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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雍正尊孔的帝王心术（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孙光耀 摘 要：为了消解“得位不正”的合法性危机，雍正一朝极为尊孔崇儒，就形式而言已经远远超越前代帝王。然而，在尊孔崇儒的外衣之下，雍正对于儒家“道统”和当时儒者亦不乏规训与惩罚的手段。诸如在重修阙里孔庙时，雍正不准臣工捐赀，意欲独占修葺圣庙之美名；在议论边远地区兴建孔庙问题时，雍正对待东北和蒙古两地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处理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时，雍正恩威并施，最终使曾静心悦诚服。凡此种种比较而观，足见其人借助“道统”维系“治统”之手段，亦可见其尊孔背后之帝王心术。 关键词：雍正；孔子；孔庙；帝王心术  清史学家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一书中曾有“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之论断。以史实观之，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分。纵观雍正一朝，尊师重道之手段层出不穷、新意频出，诸如拨发帑金修葺孔庙、追封孔子五代先祖王爵、命避孔子名讳、致祭孔子诞辰、提升祭孔礼制、御赐孔庙匾文礼器等众多举措，可谓远远超越于前代帝王。尤其是大规模增加孔庙从祀儒者之举，更彰显出雍正对于儒家“道统”谱系的关注。如若追根溯源，即位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正是雍正尊孔的重要思想缘起。在康熙驾崩后，有关雍正毒杀乃父以及“矫诏”即位之传言沸沸扬扬，甚至流播于朝鲜。即便已经在位数年，社会上还依然风传雍正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宗大罪。总之，雍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合法性问题，这不仅使其自身形象受损，更危及于统治。以至在乾清宫面对文武百官时，深感焦虑的雍正竟公然感叹“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为了给自己辩解，一方面，雍正时时标榜谨守父道，自称“朕即位以来，事事效法皇考当日”，扬言“皇考六十年所行之事，朕无不遵奉施行”；另一方面，借助儒家“道统”维系皇权“治统”，也成为雍正消解合法性危机的又一重要途径。 然而，对帝王而言，尊孔崇儒并非是维系“治统”的唯一途径。甚至，皇权时常会尝试凌驾于儒家“道统”之上，通过规训、惩罚甚至严厉打击“道统”及其象征的方式，来维护绝对权力和至高权威。雍正亦是如此。《大义觉迷录》就记载了在尊孔崇儒的外衣之下，雍正却有“使孔孟当日得位行道，惟自尽其臣子之常经，岂有以韦布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之真实心声。福柯（Foucault）认为，“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做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遍览史籍，雍正一朝对儒家“道统”和当时儒者绝不乏规训与惩罚之手段。细加考察，足见其人在尊孔背后的帝王心术。 一、何人可捐修孔庙  孔庙，又有文庙、夫子庙、宣圣庙等多种称谓，是专门祭记孔子的祠庙建筑。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殁后，家人和弟子开始为其立庙祭祀。及至唐贞观四年（630），太宗诏令天下“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于是州县地方普遍开始兴建孔庙。在全国各地的诸多孔庙中，地位最为重要的当属孔子家乡的阙里孔庙。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九日，阙里孔庙不幸遭遇雷击，继而引发火灾。大火“自鸱吻中出”孔庙大成殿及东西两房等重要建筑俱毁，万幸孔子圣像神位被移奉于新建崇圣祠内，得以无恙。在接到衍圣公孔传铎的奏报后，雍正深感“局蹐不安”并引过自责，随即决定特发帑金，并指派官员对孔庙进行大规模的维修。上谕曰： “孔子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所以维世教、立人极者，与天地同其悠久。联临御以来，思极尊崇之典，以申仰止之忱。圣庙被灾，岂朕尊师重道之诚有未至欤？朕在谅暗之中，素服斋居，无庸更事，减膳撤乐，惟谨拟亲诣国学文庙，虔申祭奠，宣读告文，以展朕局蹐不安之诚。先期斋戒二日，于二十七日，不设卤簿，朕素服前往。诸王大臣官员陪祀者，亦皆常服从事。仍遣官驰赴阙里告祭，以慰神灵。幸新建崇圣祠无恙，圣像牌位，不至露处，朕心稍宁。遣工部堂官一员，会同该抚，作速计材料工，择日兴修，务期规制复旧，庙貌重新。告成之日，朕将亲诣行礼。” 此次大规模的阙里孔庙重修工程，于雍正三年（1725）正式动工，前后历时五年，至雍正八年（1730）始告竣工。是役，共用“帑金十五万七千六百两有奇”。为了表示内心的“局蹐不安”和对孔子的“仰止之忱”，雍正决定将阙里孔庙的“殿门廊庑，悉仿帝王宫殿之制，易盖琉璃黄瓦”。琉璃黄瓦乃皇室专用，此举可谓倍加恩荣。清代初年阙里孔庙之建筑格局基本承袭明代旧制，至此其规格又有了较大提升。 竣工时，据督修孔庙工程通政使留保、山东巡抚岳浚等奏报，“正当孔庙上梁之前二日，庆云见于曲阜县，环捧日轮，历午未申三时之久”，这正是“天心昭格，显示嘉祥”，实为“从古未有之上瑞”。雍正接奏后，自称“虔恪之心，数年以来，无时稍间”，并表示“庆云”一事，他“不敢矜言祥瑞，但能功过相抵，联之幸也”。显然，“庆云”的出现使雍正倍感振奋。为了使“普天士子，诵法服膺同受圣人之泽”，他决定“将明年会试取中额数，广至四百名”，同时，“壬子科各省乡试，每正额十名，加中一名，其十名之外，有零数者，亦加中一名”。雍正自称此举是他“体奉先师乐育之盛心，特行造就人材之旷典”。最后，还要将此事“宣付史馆，垂示万世”。可见，这一适时发生的“祥瑞”事件深得雍正之心。同年，皇五子弘昼在阙里孔庙重修竣工后，奉命致祭，发现孔林“享堂、墙桓间有年久倾圮之处”。孔林，为孔子及其后裔的家族墓地，自然非同小可。雍正得知后，随即谕令内阁遣钦天监官员及有关臣工会同衍圣公孔传铎“详慎定议”修茸事宜，“务令崇闳坚固，光垂永久”。次年九月孔林修缮完工，又累计“用帑银二万五千三百三两有奇”。 对于数额庞大的维修款项，詹事府少詹事钱以垲认为“内外大小臣工幼业《诗》《书》，仰承圣泽，各宜捐赀修建”。然而，雍正却表示钱以垲之语“虽为当理”，但“今有旨已令动支钱粮，不必再令臣工捐赀”。此后，工部又议覆山东巡抚陈世倌“阖属绅士、公捐修理文庙银四万两”之奏请，雍正表示“着动正项钱粮修理”，重申“此捐银之处，不准行”，驳回了陈世倌所请。雍正两次强调重修阙里孔庙，由朝廷拨发内帑，无需臣工士绅额外捐助，这正是帝王南面之术，其背后之深意即在于独占修葺阙里圣庙之美名，并不欲与臣下分享。如此这般，日后才有乾隆称颂乃父“新阙里千秋之庙貌”的赞语。 不过，对于全国各地需要重修的一般“直省府州县文庙学宫”，雍正则无意干涉，表示听任地方实情，“不便阻儒士之私情”。他认为凡各地“本籍科甲出身现任之员及居家进士、举人、生员”等“平日读圣人之书，理宜饮水思源，不忘所自”，如果这些士绅“情愿捐赀”来“修理各该地方文朝学宫并祭器等项”，则应量力而行，“不必限以数目”，不愿者也“不必强勒”。可见，对于地位一般且象征意义不显的地方孔庙，雍正明显意兴阑珊。 在着手重修阙里孔庙之同时，雍正也不忘对孔子后裔恩威并施，屡加规训。在雍正二年诣学时，上谕遣行人顾持礼召第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入京陪祀。后因孔传铎年老且有足疾，改由其次子孔继溥代替。诣学当日，行释奠礼毕后，雍正御彝伦堂听讲，孔继溥与文武各官等随命讲官坐。讲毕，雍正宣制曰：“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在这里，雍正直言不讳，毫不拖饰崇儒重道正是为了“用资治理”。数日后，雍正召见孔继溥等人，又谕曰：“尔等是圣贤后裔，与众不同。必心为圣贤后裔之心，恪守先圣先贤之训，方为不愧。朕诣学大典，尔等远来。特行召见，面谕尔等。慎修厥德，以继家声。”。雍正对于圣裔叮嘱再三，既有“圣贤后裔，与众不同”的激励之语，又教育他们要“恪守先圣先贤之训”，如此才能不愧“家声”。在这里，雍正以上位者的姿态对圣人后裔耳提面命，恍惚间仿佛他才是谆谆教诲的师者。同年，曲阜知县缺出。清代前期，曲阜县令例由孔氏族人担任。于是，雍正“令衍圣公会同山东巡抚，于孔氏合族中拣选才品优长、堪任邑令者，拟定正、陪二人报送，引见补授”。由于曲阜知县是孔氏内部世袭之职，长期相传自然流弊甚多。因此雍正特别要求，“遇大计年分，令衍圣公会同巡抚考核具题，如有不职，一例处分”。这就于一定程度上警示了阙里孔氏宗族，限制了他们在当地的特权，同时也能体现出国家意志的“在场”。 二、何处可兴建孔庙 雍正不但意欲独占修葺阙里孔庙之美名，而且对于不同边远地区是否应该兴建孔庙也有截然相反的态度。蒙古和东北俱为清代重要的北部边疆，地位极其特殊。其中，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更是重中之重。为了保持满人骑马射箭的武略传统，雍正明确反对在东北尤其是吉林修建孔庙。 “吉林”，为满语“吉林乌拉”之简称，意为“沿江的城池”。清代初年即在吉林造船，并设立水师营和“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自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巴海移驻吉林后，该地逐渐成为东北地区仅次于盛京的中心城市。雍正二年（1724），办理船厂事务给事中赵殿最条奏，称“船厂地方应建造文庙、设立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不料，雍正接奏后非常不满，对其再三严加申饬，逾称： “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惟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不改易满洲本习耳。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我满洲人等，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不好货财，虽极贫困窘迫，不行无耻卑鄙之事，此我满洲人之所长也……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与武略耳，并未尝情虚文以粉饰……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节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尔等理宜遵朕从前所降毋弃满洲本习之谕旨，专令兵丁人等，各务实行，勤学武略，以敦俭朴之习。何必留意于此等无有实效之处，以贰兵丁之心。强其所不能，而徒事于虚名也。” 在这封谕旨中，雍正语重心长，指出“本朝龙兴，混一区宇，惟恃实行武略耳，并未尝恃虚文以粉饰”。他反复强调“我满洲人等”如何“不好货财”，如何“忠孝廉节”，这些都远远“胜于汉人之文艺”。至于已经入关的满人，“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但关外的满人一定要“勤学武略”，绝不能“改易满洲本习”。雍正甚至认为赵殿最这一奏请是“妄听发遣人内稍能识字之匪类，不顾大体，肆言摇惑”所致，为正视听，他要求将此事“晓谕乌喇、宁古塔等处人等知悉，并行知黑龙江将军，共相勉励，但务守满洲本习，不可稍有疑贰”。较诸尊孔崇儒的诸多手段，雍正不准吉林修建孔庙一事以及对赵殿最等人之反复规训应当更能反映其内心真实想法，即隆礼孔子不过是入关居汉地后“不得已”而为之的“虚文粉饰”，亦即统治之术罢了。 当然，细加考察上谕，可以发现雍正主要反对的是赵殿最有关在吉林“建造文庙”的条陈，而非“设立学校”的吁请。就在两年后的雍正四年（1726），上谕即从奉差内阁学士德新所请，“命船厂地方，添立永吉州，设知州、州同、吏目、学正各一员”。雍正十二年，又于永吉州“添设学正一员”。终雍正一朝，吉林一地都和关内“庙学合一”的体制不同，仅仅有学而无庙。这是因为孔庙较诸学校，更具文化象征意义，由此可见雍正对于“龙兴之地”的保守与审慎心态。 为了极力维护所谓的“满洲本习”，雍正还曾多次在上谕中强调“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这一观念。雍正六年（1728），针对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奏言“京营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参用满洲，不宜专用汉人”的条奏，上谕给予明确批评，表示不能“因满汉存分别之见，则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视”。其言辞不可谓不恳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虽然表示满汉之间应“和衷共济”，但实际上却主张不愿二者“强同”。他认为：“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东南之人颖慧较胜，非惟不必强同，实可以相济为理者也。至若言语、嗜好、服食、起居，从俗从宜，各得其适。”为了掩饰内心的“满汉之别”，雍正借口“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亦有不同”，表示“岂但满汉有异乎”？由是也就不难理解雍正对于在吉林兴建孔庙一事的反对态度了。 饶有意味的是，就在同一年，蒙古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晋奏请“建孔子庙于归化城”，雍正却欣然同意。丹晋任职都统多年，“为人敦厚，秉性忠诚”，深受当地商民爱戴。于是，归化城商民及乌兰察布盟六旗蒙古共议为其建立生祠，“各出物料，鸠工兴修”。丹晋不敢居功，“称皆皇上抚育、内外如一殊恩之所致也”。又“思内陆皆建文庙，设立官学”，于是奏准朝廷将“现建未成之祠堂，稍加展修，改为文庙”，以“恭祀至圣先师，教众人之子弟”。雍正“洞鉴其诚，照所请准行”。这即是归化城设立孔庙之由来。后钦差大臣通智来此，“目睹塞外蒙古地方如此建立文庙，遇丁诚祭，教育蒙童之善智”，不禁“欢欣之至”。 土默特地区以归化城为中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交错地带，是北部边疆的要冲之地。既然归化城是漠南蒙古的中心城市，那么在此修建孔庙，显然是要在思想层面将这一边远地区的多元文化统一于国家正统信仰之下，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实现地方与国家一体之目的。若将反对东北地区修建孔庙和支持蒙古地区修建孔庙二者进行对比，一正一反，雍正之用心更是昭然若揭。 （未完待续）  注： ①本文来自《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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