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离婚冷静期随着民政部门出台的具体规定再一次引发热议。之所以说是再一次，是因为早在民法典尚未正式通过时，有关离婚冷静期的规定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原因有很多，有人从数据上进行分析，比如离婚率和结婚率的变化关系等，当然也有道理。但我认为更隐秘而根源性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基础的便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想象任何区域关于的结婚或离婚的规则其实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试问最复杂多变的关系，穷之于文字能如何？人性有没有改变我不敢妄言，但关于婚姻的制度，不论古今中外，毫无疑问一直在变。就离婚而言，据我所知，法国和美国存在协议离婚，但均要求经过法院的诉讼程序，即便当事人就离婚事宜达成协议，也需由法院确认才能“完成”离婚。德国和英国更是只允许判决离婚的方式来实现离婚，似乎剥夺了我们很多人不断高呼的“离婚自由”。其实一个民族或是国家的婚姻制度，也有它的“前世今生”。就英国而言，大致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期间，英格兰依靠的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法》来规范婚姻关系，而教会法是禁止离婚的，因为婚姻是“配偶双方与上帝间建立的不可解除的永久的关系”，是神与人之间的“契约”当然不能仅仅用世俗的力量解除。这种规定一直横行到近代，英国才以国家立法形式确认婚姻关系可以依法解除。单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老祖宗显然更自由先进的多了，比如说千年前唐代的“和离”制度，堪称古代版的“协议离婚”。其律文最早见于《唐律疏议》：“夫妻义合，义绝则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大意是说，如果夫妻确实不能和睦相处，就可以协议离婚，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尽管如此，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和离制度”也是有一定的程序和形式，比如说当夫妻双方达成离婚的合意后，男方要写“放妻书”，类似于离婚协议，不过更为“严格”：不仅要求夫妻双方签字画押，同时也要“会及诸亲”，即双方的重要亲属都要作为见证人。显然，能以“和离”来解除婚姻关系并不容易。概而言之，在夫妻双方的离婚问题上，不论古今中外，都不是两口子关起门自己说了算，外力或者国家公权力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家庭是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尤其是在我们这样家国一体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离婚，似乎从未仅仅是两个已婚男女之间的事，可比结婚复杂。我先明确一下自己的观点：结合自己有限的认知水平与有限的代理经验来看，我并不反对设置离婚冷静期。那些坚决反对的朋友，如果看到这可以打住，当然也可以接着看。人很容易被自己固有的认知束缚，有时可能说不上对错。至少我很认真的看了一些反对的观点，但anyway，我目前还是不选择反对。反对的理由也不少，我总结了常见的几种：其一，干涉公民个人自由，其二，多此一举，增加社会成本，其三，不能达到降低离婚率的目的，反而还可能会降低结婚率。这些理由都有现实土壤。最关键的是我们设置离婚冷静期的原因和目的何在。我们的婚姻以及婚姻制度出了怎么样的问题，又需要何种方式去解决。如果从降低离婚率的角度而言，还是有可能的，毕竟国情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专家杨新立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两个人真正想离婚，是没有办法冷静的，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是让“可离可不离”的人，再思考一下。现实中，很多咨询过离婚，甚至不少已经写好离婚协议的夫妻，最后真正走向协议离婚的比例并不高，当然，诉讼离婚除外，但需要注意的是，冷静期设定的前提便是针对协议离婚。当然，也有人指出这样一来会降低诉讼离婚率，使得诉讼离婚变得更难，如此，综合而言，离婚率降低与否好像也判断不了。其实，诉讼离婚难是一个存在于先的问题，而法官的理念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绝非一日之功。如果同时给我们两个视角，一方面观察结婚过程的纷繁复杂与隆重仪式，另一方面观察协议离婚的“简单直接”，我想真的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按下结婚的暂停键。身处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古老的存在已然不多，古老而又常新的存在更少，婚姻似乎也成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而现代婚姻，需要自由加持，更需要对忠诚进行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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