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字学

中国古代称研究汉字的学问为“小学”“文字之学”或“字学”。“小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的《七略》，把幼童识字用的字书和解释字义的书附在《六艺略》之后，统称为“小学”。后人以此来称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唐宋以后或称之以“文字之学”“字学”。例如《汉书·杜邺传》颜师古注：“小学，谓文字之学也。”南唐时期徐铉《进说文表》云：“今之为字学者，亦多从阳冰之新义。”清末学者章太炎倡导建立“语言文字之学”，人们开始以“文字学”指称研究汉字的学问。近现代以来，学者为了名称更切合实际，又在“文字学”之前加了限制词，称“中国文字学”。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这一名称的选择使用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继续沿用“文字学”或“中国文字学”。例如姜宝昌著《文字学教程》（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裘锡圭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许进雄著《简明中国文字学》（中国台湾学海出版社，2000）。二是使用“汉字学”这一名称。例如蒋善国著《汉字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王凤阳著《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三是使用“汉语文字学”这一名称。例如黄德宽、陈秉新著《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许长安著《汉语文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直到今天，“汉语文字学”“中国文字学”“汉字学”“文字学”这几个名词在不同的场合仍存在并行共用的情况。

汉语文字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西周晚期宣王时的《史籀篇》是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李斯等人作《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都是教学童的字书，对推行小篆、统一文字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汉代初年把三部书合在一起，总称为《仓颉篇》。到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到平帝时扬雄又作《训纂篇》，去《仓颉篇》中的重复字，凡89章，5340字。这些书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汉代通行字书的样式。汉和帝时许慎作《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根据六书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解释其音义，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一部字典。书中保存的籀文、古文字形及其古音古义，对研究考释古文字很有参考价值。后代许多字书都仿照《说文》的体例，按部首编排文字，这种方法一直到现在还在应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字学的成绩主要表现在编纂字书上。晋代吕忱作《字林》7卷，用隶书书写，全书沿袭《说文》的编排方法，仍分为540部，收入12824字，比《说文》多3471字。南朝梁代，吴郡人顾野王编纂《玉篇》，共分30卷，沿袭《说文》的编法，分为524部，部次有所变动。书中每字下详举字义，并引经传例证和注解，这是前所未有的。全书收入16917字，比《字林》多4000余字。这部书在唐代与《说文》一样流行，一直流传至今。不过，今本《玉篇》是唐代孙强的增字本，注文已大加删节。宋代重修，名为《大广益会玉篇》。魏晋时代有关文字的杂书也不少，如魏人张揖的《古今字诂》《杂字》《埤仓》、晋人王义的《小学篇》、晋人葛洪的《要用字苑》、宋人何承天的《纂文》、齐人王劭的《俗语难字》、梁人阮孝绪的《文字集略》等都见于前代史志，唐人书中也每有征引。这些字书的一大特点是关注俗语杂字，可惜都已亡佚无存。

由于南北朝时期字的写法日趋混乱，隋唐时代开始刊正文字。隋代曹宪曾著《文字指归》4卷。唐代贞观（627～650）年间秘书监颜师古作《字样》1卷，以刊订经籍文字。其基本精神是折中于篆隶正俗之间，取其适中，以为楷法。后来他的侄孙颜元孙又作《干禄字书》，分字为正、通、俗三体，提倡高文典策应当用正体。其后唐玄宗有《开元文字音义》一书，以隶书居首、篆文附下，以确定楷体的写法。唐代宗时张参作《五经文字》一书，根据《说文》《字林》《经典释文》等书审定字体；文宗开成二年（837），唐玄度又作《新加九经字样》，补充《五经文字》所不备，由此楷书有了一定的规范。这是文字学史上规范整理文字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唐代也有不少记载日常用语的字书，如敦煌古书中的《时用要字》《字宝》《碎金》《俗务要名林》等，自成一类，切合实用。

《说文》在唐代虽为应“书学”考试的人所必学，可是因为有《玉篇》《切韵》可以检字，《说文》的重要性并不突出。大历（766～780）中李阳冰精于篆书，曾刊定《说文》，校正了不少篆形错误。唐末五代时期，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究许书。徐铉入宋后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世称“大徐本”。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世称“小徐本”。

五代末和宋代初年，好古之士注意搜集古文奇字，编纂成书，如郭忠恕的《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保存了不少战国古文材料。由于商周钟鼎彝器出土日渐增多，有些学者如刘敞、杨南仲、欧阳修等开始从事古器物的著录和研究。一方面摹绘器形，一方面试图解释铭文。吕大临作《考古图》，并作释文。后来类似《考古图》的书有王楚的《宣和博古图》；专录铭文的有南宋绍兴年间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专门集录文字的有王楚的《钟鼎篆韵》，后来薛尚功又作《广钟鼎篆韵》，这是研究钟鼎文字的先驱。

宋代学者不仅对钟鼎文字开始进行研究，而且对石刻文字也很重视。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都有关于石刻的记载。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洪适作《隶释》一书，凡26卷，收碑碣258通，专门研究汉碑的隶书，考证文字的假借，提供很多重要的材料，代表一种新的研究方向。

六书自东汉学者提出以后，用六书理论来研究文字构造的不多。宋代王安石作《字说》，过分强调形声字的声旁有义，把形声字都解释为会意字。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不用《说文》系统，专用六书作文字形体的分析，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立330母为形之主、870子为声之主，合为1200文，成无穷之字。宋末元初戴侗作《六书故》，不用《说文》部目，而按内容分为9部，共33卷。文字以钟鼎文为主，注用隶书，以六书说明字义，颇有创见，可惜不为人所重视。元世祖时杨桓作《六书统》20卷，用六书统摄文字，先列古文大篆，次列钟鼎文字，再列小篆，他想利用古文字来推寻造字本意，但为六书说所囿，类例庞杂，反不足取。

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梅膺祚作《字汇》12卷，创制新的排列法，颇有革新精神。他按照楷书笔画多少排列部目，自1画至17画列为214部，而一部之内的字也按笔画数量排列，便于检索。《字汇》收字以见于《洪武正韵》的为主，兼采经史中常见的字，怪僻的字一律不收。注释比较简要，在明代极为流行。张自烈的《正字通》根据《字汇》而作，全书也分为214部，不过收字多于《字汇》，注解增繁，并援引前代书籍为证，兼及一般俗语意义，虽稍嫌芜乱，然比宋代的《类篇》切于实用。清代《康熙字典》以《正字通》为蓝本修辑而成，收字加多，例证更加充实，唯成于众手，不无错误。道光年间王引之奉命作《字典考证》12卷，刊正其误。

汉语文字学到清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与考证经史、推重汉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要通五经就不能不通小学，而小学里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说文》，所以《说文》之学在清代最为盛行，名家很多。段玉裁有《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30卷，桂馥有《说文义证》50卷，王筠有《说文释例》20卷和《说文句读》30卷，钱坫有《说文斠诠》14卷，朱骏声有《说文通训定声》18卷。其他有关《说文》的论述极多，不胜枚举。他们对《说文》的研究，主要有6个方面：校勘许书；解释许书的体例；疏证许书的训解；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根据《说文》的谐声字研究古音；根据《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因声以求义。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被称为“《说文》四大家”，王念孙、王引之对《说文》研究也有较大贡献。

清代学者除研究《说文》篆书外，还注意到隶书和草书。如顾霭吉有《隶辨》，翟云升有《隶篇》，石韫玉有《草字汇》，都属于字典性质。自乾隆、嘉庆时起，金石学兴盛。清朝官修的《西清古鉴》和《宁寿鉴石》著录的是宫内所藏的钟鼎彝器，而在民间又不断有古器物出土，收藏家不仅摹为图录，而且研究器物上的铭文，古文字学因而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文、石鼓文、古玺和古陶文字。光绪年间，吴大澂著《字说》，提出一些文字的新解释；又作《说文古籀补》，搜集了各种古文字材料以增补《说文》，为用古文字与《说文》籀篆相对照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100年间，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澂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品类繁多，盛极一时。关于文字的研究，如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庼述林》《古籀余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所发明，而且孙诒让倡偏旁分析法，尤为重要。

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方语言学思想传入中国，学者们逐渐对语言和文字的不同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另外，殷墟甲骨文等古文字资料的发现也大大推进了古文字研究的发展。1934年，唐兰把他在北京大学所用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手写石印出版，这部书明确主张“文字的形体的研究，是应该成为独立的科学的”，奠定了现代意义的文字学的基础，同时也使古文字的研究走上科学的道路。唐兰在主张汉语文字学与汉语音韵学、汉语训诂学分家的时候，并未否认字的音和义和字形有联系的一面，但他的文字学著作很少谈这方面的问题。受他的影响，一般讲形体的文字学著作也很少讨论字形与音、义，即汉字与汉语里的词的各种具体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字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文字虽然应以形体研究为主，但是不考虑形体和音、义之间的关系是不行的。80年代以后，大量的文字学著作相继出版，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影响最大。该书使用较多较新的出土文字资料，十分注意以语言学的观点来讨论文字问题，是一部高质量的汉字学著作。除通论性的汉字学研究外，学者们在汉语文字学各个分支也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现在，汉语文字学已经形成了汉字学通论（一般的汉字学研究）、古文字学、近代汉字学（汉语俗字学）、现代汉字学等几个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