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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晚报烟台街，一条有故事的街 请点上面蓝字，来烟台街逛逛
这是我人生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956年仲夏，那年我4岁。照片右边是我的邻居王淑香阿姨，那年她二十多岁。由于年代久远，这张一寸的黑白照片已泛黄，掉边缺角，有好多折皱。照片虽小，但背后却牵着我与她，珍藏着我心中的王淑香阿姨一生的芳华。
我出生地位于现毓璜顶北路东侧，烟台中心大酒店（原来的劳动大厦）附近。当时好像还没有毓璜顶北路，西边不远是烟台市消防队的营房，大名鼎鼎的南大街与海港路，呈丁字形横亘在胡同北面。 我家住的胡同呈南北走向，是条半截子胡同，从北头进去，曲里拐弯走二三百米的样子，便是小蓬莱山体。为防止山体滑坡和碎石滚落，人们沿山根修了一道石头矮墙。 胡同很窄，泥道，下雨天道路泥泞。胡同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记得大人们通常管这儿叫马连（家）茔。从胡同南头的矮墙往小蓬莱上望，山半腰处，隐约可见一些坟茔散落于树草中间。 胡同两边是一个个院落，一个院子通常住二到四家。我们院子住二家。我家住的北屋，而南屋则是王淑香阿姨一家。 我是家中第一个孩子，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姥姥就是给我漱洗，梳小辫子，扎上红头绳或蝴蝶结。院子靠近胡同口，干完家务活，天好时姥姥会抱着我坐在胡同口。前边是南大街，姥姥一边憩息，一边看街上的光景。 邻居们看到我俩，总要和姥姥说一会儿话，无非是夸她的外孙女长得如何精神，眉眼如何好看，进而夸姥姥会伺理打扮孩子。一些不认识的路人，见了我也会停下脚步，啧啧称赞我几句。姥姥会用“是吗”“漂亮什么”之类的话来客气一下，但满是皱纹的脸早已乐成了一朵朵菊花瓣儿。 那时王淑香阿姨刚参加工作。下班后，看见姥姥和我，她会弯下腰，一边拍拍衣兜，一边对我说：“叫姨！”我知道那是糖，马上乖乖地叫：“姨！”有个电影演员叫上官云珠，王淑香阿姨说我长得像她，还说我长大了能演电影，笃定能成为女明星。 她这一预言，只说对了那么一丢丢。1966年，八一电影厂的确到烟台二中挑选过演员，我是学校唯一有幸被他们挑选的女孩，但他们撂下一句让我“等消息”的话便走了，此后便没有了下文。 说实话，人们对孩子的夸奖，主要还是冲着大人去的。王淑香阿姨和我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程度堪比现在的闺蜜。 当时我母亲还不到30岁，王淑香阿姨比我母亲小几岁，我母亲身高1.72米，是那一带有名的大美女，有“胡同西施”的美誉。而王淑香阿姨虽看起来稍逊色于母亲，但她也是大高个，皮肤亦白，俗话说“一白遮百丑”。 那时候的女孩，即便长得再靓，身上很少有娇气，母亲和王淑香阿姨泥水也能下，都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那时王淑香阿姨还没有结婚，常常看见她和母亲在一起窃窃私语，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说到兴奋时，还会情不自禁地吃吃笑起来。 王淑香阿姨叫我姥姥大娘，她很愿听姥姥讲故事，姥姥会说话，一样的话从姥姥嘴里讲出来，好听，味道不一样。我清晰地记得她坐在胡同口那棵梧桐树下，手托微微上扬的下巴，依偎在姥姥身旁，阳光透过树的缝隙洒在她年轻的脸上，好一幅温馨浪漫的油画。 王淑香阿姨是她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对她十分疼爱。她是在无忧无虑的家庭氛围中长大的，穿的衣服一色都是在商店里买现成的，式样现在想起来也很潮，这一点在当时是件很牛的事情。 爱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她家外边的门上头镶有两页玻璃。早上，当姥姥忙活我起床时，总会看到她在门外站着，对着玻璃里的自己，整理那两条大辫子，来来回回端详自己，直到满意为止。
图文无关 资料图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她坐着马扎，在梧桐树下听姥姥说故事。百无聊赖的她突然对姥姥提议：“大娘，我领小星去照张相吧，留着将来当个纪念。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不留张相片可惜了。” 那天，姥姥给我穿了一件白色小碎花短袖连衣裙，袖为带花边的卡袖，王淑香阿姨穿的也是一件短袖连衣裙，同样为卡袖，只不过我的连衣裙色白，她的衣服颜色要深一些，花也大一些。 我们去的是锦章照相馆，给我们照相的师傅是个留着大背头的中年人，胡子刮得铁青。他仔细为我们俩摆弄着，也许是因为我们俩穿得很像，背头师傅刚开始以为我们是母女俩，他叫王淑香阿姨坐着，让我站在她前面，后来听见我总叫她姨，便醒悟过来，安排我俩都坐着，让王淑香阿姨把我拥进怀里。 背头师傅不断调整相机角度，头上蒙着一块黑布，在里边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拍好照片。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即使那些心高气傲的美女也不例外。在当时，军人是绝大多数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王淑香阿姨尤甚。我现在依稀还记得那时流传的一些顺口溜，例如：“大皮鞋，噶噶响，最少是个连排长。”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王淑香阿姨如愿嫁给了一名军人。他是原烟台海军炮校的军官，南方人，瘦高个，穿上蓝军装显得十分威武。后来我也成为一名军人的妻子，或多或少是受了她的影响。 上小学后，我家搬离了马连（家）茔。妈妈先后为我添了四个妹妹，人口多了，粮食不够吃，王淑香阿姨常送来食品接济我家。 记得有一次，家里做糠窝窝头，实在难以下咽，我便空着肚子上了学，结果饿昏在马路上。王淑香阿姨知道后，便把叔叔从部队食堂买的馒头送到我家。那馒头是长方形的，暄腾腾的，散发出一种带有碱味的浓烈麦香，令我至今难忘。
资料图 上世纪60年代，王淑香阿姨随叔叔转业到。起先我们对她十分担心，人生地不熟，远隔千山万水，条件艰苦，这对从小在优越环境中长大的她无疑是一个考验。她断断续续给母亲来过几封信，讲她的孩子，讲她在远离喧嚣的边陲小镇的生活。 那时叔叔担任建设兵团某团政委，而她在一个连队当普通职工，他们的任务是种棉花。在她字数不多的信中，说的最多的是她种的棉花。她常常自豪地说，新疆的棉花是世界上最白的，比天上的白云还白，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棉花。 让我们安心的是，虽然在信里能读出她的辛苦，但字里行间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她在逆境中，内心那种强大的调适力和驾驭能力，以及对命运变换的坦然面对与接受。当然，她对第二故乡，对那片充满野性与张力、广袤雄浑的戈壁的热爱更是跃然纸上。 上世纪70年代末，王淑香阿姨回烟台治病，住在我家。她铅华尽洗，白皙的脸被大漠的朔风吹成古铜色，但她那乐观率真的性格，依稀还能看到她过去的影子。幸运的是，经毓璜顶医院专家诊断，她患的是甲亢，无需手术，只要按时吃药，注意饮食即可。 她挂念家中的孩子，挂念地里的棉花，当天便要走。我母亲说回来一趟不容易，让她与我们全家一起照张相，她频频摆手：“不照喽，不照喽，像个老猴子喽。”那是我们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 人还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只要精神在，无论艰苦或者安逸，其实都不重要。想起王淑香阿姨，还会想起她说的，“新疆的棉花是世界上最白的，比天上的白云还白……” 来源 | 烟台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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