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烨|慷慨激昂的军工之歌——读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

阿莹《长安》评论小辑

慷慨激昂的军工之歌

——读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

白烨

已走出军工企业多年的阿莹，一直想写作反映军工企业的“一部长篇小说”。一直想写而又“因繁重的行政工作”无法全力投入写作的状况，使他一直不能释然，长久萦绕萦怀。阿莹在“后记”里告诉人们，军工企业的过往生活“像画卷一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让我沉浸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不能自拔”。事实上，故事在脑海里的一再闪回和不断发酵，早已发育成熟，只待一朝分娩。果然，在卸下繁重的政务工作，有了写作的条件之后，阿莹便一吐为快地写就了长篇小说《长安》。而这个孕育了多年的文学胎儿，一呱呱坠地，便血肉饱满，一表非凡。

《长安》主要描写位于西安附近的某军工企业从“八号工程”发展为长安机械厂，为研制和生产军用炮弹不懈奋斗的艰辛过程与激情岁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格局和总进程中，描写军工企业的创业之难，发展之艰，并着力于这一战线中各色人物的性格塑造与命运描摹，写出了军工企业对于军队和国家的特殊贡献，以及军工人的特异的精神风采，这使《长安》这部作品不仅在题材领域里具有了弥补弱环的意义，而且在人物塑造方面也为当代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形象。

阿莹/《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8

阅读《长安》，不止一遍。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或引人思忖，或令人慨叹。诸多阅读感受之中，印象最为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以过渡中的渐次行进，反映军工企业筚路蓝缕的拓进与发展；二是以人物群像烘托主要人物，塑造了军工战线各类人物英才，尤其是作品的主人公忽大年。

军工企业“八号工程”及后来的长安机械厂，从建厂房、招工人，到搞研发、造炮弹，这个军工企业的创业与发展每一步都举步维艰，每一段都步履蹒跚。作品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上，可说是不吝笔墨，不惜篇幅，写得充分而细切，生动而深刻。读来令人感佩，也引人深思。制造军队急需炮弹的长安机械厂，是保密性的军工企业，这在大讲阶级斗争和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个年代，便面临了一系列的悖论与难题。这个时候的长安厂，最需要的是有知识、懂技术的各类人才，但最懂技术的连福因为曾有日伪工厂的工作经历，一直被另眼看待，不但不被重用，反而严加看管起来。通晓俄语和专门联络苏联专家的忽小月，因为往来信件被过度解读，也被认为有“泄密”嫌疑，在受到种种委屈和冷遇后，无奈地选择了自尽。作品中比较详切地描写了“反右”“反右倾”在长安厂激起的种种风浪和层层波澜。在这些政治运动中，不仅连福、忽小月等人都得到了不应有的对待与处理，厂长兼书记忽大年也一再受到牵连，使之难以正常主持工作，即使主持工作也处处受到掣肘，难以行使职权。作品里的副市长钱万里，副书记黄老虎，好像是成心与忽大年作对一样，紧跟愈来愈紧的政治情势，执行愈来愈严的整治措施，不是搞甄别，就是搞审查，使得连福、忽小月一直被冷落，忽大年也一直靠边站，直到“文革”来临，长安厂在两派争斗中彻底陷入瘫痪。忽大年只是借着运动的间歇，斗争的缝隙，艰难地维持了工厂的生产运行，使长安厂生产的炮弹先后在福建前线和西藏边境等战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军工人应有的荣耀。

作品写了钱万里驾轻就熟的官僚做派，黄老虎亦步亦趋的极左作为，但并没有把他们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写了他们对于政治的教条理解和对于时政的被动顺应，写出了时代大势对所有置身其中的人们有形与无形的钳制，以及人们在无奈承受中的尽力适从和渐次调整。某种意义上，这也从一个重要侧面，折射了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个真实状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郑重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这就使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长安》一作中，长安机械厂由一连串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种种坎坷，正是这样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的小小缩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段历史的真实状描，既写出了军工企业令人唏嘘的艰难进取，又写出了国家发展令人难忘的曲折历程。

因为热爱军工企业，熟悉军工人物，并把充沛的激情、朴茂的感受倾注于笔端，揉进了文字，作品从一开始，就随着故事的发展演进依次推出了一个个人物形象，并由特殊环境中人们的跋前踬后和手足无措，使一个个的人物显示出他们的独特个性来，或令人眼前一亮，或令人过目难忘。如跟随着忽大年由军旅转场到军工企业，从保卫组长升任副书记的直率又莽撞的黄老虎；从东北到西北支援军工生产却又总是不受待见的聪明又敏感的连福；与哥哥忽大年失散多年又在长安相遇的伶俐聪慧又为人执拗的忽小月。此外，作品里忽大年的现任妻子靳子，与忽大年有过“一夜夫妻”之名的黑妞，性格都分外鲜明，命运也相互勾连，写出了动荡年代和社会替嬗带给她们的人生难题。尤其是黑妞这个人物，从胶东老家千里寻夫找到长安厂，不料忽大年已经有了妻儿和家庭，还坐拥了厂长兼书记的高位，她的一举一动，都必然会对忽大年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使她只能面对现实，努力去调整自己。她在长安厂，几乎是从头学起，自谋生路，渐渐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军企工人，并在“反右”和“文革”的系列运动中，同情忽小月，支持忽大年，成为环绕在忽大年身边的积极力量。而且在她身上，妇女的贤良，农民的质朴，工人的担当，三种元素合而为一，融为一炉，这使她成为长安厂急公好义的先进工人自不待说，从她身上也分明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的时代新人的某些鲜明特质。

《长安》一作里的最为突出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当然还是忽大年。忽大年从部队师政委的岗位上调任“八号工程”总指挥，一开始并非心甘情愿。但“北京的动员会”上领导讲到的要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话语，由此知晓自己将要指挥的工程，“是苏联援建的装备项目”，是“为军队准备”之后，他对着领导“要争气”的嘱咐，“腰板挺得笔直，敬了标准的军礼”，并在与首长握手时感到了“沉重的托付。”从这个时候起，失去了领章帽徽的忽大年，有了铭刻在心的神圣使命。但他要面对的现实，既让他应接不暇，又让他难以应对。频仍而来的运动，使得无法使用人才，研发受到影响，生产难以正常进行。此外，还面临着靳子、黑妞、忽小月等家人家事的种种羁绊。可以说，他基本上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状况。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正是这些困难、苦难和磨难，使得忽大年越来越坚韧，越来越坚定。他以宽广的胸怀隐忍了种种委屈，以怀柔的方略维护着厂子的稳定，抓住一切可能的时机，推动长安厂的炮弹生产，并在两度奔赴前线的炮火支援和实弹演练中，使长安厂的军工产品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显现了威力。由这样的忍辱负重和奋力前行，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军人的使命担当和军工人的初心所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写到站在山上指挥火箭弹定型试验的忽大年，作者很是令人动容地形容道：“一个老兵在山顶上铁塔般地站着。”这样一个具象的场景描写，实际上也是忽大年这个人物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定格。共和国的军工人如何志坚行苦，如何无私奉献，如何风骨峭峻，如何大义凛然，都凝聚在这样一个雕像般的形象里，令人可歌可泣，叫人感激感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