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文 这一期，我们请出被称为文坛“活佛”的著名老作家李国文，请来北京文坛熟悉李国文的老老少少一起聊聊他，给读者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感觉和材料。在参加聊天的诸君中，既有像崔道怡这样四十余年来始终同李国文相依相知的老编辑家，也有受泽于李国文的作家毕淑敏等。 从诸位的言语中，我们知道李国文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渐入佳境的近况，知道李国文集“活佛”与“侠客”于一身的品格，知道他活得潇洒的心态，这一切，对于读懂李国文的作品想来是会有所帮助的。 如此这般 李国文 人生如谷，这是我和我许多文学同辈人的命运。 其实，每个人都有走进命运低谷的时候，从八字来说，运交华盖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难免的。在诗人眼里，叫作“月有阴晴圆缺”；老百姓的话叫作“人有旦夕祸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达到碧落黄泉的地步，而且谷底是无止境地延伸下去，永远走不到头，好像也只有我和我的同辈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时代的“宠遇”了。幸欤不幸欤？也就不去说它了。反正二十多年的低谷，在人类折腾史上，倒也并不罕见，非独对我辈优待。有的人，永远走不出低谷，便埋葬在谷底，永世不得翻身，固然是悲剧；最后走出低谷的人，侥幸还存活下来的人，浑身伤痕累累，苟延残喘，难道就是喜剧吗？我看也未必。 因为，无论怎样豁达，怎样想得开，顾念到人的生命如此有限，是陪不起这种残酷的政治游戏的。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被强制着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除非这个人有毛病，才会说出“娘打儿子”的话。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现在那些不停地唠叨自己是五七年的“勇士”，我总怀疑他们至少要比我幸运。一个死过不止一次的人，他会津津乐道，像逮住一个有把的烧饼，把死亡过程说个没完没了吗？ 现在，还是把镜头摇回去，先从我外祖父为我起的这个名字谈起吧！ 那是一位捧着水烟袋、在农村里教私塾的冬烘老先生，煞费苦心拟就的。老式的中国名字，只有一个字是属于你的。其他两个，一个是属于你家庭共有的姓，另一个，是你同辈兄弟姐妹共有的排行。我的外祖父为我起的名字，绝不表明他预见到我将来会以写小说和写一些骂人的文章来谋生糊口。但是，在那位老童生的心目里，存在着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虔诚，认为这个“文”字，是个挺好的字眼。 呜呼，那可是大谬而特谬矣！在中国，自从仓颉造字以来，文和文人，走运者并不多的，而潦倒文场者则比比皆是。这样，名字中的一个“文”字，后来，应验了我的一辈子，使我越来越觉得其不可取了。可有什么办法呢？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只好将就了。 那是1930年，上海，我出生的日期为农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适值处于里下河地区的江苏盐城，我的原籍故乡洪水泛滥，水深数丈，累月不退，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当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鬼子进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难头一次回到老家时，乡亲父老回忆起我出生那年的这场水灾，指着墙壁每次被水浸泡后留下的一道一道的渍印，说明从祖先起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穷乡僻壤的原因。 所以，盐城至今犹是江苏省的尚未富裕起来的地区。因此在旧社会，即使不发生洪涝灾荒的话，也未见得丰衣足食，更何况兵灾匪祸。于是，很多乡亲便跑到上海滩来混饭吃。“江北人”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和现在发达国家看不起中国人一样，就因为穷。而由于穷，唯有靠打工、卖苦力，从事低贱职业谋生。据说旧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以我家乡人为多。 我祖先拉没拉过，已湮没无考。但到我父辈这一代，也还不过是小市民一类。尽管努力以为不是，穿长衫，而不穿短打；戴礼帽，而不戴瓜皮，会说两句洋泾浜英语;吃西餐知道哪道菜用什么刀叉，以为自己有点教养，似乎家境还算不错。但骨子里，仍是地地道道在上海无数弄堂里生活的小市民，是无疑的。 不过，我父辈那一代，是属于那种善良老实的小市民。这绝没有涂脂抹粉的意思，因为不论在什么社会里，善良老实，总是与懦弱同义，是一种没有多大出息的人群。我之长久以来缺乏一种抗争的意识，大概就是胎里带的毛病了。但我也感谢这种自小就形成的本质上的善，努力与人友好，努力珍惜别人哪怕点滴的情谊，努力为别人做些事情(如果我有这种可能时)。当然，对那些具有侵略倾向的家伙，不管他多么权威，多么有资格，多么强大，多么有力量，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在霸势、强权、政治迫害下弯腰低头，甚至坠入恶狗村受尽挫折，我也尽可能地保持最起码的尊严，尤其在心灵上，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臣服于哪个王八蛋的。这一点，也是我于倒霉中更加倒霉的原因。 小人，对哪怕比他稍稍高明一点的人，也会嫉恨得牙痒的，而你居然在精神上敢对他藐视，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也是应该。虽然他可以把你剥夺到零的程度，但他心里明白，你掌握的知识，你占有的文化，你读过的许多他没有读过的书，你受过的他哪怕恶补也不赶趟的教育，也就是我那名字中的“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正是这些我拥有的唯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 然而，我知道，我根子还是小市民，容易满足，容易退让，容易忘却，容易轻信。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题。在社会中这个特殊层面的人群，很难用经济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惰性。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逸出这个整体的不安于位的企图，无法实现以后，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有的人，会对比他强的人忌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但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有的人，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有的人，变得刁蛮，便恃强耍赖，是当狗腿子或白相人的好材料；有的人，无大能耐，无大出息，但求三饱一倒，然后关门骂皇帝，或东家长西家短，使庸俗的社会更加庸俗而已。无论小市民中的谁，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些弄堂里的芸芸众生。不过，这种小市民习气，这种庸俗，如今，并不局限于那些弄堂里。在我厮混其间的作家队伍里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辈，日久天长，也看出来有那么一些人，并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更不是东西。 但年轻时却不知道世界上无处不是高尚与卑污同在，光明与黑暗并存。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话了，“文学是我的理想国”，在那样一个纯粹小市民的氛围里，我并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于是，书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现实的去处。这也是我在上海淮海路的一间中学，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无法读到毕业，便选择报考到南京去读戏剧编剧专业的动机，这是1949年的事情了。人，虽然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但对于自己最终走上了哪条路，还是有轨迹可寻的。 这就要感谢在我求知欲望最旺盛的年代，有许许多多可看的书;也感谢那个年代里，竟然没有许许多多“敬惜字纸”的劝善者，谆谆教导你应看什么书，和不应看什么书；即或有这样好为人师者，还有既可以听信和依从，做一个乖孩子，也可以当作放屁，不予置理，愿怎样就怎样的选择权利。 那时，在这座国立的戏剧专科学校里，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思变，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了。这或许是我至今想写戏而写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说中残留某些戏剧化弊端的根由。人容易定型，文也容易定型。文学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样，说改也难。另外，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你的读者的口味。你为你的读者写，只要他们看你的书，买你的书，就行了呗！又何必一波一波地追风逐浪做弄潮儿呢？当然，这有点护短，但文无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么规范和潮流呢？我觉得这样写得舒服，写得痛快，别人说长道短，干吗要往心里去呢？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说我作品好就好，一个人说我作品坏就坏的即使所有的“评论家”都对我摇头，我也抱无所谓的态度。写文章本来不易，还要抬头看这看那的脸色，实在太累。再说二十多岁时，为写小说闹到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命都差点送了；现在，年过花甲，还有必要在乎别人说这说那？ 随后，南京解放，我就到了北京的华大三部，到了很快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接着我调到天津铁路局文工团工作。是创作人员，很惭愧，其实我什么也没写过。 虽然，我很想写，但在文学这条狭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并不容易。1954年我从朝鲜回国，到1957年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的这段时间，正好赶上那也许是中国文学上的一个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总是匆匆来，又匆匆去的。在这个文学春天的尾巴，腥风恶雨的1957年间，我终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先是寄去了两三个短篇，那是我第一次投稿。很快，收到回信，我就到那时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小羊宜宾胡同里，一座有影壁的四合院里的编辑部去谈谈。谈的结果，就是《改选》，他们说这篇最好，先发它，于是，我一生的全部灾难，就从这篇小说开始了。 幸也文，走上文学之路；不幸也文，饱尝二十多年的苦难。 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被认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说。过了几十年后，它被当作“重放的鲜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信赖对于我作品的任何判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好和坏，除去自我感觉良好者外，作家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说真的，事后回想1957年，命运要跟一个人开起玩笑来，那往往是相当残酷的。一切都那么顺畅，几乎毫无周折就写出来，就发表了，而且，立刻引人注目。当然，也因此一下子为这篇小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想不到从此跌进了人生低谷，竟会度过长达二十几年之久的艰难岁月。 所以，“文”这个字，并不总是美好的。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 对了解的人说这些，已无必要，对不了解的人说这些，也未必能生发出切肤之痛。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也难体会。但不少同辈作家呕心沥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大概就是在于前者把痛苦挤干净了，而后者则不然，这也许是文学生命力的所在。因此，个别卖乖者的嘴脸，实在够龌龊的，而大谈苦经，给自己捞什么资本，也不敢恭维。 守着这个“文”字 崔道怡 “文”字所代表的，在李国文那里，不只是人品，首要在人格，所以我又冠以德高望重。德高望重这个成语，若按李国文随笔《语言的误区》来推理，也已进人误区，成为对年长者常用的恭维话。我跟他同辈，无须奉承他。我之所谓德高望重，仅为概括作家类型，德指文品中之人格的等级与分量，望指在读者和同行中的地位与影响。李国文在这两方面，伟岸，沉稳，都足够高与重，是属于建国初那一批老作家中的仁厚长者。李国文属于社会型作家。然而哪个作家不是社会的产物，又有谁跟社会没联系呢?之所以单列出社会型，是跟近年来涌现的自我标榜的私人型相对而言。其实这种分类并不恰切。真正的艺术品无不都是私人的独特的，没有个性便没有创作。可是强调本性完全排斥并脱离社会，则既不真实也无价值了。一些私人型作家的作品，一味张扬自我，不惜贩卖隐私，实际上谁也没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得开地球，即便隐私暴露得须眉毕现，若丝毫也没有社会的道德的含量，不过就是那么一撮毛罢了。而社会之承认作家，历史之接纳作家，主要是因他们能做社会的代言人，他们常是历史的预言家，如李国文。李国文以其文之入世而脱颖出世，以其文之愤世、警世、济世而卓立于世。他是我国文坛最富有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之一，他之艺术的忧国忧民思想脚步，常能走在时代前面，善于并敢于为天下先，且矢志不渝，始终“有勇气面对一切”。这种精神，焕发于他的闪光文字，并将不断发扬光大。 李国文属于道德型作家。这不等于说相对就有个缺德型作家。不过确实存在着那么一些全然不为国不为民只为一已之名与利而写作的人，确实出现过那么一些按照传统道德观来看起着坏人子弟作用的恶俗文字，更有甚者，卑鄙到以文整人，下作为精神娼妓。而我国自屈原至鲁迅传统之文人品格，该是“文以载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疗救国人之灵魂”。李国文是心系传统之中，又不拘于传统之人，他的为文之道:“我主张文以载道，但也不必篇篇载道，字字载道，作者痛苦，读者更痛苦的事情，何必多做。但又不可不做，篇篇风花雪月，不敢直面人生，也未免太怯懦了些。我主张作家还是应该尽量真诚，把爱献给大多数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国文卷自序》)。“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恶心的作品，人概可以做到”(李国文《如此这般》)。他无疑做到了，他面向的是大多数人，他献出的是真诚的爱。因此他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真诚爱戴，他被诸多比他年轻、跟他同年以至比他年长些的作家，公认为可亲可敬的“老大哥”。 这就该说到人如其文了。既已德高望重，自然人如其文，但因有些作家人不如其文，我仍想借题发挥一点感慨。对于这种人与文相分裂的状态，历经多年切身体验，感受愈加分明。年轻时，读名著，赏心悦目，如坐春风，以为那能写出如许优美文字的人，其心灵必然也是美的。后读那些古典与现代名家传略，也印证着所感属实。但工作后，成为职业读者，仍以这样心愿看待当世作者，跟这样那样作家诸公常打交道，逐渐发现有些事情出乎意料。 个别头上顶着人类灵魂工程师桂冠者，其内心与行止之虚假、恶俗、丑陋，令人咋舌。他们笔下的真、善、美，是做给人看的。一般读者看见的是麒麟皮，我作为编辑常获悉内情，便能看见那麒麟皮下的马脚。李国文以作家之目光观察他的同行，看得比我就更清楚。他《如此这般》揭示：“在我厮混其间的作家队伍里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辈，日久天长，也看出来有那么一些人，并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更他妈的不是东西。” 李国文对编辑，一向是尊重的。他在1985年所写《编辑与我》里说：“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是一种他人做嫁衣裳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使作家的劳动，不致付之东流”他把编辑比作能使作者到达成功彼岸的摆渡人，“他把你渡了河以后，人们只知道你的作品和你的名字。但是没有摆渡人的努力，也你永远站在河边踟蹰，而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如果作者在过河以后，把摆渡人扔在脑勺后的话，就不免欠妥了。”他的这篇文章，以《改选》之出世为例，借以再次表达对我的感激。那时他早已是大名家，仍“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发现”，称我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摆渡人”，须知当年正是因我选出《改选》，使他“才一登岸，便跌进深渊里去了”。我对他的命运，曾经起过负面作用，但他只从正面理解，“决无半点嗟怨，从来也不曾埋怨过”。他记着的是:“假如那一天，道怡在处理我的稿件时，塞进字纸篓，或者夹张铅印退稿信寄还给我，那样，也许会一笔勾销我的文学之梦。”“在我重新提笔挤进新时期文学大军的队伍以前，和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只有那次编辑部会见的两面之缘。道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让我能贴切感受到的。他希望我成功的炽热的心。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道怡是这样的人。”我相信李国文这些话是真诚的，但我想他早有自信:禀赋作家基因，总会有所创造。我当然也自知（没有这点自知，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编辑了）：这一过河者遇到那一摆渡人，无非是一种缘分。他说我的话，实际上是对编辑的一种情分，他甚至还为编辑抱不平:“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艺批评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的人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具体到一个作家来讲，这种不会忘却、不该忘却的感情，又是很浓的。”这就足够足够了，编辑从来都无名，遑谈能上文学史，只要作家对编辑怀有这样浓的感情，则幸甚。 在编辑队伍里，我更是幸运者，因为还有不少作家，也像李国文这样看待我。王蒙在1981年为我之《创作技巧谈》作序时说:“许多人（包括我自已）提起崔道怡和《人民文学》的其他老编辑，都会有一种感谢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多少人经他们的手立起来了，'打响了’，然而，他们是不声不响地默默地做着'人梯’的工作。想到这里，我眼里、心里都发热。”如许深情，我从作家的心声和眼神里，领受多多。但有一件事，则是唯一的。四十年来，把我作为编辑最初写给作家的信，保存至今并复印出来给我留念的，只有李国文。这又是怎样的情分，怎样的缘分！正是这四封信，唤起我的万千思绪，从而写下这么多这么杂的回忆与感想，显然不合“侧影”写法。而我觉得，这仍只是从我的角度尽我的力度为李国文勾勒了几个浮泛的侧影。且又觉得，与侧影同步，也该为诸名家的评传积累下翔实的史料。否则，虽只四十年，即便当事人，回忆难免也有出人。例如《如此这般》说，李国文先寄来两三个短篇，是编辑部找他谈过后才有的《改选》。还曾有见证人“写真”说，李国文不是寄来而是把五六个短篇亲自送到编辑部的。这样说的效果，都将表明《改选》并非经我之手从自然来稿里选拔出来的，这便不合事实。设想当初若不是编辑部因《改选》而轰动，恐怕未必要请作者来见面的。李清泉的序言可作证:《改选》等篇“是在会见之前看了的”。我这些信，更是“证据”。1957年5月4日告以收见《初恋》的信写道:“前五篇正在编辑部传阅，这一篇也一定尽快看完。我们很希望能和你面谈一次，不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5月10日的信，通知决定发表其稿，同时约定会面时间，并且说明“若有公务在身，可凭此信请假”。我把这史实，告诉李国文，电话听简里传来他呵呵呵的笑声:“那是我记不清了，当然得以你的为准。可见有些纪实写真，也不一定真实。历史也不是都可信……”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又该是他新的一篇小说或随笔之一点意思了吧。 瞬间一闪之念，常成燎原之火，李国文便是此类灵性作家中之敏锐者。仅只在这点上，他的面容跟其才情似不吻合，而在骨子里，人确如其文，相貌跟品德则极其吻合。他是名家系列中最平易近人的一个，厚道仁和丝毫未因名之增长而有所变化，一直没有让人感觉不自在的名人架子，没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名士派头，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总是那么一位笑眯眯乐呵呵的仁厚长者。 这一次李国文在他名字中的一个“文”字上做文章，说“那'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拥有的唯一财富”，可以使他“有勇气去面对一切”我想顺其文意，补充几句:真正的“文”字下面，无不有一个真正的“人”字支撑着。人如其文，才是真正文人。李国文拥有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文”字。 守着这个“文”字，任它这样那样的人间“月食”，也一定会将更加皎洁、更加娇俏动人的新月之光，泻满山林，泻满整个大地…… 我的导师李国文 毕淑敏 国文老师面有佛相。 一个人总会有他特别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就像有最喜欢吃的饭和最爱看的颜色。我想这一定和血液的气质有关，也许还有某种上古遗传的密码潜伏脑中，做着爱好的向导。 十几年前，我是一个挑剔的文学爱好者。挑剔的特权，来自我还未动笔写过任何一部作品，更不用提神圣地发表了。人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很有评点的胆量。比如不会踢足球的人，敢对着电视屏幕指责马拉多纳。如果他自己也到绿茵场上跑两圈，就心平气和多了。 那时首都剧场每周举办一次文学讲座，当代璀璨的文学星斗，依次在讲台上同文学爱好者见面，票价很便宜，只要一块钱。我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所长，于是利用职权，将自己上夜班的时间调到讲课日的前晚(所长这个官太小了，我没办法为自己找到从工作岗位溜出去的机会，好在可如此变通)，下了夜班之后，便能光明正大地利用休息时间，到东四去听课。 轮到国文老师讲课的那一天，正好夜里抢救了病人，清晨头脑昏眩，恨不得在地上拿个大顶，把全身血脉都灌进天灵盖，使神经抖擞起来。上午又有几件公务要办，没找到机会打盹。下午，更是头痛如裹。听课前，我暗自对自己说，今天就放松一把吧，听得了就听，听不了就溜，绝不坚持。但国文老师一出场，第一印象是他像一尊佛，心中立刻涌出亲切稳定的感觉，便安静地听了下去。 记得国文老师说，写作是没有什么诀窍可教的。如果你为名而写，不妨去打扫天安门广场，自带扫帚簸箕，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新闻记者来采访你，你若是能说出些豪言壮语，被树为典型，那出名的速度是远在写作之上的。国文老师还说，你若是为利而写作，那也基本上要收获失望。单凭着写作，其致富的概率微乎其微。有那工夫，不如到北京的繁华闹市区，比如大栅栏，低着头寻寻觅觅，碰巧捡个钱包，比爬格子的效益要合算。拿出写作的时间去干其他行当，其发财的希望灿烂多了。 国文老师还说到了他写作长篇小说之前，所做的艰苦准备和稿子送出之后的焦急等待…… 这些朴素诙谐的话，埋藏着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稳定地进人了我的耳鼓，使我的精神猛烈而快意地振作起来。记得那天走下首都剧场的台阶时，我抬头看了看天，通常混浊的北方天空，显出一种奇怪的景泰蓝色。就在那一刻，我作出了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回家后，提笔写一篇小说。 在这个瞬间之前，我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但在这之后，我试着做一个文学的操作者。我像孙悟空一般，分身跳上云头，仔细甚至苛刻地审视了地面上的自己一番，立志不是为了名和利，将为爱好而写作。有人等着请国文老师签名，我就退走了。我不喜欢签名，不管是求人还是被求。特别是自打知道了有些求签者在名人死后，将他生前的签字拿去拍卖后，更觉得这事有些像不出本钱的资本投资，染了铜腥。如果尊敬一个人，就思考他的话，把这份敬意，放在心底最洁净的地方，储藏起来就是了。 1987年，我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一天，丈夫说，从此你也该看看有关文学的报纸了，要不对整体状况一无所知。他是军人出身，对国家大事和报纸有经久不息的热爱。我说，也不知道该看什么报啊。他说，我到街上找找，有看上眼的买回来就是了。 他某天回家的时候，带回一张《文艺报》。晚饭后，我刷碗，他坐在那里先期浏览。读着读着，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说，快来看，这上面有李国文先生鼓励你的文章。说着，便念给我听。 “我们常爱用'出手不凡’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篇新人新作，《昆仑殇》也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作者虽然写了十年'文革’中的异常绝顶荒谬、为执行副统帅的'拉练’指示，一支野战部队通过雪线以上的生存禁区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执意去诅咒这荒唐年月的荒唐，更不是抚今追昔地在反思中顾念惆怅。作者虽为女性，但却笔力刚健遒劲地努力表现革命军人在这场人为的悲剧里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壮美，从指挥员到战士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心灵的高度净化和升华，和人民军队那坚不可摧的素质与传统，以及或许为作者亲自体验过的，在她笔下描绘出的她心目中的昆仑山。整个作品给人留下悲壮的深刻印象…… “……读了《昆仑殇》，才知道万物绝迹的雪原上，竟也是变化万千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生和死，爱和恨，崇高和卑微，光明与灰暗，又以那特定环境下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位作者第一次写出这样的作品，虽然难免稚嫩，但为之鼓劲，希望作者在此起点上，写出更好的作品，也是评论的一个目的吧。” 我从小对表扬和批评都比较迟钝，但这一次听着听着，被深深地感动了。那源泉不仅在于国文老师的鼓励，更缘于这样一位我所尊崇的老作家，那么认真地读了我的处女作，说出了我预设在文中的想法，我惊讶地体验到了一种心灵共振的力量。还有文字传递感情的魔力，尽管我在使用上是那样的不熟练，我好像初次走马的驭手，在草原上忽而信马由缰，忽而紧张踟蹰，以为周围是空旷无垠的。第二天忽然接到一双智慧的手绘制的地图，将你已经行走的轨迹一一标出，并点明了你想抵达但刚刚起步、自以为是一个秘密的目的地。我在钦佩感激的同时，伴生出浓浓的惊讶和淡淡的敬畏。想到如果不继续努力，愧对如此的关切和期待。 念罢，丈夫对我说，你该给李国文先生写一封信，表达一下谢意。 我说，与国文老师素昧平生，他根本不认识我。轻易打扰，是不是太冒失了？ 丈夫说，他已经读过你的小说，就不算一点不认识了。你不写，显得太没礼貌了。 思忖再三，我给国文老师写了一封信。我是一个从小就羞于谢人的人，不但大恩不言谢，便是中恩小恩，也觉得真正的感谢是无法表达的。信里只略略地提了一两句感谢的话，主要是向国文老师提了一个要求，实质是给他添了一个大麻烦，请他帮我找个学习文学的机会。 我对自己的医术素有信心，对文学可是丁点把握也没有，很想系统地学习一下，但我在整个文学界举目无亲，求助无门。 国文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已将我的请求转给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老师，请安心等待。 我又一次被感动，因了那信纸的洁白和字迹的极端工整。我从里面读到的，不仅是自己的请求被人善待的郑重，更感受到一种渗透字里行间的安宁与平和。 后来，在诸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如愿读了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班。在选定写作导师的时候，我和刘震云很荣幸地成为李国文老师的研究生。 多年来，我听到许多和我年龄相仿或是更年轻的作家，说到国文老师对他们的鼎力相助。在他担任《小说选刊》主编和以后的日子里，给予中国文学新一代的鼓励和支持，将被许许多多的人铭记在心。 国文老师说过，文学是一条流动的河，总要有不断的活水注人，方能呈现出无限生机。国文老师不但自己以心血写作着，用生命奔腾着，掀起一朵朵澎湃的雪浪，更竭力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文学的潮汐，汇入文学明天更辽阔的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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