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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何以高度一致？ 有位老兄问我：黑格尔说过“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吗？出处何在？ 我对黑格尔的作品及其思想研究得不够，所以对于是他否说过这句原话没有特别的印象。不过，我熟悉马克思的著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中，他指出：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认为世界上最会恶作剧的两个民族，宗法的骗子中国人和文明的骗子美国佬”；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81页（论述）的北美人和第120页上的中国人，都被作为骗子来归类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76页；MEGAⅠ\5,S.217）根据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及其提供的线索，我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找到了对中国和中国人如下的评论：  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异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他们道德放任的意识又可以从佛教的流行得到证明；这一个宗教把’最高的”和“绝对的”——上帝——认为是虚无，把鄙视个性、弃绝人生，当作是最完美的成就。（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这是200多年前的黑格尔、170多年的施蒂纳和马克思三位德国哲人在其著述中对古老的中国及其国民性的认知。这属于“西方中心论者”或者“日耳曼中心论者”的“傲慢和偏见”吗？要知道，他们具有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和透彻的现代眼光，都是真正的辩证法大师；而他们在对复杂社会历史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中所运用和体现的辩证法，绝不是后来被庸俗化、肤浅化、机巧化的“变戏法”“诡辩术”和“中庸之道”——一分为二、面面俱到、正反面罗列、左右均衡、不偏不倚、“既要……，又要……”——哲人们的思考、论证和阐释可能片面乃至偏激，但始终深刻而到位！ 无独有偶，回到近代中国，去世后灵柩上覆盖着“民族魂”三个白底黑字绸幛的鲁迅先生，在100年前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比如，在其文集《坟》中有一篇著名的“时事短评”《论睁了眼看》，里有几段论述与上述德国哲学家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杂文全集》（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69、66页） 对于同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如果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中睿智的思想家的看法高度一致，那么可以肯定，这种指认是切中要害的！对照先哲的评论，再想想现在的状况，时光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能说自己有多少改变和进步了吗？先行者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顺应、赶上乃至引领这一潮流，而不再成为“一切例外的例外”“一切规则的例外”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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