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许广平】远远不止“鲁迅夫人”

吕杨鹏 2023-03-25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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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3年是我国近现代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者、鲁迅先生的爱人及战友许广平同志诞辰125周年（1898年2月12日），同时也是她逝世55周年（1968年3月3日）。近期，有读者向本号投稿，从对许广平生平的考察入手，凸显当代被人本主义视障所屏蔽的许广平-鲁迅革命家形象；文章通过分析二人以战友为必要条件的亲密关系，以及同时代中国革命家群体的流徙聚散，讨论了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特殊联系。我们认为，若按学术科研的标准看，本文或许没有输出太多新的发现，但倘若在公共性意义上，却有对时论的匡正之功。当下进步阵营中，部分基于抽象的“主体性”话语而生的意识形态误区，似将许广平等“著名男性活动家之配偶”的公共社会活动、与其作为配偶的行动割裂开来认识，并片面地把后者理解成某种对前者的压抑。然而，这两个面向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人物身上，却往往要复杂且歧异得多。为此，我们接受该文投稿，允以发布。

作者：目三北路

也许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在相当长时间以来仅仅将许广平视作“鲁迅的爱人”，结识鲁迅之前，鲁迅逝世之后，这个历史人物似乎就“隐入尘烟”了。我开始对许广平生平产生专门兴趣，是因为偶然读到了这样的材料：1941年冬，许广平被驻沪日军宪兵队抓捕，经历尽3个月酷刑逼供，经日本旧友内山完造保释出狱后，双腿已不良于行。我的第一反应是肃然起敬，没想到她有如此“硬核”的一面；但随后又生出疑窦：日军为何要抓她？仅仅因为是“鲁迅遗孀”？我带着疑惑开始走进许广平的人生，逐渐意识到自己翻开了一本何等厚重的大书。

许广平跌宕起伏的人生，难以被孤篇文章所穷尽。然而，以许广平作为政治行动者之身份为线索，我们却可能勉强从她的事功中梳理出一条从个人到友伴，再到团体的行动范式转变之路。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转变并不是直线性的，尤其是，她主动寻求与鲁迅建立的亲密关系，一方面迟滞了她参与团体实践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又使她有机会更冷静地看待各色团体的此消彼长，为鲁迅辞世后的她，积累了更深刻的组织意识，筛选出了更可靠的同行者。

一、我和他

许广平出生在广东番禺县一个旧士大夫家族，父辈稍遇落魄，但不至鲁迅父辈那样多舛，仍不失为一方权贵。这个正在跨越19、20世纪门槛的家庭，混杂着专制与开明、封建与现代。8岁那年，母亲试图给她缠足，“也不是要缠得怎样小，无非稍稍裹裹，免得像龙舟般大，落人家笑话”，而父亲发现后，则厉声对母亲大加申斥：“你不见连日的报纸都载各处设立'戒缠足会’么？……你忘记了你缠足的苦处么？寸步不能行，那么胖大的身躯，配一双小脚，动不动插着两只手打在两个丫头的肩膀上作拐杖行路，你阔气，有丫头使，她将来跑到乡下人家，缠了双足，你不成叫她活受罪？”由此可见，父亲反对缠足，一是受到社会开明新风的熏陶，二是因为早已打算把女儿的婚姻包办给有利益往来的乡绅地主。这位父亲还给儿子、女儿都提供了教育机会，从“汉旗”请来教书先生，用“官话”为他们将来入仕为宦打好基础（母亲也用自身经历劝服亲戚：“女丁不会夺走男丁的聪明，可以同堂共学”）。但当父亲看到许广平和哥哥们一起学习官话，便又嘱咐哥哥转告私塾先生：“一个女儿家，能记记账，读读家书，足够了，读什么官话？单给她教土音好了。何况她将来是乡下人。”八岁的许广平面对这种“特殊待遇”，想出了应对之法，她装作格外笨拙，学不会土音；而当先生转用官话时，她却又能对答如流……最终由先生劝服父亲，让这个小女儿也掌握了彼时公共政治生活所需的语言，这也对她日后在京津参与学生运动提供了便利。

这种落后与进步互依互存的局面，可能是当时中国中上层家庭所普遍具备的特征。无独有偶，我们在许广平对鲁迅母亲的回忆中也能看到，这位曾经包办鲁迅婚姻的“封建老妪”，其实也有开明进步的面向：

“（引者注：1925年女师大风潮期间）她把旧式的日夜消遣的小说丢开，每天开始学习看报……大清早起来，抢先把儿子要看的报拿过来，带起眼镜细看一通。这时最喜欢看见我们'毛丫头’的到来，得以详尽地从报纸各节过细研究、讨论。遇到不平之处，大有慷慨激昂，愿意倒骂一切之状……看报之后，除了和有知识的人们打听国家大事，对不识字的，她也一点点慢慢地解释给她们听。可惜这一招大大的失败了。讲了半天，那些中年人漠视她的苦口婆心，敷衍了事……看报纸后，和现社会接触了，晓得小我和大我的关系。对于儿子的举动，就尤其了解……终于在那一次病中被电召到京（那次经不起朋友们的邀请，曾演讲了几次，立刻就有人造谣，说他负有某种使命北上，致引起当局注意）之后，没能够再北上（引者注：20年代末鲁迅定居上海）。她绝不叫他再归省一次……（引者注：1936年鲁迅辞世）最疼爱的儿子死掉了，人家通知她，当时很镇静，不怎么哭，但之后不会走路了，寸步都需要扶持……她于是广求儿子死后的一切记载，尽起立之所能及，满满地堆了半床……看到各方面人士对儿子普遍的悼念，真诚的爱戴，老怀宽放了。她自慰自解地说：'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也不太冤枉’……鲁迅先生说过：'女人有时候有母性，有时候有女儿性，没有妻性。妻性是不自然的。’看见了这位老母亲，或者会相信上面几句话所含的深远的意义吧。”

在1924年9月至1925年12月的“女师大风潮”中（运动主线为驱逐校长杨荫瑜，但期间依次经历了3月12日悼念孙中山、北洋军警枪击刘和珍等学生的“三一八惨案”、6月初响应“五卅运动”等几次高潮），许广平表现出了比同龄人更谨慎的作风。作为学生的她，其实比作为教师的鲁迅距离风暴眼更近；她很早就察觉到，事件背后存在政治流派的角力——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李石曾，试图从保守的北洋官僚治下，夺取包括女师大在内的几所大学的校长席位，助澜国民革命——这种洞察使许广平在1924年的秋季学期保持了静默，甚至警告积极参与风潮的室友林凤卓当心受人利用（当时谁料，三五年后，林的立场却保守多了）。然而，事件在1925年春季学期进一步发酵，支持女师大杨荫榆校长的附属中学校长欧阳晓澜，公然鼓动附中出身的同学退出学生自治会，将管理层斗争直接传递扩散给学生，结合杨校长素爱在私宅宴聚亲信、驰废公务的习惯，这种具有密谋色彩却又蹩脚粗暴的干预，激怒了身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她决定牵头到教育部请愿，但因组织仓促、意见不一，仅有少数学生到场参与。如此进退维谷的情形下，许广平主笔、林凤卓审阅，于3月11日向鲁迅发出了第一封“请教信”。(邱焕星，2016)

从此后的两方通信不难看出，鲁迅对于运动持有谨慎态度，并承认自己尽管同情，但爱莫能助，还提出了包括著名的“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壕堑战”等典故在内的规劝。相应地，许广平也并非被怒浪冲昏头脑。即使在经历过杨荫瑜阻挠学生悼念孙中山、刘和珍等同学遇害等重大冲击，她依然在3月26日的信件中表示：

“年假（引者注：指1924-1925学年寒假）中及以前，我以为对于校长主张去留的人，俱不免各有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是袖手作壁上观的。到开学以后，目睹拥杨和杨本身的行径，是更不得不教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虽则我一方面也不敢否认反杨的绝对没有色彩在内，但我不妨单独地进行我个人的驱杨运动。”

这样一种和社会热潮在行动上融入、在精神上“间离”，带有孤独色彩的心境，和鲁迅长期“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姿态达成了某种契合。这或许是1925年的夏天，能将两颗心靠拢在一起的深层力量。然而鲁迅最终还是没有袖手旁观，随着学生不断被开除、戕害，还有文化界陈西滢、徐志摩等“体面人”看似中立的“拉偏架”，鲁迅不能再冷眼旁观，他加入了对官僚、学阀的白热化论战，并筹建“校务维持会”帮助进步学生治理校园。许广平也加强了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系，并在1926年夏季毕业前被吸纳加入了国民党，且在毕业后返回故乡广州（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的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落实国民党在教育系统的改革。

许广平在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影像（图片来自《许广平文集·第一卷》）

成为行动者许广平与鲁迅爱情基础的另一个事实，是鲁迅本人也终生都没有脱离“勇武”的社会运动；他屡屡决心隐退，又屡屡挺身而出。据国民党元老陶成章回忆，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追随老师章太炎、同乡秋瑾等人，最迟于1908年加入革命团体“光复会”，参与了《浙江潮》、《民报》等反清刊物的工作。毕业回国后的1911年11月，杭州辛亥革命的捷报传到绍兴，革命党和进步群众在一处寺院召开大会，推选时任绍兴中学堂监学的鲁迅为主席。为了宣传革命纲领、尽快稳定民心，他提议青年学生搜集兵器，组建“武装演讲队”，在全城巡回讲演、发放传单，官民见状，以为革命军已然掌控绍兴，人心涣散的清朝官吏见大势已去，随后不久便交出了城市治权，兵不血刃达成“光复”。另有回忆称，武装演讲队出发前，一位学生问，一旦有人阻拦该如何，鲁迅正颜厉色地答复道：“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丸山升，2005）革命政府后来任命鲁迅担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当时还是在读学生的孙伏园（正是他后来在1921年担任《晨报》副主编期间，邀请困顿蛰伏中的鲁迅再次出山，写作《阿Q正传》）于1936年追悼鲁迅时回忆道：

“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

然而，随后的历史并不温情，希望与绝望的转瞬变奏屡屡冲击着鲁迅：辛亥革命成果被北洋军阀窃取（25-31岁），新文化运动由兴至衰（37-42岁）。44岁这一年，女师大风潮又发生在身边，许广平向他伸出了爱情和正义的榄枝，同时也把鲁迅第三次拉入到时代的怒涛之中。未来2年里，这对爱人将奔徙大半个中国，携手渡过空前浩荡的国民革命，以及空前血腥的白色恐怖……步入中年的鲁迅感受到极大的幻灭和无力——辛亥时代并肩战斗的19世纪“80后”、“90后”朋辈，或成为高居庙堂的政客，或成为名利簇拥的学阀，或游走在政学之间受拜“国师”，纷纷拥抱保守反动的秩序。而此时此刻身边慷慨激昂的年轻人，一部分也即将在未来2年摇身变为刽子手的爪牙帮凶……成为同代人中的异类还不是最痛苦的，他更不愿面对的是，尽管承认死亡/牺牲对于抵抗压迫不可或缺，但自己在面对这些肉体暴力时却又产生胆寒犹疑——1925-1926年《野草》、《坟》等诗集充分体现了这种心境。

许广平曾在《民元前的鲁迅先生》（发表于1940年《文阵丛刊：水火之间》）中回忆道：

“有一回（引者注：20世纪初反清时期），（鲁迅）看见某君泰然自若地和朋友谈天说地，而当时当地就有他的部下在实际行动着丢炸弹……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先生想到那实际工作者可能惨死的境遇……就焦烦不堪……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使先生惊佩不置。”

二、我和他们

鲁迅先生没能想到，自己最不愿直面的“淋漓的鲜血”，会在他去世后的第5年降临到他爱人的身上——

“受过电刑之后的好几天，内伤还是不好，全身骨节都在作痛，喉痛更痛得很。靠在囚笼的木栅栏里，自己在想：先前曾看过话剧上演的阿Q，他蹲在木笼子里的样子一一都浮现上脑海，那时看的是阿Q坐牢，很轻松地看过去了，哪里会想到自己在这时候就实地上演阿Q中一个角色？鲁迅先生写阿Q，也哪里会想到若干年后，他自己深爱的人会就做阿Q！想着想着，不知是怎样的一种味道。”

这段文字引自许广平于抗战胜利后，回忆在日本宪兵队遭遇刑讯、抵御逼供的文章《遭难前后》。短短5年之间，许广平就已变成了日军眼中“重点审讯对象”，这背后是她夜以继日的工作奔走；这自然绝不主要是因为她曾是鲁迅的夫人。

1937年（鲁迅逝世的次年）日军全面侵华，上海大批难民外逃。许广平考虑到年幼的儿子不堪舟车劳顿，鲁迅遗稿遗物不便长途迁移，于是决定转移到法国租界避险。在欧美租界滞留的进步文化人士彼此串联，展开“孤岛斗争”，产出众多抗战文化作品。在此期间，许广平牵头整理鲁迅著作（其中多半作品原本就是她校对修订）。鲁迅辞世后，《鲁迅全集》的出版受到国民党当局严密限制，许广平在内的鲁迅生前亲友几次奔走疏通，先后联系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也未能付印。1937年末抗战局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在混乱中仓促迁都，文化审核相对松弛。许广平和友人们判断，这是出版全集的重要机遇期，遂果断联系复社（曾出版《西行漫记》的民间左翼出版社）整理出版鲁迅全集。1938年初，许广平协调巴人（王任叔）、王贤桢、郑振铎、金性尧等分别负责集稿、抄稿、编辑和校对，在霞飞坊（今淮海坊）狭小的里弄“亭子间”内，开始了紧锣密鼓、不舍昼夜的高强度工作；同年6月，在上海文化界广泛的帮助下，《鲁迅全集》冒着纷飞战火实现了的首次出版，轰动亚洲文坛。许广平在后记中写道：“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当然，联合从不意味着一团和气，越是牢固的联盟，往往越要以激烈的交锋作为前提——“左联”的建立恰恰起源于青年作家对鲁迅的攻讦，而他去世后围绕“鲁迅风”的争论，又贯穿了1938年上海的左翼文坛。鲁迅在晚年充分拓展了“杂文”这种议论文体的内容、形式，使其具有启发性和斗争性，尤其随着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也是鲁迅人生第4次出山参加社运，这一次直到生命完结），杂文被赋予了推动公共舆论的政治职能。鲁迅辞世后，一个深受鲁迅问题意识和写作范式影响的杂文作家群在“孤岛斗争”时期渐渐形成，矛头指向日伪奴化宣传和市民利己心态，时称“鲁迅风”作家群。同时，有左翼作家认为“鲁迅风”作家群存在刻意模仿、笔触曲折、缺乏战斗性的倾向；而他们则回应道，孤岛环境迫使杂文家不得不曲折行笔，悲壮逞勇容易导致空泛喊话式的“抗战八股”……两方笔墨相伐，各抒己见，催生出了第一批鲁迅研究著作。尽管这一过程中生产的文字，对后学之研究而言是一笔富矿，但对当时的参与者来说却并不愉快——左翼作家的辩论，让右翼文人闻风而动，他们不失时机地选边站队，居中挑拨，更以“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调侃来消解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价值，这引起了中共江苏省文委的警惕。在积极干预后，辩论双方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沙龙，刊发共同声明《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的意见》；后来又决定合力创办名为《鲁迅风》的杂志，让关心鲁迅文学遗产的左翼作家们不必依栖身于大报社的“副刊”聒噪而鸣，而是获得了更加独立完整的阵地。1938年一直忙于编纂发行《鲁迅全集》的许广平无暇参与争论，但始终关注着事态，对于1939年10月《鲁迅风》杂志的问世大感欣慰、鼎力相持，她在杂志发刊词中不无诫勉地写道：

“《鲁迅风》……乃是志同，而不是党同……这刊物我想更非专为研究鲁迅而作的。因为目前的需要，不是注重个人，而是全世界，以及社会的多方面的描写。不妨或庄或谐，或长或短，而总多少不离现实的改进，否则成天在死人身上兜圈子，怕会令人起'骸骨迷恋’者之感，这是我想绝不至于的。以上是笔者的推测。推测完了。如果所测不错。那么，《鲁迅风》是我们现时所需要的精神粮食。”

1937年萧红从日本返回上海，与部分左翼作家合影。左二为萧红，左四为许广平（图片来自《许广平文集·第二卷》）

1941年12月，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向欧美宣战。位于上海的英美法租界自然也被夺占，再也不是进步人士的安全岛，反而成为搜捕围剿的重灾区。许广平与友人商讨，大家的评估仍然是：“你可以不走，因为你向来没有做过什么事，而且日本人对鲁迅先生也很尊重，绝不会对你怎样。”事后日军的行动将证明，这是一次严重的误判，这种话语背后，是对许广平斗争事功的低估。12月15日清晨，日本宪兵在毫无正式理由的情况下将许广平带走，一番严厉而草率的身份信息填报之后，将她关进了三四十人一间的拥挤囚室。《遭难前后》这篇不到十万字的纪实文学，就在上海寒冬的阴潮味、大楼走廊的消毒水味、囚室的茅厕味、狱友与自身伤口化脓的血腥味的彼此杂糅之中，逐步展开了……在此，我们不更多展示原文中较为残酷的描写，而重点分享许广平在狱中进行自我调适的努力。

关押的前4天没有任何提审，她必须面对无法评估事态起因所带来的不确定的焦虑。为此，她将注意力放在观察和适应环境方面，从不断被带出、拖回的狱友处请教经验。当然，狱中环境带来的压力其实更加沉重：少有人能在宪兵队关押半年以上，因为大部分难忍酷刑，或出卖他人后获释，或招供认罪后毙亡；没有人能在这里关押超过一年，少数意志顽强、不吐口供的囚犯，既无法定罪，也不能获释，一年内悉数倒毙于恶疾，死状毫无尊严。也有狱友嘱咐她“务必前后口供一致”，还有人介绍了亲身经历的“欺、吓、供、诱”等刑讯技术，许广平在心中逐一操演，揣想应对之法。

然而在真正的刑讯到来之际，预先的准备都显得杯水车薪。轮番追问认识哪些人、什么时间、交谈什么、交换何物……稍有迟疑或迂回就是劈头盖脸的耳光，哪怕其中大部分确实是因为不晓或遗忘。随着刑讯的深入，所谓“物证”被不断抬出，许广平才哭笑不得地发现，日军在她家抽屉中翻出一只来自日本通讯处的信封，便推测她与潜伏在军政内部的日本红色间谍结党，企图借她之供来清理门户，这才是她被捕的荒唐原因。事实上，那只红条信封仅仅是鲁迅生前出于搜集癖而聚的大量装帧收藏之一（若真有间谍来访，又怎会留下此等破绽？）。日军在发现自己确实闹出乌龙之后，随即转去开采她身上新的潜能——鲁迅曾是上海乃至全国进步人士交际的枢纽，如果他这位瘦小柔弱、深居简出的遗孀，能够将这张网络上尽可能多的名字都染上“污点”，这将是多么彻底的隐患肃清！何处寻觅比她更完美的“立功”突破口？

“眼前摆着一张素洁的白纸，要我在这白纸上留下出卖他人灵魂的诺言，而甘言诱劝，说是'说了出来就与你没相干了，你可以回家好好地看孩子了’的话就夹在打完之后相互施用。劝诱不成继续再打，全个头面的各部位都轮流被打遍了，耳中轰雷般响，眼前乌黑了一片旋又感觉清澈，像暴风雨前的晦暝交变似的。每当清澈的时候，甘言诱劝又来了”

上海日军仓促响应东京高层扩大战局所带来的绩效刺激，荒唐的有罪推定和杀良冒功不胜枚举，让刑讯进入更加焦灼跌宕的阶段。宪兵队一方面以她的身体作为逼供重点，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度摧残致其死亡。今日用刑，明日医治，后日又在阴潮的囚室“静养”，再后又是变本加厉的新式酷刑……

“倘使遇到不想私自偷生……'大不了一死！’不就心地泰然了吗？当然，没有尝过牢狱之苦的人是不容易理会到某些人为什么会变节，为什么会忍受不住痛苦的试炼。我不敢说我能忍受，因为我也还是人，是肉体……每夜隐显的受刑不堪的惨苦哀嗥，应和着啪啪的抽鞭子声，大家心灵上的窒闷……以及每天每次大门锁声响动，心中随着不由卟卟地乱跳等等的不断精神的虐杀，真可以令人发狂……然而因此不就更应当尊敬哪些死去活来了多次的勇士，百折不挠的灵魂，在狱中（昏）死去十一次又活转来的囚徒，上老虎凳（电椅）把两个膝关节都错开了，蹲着来走路的人吗？我看见他们，只感到惭愧，更增加了尊敬……'牺牲自己，保全别人；牺牲个人，保全团体。’我把这四句话当口号地在念诵……像耶稣徒在最艰苦的时候往往说'耶稣救我’一样……我只不过用这卑浅的口号式的办法来超度我的灵魂从魔鬼的地狱企图走上天堂（即死路），我不过是那么的质直地，可说是幼稚地掌理我自己而已。”

在12月的几轮刑讯没有实质性收获之后，宪兵队将她投入到遥遥无期的监禁、迁运。许广平也经历了从“大不了一死”到“排除万难活下去”的心态转变：

“我自入狱后，虽然吃量不足……每天上午下午两次放到长天井去运动的时候，除了跑步，立着做柔软操也准许的，有时日宪兵高兴了，还可能做临时的体育教员，我总起劲地区活动我的肌肉和筋骨。许多女难友不愿如此，勉勉强强地被迫出来，站在路旁，有时仅只三两个人肯出来运动，我看到很不舒服。因为我想：我要生活，我坚持着要生活，我非好好地活下去不可，我非排除万难活下去不可。这，仿佛和上面所说'大不了一死’的哲学相反，然而已经渡过千辛万苦，眼前并没有非死不可的理由，我为什么不想尽方法去活呢？我们有将来，我如此坚信着。而最后胜利的前途也时刻在向我招手，我没有理由不赛跑，直至胜利终点……我还希望看看敌人怎么样倒下，这是我的坚确信念。”

她在肉体遭受摧残的同时，依然留心发现，在质问和毒打之间，总有一句作为过渡的“你撒谎”承前启后，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审讯人）要问的非常之广泛——在我以为实不必要的——甚至朋友送我一本著作，签了名的，他一定要追问这人是谁，怎样认识起的，是否时常来往，他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如果是两本书，同是一个人送的……他却要查问哪一本送在先，哪一本送在后，是什么年月日，我大约答了之后，他会马上翻看书末尾的出版日期，如果我说颠倒了……都是不得了的'拆穿谎话’……这样每经一本书像过一关，十本书就是过十关……突然甲本书的经过，年月日等等，会在你不留神的时候蓦然装到乙本书上问你，就要像流水一样校正……而且答话的时候时常被察言观色，假如稍加思索、倒置，马上看出是谎话时，是会把你的口供全盘推翻，重新再来的……每天夜里，九时排好'沙丁鱼’（引者注：指囚犯拥挤就寝）之后，我照例把每天的口供重温一次，再倒溯到从开头到最近，把它记得烂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从没有把功课如此地颠来倒去地努力去做过……”

敌人对囚徒“诚实品质”的洁癖，使她回想起鲁迅在《陀思妥夫斯基全集》序言最后，特意增加的一段论述：“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即是提醒中国读者，面对压迫者，恰恰不必顾虑道德。鲁迅逝世前几个月，日本进步出版机构“改造社”向他邀稿。当时的鲁迅已经对中日关系走向抱以极大悲观，于是反讽地写下题为《我要骗人》的名篇，文中提到，他明知善款即将被贪污，但仍给募捐的小学生捐出零钱，不忍撕破这绝望世道中珍贵的善念；但他又何尝不在担心，日本进步文化界对中日和平的努力，相较于帝国主义扩张的浪潮，也如小孩在权势面前一样微弱，甚至会反而被当局吸纳到“亲善”话语的迷惑宣传之中。如今，鲁迅的悲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正显现在他的爱人身上。但他在一片悲观中仍不舍弃的希望，也同样被他的爱人分毫不减地袭承。许广平告诉自己，如此的短兵相接中，欺骗是最基本、最过硬的武器，也是为数不多所能调动的“高贵的字眼”——“我呢……是憨直的，本不善于撒谎。而当时能够大胆地敢于有编造一片谎话的力量，都是鲁迅先生的话救了我。”

1942年3月1日，经过76天监禁的许广平得到故友内山完造（关于内山的身份，我们不必多谈那些流言，只肖说一句，侨民受到本国情报机构压力而与之有接触，固然不算毅然抗争，但也未必就是助纣为虐，具体的情形，仍有待更多材料出现，才能定性。至少，内山是帮助过许多中日两国的进步人士）的保释出狱，身心俱疲的她见到了阔别多时的儿子海婴，本来可以放松休养或聚会消遣了。然而，被磨砺得十分成熟的她，全然不敢放松，第一时间委托“小叔”周建人通知朋友们切勿探视，并紧锣密鼓地排查寓所（特别是抓捕时日军疏于搜查的阁楼间），狠心销毁了家中最后可能引起风险的物件，其中大多是鲁迅的珍贵遗物。她的谨慎绝非杞人忧天，一个半月后，本来已经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日军的传唤打破，她被叫去“调查统计部”问话，负责人和善地嘘寒问暖，但从话锋中不难听出，她一直没有离开敌人的监视，倘有朋友往来、字物流露，必遭牵连。

驻沪日本宪兵司令部大楼旧址（四川北路85号大桥大楼，图片来源：http://sh.sina.com.cn/zw/q/2021-07-12/detaili-ikqciyzk4998920.shtml）

从许广平的自述中不难发现，她应对孤寂和低潮的秘辛，首先是在于和鲁迅相契合的冷峻眼光，对无论悲喜的情境都不投注十分的情绪。其次，正是因为对自身缺陷的了然，故而对他人和集体的存在抱有更大尊重，其个人精神能量往往是来自对他者的希冀，而非自怜自惜。在后一个问题上，许广平比鲁迅走得更远。事实上，在她早先预想的人生轨迹中，党团政治或许曾是最可能选择的道路，而鲁迅的出现，既把她带离了运动的一线，又使她避开了许多贸然的牺牲、无谓的陪衬。许广平有自己的主张，她用十年时间，把这段共同生活，变成了潜心积淀学习和工作资源的宝贵经历。

1926年夏秋，巩固了广州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各地纷纷响应，整个中国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最蓬勃的沸腾点。与此同时，许广平毕业，她决定回到曾经逃离的故乡，欣然接受家族亲属的人际疏通，赴任广东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训育主任”一职——给各个班级每周讲解一次三民主义，响应国民党在广州发起的“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厌倦了北京军阀压抑气息的鲁迅，也随爱人南迁，但选择了前往同斗争漩涡保持一定距离的厦门任教。不出意外的是，两人在各自的学校都卷入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也都成为进步学生争取的对象，但二者态度却有所不同。作为国民党党员的许广平直接参与斗争，她利用行政手段处罚了私下推荐亲信参加广州学联的右翼学生头头，并为“校长教职员，有力者都是左的，事甚好做”而振奋。然而，随着1926年末广州国民党右翼壮大，校园里攻守之势也日渐逆转，对许广平的攻击舆论层出不穷。她不得不接受鲁迅的建议，称病告假。另一方面，鲁迅也支持了厦门大学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学生，但接触中感到他们“不经训练，不深沉，甚至于连暗暗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徒令当局者注意。” 更令他极不自在的是，稚嫩的学生将他视为 “导师”，百般迷信；于是他渐渐淡出运动，加上和同僚存在其它纠纷，最终于1927年初转往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与爱人会合。（邱焕星，2020）

1927年是忠诚与背叛激烈交织的年份，工人和学生起义风起云涌，革命军在战场上攻城拔寨，然而革命的后方与中枢却悄然发生了逆转。这种逆转看似是一起起阴谋反转，但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反抗殖民和依附全球体系之间内生矛盾的震荡，越是攻克了资本汇聚的大都市，后一种选择就越具备现实依据，前一种追求就越显得飘渺虚幻，而当一部分因理想而起的人不得不背叛理想到时候，他们也必须诉诸更决绝的重写。在南京上海方面决定联姻买办资本，于4月对劳工盟友大开杀戒之后，广州的国民党右派也完成夺权，开始“四·一五清党”。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左派更加松散且透明，缺乏应对镇压的经验，成为事实上受损最惨的群体。如果不是校长廖冰筠（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烈士之妹）及时把险情通知给许广平，她极可能成为第一批倒在屠刀下的烈士。无独有偶，鲁迅此时也不得不隐居潜伏在白云楼寓所，曾眼见窗外一伙“工人纠察队”反而帮助警察抓捕赤色工人，手中“拥护南京政府”的标语牌子上，还隐约可见没撕干净的旧“联俄容共”标语（陈漱渝，2014），足见时局变迁之迅疾。这是鲁迅生平遭遇的第三轮社会变革及其破灭，规模最大、结果最惨，他在半年后的文章《答有恒先生》中坦言自己的观念被颠覆，自己的意义被怀疑：

“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劫后余生的两人辗转迁居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反面即是无业，尤其是对于许广平而言，她脱离了国民党，社会交际也不及鲁迅广泛，俨然成为居家妇女。鲁迅曾在《坟·杂忆》中回顾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复仇”话语从汉人反满转化为民国各派口中为自身利益张目的话语，这与“革命”一词在1927年前后的境遇何其相似？他仍旧选择自己独立的怀疑和笃信——“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 然而，“自己裁判”并不是没有外部性代价的，选择了一种面向社会公众但没有集体建制的去中心化行动，往往意味着，自己放弃个人生活的周转，而亲友则默默承担维持他个人存活的超额荷载。

许广平曾尝试到社会上谋业、重新活动，但几次尝试都不理想。大约在1928年，许广平曾受友人邀请创办一档妇女杂志，但因杂志有国民党上海党部的背景，遭到鲁迅强烈反对，“这种不疼不痒的东西，办它干什么？”。许广平可能也感到不该为一年前还手持屠刀的一伙人粉饰开明新貌，便在参与几期后退出。鲁迅的高强度写作产出需要全天候的编辑校对，又加其晚年健康情况恶化、屡遭追捕逃遁，许广平之外，几乎不可能找到配合默契且生死相托的工作伙伴和生活助手。许广平试图通过许寿裳在上海教育界谋求工作，鲁迅劝阻道：“你做事的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于是，许广平再三权衡，最终选择了“居家上班”式的生活——

“我们的住处（引者注：今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很似机器房……我们两人就是两部小机器。他在写作，我在抄写或校对之类……他是偏重于夜班的，我值日班。这两部机器就这样的工作着，一个月内出产了《奔流》《语丝》和《朝花旬刊》之类，《近代木刻选集》，以及《近代美术史潮》的按期翻译……总计他后期生活，在上海十来年的出产，超过前期二十年的收获，几乎占全部的过半……”

上述资料部分见于《黄源楼适夷通信集》中1973年7月篇目，但更多则来自许广平在1939年《从女性立场说“新女性”》中的自述。耐人寻味的是，这篇不乏批评的文章，恰恰投稿在用于纪念鲁迅的杂志《鲁迅风》之上，这似乎又体现出许广平不打算“因私废公”，而选择“以私鉴公”的深思熟虑。许广平对自己这段时间内，以鲁迅助手身份参与行动这一选择的自白，恰恰说明，这种行动方式未必是受到丈夫的压力，而可能有她自己的考虑。

三、我和我们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开启了短暂的开明窗口，民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许广平协同马叙伦、王绍鏊和郑振铎等人创办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回忆狱中生活的《遭难前后》最早就是在1945年12月至次年3月于“民进”机关报《民主》的10至23期进行了连载，“食她之赐”得以安全隐蔽的郑振铎为之作序。1946年前后内战全面爆发，“民进”成为华东地区国民党统治心脏地带的重要民主团体，屡屡组织反战游行、申请国际调查，刊物一再被禁，成员一再被捕。1947年，局面陡然恶化，国民党在军事上连连得手，更不忌惮民主人士的声音。许广平依然没有选择离开上海，反而在年初当选为民进会常务理事，策划支援了上海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示威，为“五二〇”血案发声，联合上海妇女界三百余人抗议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训斥等。1948年5月，解放战争逐渐迈向全面决战阶段，国统区民主人士随时可能被成批戕害，许广平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先后前往香港，离开了她生活战斗长达21年的上海。

1948年12月，许广平等民主人士从香港秘密前往沈阳参加政协会议，在辽宁丹东登陆后，由周海婴拍摄了合影。由左至右依次为：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以及当地中共接应干部（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1435629063203550&wfr=spider&for=pc）

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成为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5名副秘书长之一。1950年6月，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草案）》；10月11日，民进总部向各分会发出《发动会员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工作的通告》。1951年11月，许广平被任命为团长，率领由北京市机关干部、教授、学者、归侨、文艺工作者等100余人组成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第五分团（又称“人民政协参加广东省土地改革工作团”），抵达广东省四会、新兴和恩平等县开展土改工作（刘晨，2022）。当地干部的回忆可使我们对许广平的工作风格瞥见一斑：

“许广平长的很结实，作为广州人的她与村民交往没有语言障碍，但她听的多，讲的少，一讲话往往画龙点睛，抓住要害。”

“在恩平工作一百来天，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许广平亲自负责君堂片区（引者注：一个土地产权较复杂的乡）的土改工作，亲力亲为，工作细致，恩平土改工作完成后，君堂片区是遗留问题最少的。”

恩平县是著名的侨乡，土地改革广受海外关注。1952年初，许广平在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关于新会县外海乡地主陈鹤琴事件答复香港居民李宏业的信》并提到：

“鲁迅对被压迫的农民闰土，是深深寄予同情的，是站在被压迫那一方面的。但闰土的生活，鲁迅笔下所写的，还没有我现在所见所闻的深刻。我们的土改队看到农民没有棉被，盖的是层层破碎的麻包;没有棉衣，冷起来两手相搓缩做一团;饥荒年儿女抵押给地主作马牛，今年算是丰收年了，和土改队一同吃到的还不过是番薯稀粥;穷苦的人，一天不去割山草，就得不到食……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虽然从鲁迅那里学到些分明的是非，学到些有用解剖刀解剖自己的必要;但觉得还应该更加锻炼，所以自愿参加土改工作，以便给广大的农民服务，向农民学习，以便给自己思想彻底改造。”

组织可以解决个体行动的局限，但也意味着更高水平的挑战。晚年的许广平，伴随着中国革命文艺的同路人挑战攀登氧气稀薄的高峰；可惜这不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20世纪革命在实践中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革命者在理论上所认识到的水平：客观上部分实现了多维矛盾（如公民权、民族、性别等）围绕着“剩余劳动私人占有”的辩证整合，但主观上却一直试图用“正确/错误的实体性根源”的形而上学去解释发生的一切，并以此指导未来。体现在文化路线的斗争中，就包括建国后利用回溯性的视角，在1930年代形成的上海文艺联盟中，寻觅“始终正确”的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并要求其能够经受自30年代初至60年代沧桑变幻的考验；反过来说，倘如一个人如果在建国后迈上了错误的路线，就一定要在他30年代的履历中，探测到对应的错误“初心”，乃至视其为潜伏的敌人。与这种“剥洋葱找果核”的方法论，无疑将破坏更深入运动的激进政治潜能，而将其拖向空泛的伦理与道德归因，其后果时，“历史唯物主义”被还原为“铁面辨忠奸”的、以运动前途为赌注的赌博。

在50年代中论证胡风在30年代执行“文艺黑线”，而配合潮流将其打倒之后，周扬同志发现60年代的自己坐在了空前尴尬的位置上。一方面，他俨然成为锚定党在30年代上海文艺路线正确性的定海神针；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几乎只能凭一身之力，去填充那个事实上由党内、党外两方面进步作家共同互动所生产的空间。后一个问题尤其严峻，因为30年代上海文艺路线的真正生命力（或曰“正确性”），恰恰栖身于两方面人士的动态争论和分歧之中。果不其然，围绕“国防文学”口号和鲁迅相关信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阴霾，很快就笼罩在了革命家们的头顶。1935-1936年间，上海左翼文艺家内部出现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对立的局面，主张前者的周扬、徐懋庸等人（党员干部为主）认为，这是对党“国防政府”、“联蒋抗日”路线的直接贯彻；主张后者的胡风、冯雪峰等人（一般党员或非党员居多，包括胡风本人是日共党员）认为“国防文学”过分模糊了阶级立场，向国家主义妥协过多。作为左联重点统战对象、享有较高威望的老作家鲁迅和茅盾事实上也更偏好后者，但原则上认为两种口号可以并存，唯独对周扬启动组织机器党同伐异的做法深感不满。这场争论后来得到了党中央的劝解，在当时看来，是一种左翼文艺界中并不罕见的良性争论。但到了60年代末，已经和“党组织领导的文艺战线”深度绑定的周扬，其自身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事务主义倾向招致了各方不满和反弹。而在当时的语境下，将批判仅聚焦在其个人身上几无可能，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到对党的质疑，那么批判话语唯一的合法性路径，就是锚定在毛泽东-鲁迅这组被构建为“一贯正确”的符号之上，探测周扬对二者的背离；从而实现轻松告别他的错误，又保全了“党”这一符号的纯洁无辜。

基于上述思路，激进政治力量决定联盟许广平，因为她长期不满于周扬任意解读（乃至篡改）鲁迅的著说行迹，也同时不满于周扬等男性左联成员对她本人的工作存在的漠视。或者说，在真诚恪守对鲁迅思想和左联章程的忠诚时，她总能发现周扬等人在利用鲁迅和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裁量。在江、戚等人的鼓励下，许广平慷慨属文，痛陈周扬对鲁迅遗产的歪曲，披露了鲁迅生前对周扬的若干批评，成为打倒周扬的重要依据（戚本禹，2017）。然而，当庞杂的鲁迅手稿被视为字字金言的时候，反噬也很快降临到文革小组的头上——鲁迅手稿的诸多论敌中，曾有位不起眼的“狄克”，他原来是青年时代的张春桥；保守派据此立刻组织反击，这让普遍具有上海生活经历的小组内人人自危。小组决定秘密转移、封存鲁迅手稿。事后，猛然得知手稿不知所踪，年迈的许广平急火攻心、沉疴复发，不久后离开人世，成为这场“对取代'恶’的良善'本质’这一幻想追求的不断幻灭”的一个注脚。

许广平的这场“反戈一击”当然不算“成功”，这场运动在宏观上的方法论错误，前文已有所涉及；然而，在根本意义上，许广平的这一作为又是富有症候性和生产性的。在以“鲁迅”名义指出周扬历史污点的时候，许广平实际上在表达的，恰恰不止是“鲁迅-周扬历史关系”的龃龉，而是试图重绘和把握她自己作为运动中主动一员的历史形象，并在现实中再次确认自己作为行动者的政治主体性。这种尝试与这场运动中的另外一位女性自然也就存在着潜在的共鸣。当然，正如上文反复强调过的，这并不意味着这场最后的努力不需要反思。

四、结语

作为那场幻灭的续集，许广平也从大众文化视野中逐步淡出。伴随着许广平一同消失的，是“革命家鲁迅”的历史形象。在中国学生的课本中，30年代的作品越删越少，80年代以降的“新启蒙”学人更愿意追随其弟周作人的问题意识，为大众勾画一个“国民性批判者”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

从许广平的生平，还可以观察到与当代流行揣测相反的现象。“集体主义”恰恰是大量女性革命家在广泛试错后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无奈的被动裹挟。在成功的革命团体中，“集体”恰恰可能被女性行动者用来瓦解父权，而不一定是父权宰制的化身。利用组织框架，女性革命家更有机会调动和男性同志相同乃至更多的资源，推进女性议题与更多社会维度嵌合。与人本主义女权的印象不同，真实历史中，相当一部分女性革命家会自发形成刚硬、直截、顿感（包括情绪乃至生理方面）的气质。反而在男性革命家中，个人主义、自由散漫或矫饰造作的现象，容易藉由某些灰色要素（如旧有文化资本或非正式私交）得到暗存。

鲁迅夫妇的共同经验，对今人而言也值得参考。战友关系叠加亲密关系，既可以带来无穷的能量，也可以带来空前的压力，这是内在于社会运动本身的正常现象。组织的建立，可以分担私人行动中单向支配的弊病，让行动者更好地区分公共事业和个性情感，既受到培养又不导致依附。但组织的搭建，也意味着更高层次的风险，一旦错误方法论成为主流，可能带来空前的破坏。

从许、鲁夫妇的互动中，我们似不宜只看到鲁迅对许广平的“主导”，进而指认许广平的政治潜能遭到了压抑。首先，鲁迅的政治行动，极大程度地受到许氏的支撑，其次，许氏的“鲁迅夫人”身份，实际上也为她积累了相当的政治势能，这是她在鲁迅离世后，积极主动从事公共活动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许广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尝试反击那些片面地把她以“鲁迅夫人”名义从事的自主活动回收进单一的“鲁迅”符号的言说及其发出者，尽管这种反击依然依赖着“鲁迅”这一认识装置。我们当然应该承认这中间存在着某种深刻的历史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却绝非“打倒鲁家店，救出许广平”那样简单——这种图景实际上倒真的是完全不曾考虑到许广平自主思考与行动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