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纲领二，此篇论《易》道精缊、经传义例。 司马氏迁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这句话放在纲领二之卷首，开宗明义的角度看，推重易和春秋两部书，易有孔子的创作，春秋有孔子的编述。至隐、本隐，显和见，似言宇宙之至理，变化之隐微，皆依此书而显明。语出史记司马相如传太史公曰。原文为：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 班氏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书》以广听，《春秋》以断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班固原文：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礼记经解论六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王氏弼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感，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卦义之下，直言彖，彖者，他处无见为用，独在易，观其彖辞，则思过半，是否读易，首重彖辞？）彖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是故“情伪相感”，远近相追，“爱恶相攻”，屈伸相推。“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爻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夫应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处之象也。承乘者，逆顺之象也；远近者，险易之象也；内外者，出处之象也；初上者，终始之象也。故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逆顺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内外，远近终始各存其会。辟险尚远，趣时贵近。比、复好先，乾、壮首恶。吉凶有时，不可犯也；动静有适，不可过也。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存深。观爻思变，变斯尽矣。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纵复或值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象 案：《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辞》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邪，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邪，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说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尽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以明矣。 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辞》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位 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统而论之，爻之所处则谓之位，卦以六爻为成，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 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象》者，各辩一爻之义者也。故《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故《彖》叙其应，虽危而亨也；《象》则各言六爻之义，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体，而指说一爻之德，故危不获亨而见咥（音迭，咬）也。《讼》之九二，亦同斯义。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丰》卦之类是也。 薛收问一卦六爻之义，王氏通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问六爻之义。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谁能过乎！ 孔氏颖达曰：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老子》：“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一本作“成之熟之”。高亨正诂：“'亭'当读为'成'，'毒'当读为'熟'，皆音同通用。”后引申为养育，化育）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郑康成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觐、刘贞简等并用此义。云易者，谓生生之德，有易简之义；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变易者，谓生生之道，变而相续。周简子云：不易者，常体之名；变易者，相变改之名。故今之所用，同郑康成等。 作易以垂教者。孔子曰：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断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以画八卦、建五气，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度时制宜，作为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于是人民乃治。君亲以尊，臣子以顺，群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 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 周子曰：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缊，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缊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邵子曰：天变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贞”。《易》之变也；人行而天应之，故“吉凶悔吝”，《易》之应也。以“元亨”为变，则“利贞”为应；以“吉凶”为应，则“悔吝”为变。元则吉，吉则利应之；亨则凶，凶则应之以贞。悔则吉，吝则凶，是以变中有应，应中有变也。变中之应，天道也。故元为变则亨应之，利为变则应之以贞，应中之变，人事也。故变则凶，应则吉，变则吝，应则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从天不从人。 易有意象，立意皆所以明象，统下三者（？）。有言象，不拟物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拟一物以明意；有数象，“七日”“八月”“三年”“十年”之类是也。 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告以君子之义。 程子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也。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大抵卦爻始立，义既具，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前既立例，到后来书得全别，一般事，便书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阴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阳则小人，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传序》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其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 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緼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 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 朱子曰：《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 问：《易》有“交易”，“变易”之义，如何？曰：“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云云者是也。“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是占筮之法，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 易是阴阳屈伸、随时变易，大抵古今有大阖闢、小阖闢，今人说易，都无著摸。圣人便于六十四卦，只以阴阳奇偶写出来，至于所以为阴阳、为古今，乃是此道理。 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卦画既立，便有吉凶在里，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长者便为主，消者便为客。事则有当否之或异，当者便为善，否者便为恶。即其主客、善恶之辨，而吉凶见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则以之立事，而大业自此生矣。此圣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开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 自伏牺而下，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恶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处之时既异，而其几甚微。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所以圣人因占筮之法以晓人，使人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虽不同，其辞虽不可尽见，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为占筮之用。自伏牺而文王、周公，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里了。故其法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 易如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之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孔子说作龙德而隐，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然会看底，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不会看底，虽文王、周公说底，也死了。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说个影像在这里，无所不包。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健，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案文责卦，若屯之有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牝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 是以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为若可信，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则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 故王弼曰：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则是《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亦剩语矣，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 因窃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为训戒而决吉凶，如王氏、程子与吾本义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来，然亦不可直谓假设而遽欲忘之也。 易之象似有三样：有本画自有之象，如奇画象阳、偶画象阴是也；有实取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如“白马翰如”、“载鬼一车”之类是也。 易有象辞，有占辞，有象占相浑之辞。 问：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如何？曰：伊川说阴阳奇偶岂容无也，乾上九“贵而无位”。需上六“不当位”，乃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此说最好。 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 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初但有占而无文，往往如今之环环相似耳。今人因《火珠林》起课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辞，则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辞而后见吉凶。（又云，如《左氏》所载，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辞（应为卦爻之辞，彖辞岂非孔子所作？），使人得此爻者，便观此辞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复逐爻解之，谓此爻所以吉者，谓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谓不当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晓耳。至如《文言》之类，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非是圣人作易，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 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叩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理无不正，故其丁宁告戒之辞皆依于正，天下之动，所以正夫一，而不谬于所之也。 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 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辞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虽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窃自庆，以为天启其衷，而以语人，人亦未见有深晓者。 易中都是贞吉，不曾有不贞吉；都是利贞，不曾说利不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则云“利贞”，盖正则利，不正则不利，至理之权舆（起始，萌芽），圣人之至教，寓其间矣。大率是为君子设，非小人盗贼所得窃取而用。 蔡氏元定曰：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尽起于乾坤二画。 许氏衡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阳居之，才可以有为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阴居之，不患其过越矣，或恐其软弱昏滞未足以趋时也。大抵柔弱则难济，刚健则易行，或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数居多。若总言之，居初者易贞，居上者难贞。易贞者，由其所适之道多；难贞者，以其所处之位极。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终之际，其难易之不同盖如此。 二与四，皆阴位也：四虽得正，而犹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虽不正，而犹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远君之位也，其势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誉，四之所以多惧也。二，中位，阴阳处之皆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其才若此，故于时义为易合，时义既合，则吉可断矣。 卦爻六位，惟三为难处，盖上下之交，内外之际，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惧之地也。以柔居之，则有顺从之美；以刚居之，则有僭逼之嫌。然又须问居五者阴邪阳邪，以阴承阳，则得于君而势顺；以阳承阴，则得于君而势逆。势顺则无不可也，势逆则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阳承阳，以阴承阴，皆不得于君也。然阳以不正而有才，阴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势不同。有才而不正，则贵于寡欲，故乾之诸四多得免咎；无才而得正，则贵乎有应，故艮之诸四皆以有应为优、无应为劣。独坤之诸四能以柔顺处之，虽无应援，亦皆免咎。此又随时之义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首出乎庶物，不问何时，克济大事，《传》谓“五多功”者，此也。 上，事之终、时之极也。其才之刚柔，内之应否，虽或取义，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是故难之将出者，则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则示以可保之道。义之善或不必劝，则直云其吉也；势之恶或不可解，则但言其凶也。质虽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则犹告之。位虽处极，而见其可行焉，则亦谕之。大抵积微而盛，过盛而衰，有不可变者，有不能不变者。《大传》谓“其上易知”，岂非事之已成乎？ 胡氏一桂曰：上下体虽相应，其实阳爻与阴爻应，阴爻与阳爻应，若皆阳皆阴，虽居相应之位，则亦不应矣。然事固多变，动在因时，故有以有应而得者，有以有应而失者，亦有以无应而吉者，有以无应而凶者，斯皆时事之使然，不可执一而定论也。至若比五以刚中（水地比），上下五阴应之；大有（火天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阳应之；小畜（风天小畜）四以柔得应，上下五刚亦应之，又不以六爻之应例论也。 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其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斯易之变，不可滞于常例。 胡氏炳文曰：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为贵。然兹事也，请论心之初善不善，皆自念虑之微处充之即是，此善之最大处。盖有一豪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 吴氏澄曰：时之为时，莫备于易。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彖，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用之大。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一爻一时，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终于未济之未济，则四千九十六时（？64*64有何意义？）各有所值，引而伸，触类而长，时之百千万变无穷，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则一而已。 薛氏瑄曰：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时、所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穷之事变。如人只是一动一静，但因时位不同，故有无穷之道理。此所以为易也。 蔡氏清曰：乾卦卦辞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辞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义。此有随时而顺之者，有随时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在学者细察之。 周公之系爻辞，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又或兼取应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应与时、位兼取者，有仅取其一二节者，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大概不出此数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