在官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同为满人的荣禄。这里可以对比一下二人的成长经历。 荣禄出身八旗将门，幼年曾随父母到过浙江、福建等地，熟悉汉人生活。后其父和伯父在与太平天国的作战中战死，荣禄年仅16岁就以难荫入仕，获得咸丰皇帝的格外关照，频频迁调。 他行事机敏圆滑，且广于结交，年轻时就与汉族士大夫上层多有往来，观念中并无满汉畛域。另外，荣禄与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以及庆亲王奕劻交厚，也得到恭亲王奕䜣的赏识。 这与刚毅的出身寒微、木讷刚愎、缺乏有实力的亲贵重臣支持而必须极力迎合慈禧太后与新贵端王载漪形成强烈对比。 和刚毅一样，赵舒翘也出身贫寒。 赵舒翘字展如，陕西省长安县大原村人。他幼失怙恃，由青年守节的婶母抚养长大，家计萧索而励志勤学，于同治十三年（1874）考中进士，签分刑部。 时人记述他在刑部的情形说： “（舒翘）初通籍，观政刑部。京曹本清苦，刑部事尤繁重，俸入又最廉。赵聪强绝人，耐艰苦，恒布衣蔬食，徒步入署，为常人所不能堪。” 晚清传统技术官僚的代表人物阎敬铭、薛允升、赵舒翘，无一例外都是陕西关中平民子弟，特别是以薛、赵为首的刑部法律精英，又被称为“陕派”。 清代的关中地区已远离王朝政治、经济中心，民风朴质而偏于保守，对中央政权的认同感很强，而对办洋务、兴实业的兴趣则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 赵舒翘任江苏巡抚时，同乡刘古愚以“陕省产棉花而不勤纺织，平时衣被之需内则依赖湖北，外则取给欧美，金钱外溢，民益穷匮。而且关河四塞，不便交通，习尚固陋，于新世界学术知识懵然无所概见”为由，准备购置设备，创办近代纺织厂，并将这一想法告知赵舒翘。 而已在江浙做官多年的赵舒翘对此一口否决，坚称“中国之弊在于人心，如机器等事，此自外人之智巧，何必慕效”。当他听说刘古愚要邀请张之洞帮忙筹款办厂后，更是严厉警告：“香帅败家子也，岂足为训？”“定买机器之日，即是身败名裂之时。” 此时洋务运动已施行30余年，而陕省尚无近代工厂，赵舒翘尚将西洋机器视为奇技淫巧，其观念之守旧可见一斑。 保守的秋曹能吏 咸丰九年（1859），刚毅以旗人特有的翻译科生员身份入仕，历任圆明园教习、实录馆翻译官、户科笔帖式，同治七年（1868）以额外主事签分刑部行走。 道咸以后，六部满官因为得位太易，往往不谙文理、不习政务，在部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远不如汉官。 特别是笔帖式出身的满员，在六部中的形象变得十分卑琐，其“进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仅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总有聪明可造之材，沾染陋习，亦渐趋于轻浮卑佞”。 不过，生性要强的刚毅没有随波逐流，特别是在迁转刑部后，研读律例、审理案件极为用功，很快从一众司官中脱颖而出，同治八年（1869）补授员外郎、十二年（1873）升任郎中，先后掌管浙江、直隶等司印钥。 在此期间，他还成为刑部最重要机构——秋审处的负责人，并因为主审平反了著名的杨乃武小白菜案而名噪一时。
刚毅翻案杨乃武一案 成功地帮慈禧打击了浙江的湘军官员 除了日常的审案主稿外，刚毅在刑部时还辑录撰写律学著作，记录刑部办案程式和自己学习例案的心得体会。后经刊刻付梓者如《秋谳辑要》六卷，辑录从乾隆朝到光绪朝关于秋审的大量上谕、条款、案例，是秋审文献的力作。 不熟悉刑部办理秋审规则的地方官对此奉若至宝，吹捧其为“岂独秋谳之圭臬哉？凡作吏者皆能枕葄以为模范，治狱之道，思过半矣”。 此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中心现存有一部手抄本《刑案集腋》不分卷，内里小字抄写乾隆以降刑部所办代表性成案，并附抄录者的眉批夹注，该书封面上写“子良手录”四字，是刚毅的未刊之作。 刚毅的律学素养和在刑部任职期间的政绩得到时人的肯定，被认为是满人中不可多得的吏干之材。 如光绪年间的清流领袖之一宗室宝廷就在奏请整顿八旗人才一疏中说： “近来满司员中半皆备员，公事但恃汉员与书吏主持，不习例故也。闻直隶按察使刚毅在部时专心习例，从学甚多，及官外任，甚有政声，则习例之效也。” 是将其作为满员勤政好学的代表人物。 刚毅也因此获得光绪帝师、刑部尚书翁同龢的赏识，于光绪五年（1879）保列京察一等，光绪六年（1880）外放广东惠潮嘉道。 赵舒翘于同治十三年（1874）进入刑部工作，比刚毅晚六年，而声名尤著。人称“秦士官秋曹多有声，赵尤冠其僚，论者谓薛云阶尚书允升以学力胜，赵则以天资胜，自二人外，前后数十年，无第三人也”。 光绪九年（1883），赵舒翘因力排众议平反河南镇平王树汶临行呼冤案而声震天下。后值外放引见，连亲政未久的光绪皇帝亦知其“前在秋审处当差甚好，例案极熟悉”。 在此期间，赵舒翘曾任提牢主事，管理刑部监狱。任满后他写成《提牢备考》一书，是清代监狱管理的集大成之作，其字里行间均渗透着对“恤囚”的追求，体现了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哀矜仁恕之心。 与刚毅类似，赵舒翘也因获得了本部尚书翁同龢、潘祖荫等人的倚重而迅速升迁，光绪十年（1884）保列京察一等，十二年（1886）补授安徽凤阳知府，晋升速度在晚清六部汉官中十分罕见。 刚、赵二人以满、汉清寒子弟，在阶级固化、宦途壅滞的晚清能够凭借个人努力，以技术官僚的背景一路高升，与晚清刑部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 刑部工作繁重而收入微薄，非吃苦耐劳之人不能胜任。更重要的是，晚清刑部形成以“法律知识主导权力运作”的格局，部内重要差遣的获得以官员是否精通律例、善于主稿为标准，其中法律素养最高的秋审处官员往往能直接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仕途之通畅在六部中首屈一指。 刑部特有的氛围风气与激励机制，为刚、赵这样的孤寒之士提供了难得的上升通道，也使其对清廷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无比强烈的认同感。 然而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刑部官员特别是秋审处官员“专家学”的自我认同，一方面使他们“洞达情物，通晓律例”，而享有能吏的美誉，并且升迁迅捷。另一方面也为其性格、眼界的塑造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第一，刑部官员以钻研律例文法、讲求人情事理为尚，作为部院属僚，或是主政一方，都堪称职，而一旦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就显得阅历单一，视野狭窄，习惯关注具体问题而昧于大势。 譬如刚、赵二人在刑部的前辈、晚清最重要的律学大家薛允升就被评价为：“有关中故家之风，掌秋曹日，所属多以律例求解，辄为解导，不惮烦也。然俗学无识，立朝未尝有建白，复私乡谊，卒被弹去。”所谓“俗学无识，立朝未尝有建白” 即指其身为大臣，在同光大变局时代，于世界大势、军国要政无所了解，见识只停留在一个传统法律制度下的高级文法吏层面，而缺乏政治家高度。 事实上，乾隆以降，秋审处司官“回翔疆圻，入掌邦宪”后，担任刑部堂官的时间往往很长，且专一处理本部事务，进入中枢参与决策的机会不多，是否通达大势确乎不十分必要。 而刚、赵二人恰恰突破了这一道技术官僚的“天花板”，从一省巡抚骤然进入军机处、总理事务衙门参决大政，这一经历带来的认识缺陷就被迅速放大了。 第二，清人对本朝的法律体系有超于寻常的自信，所谓“近人诗文、制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远胜古人：一律例之细也，一弈艺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余于博弈不肯用心，窑物不甚措意，独律例则数年州县，颇能极思研虑，而叹其准情酌理，凑乎精微，平衡至当，真非古人所能尽也”。 即便在大厦将倾的同光年间，这一认识也并未动摇。而作为这一体系中最重要机构的组成人员，刑部的律学精英们对此更有着高度认同，并一生以成为传统政治制度和道德秩序下的循吏为目标，所以在面对新与旧的文明冲突时，更强调国情民俗与法律制度的连贯性，观念整体偏于保守。 清季修律时，刑部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吉同钧就极力反对废除《大清律例》，坚称： “大清之律非大清所创造也，中华数千年之国粹，经历代圣君贤相参合法理，以稽为成书。” “不知外国法律，行之外国则尽善，行之中国难尽通。夫以中国政教统一之邦，而直奉川陕各省犹有专条，蒙古有蒙古之例，回民有回民之例，苗蛮有苗蛮之例，彼此犹难强同，况中外风俗不同，宗教各异，而欲屈我之法，就彼之范，岂非削足适履乎？” 吉同钧与刚、赵二人的立场相近，寅谊亦笃，对二人在刑部的作为十分认可，即便庚子以后，也不讳言。 第三，刑部官员往往以专材自任，“动目他人为隔教”，甚至到了让其他官员厌烦的地步。 刚毅性格刚愎，被翁同龢评价为“清廉明决，特沾沾自喜耳”。赵舒翘脾气甚大，亦颇自喜，这都与京官上层礼节周旋、老成圆融的风格格格不入。 二人入枢时资望最浅，又缺乏贵胄重臣的支持，却急于表现揽权，遂相互标榜，高张气势。 高树在《金銮琐记》中以诗记事：“何人枢府语譊譊，舌作秦腔嗓韵高；甘为权奸作奴隶，伯珪声大莫敖骄。”后注： “到军机处画稿，闻有大声争论者，问舒拉何人，对曰：赵大人与王中堂（王文韶）抬杠。赵怒吼如雷，王声细如女子。我问：刚相不调停耶？对曰：刚中堂笑于旁，若甚快意。噫！赵舒翘倚刚毅势，遂呵斥王相若此！” 二人这样的性情，在庚子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投机的太后宠臣 刚、赵二人从刑部外任后，仕途都极为顺遂。 其中刚毅经广东潮惠嘉道，江西、直隶按察使，广东、云南布政使，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历14年。 甲午战争期间，刚毅极力主战，受到翁同龢的赏识与援引，于光绪二十年（1894）回京，以礼部侍郎身份担任军机大臣，时年57岁。 赵舒翘则先后履任安徽凤阳知府、浙江温处道、浙江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江苏巡抚，仅用了11年光景，就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京担任刑部左侍郎。 光绪二十五年（1899），回京不到两年的赵舒翘经刑部老同事刚毅力荐，担任军机处大臣，并在总理衙门行走，时年52岁。 二人外任颇有爱民治吏实绩。 如刚毅在江苏时禁止各级衙门收受呈状百姓的规费，在广州讲求捕盗之法，整顿社会治安，都受到当地的欢迎。他从山西离任时，晋省绅民甚至为其树立“德政碑”。 刚毅外任时，仍以法律、行政专家自命，保留着随手编纂行政指南的习惯，辑成《审看拟式》《牧令须知》《晋政辑要》等著作，在有清一代官箴书中具有相当的地位，也因此获得“粹然循吏”的口碑，在普遍不谙吏治的满人大臣中有卓然鹤立之势。 另外刚毅为官清廉，他在西逃途中病死，何乃莹每谈及，则泣下曰：“中堂身后异常萧条，几无以殓。操守廉节，古今罕有。不假以年，岂非天哉！” 赵舒翘在外更是政声卓著。他本人家境贫寒，且自幼由寡婶抚养，是以对民间疾苦有较多的了解，对下层人民，特别是老弱妇孺有朴素的同情。 他在凤阳知府任上，特别注意保护贫困孤孀，属下定远县有一孀妇胡邢氏，其夫为人所杀，自己被逼卖嫁。胡邢氏为夫雪冤、矢志守节，赵舒翘深为动容，极力安置，其怜贫济困之心，诚可感人。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予素接凤颖人士，皆言舒翘任监司，治其地有年，廉公有威，吏畏民怀，为百年来良吏第一。” 当然，这样的履历治绩，作为一省巡抚，尚堪称道，在从未经历军国大政考验的情况下，骤然入军机，成“真宰相”，则显得阅历过浅、资望不足。 如刚毅入枢后，受到老荐主翁同龢的轻慢，又与家世、政治资源远在他之上的荣禄形成激烈竞争。在“内轻外重，事已积成”的局面下，更不能服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疆臣之重者。 于是，不甘居人之下的刚毅为了巩固自己在军机处的地位，不遗余力迎合慈禧太后的个人意愿，倒向极端守旧一派，在戊戌、庚子前后排挤翁同龢，扼杀戊戌变法，依靠端王载漪谋求废帝、立储，力主“抚团攻洋”，以致酿成巨变，不可收拾。
刚毅们帮慈禧怒宣全世界 而赵舒翘亦继踵其后，在奉派查验义和团时，明知其不可用，而不敢违逆上意，最终以一代循吏“身陷大戮而死负恶名”，令人徒呼“未免太可惜矣”。 甲申易枢后，为了独揽大权，慈禧太后颇爱任用这类在传统政务领域有所建树，但昧于中外大势、资望又不足以自立的大臣主持军机处。 物以类聚，其相互援引者亦多同类。 如庚子主战派中，启秀亦起家刑部司官，以孝称，被徐桐称为“学正才长，力持纲纪”。 李秉衡有“北直廉吏第一”，“当今纯臣第一”的美誉，但“一不晓洋务，二不知兵事，三且不看京报，以束薪为牛羊，机局太小，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毓贤刚直自矢，得到李秉衡的提拔，而“嫉恶甚严，果于杀戮，捕务是其所长，惟不知大局”。 如此种种，以至于时人感慨：“中国事皆误于此等正人！”“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 传统技术官僚的丧钟之鸣 然而当我们将视野拉回到庚辛年间，就会发现，支持顽固派的并不仅仅是站在权力中心的慈禧太后，在经历了山河破碎，京城陷落的惨痛教训后，顽固派虽然大为有识之士所唾弃，但在普通民众中，仍然得到相当的同情支持。 如联军欲将赵舒翘列为祸首处死的消息传到西安，即引起陕人不服，西安绅民三百多人向军机处请命，愿以全城人保其免死。随后，慈禧光绪行在附近的“鼓楼地方业已聚集数万人，有声言欲劫法场者，有声言如杀大臣，吾等即请太后回京，又有看热闹者。军机处见人情汹汹如此，入奏太后不如赐令自尽”。 又如在山东、山西支持义和团大杀教民的毓贤先被流放新疆，行至兰州，得旨赐死，不但晋人有“誉之惜之为之抱冤者”，即兰州士民也“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 一边是国事误于正人，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转眼成为将国家导向灭顶之灾的巨奸。一边是冥顽不化的罪人遭到历史唾弃，但赴死时却获得普通民众的同情。 这一系列发生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矛盾现象，当做何解？ 诚然，除了权力投机外，刚毅、赵舒翘这类传统意义上的能臣循吏，其个人出身、仕宦经验、性格作风、观念认同，决定了他们真诚地在思想、文化、制度诸层面相信“爱民、崇儒、恤刑”的清王朝仍然能承担起延续华夏正统的责任，而迫于西方武力压力的近代化进程是丧权辱国的表现。 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官场，特别是他们浸淫半生的传统技术官僚圈内，是具有代表性的。 赵舒翘入枢担任军机大臣时，吉同钧写作《贺赵大司寇入军机序》相赠，表达自己的期许之情。序中称： 命下之日，阖署欢声雷动，同钧亦私心窃喜，至终夜不寐。夫其所以同声欢喜者，初非阿好乎司寇也，亦非喜司寇之权势日隆也。温公入相，而吏卒走呼；李纲登朝，而民心安定……自去冬参入总理，督办铁路矿务，洋人之贿买汉奸，以办矿为名而阴夺我地利者，俱经批驳，无所用其伎俩，从此知中国尚有人在，不敢大肆诛求，时事渐可为矣……唐有武氏之祸，得一狄梁公而拨乱反正；宋有澶渊之役，得一寇莱公而转危为安；明有土木之变，得一于忠肃而易亡为存。方今庸臣虽多，然可与宏济艰难者，尚不乏人。内如李傅相之才猷，孙相之德性，外如董宫保福祥、李制军秉衡，亦皆实心任事，不避劳怨。司寇诚与同心协力，天下事何不可为乎？ 吉同钧亦是刑部律学专家的代表，且为赵舒翘同乡后辈，虽为庆贺升迁作文，但谀辞不多，反作“蒿目时恨，借题发抒”之用，可谓诚恳。 文章中，吉同钧称赞赵舒翘抑制洋人在华办矿修路的功劳，希望他向北宋的寇准、明朝的于谦一样，力战外侮，救亡图存。随后又为他推荐可以同心协力的内外重臣，其中在外者即为庚子年的主战派骨干董福祥、李秉衡。 我们可以看到，赵舒翘入军机后所走的路，与吉同钧，甚或吉同钧所代表的刑部同侪的期望几乎完全一致。 可惜，庚子年间的大清不是宋、明，十一国列强不是契丹、瓦剌，曾经与寇准、于谦一样清廉干练的赵舒翘因为主战而身死名灭。 鸦片战争后，一方面，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外矛盾日益加深，朝野上下反抗侵略、御侮救亡的要求愈加迫切，保守文化传统、抵制外来文明的声音也愈加凸显。另一方面，随着新旧文明的不断碰撞，少数有识之士对中外实力差距的认识逐渐清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早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愿望更加强烈。 两个层面的需要相互交织，处处角力，贯穿于日常的权力斗争当中，而每一次严重的外患都成为影响政局并引发深层次社会矛盾的诱因。 一直到甲午战争，在外侮面前，无论朝野，主战声音代表着绝对的政治正确，而避战求和几乎与汉奸卖国画上等号，从琦善到李鸿章，无不遭到清议的唾骂。 师夷长技的声音虽然一直环响，洋务派在中央和地方也有相当的实力，但在舆论上却从未成为主流，一旦面对中外冲突，往往为人诟詈，威望盛极一时的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后，也只能“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在这一阶段，主张对外强硬，是清流的标志，而昧于世界大势，反对开展洋务，在时人看来也不过稍显迂阔，如果为人为政另有可取之处，则不会受到太多负面评价。 刚、赵等“误国正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度过了仕途的起步和发迹阶段，在传统仕宦领域的出色治绩足以掩盖其格局见识的缺陷。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在外交上的失败和被动达到空前地步，救亡呼声也急速高涨。一时间，改革的声音被康、梁等激进知识分子骤然放大，甚至给时人以近代化理想成为主流的错觉。 事实上，保守抗拒的力量同时被放得更大。 一方面，基于朴素的救亡感情，民族危机带来的中外冲突，特别是教民冲突，在全社会特别是下层民众中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抗，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却如巨流暗涌被隐没在维新的绚烂浪花下，难以找到理性的出口。 另一方面，维新党人的锋芒毕露，与此后废帝立储的失败，引起慈禧太后的极度恐慌，作为一个曾经以支持洋务运动见称的实用主义统治者，为了避免国内的改革力量与列强势力合为一股，利用光绪皇帝反对她的统治，也开始急速向保守转向。 步履艰难的近代化进程失去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保守力量占据中央政府和舆论高地，即便温和渐进的改革者也被指为汉奸。 显然，相较于李鸿章、张之洞、荣禄、奕劻等人，刚毅、赵舒翘等传统循吏，离普罗大众的朴素情绪和慈禧太后的个人权欲更近，离近代化进程的要求更远。 所谓离普罗大众的朴素情绪更近，是指他们对受到外来势力伤害，而具结社反抗倾向的民众，诸如义和团民等人，多少会给予道义上的同情，和经验上的支持。 刚毅、赵舒翘、李秉衡、毓贤等人，都有丰富的地方官经历，且多以善于治盗著称，深知百姓一旦铤而走险，再次形成咸同年间群雄并起的局面，对清廷来说是比洋人更致命的打击。 至于将乡间的松散民众武装“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纳入政府的管辖，甚至成为官方可以动员的军事力量，这也是清政府此前对付太平军的既有经验。（大司马按：湘军、淮军是曾胡左李这样的读书人领头，与义和团大师兄不可同日而语。）
都有团练性质 义和团和湘军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因此，刚、赵等人不能见容于时评，更重要的是其“肇祸”的结果，而非保守排外的思想行为本身。 民族主义在权力的发酵下彻底压制近代化进程，与民粹主义越走越近。 义和团最终成为清廷挑战列强的筹码，成为熊熊燃起的民粹之火；刚、赵等只有传统经验而无国际视野的旧式官僚，也因为投机宫廷斗争中的强势一方而利令智昏，导演了一出近于闹剧的战争。 庚子惨变以后，在知识阶层以上，近代化追求成为大势所趋，实用主义如慈禧太后，也要表态施行新政。 主流舆论的彻底转向，必然迅速放大庚子主战派冥顽保守、昧于世界大势的一面，其前半生在传统仕宦经历中的治绩，在大进大退、大是大非问题上，则变得渺小不值一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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