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诗早期流传考 陈尚君 在北宋诗文革新推动下，杜诗受到世人普遍的推崇。王洙（原叔）校辑二十卷本《杜工部集》问世，适应了这一时尚。嗣后，以王本为基础，杜诗的补遗、增校、分类、系年、笺注、批点、集注、汇评等研究工作蓬勃兴起，蔚为洋洋大观。四十年代初，洪业先生撰《〈杜诗引得〉序》；六十年代初，万曼先生作《杜集叙录》（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及《唐集叙录》）分別对宋以后杜诗的版本流传及注解研究工作，作了较为系统的总结。从杜甫去世到王洙本结集近三百年间杜诗流传的情况，洪、万二先生虽曾论及，但因载籍零落，原本无存，均言之未详。由于这一缺憾，一些研究者只能依据存世的唐人选唐诗来考察唐人对杜诗的态度，对杜诗在唐代诗坛的崇高地位及给予中晚唐诗人的巨大影响，未有足够的认识。 本文试图钩稽各方面史料，考察王洙本结集前杜诗流传情况。为叙述方便，首先考察宋人所见唐至宋初各种杜集的面貌，其次考述杜甫手稿、早期碑刻及各种选本入选杜诗的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六十卷本杜集的编次、散佚情况，考察杜诗在唐五代社会各阶层和各流派诗人间的流传和影响。传世各种杜集，历代著录较详，洪、万二先生已作系统介绍，本文不拟复述。 一 《旧唐书·杜甫传》谓"甫有文集六十卷"，后《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均据以著录。其实，不仅欧阳修、郑樵未亲见该集，《旧唐书》作者也无缘获见（详后），惟据他文迻录而已。北宋仁宗时编《崇文总目》，仅载"《杜甫集》二十卷"。王沬在崇文院编目期间，利用"秘府旧藏"和"通人家所有"的各种杜集，于宝元二年（1039）结集为《杜工部集》二十卷。此集后于嘉祐四年（1059）由王琪增订刊刻于苏州，成为宋以后各种杜集的祖本。此本存绍兴初年翻刻木十五卷（简称"二王本"），张元济先生以另一宋刻残本（张元济先生定为绍兴初年建康刊吴若本，元方先生《谈宋绍兴刻王原叔本<杜工部集>》定为翻刻吴若本。简称"吴本"）相配景印，刊入《续古逸丛书》。 王沬《杜工部集记》记载所用杜集凡九种。试分别加以考察。 一、古本二卷。列于各本杜集之首，当为唐时本。 二、蜀本二十卷。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集序》（附见蔡婪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古逸丛书》本，简作《蔡笺》）谓仅十卷，疑误。严羽《沧浪诗话·考证》指出："旧蜀本杜诗，并无注释，虽编年而不分古近二体，其间略有公自注而已。"南宋初有南海蜀本及镇江蜀本两种新蜀本杜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蜀本大略同（王琪本），而以遗文入正集中，则非其旧也。"严羽亦指出新旧蜀本之异。所谓旧蜀本，或即王洙所据本，疑出于五代时前后蜀所刊行。韦穀《才调集叙》："暇日因阅李杜集。"是杜集蜀时流传之证。据严陈二氏说，此本编年、不分体、诗文分刊。 三、《集略》十五卷。列于樊晃《小集》前，时代较早。 四、樊晃序《小集》六卷。《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南宋初，胡仔尚有收藏。绍兴初，吴若在建康府学刊杜集；嘉泰中，蔡梦弼著《草堂诗笺》，均曾据以校刻。同时的晁陈二家书目不载。宋末王应麟《玉海》、元修《宋史·艺文志》均著录，然前者系据《唐·志》，后者系拼合宋代各种书目而成，不能证明此集入元尚存。 吴若刊杜集时，收入樊晃《杜工部小集序》。今存吴本残卷，无樊序。明末钱谦益得吴本全书，据以撰成《杜诗笺注》（康熙静思堂原刊本，简称《钱注》）。后吴本全书毁于绛云楼火灾，赖《钱注》保存了部分面貌，樊序亦得幸存（《全唐文》失收）。序署"唐润州刺史樊晃"，前半述杜甫事迹，为今存记载其生平的最早文字；后半部分述编集过程：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为六卷，且行于江左。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 樊晃，两《唐书》无传。据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记》考证，晃为进士出身，历任硖石主簿、汀州、润州刺史。其刺润时间，《宋高僧传》卷十五《金陵元崇传》载在大历五年，柳识《琴会记》（《文苑英华》卷八三二）载大历七年正月，浙西观察使李栖筠路经润州，曾约"刺史樊公"饮咏。杜甫逝世于大历五年（770）冬。《小集》编成，当即在其后二、三年间。据序，杜甫晚年，江东一带仅传其"戏题剧论"之作，不足反映其全面成就。樊晃推诗流布起过积极的作用。 五、孙光宪序本二十卷。光宪，《宋史》、《十国春秋》有传，唐末为陵州判官，天成初（约926年）避地江陵依高季兴，累官南平。卒于宋初。此本当为其在荆南时序行。 六，郑文宝序《少陵集》二十卷。王得臣云："郑文宝《少陵集》，张逸为之序。"疑王洙记有误。文宝，《宋史》有传，初仕南唐，廿四岁入宋，后仕宋近四十年。此集当成于宋初。万曼先生谓此本系南唐本，疑误。 七、别题小集二卷，不详。 八、孙仅一卷。与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蔡笺》附）所述，显非一种。疑为其别录本。孙仅仕宋太宗、真宗二朝。 九、杂编三卷，亦不详。以上三种，从各本排列次序看，当均为宋初本。 王洙本行世前，整理搜辑杜诗者有苏舜钦、王安石、刘敞三家。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苏学士集》卷十三）云："天圣末，冒黎韩综官华下，于民间传得号《杜工部别集》者，凡五百篇。予参以旧集，削其同者，馀三百篇。"景祐中居长安，又于王纬处得一集，复增八十馀首。编为《老杜別集》，拟"寻购仅足，当与旧本重编次之。"后未果。安石皇祐二年（1050）《杜工部后集序》（《临川集》卷八四）云："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馀篇。"断为杜诗，编成《后集》。刘敞《寄王二十》（《公是集》卷廿四）诗序；"先借王《杜集外集》，会疾未及录。近从吴生借本，增多于王所收，因悉抄写分为五卷。"诗称"近从霅上吴员外，复得遗文数百篇"。另有《编杜子美外集》纪此事。 三家所据各集，王洙均未取用，今存各种杜集，亦未引及三家所编（《蔡笺》、吴本、《钱注》所引"荆作某"，均指安石元丰间编《四家诗选》。四部丛刊景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涛》引"刘敞曰"、"安石曰"等，研究者多以为系书贾伪托，不足据）。王洙本以外，宋人得逸杜诗仅四十馀首，三家所记，各有数百首之多。其诗存佚，为杜诗研究长期未决之谜。今按，舜钦所编，早于王洙，安石稍迟，但其时王沬本编成而未刻印，无由获睹；刘敞所编，年代不明，疑亦在嘉祐前（刘敞卒子熙宁元年）。万曼先生推测早于苏王（洙），实误，敞年辈略后于二人。三家鉴别伕涛，所据均为当时的通行本，即所谓"旧集"。舜钦谓"今所在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辑，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疑即《崇文总目》所著录老及王洙所用蜀、孙，郑三本中的一种，所收诗数必然比王洙本要少得多。舜钦文中引集外诗《大历三年白帝城放船》及《追酬高蜀州见寄》、安石引《洗兵马》，今均见二王本，可证。元丰五年，宋谊为陈浩然《析类杜诗》作序（《蔡笺》附）述及："顷者，处士孙正之得所未传二百篇，而丞相荆公继得之，又增多焉。及观内相王公所校全集，比于二公，互有详略，皆从而为主序，故子美之诗，仅为完备。"正之名倖，为安石挚友。《析类杜诗》不传，吴若曾引及，《钱注》提到"浩然作某"二十多处，有王沬本未收诗，可知安石所收杜诗未佚。舜钦与王洙有诗文交往，又同因进奏院事件遭贬斥。削籍后，居苏州沧浪亭。既卒，妻杜氏抱其遗文归南京，由妻父故相杜衍及欧阳修哀序成集，见欧《苏氏文集序》及《宝真斋法书赞》卷九杜衍致欧诸帖，欧阳修亦曾董理杜集（见《蔡笺》跋）。嘉祐中，王琪在苏州聚古今诸集校理王洙本，又得吴江宰裴煜相助，并提供逸文四篇诗五首为补遗。其时苏集已编成，王琪、裴煜与欧阳修均有较好关系，苏州刻书时尚有书简来往。《别集》不被利用，是不太可能的。刘敞与上述诸人，也有较多的来往，所编湮没不传的可能性亦不大。韦骧《钱塘集》卷四有诗题作；《简夫丈昔遗老杜别集而骧以外集当之久而亡去近承多本因以诗请》。骧，皇祜五年（1053）进士，徽宗时卒。可知苏尊杜有为"当今一人"，惜未见其全集。润州地当长江、运河交会处，为东南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樊晃得以就地采摭到大量杜诗，编为《小集》。 《小集》虽巳失传，宋人辑校杜集时，多次引用该集，记下了若干异文，保留了部分面貌。现存各种杜集校语有"樊作某"者，吴本有十五首，《蔡笺》二十首，黄鹤《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古逸丛书》本，简称《补注》）十首，《钱注》五十八首，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康熙刻本，简作《仇注》）三十九首。去其重复，共得六十二首，相当于原集的五分之一强。（以绍诗计，共九十八首。）今汇目于次：《城西陂泛舟》、《上韦左相二十韵》、《夏日李公见访》、《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蔡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宇》（以上五首安史乱前作）、《悲青坂》、《哀王孙》、《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吴本）、《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行次昭陵》、《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常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椽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月夜忆舍弟》、《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新婚别》、《遣兴三首》之一、《幽人》、《梦李白二首》之一、《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后出塞五首》之三、《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木皮岭》（《仇注》。以上廿一首入蜀前作）、《江村》、《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见寄》、《村夜》、《赠蜀僧闾丘师兄》、《病桔》、《入奏行》、《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喜雨》（春旱天地昏）、《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寄题江外草堂》、《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丹青引》、《严氏溪放歌行》、《发阆中》、《莫相疑行》、《有感五首》之二、《送陵州路使君赴任》、《奉寄别马巴州》、《江亭王阆州筵饯肖遂州》（吴本。以上二十首在成都及东川时作《谒先主庙》、《入宅三首》之二、《秋兴八首》之四、《复愁十二首》之八（以上四首夔州作）、《秋曰荆南述怀三十韵》、《山馆》（以上二首流寓江陵、公安时作）、《白凫行》、《上水遣怀》、《宿凿石浦》、《早行》、《铜官渚守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送重表侄王琳评事使南海》、《人日寄杜二拾遗》（高适诗）、《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亲友》（以上十首湖南境內作。《小集》原为"以事类"编次，今改作分阶段编次，以便考述。凡见于《钱注》者一律不注出处）。虽非全貌，仍可看到樊编《小集》的若干特点：第一，包括了杜甫一生各时期的诗歌。以安史乱后到流寓成都、东川时期诗最多，湖南诗次之，安史乱前与夔州时期诗较少。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杜诗三分之一作于夔州，而巳知该集所收仅四首，比例甚微。所收杜甫大历四、五年湖南所作诗，多达十首，以比例推测，数量当更多。樊晃编集时，去杜卒仅二、三年，地在润州，距湖南有千里之隔。未睹正集，所获如此丰富，足见当日杜诗流布之速。第二，兼收各体，偏重古诗。所收各诗以体分，计五古廿三首、七古十三首、五排十一首、五律九首、七律五首、五绝一首。今存杜诗，古诗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三，五律則占了将近一半。大历间诗人，也以五律为最擅长。已知诗数虽不完备，樊晃重古体、轻近体，借杜诗以扭转时风的意向仍十分清楚。第三、樊晃推崇杜南"有大雅之作"，从此集已知各诗看，有不少反映现实、忧国忧民之作，能够反映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与历代著名唐诗选本及解放后各种杜诗选本作一比较，可见多数属于历来传诵的各篇。樊晃别择之精，令人叹服。此集在唐宋两代流传较广，对杜刘二编北宋中后期尚留存世间。 南宋初吴若刊杜集《后记》（《钱注》附）述引用书："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也。"后蔡梦弼《草堂诗笺跋》亦提及"晋开运二年官书本"。开运为后晋出帝年号，二年为公元945年。此本卷数不详，宋以后公私书志均未著录。吴蔡突出其为"官本。"显然不同于私家辑抄传写本，其意当为官刊本。值得一提的是，印刷术在隋唐时期虽已开始应用，大规模刊刻书籍则始于五代时期，最著名例子是冯道主持刊刻九经，历时二十馀年（932-953）方蒇事。开运官本杜集，可列为我国最早刻印书籍之一。杜诗为时人重视，可以想见。 各本杜集校语有"晋作某"者，吴本有三十二首、《蔡笺》廿一首、《补注》十五首、《钱注》九十九首、《仇注》四十六首，去其重复，尚得一百十五首。以组诗计，共一百九个二首。虽非全数，尚可窥见该集面貌之一二。今辑诗目如次。《钱注》所引最多，不另注出处。原集编次不详，今分阶段排列，以便考察。 安史乱前诗二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夜宴左氏庄》。 入蜀前诗廿四首：《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塞芦子》、《彭衙行》、《九成宫》、《垂老别》、《夏曰叹》、《貽阮隐居防》、《昔游》（昔渴华盖君）、《佳人》、《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亿幼子》、《一百五日夜对月》、《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望岳》（西岳崚嶒耸处尊）、《日暮》、《曲江二首》之一（吴本）、《曲江对雨》（吴木）、《玉华宫》（《蔡笺》）、《遣兴五首》之三（同前）、《佐还山后寄三首》之二（吴本）。 成都东川时期诗三十首：《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赠蜀僧闾丘师兄力、<<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观打鱼歌》、《相从歌"赠严二别驾》、《陈拾遗故宅》、《谒文公上方》、《棕拂子》、《寄题江外草堂》、《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丹青引》、《严氏溪放歌行》、《南池》、《释闷》、《太子张舍人遗织成锦段》、《西郊》、《徐步》、《寒食》、《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赠別郑炼赴襄阳》、《绝句漫兴九首》之三、《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五、欠丽春》、《水槛遣兴二首》之二、《寄题杜二锦江野亭》（严武诗）、《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吴本）、《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吴本）、《大麦行为（《蔡笺》）、《草堂》（同前）、《望兜率寺》（吴本）。 夔州诗五十八首：《寄裴施州》、《柴门》、《貽华阳柳少府》、《课伐木》、《催宗文树鸡栅》、《种莴苣》、《忆昔二首》（其一见《补注》）、《八哀诗》之一、之二、之五、之六、之七、《园官送菜》、《写怀二首》之二、《往在》、《壮游》、《同元使君舂陵行》、《虎牙行》、《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雨不绝》、《阁夜》、《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三、之四、之五、《自瀼西荆扉且移东屯茅屋四首》之四、《谒先主庙》、《夔州歌十绝句》之五、之十、《秋兴八首》之八、《秋日夔府詠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复愁十二首》之一、《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三、《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之一、之二、之三、之四、《能画》、《孟氏》、《远游》、《晴二首》之一、《热三首》、《九日五首》之二、《得舍弟观书自中都已达江陵今兹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团圆可待賦诗即事情见乎词》、《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崔十三评事韦少府侄三首》之二、《别崔濞因寄薛据孟云卿》、《送田四弟将军将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节度阳城郡王卫公幕》、《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骞避飞暖劲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之一、《江雨有怀郑典设》（《补注》），《园人送瓜》（《蔡笺》）、《牵牛织女》（同前）、《暇日小园散病》（同前）、《鸥》（《补注》）、《哭严仆射归榇》（吴本）、《树间》（《仇注》）。 出峡后诗一首：《别张十三建封》。 从中我们可看到该集的部分面貌。第一、各类体裁、题材诗皆备。其中虽有《垂老別》、《佳人》、《壮游》、《八哀》等名篇，廷是比例不高，看不出曾经选择的痕迹，不似《小集》裁择精审。第二，仅有诗，无文、赋。第三，与《小集》互见诗仅七首，异文相同者仅一例。二集显非一线所传。第四、收有严武《寄题杜二锦江野亭》。《小集》已知有高适诗一首。可见他人诗附入杜集，自唐已然，与其他唐人文集同一体例。第五，该集收诗，始于天宝末。以安史乱后到夔州期间痔为多，达一百十三首。其中夔州诗最多，有五十八首，约占总数的一半。而安史乱前诗仅二首，出峡后诗，仅一首。所收各期诗比例如此悬殊，值得注意。 《草堂诗笺跋》述校雠之例．又有"唐之顾陶本"。顾陶，大中校书郎，纂《唐诗类选》二十卷，见《唐·志》。《蔡笺》所据为侗，万曼先生存而未决，其实即指《类选》。证据为：吴曾《能改斋漫录》五处引及此书，或称"顾陶所编杜涛"（卷三、卷四），或称顾陶《类选》（卷十一）， 《钱注》亦五次引及，或称《类选》，或称"颐陶本"，均与曾季貍《艇斋诗话》所引《类选》相合。曾氏引此集杜诗近三十首，实际收数当更多，南宋时或录其中杜诗单行，亦未可知。另洋下节。 另外，见于记载的宋人所見唐五代杜诗抄本，尚有多种。苏轼《东坡题跋》卷二记他与刘斯立曾于管城人家叶子册中，得到古抄《杜员外诗集》，张耒《明道杂志》记王仲至（名钦臣，洙于）·家有古写本杜诗；《诗说隽永》（《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引谓王锤曾见唐人写本杜诗，同书及周紫芝《竹坡诗话》分别记载所见盛度收藏讳"流"字的吴越钱氏时写本杜诗；黄伯思《东观馀论》自述曾在洛阳上阳门外佛寺中得到旧抄杜诗册帙；龚颐正《芥庵随笔》谓王明清曾在宣城得到南唐李后主建邺文房藏澄心堂纸抄本杜甫诗三帙。这些写本，性质当与敦煌所出唐诗残卷相类似，是杜诗在民间辗转传抄的见证。古写木保留了不少逸诗，文字亦颇多歧异，宋人多已录出，值得重视。 王洙本收杜诗一千四百零五首。后人续搜逸诗，得五十馀首。对此，前人多疑有伪。甚者如金王若虚《滹南诗话》录其舅周昂语，以为仅三、四首可信，"其馀皆非真木"。实因不明王沬编集时，并未能搜罗完备，不应以诸"集外诗"后出而遽谓为伪。如《蔡笺》附录朝奉大夫员安字所收逸诗二十七首，为王洙本以后数量最大的一批逸涛。安宇，四川仁寿人，以学自力登进士第，累官朝奉大夫知眉州，事迹附见南宋初员兴宗《九华集》卷二十一《员公（安舆）墓志铭》。安舆为其兄，皇祐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与苏洵、文同交甚厚。因知安宇亦为神宗朝人。诸诗北宋时已出。《李希声诗话》（《王直方诗话》引，《宋诗话辑佚》失收）谓存"老杜遗诗二十九首"，周紫芝称收杜逸诗古律二十八首，均与员出相侔。李引《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柳边》，周引《巴西闻收京》二首，亦见员出。另《逃难》见陈浩然本（据《钱注》）、《遣忧》见顾陶《类选》（据《能改斋漫录》），亦可证。杜诗在长期流传中，有伪诗误入，是不可避免的，需审慎地加以鉴别。以"语似不类"（黄庭坚语）、"浅近"（胡仔语）、"凡浅"（邵宝语）、"词旨纤仄"（杨伦语）一类标准来考定伪诗，是不足为训的。 二 别集以外，杜诗在北宋前还以多种方式流布世间。试分别加以考述。 一、手稿。 杜甫书迹，宋人所见有三：王洙曾得到《吹笛》诗稿，（《钱注》引），释惠洪有《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稿》（《石门文字禅》卷廿七），《漫叟诗话》载奉彭云曾听徐俯说见到杜甫《曲江对酒》墨迹。记载均有可疑处，后皆无传。《蔡宽夫诗话》载："杜子美云：'书贵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简远精劲，多出于薛稷魏华，此盖自其家法言之。"以此推测，杜甫书迹亦当以瘦硬精劲为特色。李白《上阳台》帖近年自海外购回，使后人获见诗人风采。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谓杜甫工于楷隶行草，但其手迹，虽经海内外学者多方寻访，迄未有得。现就所知，附辑几条记载，以供进一步查访。 《钱注》：明初胡俨自称"常于內阁见子美亲书《赠卫八处士》诗，字甚怪伟。'惊呼热中肠'作'呜呼热中肠'"。后未见收藏。近人邓之诚《骨董三记》录消初许志进《谨斋诗稿·丙申年稿》："少陵《贺城阳王太夫人加寿邓国太夫人》涛卷，后有山谷跋尾，为宣城蒋氏珍藏物。卷中题广德元年冬十月，正史本集皆无之。"今杜诗有《奉贺阳城（按；各本杜集皆作"阳城"，新旧《唐书》作"城阳"）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未佚，邓记误。城阳郡王为卫伯玉，《旧唐书·代宗纪》载其大历二年六月始封王，此卷显属后世伪造。又香港上海书局1963年版《杜甫》，卷首附影印石刻拓本《野望》与《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行草书，署"杜甫"，注出"四川省射洪县"。香港书谱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二月出版的《书谱》总第八期亦影印二诗拓本，附梅萼华先生《杜甫和书法》一文，仅谓四川省射洪县的题刻拓本。原刻今存何处，拓本传自何人，均未作说明。洪业先生《再说杜甫》（收入《洪业论学集》）据一字之异疑伪，证据尚不足。今按：《永乐大典》卷三一三四引宋人《潼川志》载牛峤光启三年（887）《登陈拾遗书台览杜工部留题慨然成咏》诗，有"工部曾刻石"句，王象之《蜀碑记》卷八载："《图经》载杜甫题陈拾遗宅诗跋。"《图经》当指北宋真宗时所修的《梓州图经》。可见杜甫此诗在唐代确有题书勒石之举。《野望》有"金华山北涪水西"句，亦作于射洪。石刻书法浑熟流畅，受王羲之影响很深，接近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的风格，为唐代最流行的书体。杜甫曾云："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引》）"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得房公池鹤》）可见其对王书之景慕。他推重的薛稷、李邕，行书亦深受王书影响。他论书重瘦硬通神，亦在石刻中有所反映。经向射洪县委宣传部询问，承告知陈子昂故居文革间遭破坏，现正修复，但杜甫诗刻原石尚未发现，今后将组织人力寻访。因石刻宋以后不见著录，来历不明，尚难遽定真伪。如确系唐刻，将是现能看到的惟一的杜甫书迹。 二、碑刻。 唐五代刻杜诗碑石，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宋著录，但从唐宋人其他记载中，可考见的有十几处。列目如次。（--）《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唐扶《使南海道长沙》（见《侯鲭录》卷一）："两祠物色采拾尽，壁间杜甫原少恩。"即指此诗。唐扶诗长庆末年作。米芾《书史》载裴度（《宝章待访录》作裴休）曾书此诗于松板，末时尚存一"甫"字。（二）《古柏行》，长庆四年段文昌刻于成都，见王象之《舆地碑目》卷四及田况《儒林公议》。（三）、《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咸通十一年，陆肱刻于洛阳，见《宝刻类编》卷六。（四）《万丈潭》，咸通十四年，西康州刺史赵鸿刻于同谷，见《钱注》。（五）《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见前引牛峤涛及王象之引《图经》。（六）《游修觉寺》，见宋祁《景文集》卷八《题蜀州修觉寺》注及赵抃《清献集》卷八《留题修觉山》注。（七）《闻惠子过东溪》，北宋中叶在凤翔出土，见《东坡题跋》卷二。（八）《过洞庭湖》，北宋末发现于湖中，王直方、李希声，潘子真三家诗话均言及，见《舆地碑目》卷三。（九）《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九引《雪浪斋日记》。（十）《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见范成大《吴船录》卷下。（十一），押天字韵的七言缺题诗，在夔峡道中，见《竹坡诗话》。杜甫峡中七言诗仅《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押天字，未知然否。以上除一二例仅称石本、碑本，或出北宋时刻，多数为唐人所刻。刻石地域有洛阳、关中、秦州、两川、夔峡、湖南等地，是杜甫行迹所到处，均曾刻石。其诗为世人推重，并不限于一隅。诸石刻异文，前人有引录，因其离杜甫时代较近，最为近真。 《湖南通志》卷二六四《金石六》著录"唐怀素书杜诗秋兴八首。"称"石刻在绿天庵"，"此帖亦近人临摹，不知蓝本所出。"香港中外出版社1976年出版《中国书法大字典》亦收此帖。帖末署"壬辰三月二日怀素书。"壬辰为元和七年（812）。怀素生于开元末叶，贞元间尚在世。此帖真伪尚待鉴定。如非赝品，可视为存世最早的杜诗写本。 三、选本中的杜诗。 在完整存世的九种唐人选唐诗中，仅韦庄《又玄集》收有杜诗，论者多据以推论杜诗在唐代诗坛受到冷落，不为时人推重（冯至先生《论杜诗和它的遭遇》、曾枣庄同志《论唐人对杜诗的态度》等文均持此看法），其实未尽妥当。首先，见于唐宋各种书志的唐人自选诗（不包括同人倡和集），有四十六种之多，现能看到的完本仅九种，加上敦煌遗书中的四、五种残卷，只及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不足以准确反映一代的认识。其次，选本除有一定的选诗标准外，还受时间、地域，人事诸方面限制。如《珠英学士集》、《搜玉小集》仅收初唐诗，元结《箧中集》仅收私箧所存七位友人诗作，殷墦《丹阳集》仅收润州人诗，当然都不录杜诗。姚合《极玄集》以闲淡幽远为宗，专选王维一派诗作，以至李杜高岑韩柳元白皆不预选。令狐楚《御览诗》目的在于"集柔翰以对宸严"，故只收贞元、元和间的"研艳短章"（毛晋跋）。韦縠《才调集》编选时曾阅李杜集，而杜诗竟不入选。冯舒《才调集评注》以为系"崇重老杜"，《四库提要》驳其说，认为"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持论近是。细审该集选诗，以闲适艳情之作为多，标举"韵高"、"词丽"，反映了西蜀小朝廷宴乐文学的欣赏趣味。杜诗鲜涉艳情，多言国事，韦糓只得割弃。再次，选本收诗情况与选老的认识有时并不一致。如顾陶《唐诗类选序》（《文苑英华》卷七一四）称元白"擅名一时"，"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无所取"，宋人曾慥《乐府雅词》不选苏轼词，则因另集有《东坡居士长短句》。姚铉《唐文粹》收唐诗近千首（九六九首），仅收杜诗十一首，比例甚微，而该集自序称"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可见不能仅以入选诗数论定选者的态度。 《国秀集》等三种选本，不收杜诗，情况较复杂，有必要分别作一说明。 《国秀集》兼收初盛唐诗。据楼颖序，此集系芮挺章受"秘书监陈公"和国子司业苏预（后避代宗讳改名源明）嘱托而选，收诗止于天宝三载，后中途辍业，由楼颖续成，约成书于安史乱前后。其时杜甫诗名初起，未获入选，似可理解。需提及的是，此集所收樊晃、严维、郑审，年辈均晚于杜甫，而当时诗名籍甚的李白、岑参，皆弃而不取，芮、楼自作涛阑入，而指使编集的陈、苏诗却未编入，可见此集收罗未备，体例上有所回避。苏预与杜甫关系密切，开元末曾同游齐赵。 《河岳英灵集》收诗止于天宝十二载，不收杜诗，今人多以其诗名初起为解，似尚可商榷。岑参比杜年幼，王季友、薛据行年与杜相仿，均得入选，何以独缺杜甫？天宝中，杜甫与高李同游梁宋齐鲁，与高岑锗薛同賦登慈恩寺塔诗，诗名盛极一时。殷璠不收，显然是有所缺失，不能说明杜诗其时未成熟或无人间津。失收原因，与殷氏所处地域有关。殷墦为丹阳人，曾集润州十八人诗为《丹阳集》，《河岳英灵集》亦编于丹阳（《全唐诗》卷六八四吴融《过丹阳》注："殷文学于此集《英灵》"），故集中对在江南吟咏的诗人如常建、李白、刘春虚、王昌龄、储光羲、王湾等，极致推崇。据樊晃说，直到大历年间，江东流传的杜诗仍多为戏题剧论之作。杜甫弱冠游吴越，后从未涉历。殷墦为条件所限，一不可能全面占有材料，所见杜诗不合其"风律兼备"的标准，只能阙而不录。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自序称收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恰是杜诗创作的高峰时期。不收杜诗的原因，论者或认为此集收诗专取钱郎为首的大历诗人，或认为因杜诗"很少歌颂肃、代中兴之作"。其实均未允当。高氏自称"朝野通取，格律兼收"，立旨不似元结、姚合那样狭窄，虽推许钱、郎，也收孟云卿、苏涣等复古诗人之忆集中纯属歌颂中兴之作并不多，反叛者苏涣不满现实之作得收入，何况写过"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北征为）一类颂功之作的杜甫呢？其真正原因在于，高氏此集，意在上承《河岳英灵集》，编次、分卷，均沿殷氏旧例，收诗起始时间，也与《英灵》相接。《英灵》所收诗人李白、王维、岑参、高适、张谓、王季友、薛据等，至德后吟咏不绝，有的活到大历中后期，高氏均不收录。入选者均为至德后崛起于诗界的青年诗人。杜甫年辈与高岑相仿，开元间已"声名颇挺出"（《赠韦左丞》），因而不在高氏选录之列。 今存唐人选诗，仅韦庄光化三年选《又玄集》收有杜诗。该集录诗三百首，一百四十三家，以杜甫、李白、王维置于卷首，显寓尊崇。其中杜诗列为第一，入选有七首之多，也是集中之最。韦庄显然视杜甫为有唐诗人之冠冕。入选诸诗，足以表现杜诗沉郁风格，鉴择尚不肤浅。惟仅选近体，不录古诗，不免遭后人指责。 巳佚唐人选本，也有收录杜诗的记载。宋赵令時《侯鲭录》卷三云："刘路左车尝收唐人新编当时人诗册，有老杜数十首，其间用字皆与今本不同。有《送惠二过东溪》诗，集中无有。"此集性质当与敦煌残本唐人选唐诗相类。惟集名已佚，无从索考。尤应提出的，是唐宣宗时顾陶所编《唐诗类选》。据该集自序，收诗"起于唐初，迄于近殁"，共一千二百馀首，二百馀家，分为二十卷，为唐人自选诗中规模最大的一种。此集宋代流传颇广，南末后失传。《艇斋诗话》录该集所收杜诗异文卅四例，共廿七首。（同书录逸诗《风凉原上作》，各本杜集均不收，洪业先生据诗中既云"余忝南台人"，又云"海内方晏然"，疑非杜诗。今按此诗《全唐诗》卷一四一收王昌龄名下，"南台"作"兰台"。唐高宗曾改秘书省为兰台，王昌龄开元间任秘书省校书郎。此诗可断为王作，今不录。）录目如次：《重过何氏五首》之三、《冬曰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一百五日夜对月》、《孟冬》、《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天河》、《遣兴》（骥子好男儿）、《寄高三十五詹事适》、《酬高使君相赠》、《送梓州李使君之任》、《遣兴》（干戈犹未定）、《不见》、《秦州杂诗》之二、《哭李尚书之芳》、《病马》、《田舍》、《倦夜》、《题新津北桥楼》、《上白帝城二首》之一、《九日兰田崔氏庄》、《至曰遣兴奉寄两院补遗二首》之二、《奉和早朝大明宫》、《少年行》、《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送韩十四江东觐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梦李白二首》之一。另《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录《遣忧》一首。同书及《钱注》录异文五条，与《艇斋诗话》重出。巳知廿八首诗，仅是有异文及文集不收者，《类选》实际收杜诗，当远不止此。廿八首诗中，有五律十六首，七律五首，五排四首，七绝一首、五古三首，可看出顾陶的选诗倾向。大中以后，姚、贾诗风靡衍，以至晚唐多数诗人均重律诗，轻古诗，重五言，轻七言，五律尤为时人种尚。顾陶大中间为校书郎，无诗传世，选诗显然受到时风影响。所选杜诗，虽有不少忧国忧民的佳作，但如三吏三別，《秋兴八首》及七言歌行均不收入，顾陶的鉴赏力似远不及樊晃。 宋初选本，以《文苑英华》、《唐文粹》最著名。《文粹》成于真宗时，前巳述及。《英华》为太宗时编。录杜文十二篇，诗二百四十六首。收诗数仅次于自居易（二百七十二首），超过李白（二百三十二首）。入选诗五律最多，达八十四首；五古、七古次之，各五十八首，其馀各体较少。虽收入佳作颇多，而三吏、三别未收，《秋兴八首》仅录一首，终为缺憾。其中《瞿唐怀古》、《呀鹘行》、《狂歌行》等诗，王沬本未收，是李防等所据本，有为王洙未及采者。 四、唐五代其他著作引杜诗。 唐五代人著作提及杜诗者甚众，引及原文者尚有二十馀种之多，其中有正史如《旧唐书》，笔记如《摭言》、《剧谈录》、《刘宾客嘉话录》、《苏氏演义》等，小说如《明皇杂录》、《云溪友议》等，诗评如《诗式》、《风骚旨格》等，画论如《唐朝名画录》等，文繁语长，在此不一一引录。 三 最早记载六十卷本杜集的，是大历中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君有子宗文宗武，近知所在，漂寓江陵，冀求其正集，续当论次云。"可知杜甫卒后二、三年间，其集已出，因世乱仅传于其晚年寄寓的江汉一带。樊晃身处江东，未获亲见，就地搜集，编成《小集》。"冀求正集"之举，未存下文。宗文后重返成都，其后裔宋时颇蕃衍，未有家集传世记载（参吕陶《净德集》卷二四《杜敏求墓志铭》、《琬琰集删存》卷二查籥《杜御史莘老行状》）。宗武子嗣业奉父遗命于元和八年归葬杜甫于首阳山，经江陵请元稹作《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文中竟未提到有集传世，似非元稹失书，而是其时宗文宗武所持正集已不存。元和七年，元稹作《叙诗寄乐天书》称"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指早年所得。自居易元和十年作《与元九书》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元白频通声气，元稹所得不会超过此数，而千馀首尚不及现存数。唐人读过杜集者很多，韩愈、杜牧、罗隐、贯休等均在诗中提及，惜未有具体记载。晚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下云："杜诗'畏人千里井'注：'谚云：千里井，不反唾。"'。引诗见《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宋以后各种杜集均无此自注，注家多引《玉台新咏》、《资暇集》、《金陵记》以作释。可知唐时杜集的点滴情况。《旧唐书．杜甫传》载："甫有文集六十卷。"系从他处移录，并非后晋时尚存。晋开运官本杜集南宋治杜者尚引用，绝非六十卷本，可证。以后苏舜钦、王洙、欧阳修、郑樵提到六十卷本，又系转录《旧唐书》和樊晃的记载。 杜甫全集的失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项重大损失。应该感谢宋代学者在搜集整理杜集上所做的巨大努力，使"亡逸之涂"的一千四百五十馀首杜诗尚能存留后世。在唐代诗人中，杜诗存世数仅次于自编全集存世的白居易，确实显示了其本身潜在的巨大生命力。然而，要研究杜甫一生诗歌创作的全貌和思想艺术发展的完整过程，研究者不能不因全集失传和记载阙如而感到遗憾。 以下试图综合前两节的一些结论，利肘有关的零星材料，对杜甫原集的诗数、编次及散佚状况，作几点推测，以供杜诗研究者参考。 苏舜钦以为宋初杜诗已"坠逸过半"，王观《芍药谱·后论》、黄庭坚《题韩忠献诗杜正献草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尹卷二十八）谓杜甫一生作诗"数千首"，其实均是未见六十卷本的推测之词。唐时书籍多凭抄写流传，卷次分合有一定的限度，卷数与诗数的多少有一定的联系。六十卷杜集中当然有一定数量的辞賦杂文，但杜甫不以文名世，卷数不会很多。今以五十卷为诗推算。樊晃編《小集》六卷，收诗二百九十首。以此推测，杜甫全集收诗约二千五百首。以现存的白居易《白氏长庆集》、杜牧《樊川集》、张九龄《曲江集》、陈子昂《陈伯玉集》、李贺《歌诗编》、权德舆《权载之集》等六种基本保持原状的唐集为例，平均每卷收诗数在四十首到七十首之间。每卷诗数近体诗较多，长篇古诗及排律则少些。今存杜诗中五七言律绝诗超过三分之二。据此推测，六十卷集收诗当在二千五百首至三千首之间。综合以上两方面估计，已亡杜诗数在一千首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亡伕杜诗情况如何呢？天宝十一载，杜甫《进雕赋表》称："自七岁所作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今存此前作杜诗，仅三十馀首。我们虽不能肯定早年所作千馀首诗笔（笔指文）皆收入六十卷集，但可以断定早期杜诗亡逸数量相当巨大。见于记载的亡篇有：《壮游》："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此幼作而失传者。天宝初，社甫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齐鲁，历时一年多，仅存《赠李白》二首。李白存《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及《戏赠杜甫》等诗，高适存《同群公题郑少府田家》、《同群公题中山寺》、《同群公出猎海上》、《同群公十月朝宴李太守家》、《同群公题张处士菜园》、《同群公登濮阳圣佛寺阁》等，所賦无同题之作。杜甫《昔游》忆及与二人同游单父台，《遣怀》述同游吹台，有"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句，是凡登览皆有赋咏。晚唐吴融《题兖州泗河中石床》（《全唐诗》卷六八六）注："李白杜甫皆此饮咏"。仅此次同游逸诗目已在十首以上。安史乱后杜诗，也有亡佚记录。如赵鸿《栗亭》宋人注："赵鸿刻石同谷曰：'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盖鸿时已无公诗矣。"（《古逸从书》本《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附）鸿，咸通间人。栗亭在同谷，杜甫《木皮岭》有"首路栗亭西"句，可证。仇兆鳌据郭受《社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及杜甫酬谢诗意分析，以为"公必先有诗寄郭．故受作此以答，但原诗未载集中。"可信。仇氏从《合壁事类》等书辑杜逸句，因原书题名多误，未必可靠，但如《杨文公谈苑》载杜句"狨掷寒条马见惊"，当可信。《增修诗话总宅前集》卷十六引陶岳《零陵总记》录杜陵《朝阳岩歌》，仇兆鳖因杜甫游迹未尝至永州而疑为后人所托。今按，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卷五《五代史补》考证，陶岳为祁阳人，雍熙二年进士，约仁宗初年卒。岳时代较王沬为早，所录当别有所据，尚难遽断为伪。杜甫是否到过永州，其诗是否一定作于永州，均有待考证。宋初杜诗抄本较多，必有秘而不宣以至亡佚的。 从现存各时期杜诗中，也可窥见佚诗情况。早年诗大量亡失，巳见前述。《峡中览物》诗自述："曾为椽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追忆华州司功任上诗作较多。但他从乾元元年六月出赴华州，至次年秋弃官，在华州一年有馀（中间曾赴洛阳）。存诗仅三十二首。弃官后往秦州，复经同谷入川，三月有馀，存诗达百馀首。这种内在牴牾说明，华州诗已大量失传。再如，杜甫在夔州近两年，存诗四百馀首，进入湖南后，亦近两年，存诗仅九十馀首，悬殊甚明显。从存世各阶段诗精杂情况看，存诗较多阶段，如立朝时及成都、东川、夔州时涛，均显得精杂并存 。而存诗较少的华州诗，则多数为名篇。早期诗尚未成熟，存诗除投赠干谒之作（此类诗颇受时人器重）外，也颇多佳作。另如安史乱起到陷贼居长安约一年半，存诗仅三十三首，数量较少，名篇却超过半数。这些阶段的诗作都可看到曾经审择的迹象。杜诗存佚的这一状况，与其原集的编次与散佚，有着必然的联系。 万曼先生认为，杜甫年谱创始于北宋中期的吕大防，杜诗编年则始于北宋末叶的蔡兴宗、黄伯思（万先生系黄本于1136年，即绍兴六年，误将李纲作序之年作为黄本成书之年。据李序，绍兴六年黄氏殁已十七年，成书当在北宋末），至南宋鲁訔、黄鹤等人始蔚为大观。蔡、黄（伯思）二本失传，鲁訔本虽不存，《蔡笺》及南宋坊刻《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贵池刘氏景宋本）均据鲁氏编年。其实，黄、鲁二人并非杜诗编年的创始者。据李纲序，黄伯思有感于"杜诗旧集，古律异卷，编次失序"，"乃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皆有次第。"（《梁溪集》卷一三八）鲁訔《编次杜工部涛序》（《蔡笺》附）说："余因旧集略加编次，古诗近体，一其后先。摘诸家之善，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聊注其下。"可见二人所做编次工作，只是打破旧集古律诗分列的次第，完全按年次排列。而今存二王本、吴本及稍晚的郭知达《九家集注社工部诗》虽分成古体、近体两大类，每体又分别按写作年代排列。王沬、王琪、吴若、郭知达均未做杜诗编年工作，那么，各本杜诗编年的依据何在呢？ 从以下几方面证据推测，六十卷本杜甫原集曾经过杜甫本人的整理，编次方式应是以写作时间为序或分体后再以写作时间为序的。 证据之一是，樊晃在杜甫死后二三年间，即获悉六十卷正集流行于江汉一带，可知杜集编成行世与其去世差不多同时。如待其死后方由他人哀理成集，不会如此迅速。因此，杜甫生前已将诗文董理成帙，死后由宗文、宗武结集传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证据之二是，现存杜诗自注中，有不少重加整理的痕迹。试举若干条如下（均据二王本、吴本，后世杜集刊落较多）；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 《大云寺赞公房》："时西郊官军拒逆贼未已。" 《官定后戏赠》："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参军。" 《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时任华州司功。" 《奉寄别马巴州》："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 《忆弟二首》："时归在南陆浑庄。" 《奉寄别章梓州》："时初罢梓州刺史东川留后，将赴朝廷。"这类句式的自注，共有十九例，均为追述口气，恐后人不明诗旨而加。 《新安吏》："收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 《寄题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倚杖》："盐亭县作。" 《舟前小鹅儿》："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闻高常侍亡》："忠州作。" 此类注共有十三处，也是后来追加的。 《伤春五首》："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 《说旱》："初，中丞严公节制剑南日，奉此说。" 《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处士》："陇西公即汉中王瑀。" 前二条甚为明显。据《旧唐书·睿宗诸子传》，李瑀为玄宗长兄李宪之子，初为陇西郡公，安史乱起随玄宗入蜀，始封汉中王。 《苦雨……》作于天宝间，注为杜甫晚年所加。今存杜诗中，在夔州有小胥抄诗的记载，湖南有整理书帙的纪事，没有留下自编文集的记录．上引诸自注说明杜甫晚年曾自理过诗文，具体年代巳不可考。 证据之三是，若干杜诗自注有准确的记时。如《自京赴奉先县詠怀五百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作。"《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天宝十五载五月作。"《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十二首。"《发同谷县》："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陇右赴剑南纪行。"诸注叙时间准确到月日，王沬、王琪是不可能臆加的，显然出于杜甫之手。从中可看出杜甫对诗篇写作年代极其重视，自编诗集，是可能按年次编排的。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的各十二首纪行诗，从自注和二王本编次来看，在原集中显然是按写作先后排列在一起的。 证据之四是，王洙《杜工部集记》谓所编社集分古近二体，"起太平时，终湖南所作，视居行之次，若岁时为先后，分十八卷"。今存二王本，古近二体都依写作先后为序，虽在具体篇章的先后次第上，远不及清人考证之绵密，但总的来说，编排处理是恰当的。王沬曾参考杜诗及《唐实录》，考索杜甫生平，驳正《旧唐书》的错误，并未详细考证每一首杜诗的年代。王琪仅在王洙本基础上，用三个月时间做了些增补校理工作。二王本的编次，显然有所承继。据前文考证，王洙所据本之一的蜀本，巳为编年本，是杜诗编年唐时己然。二王本卷二《述怀》下注："此已下自贼中窜归凤翔作。"同卷《北征》注："归至凤翔，墨制放往鄘州作。" 两诗间仅隔并非凤翔作的《愊仄行》一首。从抵凤翔到归鄜州间杜诗，今存十馀首。王本的编次方式，与某些北宋人文集如王禹偁《小畜集》、苏舜钦《苏学士集》、欧阳修《居士集》、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等是一致的，与编年的蜀本不同。《述怀》注与二王本的编次不合，显然不是二王所加，而是从编年本杜集中移录下来的自注。今存唐人旧集，尚存唐时编年旧规的，有白居易、韦庄、韩偓三人诗集。《白氏长庆集》系白居易晚年手定，诗分四门，每门下又不同程度地按年编排。编年方法或明注："自此后诗，为畿尉时作。"自此后诗，江州路上作。"或注年岁："元和十二年作。"时年十五。"或仅注宫守，"时尉盈匡。""时为校书郎。"或注时事："时淮寇初破。"（引文分别见该集卷十二至十七）韦庄《浣花集》为其弟韦霭编。据夏承焘先生《韦端己年谱》考证，全书按作诗年代编次。今本虽经后人析为十卷，原序未变。如卷二首诗注："庚子季冬大驾幸蜀后作。"卷四首诗注："浙西作。"卷五首诗注："时在婺州寄居作。"卷九首诗注："及第后出关作。"均统括每卷作诗时地。韩侣集较复杂。胡震亨《唐音戊签》卷七五谓其离朝入闽后诗"皆手自写成帙"。嘉祐中其裔孙韩奕取其早年诗附后，故仅其自定本为编年本。《戊签》分体编次，已非旧观。《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玉山樵人集》分体后复刊落多数自注。惟《全唐诗》所据本尚存初貌。其编次或直书："此后庚午年。""此后在桃林场。"或仅记时间："丙寅年作。"或仅记地点："在湖南。"在醴陵，时闻家在登州。"或年次地点并述。各集编年记写作时地的自注，与上引各例杜诗自注体例基本一致。孟檠《本事涛》谓杜诗"当时号为诗史"，恐不仅因杜诗善纪时事，而且其集以年系诗，天宝大历间史事，历历可睹，故有此称。 王洙编杜集时说："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馀，人自编摭，非当时第叙矣。"所谓"亡逸之馀，人自编摭"的各种杜集，最早依据应包括两部分，一是杜甫生前已流传于世的作品，一是六十卷本原集的散存部分。后者虽无存世的记录，绝不至于完全湮灭，否则一千四百馀首诗能在二百七十年后重新结集，是难以想象的。现知部分面貌的唐五代杜集，仅樊编《小集》及晋开运官本两种。前者曾经樊晃以"大 雅之作"的标准加以裁择，兼收各阶段诗，惟夔州诗较少。后者则不同，安史乱前和出峡后诗都只有一两首，夔州时期诗独详，约占半数，所收诗看不出别裁的痕迹。这一现象提供了前述杜诗存佚状况形成原因的重要线索。如前考证，六十卷本杜集是经过杜甫本人整理的，收诗按写作时间为序的文集。全集散出后，如果部分卷次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部分卷次则散逸不存，势必出现某些阶段所作诗保存较多、某些阶段存诗甚少的现象。宋人重辑杜集时所能得到的杜诗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未经选择的杜集残帙，晋本收诗较多阶段与今存诗较多阶段基本一致，可能即属此种。王洙所取用蜀本及其他几种卷帙较大的杜集，可能也属此种。王沬所编本在年次上错误较多，是因他重加编次又综合各集造成的，但其所据有早期本为据，仍有值得重视之处。另一部分则经过前人的选择，其中有樊编《小集》一类经过精择的别集，有盾至宋初各种选本收录的诗篇，有宋人所见的各种"人自编摭"的传抄本，以及杜甫手稿、碑刻、法帖等。这部分诗数量虽较少，但经多次鉴择，反复流传，保存了较多佳作。前述存诗较少而较精的几个阶段的杜诗，当因原集有关卷次失传，仅靠各种选本得以部分留存。这一点，对于研究杜诗创作发展过程和分阶段的成就，是值得注意的。 本节所述，多为推测疑似之词。杜甫原集久湮，文献无征，而要深入研究，不能不追溯本源。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四 作为盛唐诗歌集大成者的杜诗，在唐人心目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对唐代中后期诗产生过什么影响？长期以来，由于杜诗在唐五代流传情况不明，研究者仅仅根据同时人称述和唐人选杜诗的数量，认为杜诗在唐代中后期大部分诗人中受到了冷遇；因而对杜诗给予中晚唐诗歌的巨大影响缺乏应有的认识。有流布才能产生影响。本节拟综合前文考述的结论，考察杜涛在杜甫生前和死后近三百年间，在社会各阶层和各流派诗人间的流传情况，作为进一步研究杜诗给予宋以前诗歌影响的基础。 杜甫作诗始于少年时代。青年时期锋颖崭露，得到前辈作者崔尚、魏启心、李邕、王翰的推许，他自己也认为已逼近屈原、贾谊、扬雄、曹植等历史上伟大作家的墙垒。天宝年间，所作诗笔已逾千首，自谓"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进雕賦表》）。自期虽有夸大，多数仍应属实。这一时期，他曾与北海太守李邕酬唱论诗，得到太常卿张大自的提携，尚书左丞韦济常在僚属中称赏他的诗篇，更重要的是与盛唐第一流大诗人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人缔结了诗交。从盛唐诗人的几次盛会，可看出杜甫当时在诗界的地位。一是天宝初年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及往北海访李邕，历时一年多；二是天宝十一载秋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诸人同赋《登慈恩寺塔》诗；三是乾元元年与王维、岑参同和贾至《早朝大明宫》诗。这三次盛会与著名的旗亭唱诗故事，是盛唐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大事，后人多以此鉴定一时诗人的高下。与杜甫同时吟咏的七人，有六人诗收入《河岳英灵集》。杜甫侪身其间，涛作并不逊色，其当时地位并不因殷墦失收而有所贬损。有的研究者根据时人赠社诗篇中很少赞扬其诗作的现象，认为杜甫生前在诗坛受到冷遇，显然忽视了杜甫获交众多大诗人，首先是确立在诗歌交往的基础上。杜甫在诗中给予前代和同时诗人以中肯批评和高度评价，开了以诗论诗风气。杜甫以前，以诗品诗、相互推许的风气尚未盛行，李白和王孟高岑诗作中对杜诗很少称誉，相互间称赏诗作的例子也不多。杜甫不持文人相轻的陋习，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方式。不能因此而得出相反看法，忽视了杜甫当时的诗誉。 安史乱后，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并取得与李白齐名的地位。入蜀后，其诗受到的称誉日高。任华《杂言寄杜拾遗》（《又玄集》卷上）谓："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系述杜甫客居长安时诗声。又说："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相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可知杜甫入蜀，其诗在长安仍有流传。任华又盛称杜诗风格雄伟，足使"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任诗仅存三首，另二首为《杂言寄李白》、《怀素上人草书歌》，赠咏三人正为唐人称许的"又星酒星草书星"。（裴说诗）可谓卓识。其赠李杜二诗，题同，体同，遣词造语亦相类，为一时之作，可视作《旧唐书·社甫传》"天宝末诗人李白与甫齐名"的佐证。同时，社甫的几位友人也留下了推许其诗的作品。在西川，严武称杜甫"最能诗"（《巴岭答杜二见亿》）。在湖南，韦迢称他"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社员外院长》），郭受称道其"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社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三诗均见杜集附录）。这一阶段，杜诗在社会上流布已较广泛。郭受同诗谓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今人或疑夸大不实，恐不然。杜甫《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叮嘱："念我能书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泛舟送魏十八仓曹还京》时关照："捋诗莫浪传。。杜甫不愿诗作流传，应有所顾虑，从中可知杜诗当时确已"万人传"、"浪传"了，否则何必反复叮咛呢？ 杜甫死后不久，六十卷集行世，因战乱频起，在江汉流传未远，即散佚不传。同时的大历十才子热衷举业，奔走权门，杜诗似未引起他们注意。元结、沈千运为首的复古派诗人，吟咏持续到大历以后。其中孟云卿、王季友、张彪与杜甫有诗歌往还；元结天宝六载与杜甫同应诏试被黜，但两人直接交往却不见记载。村甫在夔州作《同元使君春陵行》，可能因孟云卿得见元诗。云卿旋离荆州赴南海，元结在道州有诗文送之，有可能获见杜诗。僻处江东的樊晃，为杜甫身后第一个知音，收集社诗，细加审择，编成《杜工部小集》，为杜诗保存和流传做了有益的工作。所收偏重古体，与元结一派看法接近。 贞元以后，李杜齐名，为举世推崇和师法。从有关记载看，杜诗在中晚唐社会各阶层都有流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朝廷中，得到不少著名政治家称赏。宪宗时名相裴度曾为杜诗书板，残迹宋时犹存。封疆大员唐扶、沈传师曾追和其《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韩愈《顺宗实录》卷五载，永贞革新首脑王叔文当革新垂败时，反复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抒悲愤。皇帝中也有杜诗爱好者。《旧唐书·文宗纪》载，文宗好作诗，常吟诵杜甫的《曲江行》（即《哀江头》），从中了解到开天盛世曲江一带的繁华。社会下层也能看到杜诗的传布。高彦休《唐阙史》有潞妓铅正残阙杜诗事，即一例。佛门缁流中宗杜者亦不乏其人。怀素书《秋兴八首》，其真伪尚待考证。晚唐诗僧贯休有《读杜工部集》二首，齐已凭吊杜坟诗多达三首，皆可证。宋人整理杜集时可找到十多种古本，见于记载的唐五代杜诗碑刻也达十多处，均可见其流传之盛。 更值得注意的是，杜诗在中晚唐诗人中流传殆遍，影响巨大。 韩愈贞元十四年作《醉留东野》（《昌黎先生集》卷五）追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常恨二人不相从。"所谓"昔年"，当指其宣城读书或京兆应试时，已熟谙杜诗。时距杜卒仅十馀年。韩愈诗文多次以李杜并称，至有"光芒万丈"之比，其诗力学李杜，于二人成就之外另辟蹊径。宋人每以杜韩为法，由学韩而溯杜，可见其间关系。与韩并称的孟郊，一生贫苦，经历吟咏，与杜甫相近。宋初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谓"孟郊得其气焰"。其存诗仅一处以李杜并提，未留下更多记载。 稍晚于韩孟崛起于诗坛的元稹自居易，从思想深度和艺术发展方面，给予杜诗以超过李白的评价，并在一定范围内搜集了较多数量的杜诗。元稹认为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是集古今大成之作。白居易《与元九书》推重杜甫的"《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也认为："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他们的新乐府创作，从体例到内容，都受到杜诗的启发和滋养。元好问诟责元稹推崇杜甫的排比声韵之作，有"可惜微之识斌珐"之叹，实为片面之词。 韩白两派以外的中唐诗人，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杜诗熏育。刘禹锡刺夔数年，《竹枝词》和一些古律诗风格神近杜诗，而集中无一语及杜。幸其门人韦绚撰《刘宾客嘉话录》中，记录有他平日研讨杜诗的见解，如谓杜甫、王维、朱放所作九日诗，均用茱萸，"杜公为最优也。"又谓自作《秋水咏》，《石头城下作》"有愧"于杜甫的《过洞庭》（今题<<清明二首》之二）。可见其学杜之勤。张籍乐府诗关心民瘼，浑成简朴，逼近杜垒。五代冯贽《云仙杂记》云："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语固诞妄，其对杜诗之推崇尚可窥见。今人方管《读杜琐记》（载《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揭示了李贺诗歌在遗词造语及意境提取方面学杜的隐脉，见解颇允。李贺虽从未言及杜甫，而杜诗有《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晋肃为贺父，则其间本有脉络可寻。 会昌大中间诗人以后世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最著名。二人诗讽均近杜甫。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樊川文集》卷一）云："李社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在历史上最早把李杜韩柳并提，视为唐代诗文的最高成就。其《读韩杜集》（同前卷二）对二人推崇备至："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商隐《樊南甲集序》（《李义山文集》卷四）称时人目其所作为"韩文杜诗"，都已开了苏轼以杜诗韩文颜书为古今"集大成"说的先声。商隐虽主张"李杜操持事略齐"，（《漫成五章》，《李义山诗集》卷六）而善以诗言时事，寄慨寓愤，似更近杜甫。其诗拟杜之作甚多，七律尤得杜律精神。 晚唐诗人几乎无人不谈杜甫，只是学社的着眼点各有不同。罗隐、杜苟鹤、顾云等颇师杜诗刺时忧民处（罗有《题社甫集》，顾诗有"杜甫歌诗吟不足"句），皮日休、陆龟蒙除这点外，还在长律、吴体等诗体上有所发展。韦庄编《又玄集》以杜为冠，入蜀卜居杜甫浣花故居，诗集称《浣花集》，有祖述之意。所作丧乱诗，多受杜甫影响。闲适诗人司空图、吴融、郑谷等人，似更服膺杜诗的韵律，所作亦间有杜诗的遗风逸响。晚唐影响最大的是姚合、贾岛一派诗人。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以为"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这是宋初姚贾诗盛行时的认识，可惜今存姚贾诗未留下明确记载。晚唐姚贾后劲李洞、曹松等，均有诗述及杜甫。杜甫五律闲适诗状物抒情的细致精微，对扩大他们幽微细碎情趣的表现，也能产生一定的作用。 五代诗风只是晚唐的延续。其时，中原的后晋有官本杜集行世；吴越的杜诗写本入宋仍为人收藏；荆南的孙光宪曾序行杜诗，西蜀的韦縠曾得阅杜集；蜀本杜集二十卷王沬尝据以辑校；南唐抄本社诗一直保存到南宋；自南唐入宋的郑文宝有刊《少陵集》之举。可见即使在战乱的年代，杜诗仍在全国相传不衰。其间未出现杰出的大诗人，故杜诗的具体影响可不予赘述。 宋初七十年间，以浅俗为特征的白乐天体、以姚贾诗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标举学李商隐、以富丽典雅含蓄为特征的西昆体，相继为时所尚。除少数有识者外，杜诗不大为世人重视。苏舜钦所说"不为近世所尚"，即指这一时期。仁宗初年欧梅倡导诗文革新后，杜诗的价值重新为世人认识。学习、整理、研究杜诗的风气勃然兴起，形成前所未有的盛况。杜甫很快就被推尊为"诗圣"，以后历元明清各朝都未动摇其地位。 王禹偁《日长简仲咸》（《小畜集》卷九）诗说："子美集开诗世界。"这是时距唐代不久的宋初人对社诗的评价，他清楚地看到了杜诗在唐诗发展中承先启后的伟大影响。当然，我们无须讳言以下事实：杜诗在唐代的流传，远不及宋代的广泛，杜诗为唐人推尊，也未达到宋代举世尊为极则的程度。这是由于两个时代的不同特点造成的。唐代印刷术的运用，远不及宋代的普遍。书籍靠抄写流传，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唐代诗人思想自由，多主张博采兼收，不象宋人那样有意识地形成宗派，推尊盟主，以一两个诗人为追仿的宗主。从本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杜诗在唐五代的流传极其广泛，受到唐代有成就诗人的普遍推重，并对中晚唐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杜诗对中晚唐诗歌的影响，是一个很大的论题。本文只是在考察杜诗流传情况时简略述及，不可能展开论述，这是需要说明的。 一九八○年一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稿 作者附记：《日本国见在书目》有《社员外诗集》二卷，为唐代杜诗流传至日本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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