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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也被称为岐黄之术。相传黄帝常与其臣子岐伯坐而论道，探讨医学问题。其中许多经典被记载于后世所完善的《黄帝内经》中。
三皇时期（--公元前3000年） 神农尝百草，黄帝论医药，伏羲制九针的传说，蕴含着几千年中医药文化的精髓。 神农尝百草，将草药分为上品药（养命）、中品药（养性）、下品药（治病），经后世不断完善，最终将《神农本草经》大成于东汉时期。 黄帝论医药，与岐伯的经典对话被后世不断完善，并被著成《黄帝内经》，该书大成于西汉时期。 《黄帝内经》乃至整个中医史上的重点都在于预防而不是治疗，中医的评级也是根据医生是否能让人们保持健康而定。在疾病发生后才能采取行动的医生（此时即使不是专业人员，也能看出来病症），在古代被视为劣等的医生。 《黄帝内经》中说道：如果等到疾病发生后再去治疗，就如同国家发生动荡了再去治理，如同口渴了才想起钻井，那一切不是太晚了么？ 伏羲制九针 相传伏羲不仅发明了阴阳、五行、八卦（另有说法是先秦时期提出），而且开创了针灸的先河
针灸包括针刺和灸法，两者都是通过疏通经络、调节气血阴阳，达到防治疾病的效果。针刺主要是用针刺入人体穴位，刺激经络并搭配各种行针手法。 灸法则主要是用艾叶制成艾绒、艾柱、艾条等，点燃之后直接或简介熏蒸穴位，“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 夏商时期人们就开始运用汤药和酒水治疗疾病。《诗经》和《周易》的完善很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医祖”扁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疗法，即观气色、听声息、询症状、摸脉象。 扁鹊是中医的鼻祖，也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人。著有《难经》、《内经》和《外经》三大著作，但仅有《难经》被流传下来，其他两本著作都失传了。
“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后来《难经》的一些诊断方法被纳入《黄帝内经》。 秦汉时期（公元前220-265年） 秦汉时期是中医药发展最为迅速和重要的时期。 这一时期，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被不断完善，大成于西汉时期。该书分为《灵枢》和《素问》两部分。《灵枢》侧重于经络和针灸等具体手法，而《素问》则偏向于讲述阴阳五行、病理机制等理论。 《黄帝内经》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医学观念，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标志着中医从单纯的经验主义发展为理论主义，形成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框架。 《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时期，记载365种药物，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 东汉末年，“乱世造英雄，时疫出名医”。诞生了对中医药发展极为重要的三人，即医圣张仲景、医仙董奉和神医华佗，史称建安三神医（建安三圣）。
张仲景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希波克拉底”（西方医学之父），其旷世奇作《伤寒杂病论》系统的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八纲辨证”和“六经辩证”。《伤寒杂病论》被西晋王树和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同时也是日本汉方医学的主要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张仲景时代便提出的通过冷敷治疗某些疾病的方式，西方直到18世纪才加以推广。 华佗是全能的外科医生，是“外科鼻祖”。自制“麻沸散”在手术时减轻病患的痛苦。而在此后的1600多年里，西医在进行手术时都不给患者使用麻醉剂，那个时代西医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通常是以最快速度进行手术，但仍然会导致大量患者的休克、昏厥和死亡。
华佗崇尚简单，一般采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治疗疾病。但甚为可惜的是，华佗最重要的著作《青囊书》同样失传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华佗时代便已经开创了外科手术，但由于古代多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不能轻易打开。因此外科手术的思想被极大的禁锢，进行外科手术被错误的认为是医学不精，通常是一些地位较为低下的人作为操刀手。 “建安三圣”的最后一位是“杏林妙手”董奉。董奉医治病人从不收钱，只让病人种杏树作为报答。日积月累，其园子里的杏树长成一片杏林。而杏子成熟的时候，他就让想买杏子的人用谷子来换，再用换下来的谷子救济百姓。这就是“医者仁心”的由来，他的杏林也演化成一个成语叫“杏林春暖”，从此之后，“杏林”就成了中医的代名词。
两晋时期（公元266-420年） 两晋时期虽然统治阶级较为混乱，但中医发展却没有停滞，其中比较著名的是西晋的王树和及东晋的葛洪。
他的另一大贡献是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进行整理，该书因三国时期连年战乱及瘟疫而散佚零乱，几至失传。王树和对其重新加以编排，并一分为二，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使得该书得以完整流传。 东晋葛洪流传下来的医学著作主要为《肘后备急方》，他主张用简便易得之方，反对用贵重难求之药，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其中有世界上最早治天花等病的记载。尤其倡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而西方则是在16世纪才提出来。
唐宋时期（公元618-1279年） 从唐朝开始，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中医的教育和发展，设立各种中医机构和医师。，唐代医学教育主要包括家传、师授、自学和上官方医学校等方式。由官方机构组织编排的《新修本草》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药王孙思邈。他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千金方》和《千金翼方》，两册典籍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他提出“大医精诚”的理念，认为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也要有高尚的医德。
宋朝时中医药的发展达到巅峰。甚至连开国皇帝赵匡胤都可以为士兵治病疗伤。官修的最完善的医药图书《本草图经》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药物学巨著，由全能人才苏颂主编。 另外由北宋医学家王怀隐主编的《太平圣惠方》总结了隋朝及以前的医学知识，堪称当时的中医药巅峰之作。 金元时期（公元1115-1368年） 刘完素认为疾病多因火热而起，在治疗上多运用寒凉药物，因此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治病应着重驱邪，“邪去而正安。”在治疗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汗、吐、下三法，世称“攻邪派。”李杲认为“人以胃气为本”，在治疗上长于温补脾胃，因而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善用“滋阴降火”的治则，世称“养阴派”。
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2年） 明朝医药学家李时珍耗时27年，遍历大江南北，呕心沥血著《本草纲目》，全书共有五十二卷，190多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分为60类。
在明朝以前，临床治疗主要参考《伤寒论》为主，有的人认为，《伤寒论》只是为治伤寒而设，这个伤寒，是狭义的，并不包括温病。张仲景可能还有《温病论》，但是已经散佚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伤寒论》的伤寒，是广义的，是包括温病在内的，能治伤寒就能治温病。 以感冒为例，如果是浑身发冷，全身难受，这种多半是伤寒，如果是先嗓子干、疼、鼻腔难受，后面才会扩展到全身症状，这种多半是温病。 明朝时诞生了新的关键性医学流派温病学。明末吴有性于其著作《温疫论》中，认为疫病起源于戾气，从口、鼻而入。他主张沿用刘完素的治疗方法来治疗温热病与温疫，认为不应该采用传统伤寒学派主张的热性药物。而应使用正治法“寒者热之，热者寒之”。
清朝时，温病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叶桂、薛雪、吴瑭、王世雄被称为温病四大家。 叶桂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最擅长治疗时疫，首创温病“卫、气、营、血”辨证大纲，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辟了新途径，被尊为温病学派的代表。主要著作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
薛雪与叶桂同时而齐名，但他于湿热证治特称高手，所著《湿热病篇》为传世之作，于温病学贡献非常大。 吴瑭19岁时，父亲患病，四处求医但其父最终去世，这件事情极大的刺痛了吴瑭，他认为自己“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于是产生了强烈学医的愿望。 吴瑭在《温病条辨》一书中，提出辨阴阳，别水火之理论，以三焦进行温病辨证，上焦心包络与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系指病之阶段。三焦辨证与叶桂的卫气营血辩证法，构成温病学说的核心。
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著有温病学通论类著作《温热经纬》，此书为温病学之集大成者，同时也是学习温病学的入门之作。
面临“内忧外患”，几度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官员也存有灭亡中医药之心。 岐黄之道经中藏，百草针灸归三皇。 夏商两朝制汤酒，诗易双经蕴医方。 春秋扁鹊著难经，问诊四法挂医堂。 秦汉重修岐黄道，百草内经皆成章。 汉末瘟疫频侵扰，建安三圣展锋芒。 仲景伤寒杂病论，八纲六经世流芳。 华佗全能称神医，另有佚书名青囊。 杏林春暖彰医德，至今可嗅杏花香。 建安风骨传两晋，脉经急方为最良。 盛唐新修本草录，药王二谱千金方。 北宋官民均尚医，汇编太平圣惠方。 金元中医分流派，四家各攻最擅长。 大明风华耀古今，本草纲目为典藏。 承前启后温病学，温疫论述保健康。 卫气营血说辩证，温病条辨道阴阳。 前尘如梦不可追，安将当下铸辉煌？ 小之锐评：欲明中医理，先学中医史。跌宕起伏的中医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兴衰沉浮历史的缩影。虽然现在中医药发展在传承和创新都出现很大的局限，甚至在许多领域被西医药掩蔽锋芒，但这并非是中医药本身的不足，而是运用中医药不够恰当和完善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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