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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莫泊桑的一生 编辑丨莫泊桑的一生 一般而言，帝王统治的时间越长，其间产生的岭南流贬官会越多；帝王统治的时间越短，期间产生的岭南流贬官则会越少。 然而，唐代众多帝王的统治时长与其间产生的岭南流贬官数却未遵循上述规律。 有些帝王统治时长较短，期间却产生大量岭南流贬官。 高祖统治时间较长，流贬官却最少 武德七年（624年），时太子李建成忌怕程知节，遂陷害其于高祖，使其被高祖贬为康州刺史。  此即高祖朝唯一一例岭南流贬官，亦是唐代的第一例岭南流贬官。 唐高祖自武德元年称帝建唐，至武德九年禅位太宗，共统治帝国九年。其统治时长远长于中宗、睿宗、穆宗等皇帝。 然在这期间，仅在武德七年产生1例岭南流贬官，远少于中宗、睿宗、穆宗等皇帝的统治时期，为有唐一代产生岭南流贬官最少，流贬时间分布密度最小的时期。 为何高祖朝岭南流贬官如此之少呢？其原因主要有二。
即武德四年以前，岭南地区不在唐王朝的版图之内，唐政府不可能将官员流贬到尚不在自己管控范围的岭南地区。 
可见高祖时，被流贬剑南已是最为严重的流贬刑罚。岭南地区在高祖朝并未被考虑进官员流贬地之中。而程知节被贬于岭南实属特殊情况。 武德后期，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双方的斗争已势同水火，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太子为削弱秦王党的势力，构陷秦王心腹程知节，致使程知节被贬为康州刺史。  然而，程知节“以死不去”，其宁愿被处死，也不往岭南赴任，可见其时政治斗争的激烈。 最终，程知节并未遵诏赴往岭南任康州刺史，而是继续留在秦王身边参与帝位斗争。 实则只有“流贬之名”，而无“流贬之实”。因此，高祖朝虽有判处一名岭南流贬官，但却未有官员因被流贬而确实前往岭南。 武后时流官最多，且集中在其临朝和称帝前后 唐高宗于弘道元年崩于东都洛阳。 其后，自嗣圣元年（684年）至神龙元年，虽先后有中宗、睿宗和武后登基称帝，然中宗、睿宗不过是武后的傀儡，在此二十二年间，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实为武则天。  在这期间，共产生52人次岭南流贬官，其中流官多达44人次，为有唐一代之最。 这些流贬官主要产生于两个时期，第一是在光宅元年（684年），共产生流贬官5人次，其中流官有4人次。 第二是在永昌元年（689年）至长寿元年，四年中共产生流贬官24人次，其中流官有22人次。 可见，在“光宅元年”及“永昌元年至长寿元年”这两个时期的五年时间里，共产生29人次岭南流贬官。  其中，流官竟多达26人次。如此多的岭南流贬官，特别是流官密集地产生于这两个时期，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时期为武后统治帝国的二十二年间，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两个时期。 弘道元年，高宗崩中宗立，武后临朝。及嗣圣元年，武后为掘取帝国的最高权力，遂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相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 自此，武后成功掘取唐王朝的最高统治权，朝政皆决于己。其时，武后大肆迫害李唐皇室及忠于李唐王室的异己，众多官员受其排挤，被流贬外放。  其中，大批被排挤外贬的官员在扬州以徐敬业为首，起兵反武，致使此次政治斗争升级为更为严重的兵变。最终，徐敬业党事败，徐敬业等谋反的主要罪犯被诛。 众多官员亦因此次谋反的牵连或被诬参与此次谋反，而被流贬至岭南。 中宗朝产生流贬官的密度最大 神龙元年，则天皇帝禅位，中宗继弘道元年后，二度登基称帝。 至景龙四年（710年），中宗遭皇后韦氏毒杀，其统治唐王朝的时间仅为六年。 然而，在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竟产生岭南流贬官33人次之多，为有唐一代岭南流贬官流贬时间分布密度最大的一朝。  同时，此33人次岭南流贬官绝大部分都产生于神龙元年和神龙二年这两个时期。 其中，神龙元年产生岭南流贬官10人次，神龙二年产生岭南流贬官13人次。 中宗朝产生岭南流贬官的密度如此之大，其主要原因是神龙年间发生了两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神龙元年正月发生了以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为首的太子党与则天皇帝党之间的帝位之争。 则天皇帝曾就传位于子与传位于侄之间犹豫不定。 虽最终确定传位于太子李显，然其宠臣“二张”等人却不欲太子继位，趁入阁侍疾之机，“潜图逆乱”，太子之位摇摇欲坠。  最终，太子党率先发难，引兵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迫则天皇帝交出大权，获得了此次政治斗争的胜利。 失败的“二张”及其党人皆受到了残酷的惩处，或是被诛，或是被流贬。其中，众多官员因此事牵连，而被流贬至岭南。 例如，因坐“二张”谋反之罪，监察御史韦元旦、尚方监丞宋之问及其弟兖州司仓宋之逊等官员皆被贬至岭南为官。 此外，司礼卿崔神庆、凤阁侍郎韦承庆、麟台少监王无竟及正谏大夫房融等官员亦因坐“二张”谋反之罪而被流放于岭南。  此即为神龙年间发生的第一次激烈的政治斗争。尔后，神龙年间的另外一次激烈的政治斗争接踵而至。 中宗即位之初，武后的侄子德静郡王武三思居中用事，其怨恨张柬之等逼废武后，意欲除掉张柬之等官员。而张柬之等亦图谋尽除武氏。 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党与以张柬之等为首的废武一党已势同水火。 时韦皇后深得中宗的宠信，中宗对其言无不从。武三思遂与韦后私通，在中宗面前谗毁张柬之等官员。 中宗听信武三思与韦后的谗言，进封张柬之为汉阳郡王、桓彦范为扶阳郡王、敬晖为平阳郡王、崔玄暐为博陵郡王、袁恕己为南阳郡王，并加特进，但却罢其知政事之权，此五名官员实被明升暗降了。  神龙二年，武三思构陷光禄卿王同皎谋废韦皇后，张柬之等“五王”通知其情。中宗遂累贬张柬之等“五王”于岭南。 是岁秋，武三思又诬告“五王”有危君之谋，请灭其族。 中宗以“五王”尝赐铁券，许以不死，最终长流“五王”于岭南，并终身禁锢。 此次政治斗争最终“五王”一党失败，不仅“五王”被残酷地惩处，其他与其交好的官员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处。 例如，神龙二年，御史李福业因“尝与彦范谋”，而被流放于广州番禺。户部侍郎薛季昶与“五王”交善，尝“劝敬晖等因兵势杀武三思”，而被一贬再贬，终被贬为儋州司马。  以代宗为界，前期流官多贬官少，后期相反 宝应元年（762年），肃宗崩，代宗即位。不久，持续了8年时间的“安史之乱”被平定。 在此之前，唐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全国皆属唐中央的控制范围，中央政府想流贬官员于何处自是不会有任何阻力。 而在此之后，因“安史之乱”的影响，唐王朝变为强藩林立、军镇割据的局面。此时的岭南地区亦有强藩骄兵。 但从“安史之乱”平定之前，岭南流贬官共245人次，“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岭南流贬官共266人次来看，“安史之乱”对唐政府流贬官员到岭南地区并未产生重大的影响。 然而，仅就流官而言，“安史之乱”平定之前岭南流官共155人次，“安史之乱”平定之后流官人数大大减少，仅78人次。 贬官则恰恰相反，“安史之乱”平定之前岭南贬官90人次，“安史之乱”平定之后贬官人数大幅增多，共188人次。 为何“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岭南流官、贬官的数量会颠倒相反呢？其原因实则与“安史之乱”关系不大。 此岭南流官、贬官数量颠倒相反的现象实为受有唐一代中央政治斗争性质变化的影响所致。 纵观有唐一代，几乎每一位帝王的统治时期，中央皆发生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如高祖朝秦王、太子之争；玄宗时太平公主之乱；宪宗朝至宣宗朝的“牛李党争”等等。 这些政治斗争可分为两类，一为争夺至上皇权的帝位之争或君臣之争。 此类政治斗争直接争夺帝国的最高统治权，性质极其恶劣，致使斗争双方皆欲致对方于死地。如高祖朝的秦王、太子之争，玄宗朝的太平公主之乱。 而另一类为不涉及皇权争夺的官员党派之争。此类斗争属官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其性质较不恶劣，大多数时候斗争双方还并未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如宪宗朝至宣宗朝的牛李党争。 在唐代，除开国的高祖皇帝、韦后夺权所立的傀儡殇帝及朱全忠篡唐所立的傀儡哀帝外，其余十九帝中，以首立太子之身份继承帝位者，仅代宗、德宗、顺宗、宪宗、敬宗、懿宗、僖宗此七帝。 即在代宗之前，未有一位皇帝是以首立太子的身份继承帝位。他们的登基之路皆进行了残酷地斗争。 而在代宗之后，虽亦有文宗、武宗、宣宗等不是以首立太子的身份继承帝位者，然此时唐王朝已处于宦官专权的局面。 宦官依仗自己掌握的兵权，在皇位更迭之际，为夺拥立之功，而肆意废立，致使其时的帝位之争并未像代宗之前那般势均力敌。 因此，此处笔者仅以宝应元年代宗即位之年，即“安史之乱”平定之年为界，将唐代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间段。 前期，较为激烈的中央政治斗争多为争夺皇权的帝位之争或君臣之争，而官员党派之争较少。 如高祖朝的太子、秦王之争；太宗朝的太子、魏王之争；武后时的篡唐改周；中宗时的韦后乱政；玄宗时的太平公主之祸等等。 由于这些政治斗争性质极其恶劣，斗争失败的一方多是直接被诛，侥幸免得死罪或遭受牵连者，亦多会被判处流放岭南这仅次于死罪的刑罚。致使这一期产生众多岭南流官，而贬官较少。 后期恰好相反，较为激烈的中央政治斗争主要是官员党派之争，争夺皇权的帝位或君臣之争较少。 如宪宗朝到宣宗朝的“牛李党争”；懿宗朝的路岩、于琮、韦保衡之争等等。 这些政治斗争的双方大多时并未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因此其时惩处斗争失败一方的方式亦较为轻缓，致使岭南贬官增多而流官减少。 参考文献 [1]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陈寅洛.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陈寅洛.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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