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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由磨铁读诗会策划的“诗人的演讲：我为什么写这样的诗”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这场活动是2021年度“磨铁诗歌奖”系列活动的第一场，12位诗人的演讲顺序依次是：何小竹、杨黎、劳淑珍、臧棣、祁国、盛兴、伊沙、春树、旋覆、张侗、里所、沈浩波。他们分别用15-20分钟的主题演讲，分享了自己关于诗歌的最新思考。 今天要回顾的是臧棣的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诗，必须写得足够骄傲》。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觉得我是当代诗坛最受误解的诗人。我的诗，不仅被非议，被恣意羞辱，也被贴过各种可怕的标签。一个诗人能听到的最难听的，最恶毒的话，我都听到过。这里面，有粗心的误解，也有天生的看不惯。当然，也有赢得过不少知音。但幸运的是，我从来就没被这些非议击垮过。不是说，我有多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所有的流言蜚语，有着与生俱来的天然免疫力。而是我本人，也经常批评我自己。我经常会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臧棣，不是我批评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思自己，依然还没写到点上。对于诗歌写作，我很有韧性，但并不固执。我经常会审视自己的诗歌观念，从不认为自己接受的观念就是正确的。这么多年，我至少领悟到了一点：对于生命和诗之间丰富的关系，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确的诗歌观念。有的只是，适合你自己天性的，能激活你自己天赋的观念。所以，面对观念的分歧，我总要求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作为诗人，我要求自己的心态必须是开放的，这样，才摆脱观念的束缚，去面对诗的可能性，去扩展汉语的可能性。 落实到自己的写作，开放意味着在诗的表达方面，我只看重诗的活力。口语也好，修辞也罢，只要有助于强化和深化当代汉语诗性的表现力的方式，方法，手段，措施，我都愿意吸收过来。正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像卞之琳，穆旦，俞铭传这些杰出的前辈就意识到的，现代汉语诗性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新诗的戏剧性。追求现代诗的戏剧性，还可以更具体地解决两个问题：一，传统上，汉语的诗性太偏于安静。存在着一种倾向，将诗的安静和诗的智慧等同起来。而且这种等同，多半有过度道德化的趋向。比如，像朱光潜指认的，安静是东方最高的智慧。这当然不错。但在我看来，过分强调诗的安静和诗的智慧的关联，不仅是一种道德化的辨认，而且更不可预测的后果是，它限制了诗的活力。过分的安静，也就关闭了各种可能性。假如我认定，新诗目前仍处于自我塑造的阶段，它就不能写得太安静。它仍要通过增强诗的戏剧性来保持它的活力。这也是从大的方面，我赞同当代诗和口语之间依然存有丰富的可能性。不是风格问题，而是活力问题。二，传统上，汉语的诗性也被书写得过于纯粹。因为追求纯粹，所以贬低史诗的可能性。因为纯粹，古代诗歌基本上可以归入快诗的类型。好像一直有这样的误解，古代汉语诗歌是苦吟出来的，是反复“推敲”出来。这其实三流诗人弄出来的意淫故事。古代汉语诗歌，在我看来，都属于快诗。都是建立在“天生我材必有用”之上的。而从我个人的观念出发，从我自己的诗歌抱负着眼，我觉得，现代汉语诗歌应从“综合的表达”寻找新的诗性机遇。综合的表达，必然意味着在诗的纯与不纯之间，更偏向诗的不纯。在诗的快慢之间，更偏向对各种迂回的、注重过程性的表达方式。就个人趣味而言，我现在更自觉地偏向慢诗的类型。这可能也是我的诗经常被人误解成“难懂”的一个原因。因为慢，所以产生了更多的语言的皱褶，措辞的叠加。这些或许都给某类读者的阅读习惯造成了相当的麻烦。所以，被斥骂，可能也是应该的。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认同今天的一个主题：诗必须向平庸开战。向自己的平庸开战，也向人性的平庸开战。这是当代诗在今天肩负的文化责任。 说到诗和修辞的关系。我也经常被诟病。在这方面，说冤枉，也的确很冤枉。说不冤枉，也的确不冤枉。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好澄清的。但既然在多次访谈中，依然被追问，我也就再次坦率一次。追求修辞，在我看来，这是诗人的天职所在。诗圣杜甫不是早就有言在先吗：“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追求语言的惊人，一个诗人也就失去了意义。语言的惊人，其实是语言自身包含的各种可能性的一个缩影。语言的惊人，也是语言的活力所在。所以，从根本上说，追求修辞，没有错。流行的当代诗歌文化中，还存在着一种恶俗的倾向，将诗的修辞和诗人的灵魂对立起来。好像存在着一个真相：诗人的灵魂高于诗的修辞。说重一点，这很伪善。说轻一点，这恐怕是一种典型的偷懒。在我看来，绝不存在高于修辞或可以脱离修辞的灵魂。简单地说，不是没有高于修辞的灵魂。而是对诗歌来说，最好把姿态放低一点，习惯于诗人的灵魂是用来服务于诗的修辞的。真正骄傲的诗人必须做到一点。至少我是这么要求自己的。诗人是语言的仆人。或者顶多，诗人是语言的骑士。诗人不是语言的主人。所以，对我来说，追求语言的惊人的可能性，意味着重新理解自我和生命的关系，更意味着重新看待自我和世界关系。语言的可能，是真正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也只知道，对修辞的追求，存在着被反噬的情形。对修辞的追求，总有精力不济，或走入歧途的时候。但我是这样告诫自己的：这不是追求修辞本身的错。而是我们自己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在追求修辞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题，就积极找出问题，调整自我和语言的关系。毕竟，对诗人来说，自我和语言的关心是最首要的，也是真正需要面对的一种现实情形。 艾略特曾给诗歌下过一个定义：诗是生命意识。这个定义，曾在我最为困惑自己和诗歌的关系的时候，震撼过我。这个界定，至少对我起到了一种纠偏作用：诗不只是情感，诗不只是经验，而是人的生命静态中最复杂的一个状况。诗像一面深入人的身体的探视镜一样，反映着生命的意识。按现在流行的量子宇宙学，意识决定存在。这非常切合我对自我和诗歌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联的体验。这也促成了我的诗的视角，和很多诗人采取的方式不太一样。我很少停留在表面，我总喜欢深入到题材的背后，对象的内部去感受生命和世界的关系。就表达而言，这会造成诗的呈现中的跳跃，中断，切换和叠加。诗的画面感，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种动态的时刻都可能发生自我反转的空间结构。这可能也是所谓难懂形成的一个原因。在这方面，除了解释，恐怕到我这个年纪，也很做出彻底的改变。 最后，请大家原谅。这篇东西用来太多的“必须”一次。本来，对于诗歌的谈论而言，是应该戒掉“必须”的。尤其，目前这个时期，现代汉语诗歌虽然经历了百年的实践，有些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回到诗歌观念的角度，一切仍处于塑造之中，一切都还都有可能。所以，这里所说的“必须”，请容许我再次明确一下，它仅限于两种情形：一，如果我认定诗人是生命的原型，像布罗茨基指认的，诗就必须写出它的骄傲。二，从大的环境来说，面对当代人文领域始终存在的对当代诗的“边缘化”（诸如新诗之死，新诗是最大的骗局，大型刊物不发表诗），诗人必须写出汉语的骄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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