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瓷之官窑(北宋官窑)

真言

“重峦复嶂百圾鳞，萃翠青涩渗玉萤；晶崩冰裂梅花妍，倩情饕餮宋官宴。”

这是我为宋官瓷器所作之七律。

当今世界投资和收藏界，喜爱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古瓷器的朋友越来越多，其中以顶端宋瓷五大名窑为追梦者首盼。

自古人们对宋瓷，视（柴、）汝、官、哥、定、（钧）为宋瓷五大名窑，现则不见“柴”。

有关柴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欧阳修《归田录》：“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 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 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宣德鼎彝谱》（ 明宣德中礼部尚书吕震等奉敕编次。）文云：“内庫所藏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是可以查证的文献。

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则将“柴窑”记入，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则不见“钧窑”）。这是又一观点。

现存观点则认为，宋五大名窑则是：汝、官、哥、定、钧，是也。

我理解为：上述宋瓷五大名窑瓷器（包括宋时其它窑口具经典、珍稀、独具艺术、美学价值、唯一性和文物珍贵的品种，都是名贵的宋代瓷器。），它们既是中国列朝古玩瓷器名瓷中的名瓷，珍稀、精美、独具个性和气韵；又兼具中国瓷器承上启下之里程碑意义，故玩瓷者或考古及历史研究者绝不可对偏废、不敬畏和仰视。

如今市场何以一般习惯以宋瓷之“汝、官”依序五大名瓷为起首，寻根探源，自有它的道理。

纵览中国瓷器的发展和演变史，我们以宋代瓷器之“官窑”为例，说说我的认知。

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 年），官府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窑烧造青瓷，史料记载则称其谓：“官窑”宋朝特殊，故又有北南之分；宋代官窑瓷器也就有南北之分合称宋朝，或称两宋，北宋（960—1127年）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南宋（1127-1279年），北宋覆亡后，宋室南迁，延续宋统，史称南宋，与北宋合称宋朝，传七世九帝，共计152年。

北宋时期代的官窑瓷器被称为“北宋官窑”后者则为“南宋官窑”。宋代官窑不仅时因为官家置烧，而且也是一个瓷器品种的称谓。南宋人顾文荐在《负喧杂录》一书中写道：“宣政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这是有关北宋官窑最早的文献记载，也是官窑问世的依据。

顾文荐是南宋时人，记载北宋晚期的事，应该有确切的说服力，其原因则为时间极相近。这段文字 记载“京师自置窑烧造”我们可以按当时的习惯将京师理解为二， 一朝廷；当然，也可以将其理解特指为地点，就是指北宋都城：东京（也叫汴京、汴梁，当时官方称为：东京，就是现在的开封。

东京是北宋皇朝京都的所在地；置窑就是置办窑场。这样，“京师自置窑烧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理解为：皇帝（在京都的所在地，即现在的开封及郑州一带）御制或官方督造置办窑场烧造宫廷御用的瓷器。北宋官窑就是当时宋徽宗亲设的皇家御窑，专为：朝廷制窑。

李民举总结北宋官窑生产关系有四个特点，即“宫廷置场、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也就是说，北宋官窑是由“朝廷制窑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北宋是用举国之力（从上 至下，一条龙得系统化）而造之。这也直接证明，这个官窑就是当时的御窑。

按照对历史遗存古物认定思维逻辑，我们对古代留存物出处的考证将是认定其存在的一个基本和关键依据。因此，我们对古瓷器物出处的确认，其窑址就是唯一可以证实它的出生地和可以给其以“出生证”。任何不能提供其明确出生依据的证明或阐述，所有的说法都只能认为是“猜测”，都不存在事实基础，所以不能认定为是事实。其次，历史史料的记载是承担对我们对所面对器物的认证提供“无利益相关第三方”对辅助证据作为辅证，其功能是为了是它所希望证实事物的客观事实存在的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实的文字证明。出土、传世或有收藏不间断记录等等也是希望为遗留物的客观存在事实提供的参照物，它提供的只是一个旁证依据，它遵循的是对比存在或旁证辅助证实存在的原则，因为这些采用的是逻辑思维，它属于哲学范畴的判断方法。例如，“相比较而存在”这是一个哲学概念。我们在对古瓷器的认证时，采用对象和对象采用物理或化学手段进行比较的方法，它遵循的就是这个哲学概念的逻辑。这些和我以上阐述的论断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帮助我们理清我们对古物进行认证对思路。只也就是我在文章中用以阐述我的观点的基本思维的逻辑。

关于北宋官窑的“出生地”，有人认为窑址就是设立在皇宫之内，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在宫外，我们认为无论窑址的所在地是宫内或宫外，窑场应该是处在当时京都所管辖的区域内或者在附近应该更加方便管理。

另一南宋文人叶寘也写了一本书《坦斋笔衡》，书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明确指明 “京师”和名曰“官窑”这两个和北宋官窑有关联的观念。按照古代汉字用法沿袭、语境和宋时的用字习惯 ，“京师”之“京”既可以是表达国都京城的代名词，也可以表达为 京城；“师”即为“指令”因为古汉语之“师”字也可通假为“事”，故可以将“师”理解为“命令、教导、率领”和 “从事”。

据史料查证，当时的东京即汴梁，也可称其为汴京，属今开封府辖地，它包括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和郑州市的大部分地区。今日 之开封就是当时北宋王朝的皇都，是皇帝生活、事政务的所在地，京都是当时最活跃和繁华的城市。

西京时称河南府，就是现在的洛阳市（包括汝 州、平顶山直到许昌地区），洛阳在北宋之前几个朝代就曾经做过都城，例如： 刘秀，公元907 年定都洛阳，唐朝灭亡之后，中国依次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 后周五个王朝，史称五代。在这期间，后梁、后唐、后晋依旧定都 洛阳；后汉、后周也以洛阳为西京。

宋朝实行两京制，汴梁是东京， 洛阳是西京，这两座城市时当时中国的两大政治和商业中心。北宋时洛阳因其在汴梁之西而名西京。当时的北京：时称为大名府，这不是今天的北京市。在北宋时期，现在北京当时还是外族（契丹）之地。 当时的北京即大名府就是现在河北省大名县，位于河北、河南、山 东三省交界处，当时梁山泊攻打大名府就是此地。这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

南京：即应天府， 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处在四城市最南边，与汴梁比是在东南，当时百姓也就称南京。

我们所考证的北宋王朝四大京，都具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地理位置也是我们研究列代瓷器（文物）的重要因素。

我们从事收藏、鉴别、认证遗存古物，尤其是古瓷器，了解它的地理位置（窑址即产地），是为了研究它所处地域的矿藏资源，因为矿料是烧造瓷器必须的原材料，也是研究瓷器产地的关键要素。这是我们从根本上确定，所面对需要证实对象的矿物质构成要素和当地的矿藏存在是相符合、一致的。

当我们将史料记载作为无利益相关的第三方为辅证。作为“官窑”存在证据，证明它起始于北宋；“京师自置窑烧造”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北宋官窑就是御窑、就是宫廷置烧的御用之器。“京师自置窑烧造”，这句话用白话表述就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城下的御旨，有皇朝亲自监造和督造宋官窑场烧造御用官窑瓷器”的记载。

通过考证，我们史料清楚地证实北宋官窑（场）是北宋创烧的一个皇家专用的、非常重要和烧造珍贵瓷器（“京师自置窑烧造”）的一个窑场，北宋官窑（场）就是烧造珍贵、罕有的官窑瓷器。所以宋瓷官窑五大名窑自然就成为宋代名窑之一啦。

再看史料有关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的《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图进呈。”

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

由于柴窑至今未发现窑址，又无可以对比的实物样本，因此就将钧窑取代柴窑列入，与汝、官、哥、定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这样也就使我们顺理成章地理解如今这样的称谓。

宋时汴京是否确有烧造北宋官窑瓷器的窑址存在？据明黄一正编撰的《事物绀珠》、《留留青》记载，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城遗址已沉入地下，所以时至今日，尚未发掘出证据确凿的北宋官窑遗址，所以，我们暂时依然可以明确回答：北宋官窑遗址明确窑址缺乏考古发掘资料支撑，目前依然仅仅依据客观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至今仍没有明确的说法。目前，北宋官窑的确定依然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和采用比较、依靠相近似对象，获取尽可能全面的现象和信息进行全面分析推理来获取。

我们已经知道，判断和确定古代瓷器的烧造地，就绝大多数已经发现的窑址而言，瓷器窑口窑址和烧造瓷器所必须使用原材料的存在，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要素。所以，烧造瓷器的窑场一定在它使用的材料附近；烧造成功的瓷器所含的矿物质成分，和窑址所在地矿藏的矿物质应该成分基本一致，这完全符合就地取材这个原则（古瓷窑址基本都是这个原则）。其二，因为依据当时的运输和成本因素的制约，具我们收集的信息，古瓷烧造基本没有通过远程供料的案例。再则，如果我们以对照比较方法（比如，当时开封、洛阳一带的清凉寺、文庙、张公巷等地被发现窑址器物的矿物质成分和我们发现市面上出现的官窑瓷器的成分基本一致）也可以在比较后得到结论。

由于对象矿物质成分分析或史料记载，关于对北宋官窑遗址的观点一直以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是直接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二说是北宋官窑即为汝窑（是否是因为矿物质成分或造型工艺相近，官、汝不分之说一直流传于今，也影响至今。）；三说认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等南宋官窑先后存在，也具有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

基于上述种种，关于北宋官窑我们从各个角度再细细地推敲推敲。

先就《事物绀珠》、《留留青》说，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河南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下，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之观点进行分析。

汴京（今河南开封），我查阅不少资料发现，开封的下沉最有说服力的源于黄河水患。上世纪80年代，在开封市中山路排水管道施工时，当时市文史数据有这样的记载： 1984年夏，在开封市中山路排水管道施工时，我市文物工作者敏锐地推测， 在中山路和后河街交叉位置，应是古汴河“州桥” 的遗址，地下是否还有州桥的什么遗迹呢？于是，考古人员借机在管道沟中继续下挖，出乎所料，竟然在现代路面4.3米以下，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古“州桥”。于是，考古人员从桥面破洞钻入桥孔之下，艰辛地在污泥浊水中，初步勘探了古“州桥”的基本情况，并整理出极有价值的《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

《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中明确记载：1984年的勘探已证明“州桥”孔洞高6.58米，桥墩直墙仅2.88米，按水深2米计，水面以上净空，是个很狭窄的半圆孔洞。不要说“舟过皆不去桅”，连行漕船的条件都不具备。另外，史称早在“元世祖至元27年（1160年）河决，自汴城迤东至陈留、杞县，汴河及堤皆为所淤”。显而易见，开封城内的汴河处于上游，应是在1160年就已经不可能通航，仅有城内排水的作用而已。某些文章和著作都采信“如梦录”中的说法，据以判定直到明末（1642年）以前，似乎该“州桥”一直存在，甚至，桥下还行漕船，岂不谬哉？从北宋亡到明朝兴，数百年的漫漫历史中，开封城与众不同的，就是因黄河水患而屡毁屡建，在原来的城址上“层层叠压”。同样，“州桥”也是在完全相同的位置上，随着汴河淤塞而淤没，淤没后在新的标高上再重建。据1984年《试掘简报》，古州桥“桥面”埋于现代路面4.3米以下，砖劵厚1米，孔高6.58米，就是说现代路面以下11.88米是拱桥桥墩的“桥基”。开封考古资料认为，宋代地面标高一般在地下11米左右。考虑到明代拱桥高于其地面的放坡，基本可验证明代拱桥的桥墩，应当恰好是压在北宋州桥“桥面”上。（《开封古州桥勘探试掘简报》，我们可以查阅）。

由此证实北宋汴京（今开封地区）下沉之说是史实（而且下沉具有一定的深度）。假设我们认定汴京即是北宋官窑窑址所在地，那么，以汴京下沉致使宋时地处汴京的北宋官窑遗址暂时无法再现，就理所当然。

所以，如果武断地认为北宋是的汴京官窑是不存在的论断，显然显得苍白无力，它的结论不够严密；我们认为汴京官窑遗址只是目前（暂时）没有被发现，并不能就此证明将永远不会被发现。我认为，这才合符思维和认证的逻辑。

北宋官窑即为汝窑？

第二种说法，是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分析分析北宋官窑是否就是汝窑。（我们必须采用找到的北宋汝窑和北宋官窑的史料记载和已经被发掘地下的遗物的矿物质元素的统一和差异，才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明。）

南宋《百宝总珍集》里曾直截了当地提到了宋代官窑和汝窑同时存在和相类似的事实：“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直钱，今时押眼看价例。”它说：汝窑瓷器土脉滋润妩媚，高丽青瓷和新烧官窑都仿它而且仿的很像。高庙就是宋高宗，即高宗皇帝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很值钱，直到今天汝窑在民间还是具有很高价格的宝物。即使仿得很像，汝窑依然就是汝窑，官窑也就是官窑，是两个类似而不同的品种。

追根寻源、一丝不苟，是我们研究任何事务的基础。研究瓷器产地、窑口和品种最根本的就是要先研究构成它材料最基本矿物质元素。我们知道烧造瓷器就是一些相关矿物质原料在物理和化学条件作用下物质的一种变化。含有不同矿物质元素的瓷土在窑炉高温（窑内不同物理条件）不同的气氛条件下，通过物理和化学的组合和相互作用使矿物质元素再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种不同的新材料，创造出不同的瓷器品种。 所以，当我们研究已经成为各种不同品种的瓷器时，要坚持一个原则：任何瓷器，其烧造时所使用材料所含的矿物质元素和已经烧造成为作品的器物中所含有的矿物质元素一定和所使用的原材料的矿物质元素相吻合。瓷器所含的矿物质元素就是查證这个特定物品的关键因素就像人的DNA一样不可篡改。“不同DNA，就不是同的种类。这是科学，不能讨价还价”。

我们看到，北宋汝、官窑痛楚在一个呈三角图形的地域，各个窑口距离甚近。这个地区地下蕴藏 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包括岩盐、石膏、铝、钼、金、银、铜、铁等矿产资源。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地区的矿产资源：铁、锰、钒、镍、 铜、铅、镁、岩盐、重晶石、白云岩、橄榄岩、方解石等的储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前 55 年的总和。这些储存的矿物料其中就包含着烧造北宋汝、官窑所必需的全部原材料。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李家治主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和上海复旦大学的现代物理研究所的承焕生导师对汝、官窑址出土瓷片和残件的测试以数据，矿物质元素成分数据充分理由证明这些瓷器的原材料，就是就地取材。所有瓷器原料所包含矿物质元素就是判断一个瓷器历史面目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基础因素。

史料记载使我们得到证实开封地区的确曾经有下沉事实，地质和地域的矿物质储存量都成为我们具有真实意义的调查依据。

我们假设北宋官窑就设在京城、甚至就在皇宫内，那么随着地面的下沉的确很难发现它的影踪，就此失去了证实它存在或不存在的充分依据，这是举证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推理。

坚持正确的探索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我们就可以将得到和可以经一步得到的相关信息数据进行分析筛选，以期获取最真实的结论。

我们采用同时期、相近地域矿藏资源、烧造条件等基本相似为作为坐标，采用相对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例如，同时代相近地域的历史遗存的北宋汝窑、河南开封一带的青釉瓷器为对照标本，以这些瓷器所含的矿物质元素的成分、配比百分比、窑口类型、烧造工艺等进行分析比较，找到相同和不同点，我们以科学的数据为依据，我认为一定能够得到启示和相印的例证。我们用科学数据说话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现在，我们采用一个实际的目标：北宋官窑烧造的原始史料记载和出土的残物，或者世存的对象，从它的矿物质元素构成、烧造工艺等等，是否具备“汴京官窑烧造”这个时代、地理条件物理或其它条件，分析、筛选、分拆、归类等对器物构成的所有要素和特点，借鉴清凉寺汝窑、张公巷、文庙、临汝窑等信息、数据进行纵向、横向从原材料、工艺等进行全方位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力的依据证明北宋官窑的存在和它是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北宋时代的瓷器品种。我始终坚持采用科学和符合逻辑的认证方法和方式，我从不犹豫只有方向和方法都对了，需要认证什么才是真正的北宋官窑，并非难事，我们可以将宋代汝窑、哥窑和官窑（北和南）中，将各个窑口的品种都细分和区别出来。有了不容怀疑的证据，我们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就是北宋官窑。

我们在采用地域矿藏资源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再结合史料文献中提供的可采用依据，我们进行综合分析，由此是否可以为区分北宋官窑事一个特定的品种提供强烈的证据？是否可以非常明确地将北宋汝窑和官窑区分出来？

我们先看看我们文章开始时，我们为证实“官窑”之“官”的观念曾引用南宋文人叶寘写的《坦斋笔衡》中的记载，曰：“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应该从史料角度可以证明这就是史料中所指的“官窑”。那么从史料角度如何证明，汝窑之汝瓷和官窑就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呢？

我们现在需要将《坦斋笔衡》的有关章节完整的读一读：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1111 - 1118 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其中，有几个概念我们必须认清。对于这段记载曾经引起争议的是：《坦斋笔衡》“本朝以……。之“本朝”，这是时间概念还是指北宋，甚至还有别的意思？

有人认为：叶寘是在北宋亡金后，其身处在金朝时的就地论事，回忆往事的记事作品，这段表述可以甚至涉及北宋也可以是金和南宋。于是，我想这可能因为作者叶寘属于南宋文人，所以才会引起猜想。为此，我终于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史料：徐兢北宋人有（1091年5月28日—1153年6月13日），字明叔，号自信居士，和州历阳（今安徽和县）人，北宋官员、使节、书法家，宣和四年（1122年），高丽睿宗王俣去世，徽宗特派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人前去吊唁，以求加强与高丽的联系。当时，高丽请求“愿得能书者至国中”，希望书画能人到高丽交流，擅长书画的徐兢就被选中成为随使。曾出使高丽，并着有具有权威的、历史价值的著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写有“汝州新窑器”从而证实汝州烧造宫廷用瓷是在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总共20年之间。事实上在以后的考古发现叶证实了这个地区发现的汝窑窑炉。

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古是最有力的左证，这个“本朝”就是指北宋。

从而我们依次推断，关于这一说，可以证实《坦斋笔衡》所述“本朝”就是指北宋；再加上南宋人顾文荐在《负喧杂录》一书中写道“宣政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就可以真实叶寘在史料中所指的朝代就是“北宋”。

我们依据考古发现，宋代的京师（开封）已经下沉（下沉至少10米以上）。假设我们将“京师自置烧造”的京师（开封）认作北宋官窑窑址，而城市的下沉认作北宋没有官窑和官窑瓷的存在的观点显然是不完整和偏废的。历史文献从史料角度可以明确证明北宋官窑存在的概念是历史的记载，（在这个条件下）北宋京师烧造的官窑就是一定是北宋官窑瓷器。既然烧造官窑瓷器，那么就一定是不同于（已经发现的如：清凉寺汝窑遗址）汝窑烧造必然是汝窑瓷器，这样相同的认定（在对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发掘时，我们也同时发现有青瓷、酱色釉瓷等其它品种。）。这样，是不是我们就有条件推断，北宋官窑和汝窑是两个不同地点、不同窑口，烧造两个不同品种的器物。由此，北宋官窑和汝窑就理所当然是绝然不同的两个瓷器品种。我们希望进一步从史料记载以及尊重史料记载和运用客观逻辑推理和在实际考古发掘中得到更加完美的结论。

《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内记有“汝州新窑器”和《坦斋笔衡》曰：“……，遂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说。随着汝州宝丰清凉寺汝窑的被发现汝窑烧造的汝瓷以充分的现实发现证明《宣和和奉使高丽图经》“汝州新窑器”和《坦斋笔衡》的“……，遂命汝州造青窑器”记载的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汝州造青窑器就是汝瓷。（我曾经从台北历史博物馆成博士得到两片宋代高丽青瓷，物证明显可见高丽青瓷由宋代传入的基因。）北宋清凉寺汝窑的考古发现为人们认识和判断汝窑瓷器提供了标本和依据。同时，随着清凉寺出土的汝窑瓷，也为人们在研究是进行区分和辨别北宋汝窑瓷器和官窑瓷器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样板。事实证明北宋汝窑和官窑就是两个不同的瓷器品种。这又是，我们在以物证用以证实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更加具有说服力的结论。这就是古玩界常常说得“东西（实物）自己说话”，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北宋汝瓷的胎薄釉润，（胎体相对芊细轻薄）体态轻盈，手提则无下沉感，扣闻木屐声，质地纤细莹润，（汝窑多见施薄釉，故几乎不见趟釉）褶皱处亦少见积釉，胎体呈香灰色，在器物棱角的釉薄处可隐现偏淡淡的粉或淡淡的暗褐红色（这和胎骨和胎胚有关），色泽时见温润委婉，瞬时偶见玻璃泽光但不盛强烈；北宋汝窑基本采用支钉支烧，支钉脱离处可见胎体或呈灰白色有点白色略呈粉状，因为器器采用支钉烧的工艺（支钉及脱痕细而光洁），汝窑，故极少见露胎足。

汝窑以玛瑙入釉，更是千年来文人雅士、瓷器爱好者浓墨重彩描述的对象。其实玛瑙的主要成分为氧化硅，在釉中的作用与石英无异，但古时以翡翠、玛瑙称，无疑是为增添汝窑器物的珍贵和显示釉色之重要和增添汝瓷更显其神秘。汝瓷釉色青中闪蓝、蓝中又青，被誉为“雨过天晴云破处”，骄以乳浊感天青釉面“作将来”，傲以细密自然的百圾蟹爪纹占鳌首。

我复制经查阅到的有关专业机构公布的测试数据，并将此摘录以供参考：北宋汝瓷的胎体是用含高铝黏土配制而成，其三氧化二铝含量在28%左右，助熔剂含量在3%左右。像这样的高铝质胎，其成温度至少要达到1300度摄氏才能使胎完全致密化（磁化），但根据手弹感受和复烧实验可知，大多数汝瓷的烧成温度只有1150～1200度摄氏，所以大部分汝瓷胎体的断面没有玻璃光泽，可见汝瓷的胎骨是生烧的。另外，汝瓷胎可见不少孔洞和气孔，也说明胎泥中含有很多腐植质和有机质。汝瓷的胎色被称为“香灰胎”，是因其色调与香灰的颜色比较接近之故。其实观察残片新断面，认为其色调大多数为灰白或白中偏灰，与南宋白胎龙泉青瓷的胎色有些接近，所以对真正的汝瓷胎色必须心中有数。汝瓷的釉是石灰釉，烧成温度不能太高，否则就会严重流釉。汝瓷釉的烧成温度范围极窄，同窑不同窑位稍有温差，就呈不同颜色，所以烧制御用器时改用小窑炉，目的即在于减少温差。汝瓷的釉色分为天青、粉青、月白、卵青（俗称鸭蛋青）、豆青、灰青（艾青）、虾青等，世评“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

我们接着看看北宋官窑。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很短，而且北宋官窑和汝窑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很近（当时烧造瓷器者基本是就地取材，我在后文中还会进一步说明。），所以北宋的官窑和汝窑采用的原材料和原材料包含的礦物质元素基本相近似烧造工艺也大致相同（北宋官窑几乎也用支钉支烧）然而它们之间确并非完全一致。支钉支烧就难见铁足，却可以看到紫口，所以我们更不可武断北宋官窑无垫烧之铁足紫口特征。

我们发现通过外观北宋官窑瓷器的胎骨我见到的是铁灰色的（北宋官窑胎骨有为铁灰色的，或许是因为窑口不同，也有发现和汝窑相近似的灰白、香灰色的。）。所谓铁灰色，如果你见过恒磁喇叭的磁钢剖面，它们两者的色泽似相近；其二，即使见到的是灰白、深灰色泽的胎骨，由于其含铁成分高于汝窑，其色泽也不同于汝窑的灰白色与汝瓷似乎相似，而汝窑则更显轻盈细密、精致典雅；北宋官窑胎色分为深、浅铁灰或灰白色（北宋官窑露胎处可见铁褐色护胎釉色），北宋官窑的手感一定必汝窑稍沉坠。经过我们仔细观察北宋官窑瓷和汝窑的外观，其工艺和材质也都有所不同。（可以参考本文所提供的照片）

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工艺。

北宋官窑瓷釉下和胎体之间会有一层含铁元素很高的黑褐或酱黑色的“护胎釉”（其实在我的观察和藏品中发现，汝窑也有褐色护胎釉或称化妆土）。这层“护胎釉”就是我们在欣赏作品时看到北宋官窑的铁足紫口尤其是紫口。如果我们进行成分测试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官窑瓷土的含铁量比北宋汝窑相对更高。这也正是因为含铁元素高，胎骨常见显示的颜色就泛黑褐，器物的口沿或出筋突起部位就会因釉水在烧造过程中垂流，釉层面的稀薄就显露出不同于釉面厚部位的色泽，相对显示出淡淡的黑（深红）褐色，俗称其为：“紫口”；底足彻底露胎的就被喻为“铁足”。（顺便一提：汝窑在阳光下常见微微泛出褐红色光，我认为也是褐红色护胎釉在起作用。）

由于北宋官窑和汝窑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不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我们上手北宋官窑和汝窑时（当我们以手提时），汝窑器物轻盈，基本没有向下的沉坠感；我们将其和官窑手提的感觉作一比较，则汝窑更显得轻盈飘逸；汝窑的胎体也相对细腻、轻盈于官窑（官窑更见后重沉稳）；汝窑和官窑叩之，它们的木屐声都显示出低沉和干枯，官窑更有铁的感觉。

铁足（北宋支钉烧工艺的官窑器物就没有铁足）紫口是宋代官窑的一大特征。（因为南宋沿袭北宋官窑的风格，因此，南宋官窑也是铁足紫口。）以史料记载和近代考古推算“遂命汝州造青窑器”也就是20年左右（即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至徽宗从宁五年1106年）而北宋官窑京师自置烧造晚于汝窑因此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更短，诚如陈浏在《陶雅》中说：“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又言：“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皆是赞其稀罕和高贵之魁首之地位。其实，北宋官窑的价值在任何一方面都不应该逊色于北宋汝窑，而且就目前北宋汝窑和北宋官窑的曝光率而言，北宋官窑更罕见，罕见者就更加珍稀贵重。

北宋官窑瓷——最受青睐的是其独有的冰裂纹，此特殊的纹饰在温润纯静、肥软剔透、晶莹如玉的釉面内呈现的，如花瓣迭迭、又水波鳞鳞（这一点在汝窑则罕见）；如清透如镜、晶莹剔透的冰面上被轰裂而随心所欲地裂出无规则的层层重迭，又向着纵深渗透蔓延、繁复交融的裂纹，这些裂纹瞬时似梅花瞬时、如鱼鳞般重重迭迭，灵动而鲜活（有些釉厚者则裂纹似大块冰裂，裂纹如深层次具有立体感，其状，层层相叠精美无比。）。北宋官窑瓷之开片如画一般，横竖斜直绝无一雷同；其开片似图卷一般浪漫洒脱；真可谓既风流倜傥又充满严谨的生命活力；其变幻莫测的画面因有尽有犹如满腹经纶一才子，实在是无与伦比，自有独享当任不让之权威：美轮美奂，独占鳌头之桂冠。

如此闪烁通体才华之宋代官窑，难辞乾隆亦动情而为之献诗：李唐越器久称无，赵氏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摩挲真是朴素又朴，咏叹仍非觚不觚。和赠何人何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燕闲清赏签》明人高濂说：（北宋官窑）“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因为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很短暂，故流传于世的物品很少。北宋官窑和汝窑在形制、品质与工艺与汝窑相比既有共同处又有明显区别。就它们的器形而言，北宋官窑生产是严格按照宋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以仿三代青铜器和古玉器为主，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使产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成为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的一部分。这种仿古复古的艺术追求，其实就是为了“尚其象”以“格神明”。故北宋官瓷器形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礼器，为朝廷所用，就是瓶、尊、鼎、炉、觚、盘、盏和盏托等等；二为按宋徽宗喜好并供其使用，主要为文房用品，洗、水盂等，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琳琅满目，尽情迎合宋徽宗的文化情怀和喜好。釉色多以青色，如淡青、粉青、翠青、月白、油灰等，釉质晶莹温润典雅，品质以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可谓不惜工本从而也使得胎骨也更坚挺而附贵气，釉质更趋淳美肥厚匀润，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抚之如缎，光泽似玉，攥之仿佛溢油的艺术效果；更以釉面百圾冰裂纹片以征服人心；北宋官窑开片较汝窑而大却深邃，细心观察明显有别于汝窑，当然更以奢华胜于南宋官窑及宋龙泉窑等各窑口瓷器。

北宋官窑瓷器真可谓朝廷倾国力而为之“朝廷置窑、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就是最证实的写照。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面（基本）无修饰，主要以素净奢华的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无上的大境界。

北宋官窑胎土取材于当地或就近。据《中国科学研究史-陶瓷卷》（李家治主编）中指出，北宋官窑胎体取材于当地的黏土，铁和钛的含量偏高，以致在一定的烧造气氛条件下使胎着成灰色；釉者取神垢铜矿（主要原料）及木灰为釉，呈色为浅或深粉青色；史料也曾有记载：“北宋官窑取土于汴东、阳翟，这两处的粘土都不是黑色的，至多称为灰色，甚至是浅灰、土黄色。那么，浅胎胎如何烧出“紫口铁足”呢？这里的奥秘就是夹炭胎，在浅色的瓷土里掺入了一定配比的碳素晶粒，成器后先入窑低温（800度摄氏）素烧，素烧后的胎色呈黑色，就是黑陶，然后再施釉二次入窑1100—1230度摄氏的还原氧气氛而烧制出紫口铁足的“北宋官窑”，这些，应当就是北宋烧造“紫口铁足”官窑瓷的事实真相。紫口铁足的形成除了胎黑之外，釉的配比也很重要，如果釉的粘度过大，会造成流动性小，不会形成“紫口”；如果釉的流动性过大，会导致器底流釉粘足。根据这段记录的笔者对“北宋官窑”的观察，凡是有“紫口铁足”现象的官窑器，所施釉应当为石灰釉，且掺入宝石材料的特殊配方，石灰釉流动性较大，能够形成紫口。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部分“北宋官窑”的官窯瓷没有“紫口”特征，其釉质应是石灰碱釉，且掺入宝石材料的特殊配方，这一点两宫所藏官窑瓷中的部分藏品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摘录上述的数据可以发现。在北宋官窑和汝窑的烧造材料上也有着不尽相近。

另外，依据目前可以查证的史料记载北宋官窑只见京师一窑，传世和部分出土的北宋官窑实物非常之稀少。同时，在目前实际生活中，尚无其它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窑址可以证明还有其它窑口存在。

现在，我们对北宋官窑瓷的特点进行简单的整理归纳，大约包括：北宋官窑瓷其少经历两次以上入窑烧造，先烧造完成护胎釉的胎体，再次入窑完成作品；北宋官窑胎体所用胎土细腻精致沉稳（《坦斋笔衡》：“澄泥为范，极其精致”，即为左证），胎体呈灰白或铁灰褐色，护胎釉为铁红褐或铁棕褐色，胎体骨较汝窑瓷后重、与南宋官窑相比则偏轻盈；作品总见紫口铁足；北宋官瓷对釉色和釉光泽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滋润似油脂，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成就其在艺术上达到高贵坦荡，不造作、显示出平稳、低调奢化的境界。

北宋官窑见有天青、翠青、粉青、虾青、月白、油灰、鳝鱼黄等釉色；北宋官窑造型多为朝廷或文房类：炉、瓶、尊、洗、盂、盆、觚等，善仿商、周青铜等型；北宋官窑开片以冰裂纹为贵、其中亦有类哥窑之金丝铁线（必须重视区分和哥窑的不同），官窑开片形状有冰裂纹、流水纹、鱼子纹、百圾碎等开片，北宋官窑较汝窑开片大而狂野深邃，百圾冰裂、大器小开片与小器大开片都属贵重之器；开片文理自由洒脱独居特色，其可区分与北宋时期任何窑口的产品。北宋官窑无开片者更为罕见，如能见之即为极品；所有开片均起因与器物所采用原料之矿物质元素各自在烧造和冷却过程中的膨胀系数不一致而自然形成，各一器物在烧造时矿物质相互排列褐结合不同，故裂纹绝无雷同，这也正是其各具唯一和可贵之处；北宋官窑烧制工艺中采用支钉支烧或垫饼支烧。支钉支烧的器物，支钉脱钉处留有光洁、小而园之支钉痕迹（北宋官窑支钉留痕见露胎体，所露胎体为胎土之胎色和汝窑瓷相近。切记南宋也有支钉工艺而支钉痕较大而粗犷，痕内有见铁褐色护胎釉色。），采用垫饼支烧者可见底足为铁褐色护胎釉色；我们同时也细心应观察北宋官窑瓷的其它所用细节，如外形、口足、胎体和修整的风格；又如古人形容该类宋官窑瓷汽泡时所说的“聚沫攒珠”形态等等，事无巨细，绝不可因为大意遗漏一丝细微的痕迹而误判。

在充分、细致、一丝不苟的条件下，我们理应可以清晰地区分别出北宋官窑瓷就是北宋官窑瓷，应不会出现偏非。因为北宋官窑，只有其一，没有之二。

我们再简单说说宋代官窑有北南之分，这是因历史上宋有北、南两朝而造成。

南宋官窑完全是在沿袭和继承北宋官窑的基础上发展器来的，它们是血脉相连的血统关系。所以人们将其称为父子关系。

南宋人叶置的《坦斋笔衡》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及其精致，釉色润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这个记载非常清楚地将汝窑、北宋官窑和南宋官窑这三个瓷器品种明显地区分开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将 “汝、北宋官和南宋官”明确地进行区别，史料记载就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依据。这里，我必须引用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认为我们认认真真地尊重歷史事实（史料记载）和以确实可靠的证据（包括以考古发现和传世实物）说话，那么孰真孰假就自然大白于天下。

宋瓷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风格、表象和外貌，其中最接近就是汝、官（北南）和哥。在宋代物大名窑中，其实更难以区别的是北、南官窑瓷器，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既有血缘之同，却亦具性格之别。进行北、南宋官窑的区分是要下一番功夫的，切不可大意。

南宋官窑起始与北宋灭亡之后“靖康之难”，北宋王朝的灭亡，国破家亡中原地区名窑受战乱之灾基本被毁。宋高宗赵构避逃东南后定都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朝廷。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供送宫廷和达官贵人的青瓷。这也被视作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其为南宋官窑。

关于南宋官窑，我们可以从它的胎骨先入手。（看瓷先看胎。）

南宋官窑胎泥基本采用就地于杭州乌龟山的紫金土加瓷石（取材就和北宋官窑不同）配制而成，故胎体内含有云母及瓷石矿物。从考古发掘提供的南宋官窑瓷片通过物理测试其胎体的矿物质元素组成成分得到的化学分析得知，胎内的二氧化硅和氧化铁含量较其它瓷片为高，钴含量在4%左右，氧化铝低于哥窑等，烧造温度为1260℃-1300℃。因此南宋时杭州“修内司”和“郊坛下”烧造官窑时其胎体的烧结范围较窄，所以产品容易变形（可以参考本文提供的图片）。

由材料的矿物质元素决定，南宋官窑瓷的胎土（和北宋官窑不同）就是黑褐色、深褐色、红褐色等（南宋官窑的胎土，俗称：紫金土），其中以黑褐色占大多数。所谓“紫口铁足”是由于黑褐色的胎土的胎体上釉后，口部及凸棱部位的釉向下或向低凹处流淌，这就造成口棱部的釉薄，从而显现出褐色的胎色，这就是“紫口”。至于“铁足”则是指圈足部份的黑铁褐色了（南宋官窑垫烧则多见，露出的圈足呈现的胎骨的颜色），南宋官窑有些釉极厚（有些是多此上釉复烧，追求厚釉的效果），故便有“厚釉薄胎”之器，也有厚胎厚釉的发现。修内司胎体则为黑褐色显为微红色，其釉色油润莹澈，似玉质感。

也是由于材料的原因，南宋官窑的成形器手提时就更具下沉、后重感（和北宋官窑相比手感有明显有区别），且以手指扣之呈清脆之金属声（而北宋官窑为低沉的木屐声和北宋汝窑有近似。）。

南宋的官窑是由宫廷内务府的窑务机构主持创建、由窑务机构或者是修内司机构中的宦官进行监督管理。即使同样的官府管理，宋和明清时期朝廷命官督造官窑瓷器还是不完全相同的。尤其是清代，窑务管理是有朝廷任命督陶官驻扎在窑场亲力亲为，清代唐英便是左证。

宋朝官窑的定义，指的是：皇家内宫出资派人建立的、具有皇家独立自建性质的制瓷窑场。它区分于民窑，它不是一般老百姓自建、自烧、自营的民窑。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言：“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坦斋笔衡》中提到“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为南宋初期设立的第二座官窑，称“郊坛官窑”，也位于杭州。在已发掘的杭州乌龟山郊坛官窑窑址中发现很多瓷片与窑具，胎质呈黑灰或灰褐色，胎质轻薄、釉层较厚、釉色有粉青、蜜腊黄等色，器型常有盘、碗、碟等。还有南宋官窑瓷的仿古器皿是受北宋徽宗提倡仿古复古的影响，它们都是用作宫廷陈设用瓷。

就南宋官窑的开片纹式而言，南宋官窑瓷基本都有开片，大小错落不一，被称文武片（不同于北宋官窑，细密额贺冰裂）。南宋官窑开片纹有大小、疏密、深、浅，也有冰裂纹则以大纹层为主与北宋依然有区别。其之所谓 “冰裂纹”者，如同冰糖、云母形态，层层向内，呈多角形状的白色纹路，时也见纹片中显出深色条纹。

南宋官窑瓷的造型，品种包括很广，在以陈设和文房用具为主的基础上，也有日用器皿及装饰瓷出现，如尊、壶、琮、炉、瓶、碗、碟等品种繁多为北宋官窑之不及。南宋官窑器型亦随北宋，多仿周、汉之古制；造型严谨肃穆，古风朴朴，又配以“紫口铁足”则显得风韵别致、古色古香，庄重古朴。南宋官窑瓷器以小型器为多见，大件器物少见。南宋官窑在表现气度上依然呈现凤毛麟角，极为珍贵之态势。

南宋官窑的烧造风格。其所烧的器物依然还是宫廷御用器，因此在制作时继续遵循尽善尽美、严谨和循规蹈矩。其早期作品为了实现器身满釉，盘、洗等器物一般还是坚持支钉支烧，唯支钉与北宋汝、官窑不同，支钉与足底接触面大而粗犷，数目较北宋而增加，甚至有多达十几、二十来枚者，且支钉露胎处见深色胎土（北宋以灰白者多见）。晚期，则基本采用垫托垫烧，底留有一道无釉的足痕，足痕因涂了一层铁质护胎浆而成“铁足”。这也是南宋官窑器的显明的一个特点。

观察瓷器看其底足绝不可轻率或草草敷衍。一件瓷器的新、旧、窑口、真伪等，底足可以给你足够多的信息。人们常说：瓷器看底、玉器看壳，就是说的这些。

南宋官窑足沿釉层较薄的部位泛出铁红色，乌黑色，铁黑色，澄泥色都有。修内司官窑早期花钵，晚期花口洗和花口碗的底足都由于上了一层青釉护胎汁露足部位泛出铁红色。

北南宋官窑的底足都有足够的信息、特点和学问，值得细细品味、推敲。南宋官窑从厚胎厚釉或薄胎厚釉，识其两种底足绝然有异；护胎分上青釉或不上青釉，釉面有些具有水浪纹，其中有些则上乳浊釉；早期和晚期不同，晚期釉色滋润，玉质感强烈。修内司官窑采用含钙量较高的石灰碱釉，它在高温下粘度较小，易流动，常见素烧胎后有多次上釉和数次烧成的厚釉器，釉质如玉石般的光亮莹润（注意，玉质光而非玻璃质光），所以南宋晚期的官窑瓷中能看到清晰的流水波纹，这是无法仿制的。

南宋官窑瓷的釉色，主要是翠青、梅子青、粉青色为主；南宋官窑品种和窑口远远多于北宋官窑（北宋官窑窑口目前认为是唯一或寥寥无几），釉色变化多端，依色谱和色度的深浅可以分为极浅的蓝绿色较深的蓝绿色，灰色绿色、黄绿色等等。南宋官窑总体具有良好的乳浊性、光泽委婉有些则似乎近于木讷；它们的釉层普遍丰盈厚实，追求的质感上玉质感，常以采用多次施釉复烧的方法获取（这是南宋官窑的重要工艺之一）。

南宋官窑除去在杭州考古已经发现几处窑址（老虎洞和郊坛窑），还有溪口窑、小梅窑，又有瓯江和福建地区的一些窑口等等（可以说窑口众多，请仔细观察我提供的照片图示），再加上历代和近代仿造，宋代官窑瓷器在市场上见到的作品错综复杂、鱼目混珠，所以我们无论起始于何种目的都必须加以谨慎、严格区分和细心鉴别。宋代官窑，尤其南宋官窑的复杂程度又远远超出北宋官窑，务必小心再小心。

同时又因为，北宋与南宋官窑是父与子（血缘）的关系，从遗传学讲，有其共同特征：器物紫口铁足，釉下气泡密如攒珠，釉面开冰裂纹片，个别器物采用大支钉支烧，这些都体现了两个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窑口的共性和个性，同时也验证了'袭故京遗制'的文献记载是准确的。南宋官窑瓷既继承了北宋（汴京）官窑瓷，河南汝、官窑瓷等北方名窑的造型端庄简朴，釉质浑厚的特点，又吸收了南方越窑、龙泉窑等名窑的薄胎厚釉、厚胎厚釉的工艺特点，它们巧夺天工，创造了釉面莹沏，造型精巧的精华奇美的殊荣，北艺南技的有机结合，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也是对世界文化艺术和文明的一个伟大卓越贡献。

有人专门对南宋官窑的气泡学术进行研究。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近代陶瓷界先辈孙瀛洲先生关于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的区别与鉴定要点， 他在《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一文中说过：“如官、哥釉泡之密似攒珠，……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显然，“攒珠”指的是窑器中之釉内气泡细密像颗颗小水珠一样，满布在器物的内壁和外壁或内身和外身上。但孙老说得比较笼统，实际上真正官窑的釉内气泡不仅仅只是“攒珠”，还显现出一种比“攒珠”稍大一点的“聚球”。“攒珠聚球”（有人发现为三种气泡形态）也是当之无愧，划分真假宋代官窑瓷器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重要依据。

关于别北、南宋官窑瓷器，我们也可以跟据南宋《坦斋笔衡》一书中记载所说：“政和间（北宋1111-1117年），京师……，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宗遗制置窑 于修内司，造青器， 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段文献资料是关于南宋官窑历史的最早和最有说服力的文字记载，后人研究者基本都为研究考證基础。文献说明，北宋时期已烧制官窑。南宋官窑继承了北宋官窑的技术和制作方法。文献把南宋官窑划分为“修内司”和“郊坛下”，前者“名内窑”，后者系“别立新窑”，并明确指出新窑“比旧窑大不侔”。“袭故京遗制”移地北宋汴京于南方继续生产，开始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却连续生产了一百三四十年的优质瓷，前后映辉，为中国奠下了制瓷王国的美名。千多年以来，举世认为宋瓷是艺术性最高的时代。

南宋王朝覆灭之后，官窑被毁，工匠失散，技艺失传，故南宋官窑传世珍品较少。而北宋官窑更是凤毛麟角，为稀世珍宝，极少散落于私人藏家之手中者，藏者更常常秘不示人。世人能在近千年后，得见一宋代（尤其是北宋）官窑真品，应足感先祖之恩典，中华文明之伟大。

我深深体会，北宋官窑深深沁入北宋汝窑血脉和性格；而南宋官窑则不离不分地蕴含着北宋风骨和南方龙泉的优雅气质、气场和神韵。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宋代官窑作（尤其是北宋官窑瓷器），她作为伟大的中华悠久灿烂文化和文明传承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和深受世人敬仰的中华文化一起成为人类文明永恒的经典！

我们在鉴赏古代留下的遗物瓷器时务必记得：鉴赏一定要以每一件实实在在的对象作为对象和依据：任何对物件的结论：对也罢、错也罢，都必须严谨、逐一纤细地说出判断其对和错的依据和理由；任何轻率、马虎的结论都是不负责任（就是不懂装懂）；尤其，滥竽充数者常常就是以“轻率”地下结论作为掩护，实现其蒙混过关、招摇撞骗和抬高自己虚有名气的目的的。鉴此，我们与人商讨与鉴赏对象时，务必谨慎，对于任何答案都必须要以东西说话，追根寻源。我们只有以严谨治学地态度，紧追不放，一问到底，必能获取“水落石出”见到庐山真面目的目的。对与自己都没有见过的东西和没有实物作为依据，绝对不可以下结论，否则一定会被后人耻笑，无地自容。

吾等当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