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应该到了正式说兰陵笑笑生的时候了，为了便于研究或解说，在此用排除法，这可能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了，我以为。 薛应旗，江苏武进县人，明朝学者，藏书家。武进县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兰陵”，相对于“峄县”或古兰陵镇来说，其应该被称之为“南兰陵”。薛应旗出生于1500年，出生年代与同时期的文人相比，是比较早的;其于1535年中进士，而卒于1575年。薛应旗在35岁以前读书考学，35岁才开始做官，而且是长达21年的为官生涯，其于1556年因得罪权奸被罢官回家，开始了其闭门著书立说和讲学从教的生活，一直到临终前，时间长达近二十年。说起来，薛应旗，为人正直，不畏权贵，嫉恶如仇，与权奸严嵩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屡遭严嵩父子的迫害，因而被革职除去功名。按道理说，薛应旗最有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但其不是兰陵笑笑生，其也没有创作《金瓶梅》。因为，薛应旗首先是个做官的，而且时间长达21年，其次才是一个文人或学者;其在罢官后主要从事著书立说和讲学，其广收门徒，大力培养和扶持了大批的人才，包括自己的子孙，真可谓是桃李芬芳满天下，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而兰陵笑笑生应是一个纯粹的文人，而且应是一个失意的文人,一个与社会底层有广泛接触的失意文人，尤其应是一个与众多妓女有染的文人。薛应旗在21年的为官生涯里，先是浙江慈溪知县，后任南京考工郎中，后任建昌通判，今江西永修县一带，后任浙江提学副使，也曾经担任过陕西富县兵备副使;罢官后，其才回到了家乡武进县横林镇余巷村，开始了其文人教育或教育的生活。纵观薛应旗的一生，除了青年时代在家乡读书考取功名，就是在江南或在陕西富县做官，晚年又在老家著书立说讲学，其根本没有到过“山东”，更没有到过“张秋镇”、“阳谷县”、“临清”及泇运河一带;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接触底层社会，接触众多的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们，尤其是妓女，其对于当时的市井生活亦没有多少关注或了解过，其怎么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小说呢?况且，按其性格及为人处世的作风等来说，其也不会写《金瓶梅》这样风格的小说的。 李开先，明代中叶时期的文学家和戏曲家，其自幼聪慧，满腹才华，山东济南章丘人，嘉靖八年中的进士，其二十七岁，考中进士后，其大约在四十一岁以前，一直都在京城做官。公元1542年李开先被削职，其身受权相迫害，不得以于1543年回原籍章丘置田村居。李开先擅长写七言田园诗歌，如“柳半青黄叶欲舒，雪残又是雨晴初。”“四十归田已是迟，田家乐处有谁知。”“田边绿树是吾居，行坐歌讴不著书。”在此就列举这些，从这些诗文看，李开先的诗风清新、质朴、优美，也可以看出其比较豁达开朗的心境;这些诗歌与《金瓶梅》中的诗歌相比，无论是内容，还是用笔风格，都大不相同。《金瓶梅》中的诗歌取材于明代中叶时期的男女情事或性事和市井生活，大都蕴含着比较深刻的生活道理或人生感悟，给人以警示或规劝，令人在今后的生活里或者人生道路上有所启发和借鉴，换言之，就是吸取做人的教训。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了，如果《金瓶梅》是李开先写的，那么文中肯定会出现其诗文，但找遍《金瓶梅》，你可能是找不到李开先写的诗文。李开先是戏曲家，其写过传奇剧本《宝剑记》，此剧本取材于长篇小说《水浒传》，主人公是林冲，故事情节跟《水浒传》中写林冲及其子几乎相同，但不同的是：《宝剑记》中写林冲杀死了高俅派来谋害他的人后，逼上梁山，借梁山的势力攻打官府，朝廷被迫将高俅父子处死，又将梁山好汉招安，完美的结局，但这与历史事实完全不同。前文说过，梁山好汉并没有被招安，而是在连云港一带因兵败而不得已投降了;历史上，也未必有林冲这个真实的人物，就是有的话，朝廷也怎么能会为了林冲这个小小的武官，而处死跟他有深仇大恨的高太尉高俅呢?高俅可是大宋王朝的高官，权倾朝野啊!林冲是个小人物，他能扳倒高俅吗?不必再细说，我在此只是想说明一点：李开先完全没有采取写实的方法来写《宝剑记》，只是传奇式的戏说而已，而且《宝剑记》是剧本，而不是小说。李开先是鲁北人，其对于古代的阳谷县、寿张县或张秋镇一带，以及古代的“峄县”一带，尤其是对古兰陵县及古兰陵镇一带没有一点儿了解和熟悉，其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到这些地方游历过，更没有常年在这些地方生活逗留过;其前半生刻苦攻读考学和做官，后半生在章丘老家闲居交友，其对于家庭生活和市井生活，以及其它社会生活，不可能有关注或研究过。前文也说过：《金瓶梅》问世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具体成书在1592年左右，而李开先于公元1568年就去世了，这中间相差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里正是兰陵笑生生创作《金瓶梅》及《金瓶梅》流传的时期，也就是说李开先不具备创作《金瓶梅》的时间。李开先四十来岁被罢官，但他并不穷困潦倒，其能在老家章丘置办田产过着比较恬淡宁静的生活，其也不可能具备创作《金瓶梅》的动机。综上所述，李开先不可能是兰陵笑笑生，也不会是。 王世贞，出生于1526年，嘉靖年间的进士，其祖上都是做官的，出身于官宦之家，而其一生也主要是做官，也就是说，其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在文学上，王世贞是个复古派，其诗歌理想是汉魏古诗的自然质朴，其推崇作诗应效法盛唐，以盛唐为学习标准，其在当时的文坛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对当时的文人有着重大的影响;王世贞擅长写诗歌，对戏曲也有一定的研究，典型的官僚文人，其曾经主持明朝中叶文坛二十多年。纵观王世贞的一生经历，其绝不是兰陵笑生生，其没有接触大量的底层小人物，对于市井生活也没有几分了解，更谈不上熟悉;其是也不屑于写《金瓶梅》所描写的人和事以及反映明代中叶时期社会现实生活的内容，但不屑于写并不等于不喜欢看，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来看，其最早拥有《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全稿的人之一，如果其不喜欢《金瓶梅》的话，就不会收藏了，其可能连碰也不会碰的，还可能一把火将其烧了，这是肯定会有的事情,因为《金瓶梅》曾经一度在明代中叶的封建社会里，并不被世人看好，甚至被称为一部“淫书”。王世贞是1590年去世的，而《金瓶梅》是大约1592年左右成书问世的，其没有写作《金瓶梅》的时间，一个年迈且将要面临死亡的老者，是绝对完不成《金瓶梅》的创作的。从王世贞最早手里拥有《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全稿来看，《金瓶梅》成书问世的时间应该向前推，应该是大约一五八几年，而不是1592年左右，也就是说《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应大约是一五七几年，或者说是在一五八几年就已经开始创作了，而且应该是在1590年以前就已经问世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除非王世贞手中的《金瓶梅》手抄本并非全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王世贞出生于1526年，一个五六十岁的有病的老者，是根本完不成《金瓶梅》这部伟大的著作的，毕竟《金瓶梅》的创作需要付出极其艰苦劳动的，需要作者投入全身心的精力，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此看来，王世贞不会是兰陵笑笑生。补充一点：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其不是“山东”人，对于“兰陵”、“清河县”和“临清”一带，没有多少了解，或者根本就没有一点的了解，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其怎么能够写出《金瓶梅》呢? 屠隆，万历五年的进士，是明代中叶时期的一个比较出名的人物，出名就出在其风流程度相当出格，其在明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其是封建社会里第一个死于性病的文人。屠隆是个怪才，会写剧本，本人也会演出，因生活“淫纵”，被万历皇帝罢免而回了老家，其后半生经历坎坷，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对于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有了解和体会，对于当时的“人情冷淡，世态炎凉”体会和理解的更是深刻至极!从屠龙一生的悲惨遭遇来看，其极像是兰陵笑生生，但他不会是，这应该是后话。说屠龙不是兰陵笑笑生，并不是说其没有能力创作《金瓶梅》的，其应该是有能力创作《金瓶梅》的，其本身就擅长描写淫荡男女的私情，这是从文学才能来讲的。屠隆出生于1543年，比王世贞小近二十岁，比兰陵笑笑生大概得小三十岁左右。当兰陵笑笑生开始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屠龙大约三十来岁，最多四十岁左右。一个三十来岁的屠隆，或者说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屠龙，其人生阅历不可能会有多丰富的，其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和理解也是不够深刻的，而对于世态人情及人性更不会有多少深刻的了解和体会的，所以屠隆不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素质和条件。屠隆是浙江谨县人，今宁波人，一生好游历，但其在“山东”一带生活游历的时间不多，甚至根本就没有，其对于“山东”一带的生活及风俗人情，非常陌生，或者说不熟悉，其怎么能够创作《金瓶梅》呢?屠隆晚年可说是穷困潦倒，靠卖文为生，这不排除其抄写了《金瓶梅词话》后，卖给别人或民间说唱艺人而混口饭吃，毕竟是文人。屠隆不是兰陵笑笑生，没有创作《金瓶梅词话》，这并不代表其没有对《金瓶梅词话》进行过“加工”或者“润色”，其与当时的王世贞和刘承禧都交好，他们手里都拥有《金瓶梅词话》抄本全稿;王世贞和刘承禧在生活上都曾资助过屠隆，屠隆毕竟被罢了官，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没有了固定的保障，只能依靠卖文或者编写剧本并亲自登台演出来养家糊口，所以王世贞和刘承禧手里的《金瓶梅词话》，这有可能是屠隆抄写完以后赠送给他们的，我以为。倘若是你，你想一想：王世贞和刘承禧都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们能干用手抄写的活路吗?屠隆把自己抄写的《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全稿送给王世贞和刘承禧，极有可能是为了报恩，也是为了劝诫二人，让其远离政治漩涡，能够得以保全自己，得以善终。从这里来说，为《金瓶梅词话》作序的“欣欣子”有可能就是屠隆。再补充一下，《金瓶梅》的作者如果是屠隆的话，屠隆没有必要化名，更没有必要书上“兰陵”二字，因为屠隆一生风流成性，放荡不羁，而且被罢官后穷困潦倒得到达了极点，其已经“革命”到底了，其毫无半点儿顾忌的，其根本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另外，屠隆有一个名叫屠本畯的族孙暨文友，比屠隆年长一岁，但其寿命很长，屠隆去世以后，其还在世，如果真的是屠隆写的《金瓶梅》的话，其早就告知世人了，何必让后人一次又一次地猜想和研究呢?至于屠隆手中的《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全稿从何而来，暂时的确不明确，但也有一种极有可能的情况：王世贞或刘承禧送给了屠隆一本《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全稿，让其抄写了卖钱以养家糊口，而不是屠隆抄写了送给他们的，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紧接着，我说一下王稚登。王稚登，明朝万历年间的著名剧作家，江苏武进县人，说起来就是“南兰陵”人，后移居苏州。王稚登极富才华，擅长写诗文，有21种，共45卷，创作量非常高。此外，王稚登擅长写剧本，其剧本供民间艺人等演出。最重要的是，根据金学家的研究，王稚登最先拥有《金瓶梅词话》全抄本，真不知其从何得来?而且，王稚登是有抄本者之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的人。把话说回来，有资格，并不能说明王稚登就是兰陵笑笑生。不过，王稚登生前与屠隆的族孙屠本畯认识并交好，屠本畯家中也收藏着《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全稿。王稚登出生于1535年，如果《金瓶梅》开始创作的时间是一五七几年的话，那时其才三十多岁或不到四十岁，其生活阅历还不够丰富，其很可能驾奴不了《金瓶梅》的，难以胜任。如果《金瓶梅》开始创作的时间是一五八几年，那么王稚登可能会有能力或有创作的时间，但这不能说明其就是兰陵笑笑生。因为，王稚登不是“山东”人，其虽两度京师，但其对“山东”，对“峄县”，对“兰陵镇”，对“峄县”的“兰陵乡”，对京杭大运河的泇运河一带，毫不熟悉，更没有一点生活或游历的经历，其不可能写出《金瓶梅》的，其不是兰陵笑笑生。 接下来，我先喘口气儿，再说一下沈德符。沈德符是明末文人，官二代，出生于1578年，浙江嘉兴人。当沈德符刚出生的时候，兰陵笑笑生就有可能已经开始创作《金瓶梅》了，更何况沈德符是个江南人，但有人仍认为沈德符是兰陵笑生生，真是无稽之谈!但沈德符也拥有《金瓶梅词话》全抄本，是《金瓶梅词话》初刊本付刊过程的知情人，而且也应该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的知情人。历史真是奇怪啊!如此看来，当时的文人墨客都非常喜爱《金瓶梅》，都争着抢着抄写和阅读，这应该是肯定的事情。这是由明代社会中叶和明代末期的社会风气所决定的。明代中叶时期，在“山东”，在泇运河两岸，尤其是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社会经济非常繁荣发达，富人们生活奢靡，观念开放先进，尤其是性观念，在这种大环境下，兰陵笑笑生创作出《金瓶梅》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其他文人墨客争相传抄传阅《金瓶梅词话》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自然而然。 谢榛，山东临清人，出身寒微，一生未仕，有“布衣诗人”之称。公元1549年赴京师，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结识;三年后，即公元1552年，谢榛再赴京师与王世贞等人结社，但后来遭王世贞的排斥，后离开京师，游历四方。谢榛是个浪子，一生都在游历，几十年浪迹四方，晚年穷困潦倒，心境十分凄凉。谢榛出生较早，而卒于公元1575年，也就是说，兰陵笑笑生开始要着手创作《金瓶梅》的时候，谢榛就很可能已经去世了，其很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兰陵笑笑生，其与王世贞交恶，其生前也可能没有见到《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的。再说，谢榛同王世贞一样，亦倡导复古，其在生前不可能会写《金瓶梅》的，其没有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一个濒临死亡的人，还能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吗?因此，说兰陵笑笑生是谢榛，纯粹是无稽之谈! 接下来说一下谁呢?奥，到了徐渭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徐渭，明代大才子，浙江绍兴人，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戏剧、诗文等无所不精无所不通，尤其擅长狂草，堪称一绝;但其一生主要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颇具军事和政治才能;其曾经担任过胡宗宪多年的幕僚，为胡宗宪出谋划策，并亲自参加和指挥抗击倭寇许多战役，不愧为明代中叶杰出的军事家。徐渭曾因精神病剧烈发作杀死了继妻，做了好多年的监狱，后来在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下，恰逢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大赦之机，才得以保全一条性命。徐渭跟王世贞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的年龄相差不了几岁，但他们的关系十分恶劣，因王世贞大力排斥布衣诗人，徐渭曾经痛骂王世贞：“见识短浅，学问浅薄，爱慕虚荣，党同伐异，生剥抄袭成风，甘当他人的奴才。”纵观徐渭的一生，其有能力和动机创作《金瓶梅》，但其没有时间和精力创作《金瓶梅》的。如果说《金瓶梅》开始创作的时间是一五七几年的话，那徐渭才刚刚出狱，其又游览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的风光，结识了许多诗画之友;接着应朋友吴兑之邀到了宣化府做了文书。如果说《金瓶梅》的创作时间是一五八几年的话，那徐渭已经六十多岁了，其北上北京、塞外、辽东等地从事政治、军事等活动，又因与同僚关系交恶，再加上患有严重的神经病，其在杀妻进监狱前就曾因胡宗宪下狱就自杀未遂多次，其便回到了家乡绍兴，终不再复出。晚年的徐渭生活十分贫困，断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穷困潦倒、贫病交加，最终不堪贫困和疾病的折磨，于公元1593年离开了人世间。也就是说，《金瓶梅》正在被创作或将要问世的时候，正是徐渭濒临死亡的时候，一个将死之人怎么能会创作和完成《金瓶梅》呢?再说，徐渭是个江南人，其没有游历过“山东”，更没有在“北兰陵”生活过。如此看来，徐渭根本不可能是兰陵笑笑生的。 冯梦龙出生年代较晚，当兰陵笑生生开始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其才刚出生不久，或者说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其绝不会是兰陵笑笑生，这个毋庸置疑。冯梦龙出身于名门世家，但屡试不第，其便有了与底层社会大量接触的机会，其对人生和社会有了深刻的理解和体会;其年轻的时候，曾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放浪于青楼、茶坊及酒肆等，其对市井生活十分了解和熟悉，其对于沉沦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生活和心态等观察和分析的十分透彻。而且，冯梦龙与公元1617年的《金瓶梅词话》初刻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来自金学家的研究;其难免不会对《金瓶梅词话》进行修改整理的，其也是有这个能力的。冯梦龙是苏州人，其有可能就是“东吴弄珠客”，其概率是非常大的。 丁惟宁是山东诸城人，嘉靖年间的大名士，前半生寒窗苦读考学和做官，四十岁时，其因性情刚烈得罪权贵而辞官归故里，隐居于今日照市五莲县九仙山山麓下的丁家楼子村，也曾在“兰陵峪”修筑茅草屋而居住。丁惟宁此人不畏权贵，刚直不阿，不大适合混迹于官场;但其为官清廉，提倡节俭，对父母又极为孝顺，热爱农业生产劳动，亲自种植韭菜，多余的拿到集市上卖以补贴家用。丁惟宁在今日照市五莲县九仙山之阳的万寿峰下隐居近二十年，其游山玩水，与同时期的诗人墨客流连往返于九仙山及“兰陵峪”。丁惟宁出生于1542年，出生年代较晚，如果兰陵笑生生一五七几年就开始创作《金瓶梅》的话，那时的丁惟宁才三十多岁，正在做大官，其不可能写《金瓶梅》的;如果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是一五八几年的话，丁惟宁有创作的时间，其亦有创作的能力，其能诗文。丁惟宁不可能是兰陵笑笑生，其虽说是“山东”人，但其对于“京杭大运河”，对于“临清”，对于“清河县城”——“张秋镇”，对于古代的“兰陵镇”，对于当时的市井生活，以及对于“阳谷县城”，都是极为不熟悉的，而且其与当时的社会底层里众多的女性，尤其是妓女，没有什么来往，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的来往。一个与社会底层的市井生活相隔离的人，一个与社会底层女性没有任何来往的人，尤其是跟妓女没有任何来往的人，怎么会创作出《金瓶梅》呢?从《金瓶梅》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来看，兰陵笑笑生与社会底层的女性十分熟悉，尤其是妓女，其应该是非常擅长社会人际交往，还擅长诗词小令，其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最起码有一定的研究，而且其还精通佛道、医学、美食等，但丁惟宁却不具备这些，中年以后的他过的是隐居生活，其显然不是兰陵笑笑生。丁惟宁是最早拥有《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者之一，应该是不为奇怪的事情，其住的“兰陵峪”在当时的明代中叶时期是天下文人墨客都慕名前往游历的地方，其又是大名士，是做过高官的人，兰陵笑笑生不可能不会去九仙山，不可能不去“兰陵峪”，也不可能不会去拜访丁惟宁的。兰陵笑笑生虽说创作了《金瓶梅》，但其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丁维宁就不同了，二十三岁就高中进士，而且为高官多年，口碑极好，兰陵笑笑生自然会拿着自己创作的《金瓶梅》让其品评雅正的，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丁维宁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关系极好，与董其昌也是好友;丁维宁和董其昌都曾到“兰陵峪”，到九仙山，到丁惟宁的家中拜访过丁惟宁，丁维宁把《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送给他们，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因为《金瓶梅》在当时是手抄本，丁惟宁在看的过程中，或者是在手抄的过程中，就像后来的冯梦龙一样，难免不会对《金瓶梅》稍作加工修改或润色，这也许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兰陵笑笑生就是“峄县”“兰陵乡”的贾梦龙的话，我认为上述的事情，更极有可能，因为“兰陵乡”与“兰陵峪”是距离非常近的两个地方，大概只有几百里路;一西一东，都在“山东”地界上，而且“兰陵峪”在当时天下闻名，兰陵笑笑生怎么不会欣然前往呢?如此说来，《金瓶梅》从“诸城县”的九仙山和“兰陵峪”一带流传开来，不足为怪。综上所述，丁惟宁极有可能是欣欣子，其毕竟是高官，是一个在“山东”地界很有名望的人物;其见到《金瓶梅》原创稿后，万分喜爱，于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就为《金瓶梅》作了序。丁耀亢，是丁惟宁之子，出生于1599年，有人认为丁耀亢是兰陵笑笑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金瓶梅》问世的时候，其还没有出生呢!但丁耀亢著有《续金瓶梅》，这是历史事实。 汤显祖，江西临川人，是明代中叶时期的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人物，有人说其是兰陵笑生。我不敢苟同，而且认为他绝不是兰陵笑生生，其也不是“欣欣子”或者“东吴弄珠客”。汤显祖出生于1550年，比起同时期的文人，出生年代很晚，其大概要比兰陵笑笑生至少要小三十来岁，恐怕还要多，但其名气及社会地位要比兰陵笑笑生高得很多。当兰陵笑笑生刚开始创作《金瓶梅》的时候，汤显祖也就二十来岁或三十来岁，当《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问世的时候，其最多也就刚四十出头，而且其正在做官，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是不可能创作出《金瓶梅》的，其根本没有相当丰富的人生和社会生活阅历。汤显祖于1584年高中进士的，于1598年愤而辞官的，也就是说，当《金瓶梅词话》问世的时候，其正在做官，其没有创作《金瓶梅词话》的时间和动机，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 紧接着，我要一口气说一下十七个历史人物人，这十七个历史人物分别是赵南星、梅国桢、袁宏道、蔡荣名、李渔、李先芳、汪道昆、翟銮、谢肇淛、冯惟敏、唐寅、金圣叹、胡忠、李攀龙、臧晋叔、萧鸣凤、王家屏、金吾戚里。 赵南星，河北高邑人，出生于1550年，其24岁中进士，又于1593年被罢官，在家闲居近二十年，晚年十分悲惨，因得罪魏忠贤等人被发配代州，其最终也死在发配之地。赵南星是东林党领袖之一，一生主要是从事政治活动，其晚年悲惨的原因就是卷入“朋党之争”。当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其正在做官，当《金瓶梅词话》问世以后，赵南星才刚刚被罢官回老家闲居，其没有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有人说赵南星是兰陵笑笑生，这纯属无稽之谈。梅国桢，湖广麻城人，其于1583年才中进士，这年其41岁，当兰陵笑笑生正在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其才刚刚金榜题名开始做官;其后半生主要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其也没有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更何况其不是“山东”人，其对于“山东”和运河风情及其它是一无所知，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痴人说梦而已!袁宏道，湖北公安县人，出身于官宦家庭，其于1591年或1592年中进士，但于1610年就去世，享年只有42岁，天妒英才!袁宏道出生于1568年，当兰陵笑笑生开始着手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其最多是一个十几岁的或是一个刚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其怎么会能写了《金瓶梅》呢?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蔡荣名，浙江台州黄岩人，少负奇才，其出生于1559年，比赵南星小了9岁，当兰陵笑笑生开始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其也是一个二十出头或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因此从年龄上讲，其更没有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蔡荣名也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和父亲都是做大官的，但家道中落，其也想金榜题名功成名就，光复家族，但可惜的是，其屡试不中。24岁那年，蔡荣名只好北上投奔大官僚大文豪王世贞，其竟然得到了王世贞的赏识，被延为上宾，做了王世贞的府客。当蔡荣名来到王世贞家中的时候，大约是1583年左右，其不可能见到《金瓶梅词话》手抄本全稿，其就是见到《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的话，也是八九年以后的事情了。有人说是王世贞帮助或指使蔡荣名写的，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一个二十多岁不到三十的毛头小伙，能写得了《金瓶梅》吗?我感觉是天方夜谭。但后来，蔡荣名在王世贞家中，极有可能见到了《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王世贞也极有可能令其抄写《金瓶梅词话》，其在抄写的过程中，难免不会留下自己的痕迹，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李渔，明末大才子，浙江金华人，其出生年代比起以上所述的文人更晚，其出生于1611年，也就是说，当《金瓶梅词话》问世多年以后，其才出生，其更不会是兰陵笑笑生。李先芳，山东鄄城人，出生年代较早，出生于1510年，又于1547年中进士开始做官。李先芳，才华横溢，为嘉靖年间大名士，能诗文，其精通医学、道教和佛教，难怪有人将其说成是兰陵笑笑生。但可惜的是，李先芳也不是兰陵笑笑生，其一生主要是做官，没有时间和精力接触底层社会，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众多女性，其对于市井生活也丝毫不熟悉。李先芳因得罪权贵而于1573年愤而辞官，那年其63岁，辞官归故里以后，其主要热心于乡里的公众事业，与他人合伙编修了《濮州志》，看其一生的经历，其怎么会创作《金瓶梅》这样的书呢?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李卓吾，就是李贽，福建泉州人，于1552年中进士，曾做官又很快弃官，弃官后在湖北麻城寓居并讲学，后于1585年左右开始研究佛经，又于1601年因反对儒家经典而遭迫害被下狱，1602年自刎于狱中。纵观李卓吾的人生经历，其没有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其在晚年又研究佛经和坐监狱，其根本不可能写《金瓶梅》的，而且其是个江南人，其怎么会写“山东”地界上所发生的故事呢?汪道昆，安徽黄山人，明代著名戏曲家，也是抗倭名将，一生主要做官和抗击倭寇，22岁就中进士，少年得志，中年以后也曾经做过兵部左侍郎，可以说是功成名就。胡宗宪蒙冤下狱后，汪道昆四处积极奔走，为其鸣冤，终于让胡宗宪彻底洗冤，如此看来，汪道昆真是个好人!当兰陵笑笑生开始写《金瓶梅》的时候，汪道昆已经年迈多病;当《金瓶梅》快要问世的时候，汪道昆已濒临死亡或者已经死亡，其怎么会创作《金瓶梅》呢?汪道昆与王世贞交好，在文学上也是提倡复古，其怎么会写《金瓶梅》这样的文章呢?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生生呢?因此，说汪道昆是兰陵笑笑生，也是无稽之谈。翟銮，祖籍山东诸城县，出生于北京，一生主要做官和从事政治活动。翟銮卒于1546年，也就是说当兰陵笑笑生还没有动手写《金瓶梅》的时候，其早就归西天了，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谢肇淛，福州长乐人，博学能诗文，其出生于1567年，晚年病死于萍乡官邸。谢肇淛出生年代很晚，当兰陵笑笑生开始创作《金瓶梅》的时候，谢肇淛才是十几岁的小屁孩或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其怎么能创作出《金瓶梅》呢?其又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袁无涯，名末出版家，与冯梦龙是好友;其出生于16世纪末，也就是一五八几年，也就是说，当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的时候，或者《金瓶梅》问世的时候，其还没有出生，或者才刚刚出生，正是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冯惟敏，山东临朐人，出生于1511年，卒于1578年，明代戏曲家，当兰陵笑笑生刚开始着手写《金瓶梅》的时候，其濒临死亡，或者说当兰陵笑笑生还没有动手写的时候，其就去世了，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唐寅，明朝第一大才子，一生极其悲惨!因此，其有能力，也有动机创作《金瓶梅》的，但唐寅于1524就去世了，其死得太早了!其绝不会是兰陵笑笑生的，以唐寅的秉性，如果真的写了《金瓶梅》，其绝不会化名的。金圣叹，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其出生于1608年，当《金瓶梅》问世的时候，金圣叹还没有出生，当兰陵笑笑生开始动笔创作的时候，那就更不必说了，竟然有人说其实兰陵笑笑生，真是岂有此理!胡忠，是元代的人物，其死亡的时候，兰陵笑笑生大概还没有出生，这怎么可能呢?李攀龙，山东济南人，生前与王世贞交好，是个复古派，其于1570年去世，其没有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其也不可能创作《金瓶梅》这样的小说。臧晋叔，浙江长兴县人，出生于1550年，于1580年中进士，开始做官，后来被罢官，生前与王世贞交善。当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的时候，其刚做官不久，其没有写《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而且其当时才三十多岁，其不具备创作《金瓶梅》的条件。田艺蘅，浙江杭州人，官二代，其博学能诗文，，但屡试不中，心灰意冷之下,便每日放浪于西湖;其酗酒好色，据说死于醉，死于色，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完成《金瓶梅》的创作呢?萧鸣凤，浙江绍兴人，为官多年，但因正直于1529被免官，其生前与老乡浙江老儒——徐渭非常交好;萧鸣凤卒于隆庆六年，即1572年，死于杭州龙井一片云夫人家，也就是说，当兰陵笑笑生刚要动手写《金瓶梅》的时候，其就与世长辞了，其不具备写《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其是江南人，没有游历“山东”和在“山东”地界生活的经历，其对于“山东”，对于泇运河及泇运河两岸的城市，尤其是对“张秋镇”和“临清”等毫不熟悉，其怎么能写出《金瓶梅》呢?至于说徐渭批阅《金瓶梅》及托付徐渭完成《金瓶梅词话》未完成的部分，那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徐渭晚年贫病交加，自己都泥菩萨过河，其怎么能完成萧鸣凤的“遗愿”呢?其已经无法再进行文学创作了。至于徐渭在生前是否见过《金瓶梅词话》，也有待考证。王家屏，山西大同山阴县人，其出生于1535年，隆庆二年，即1568年，高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为官的生涯，长达33年。1591年秋，王家屏官至内阁首辅，达到人臣的顶峰;半年后，即1592年三月，其为远离政治漩涡而辞官回归故里，开始了十几年的回乡生活;1603年，王家屏病逝，死后埋葬在山阴县境内的桑干河畔。王家屏做官的几十年里，施政严谨，品格高古;其一生恪尽职守、廉洁自律，从未结党营私、陷害误国和助纣为虐，是正直无私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一生，不亏为一代贤相。纵观王家屏的一生，主要是为官，从事政治活动，其没有到过“山东”，没有到过“张秋镇”、“阳谷县”和“临清”及泇运河一带，其不会是兰陵笑笑生，其可能有创作《金瓶梅》的动机，但其没有接触运河两岸的市井生活，也没有接触许多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妇女，尤其是妓女们，其根本不具备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和条件;当《金瓶梅》问世的时候，其才刚刚辞官回到故里山阴阳河堡，期怎么会创作《金瓶梅》呢?其怎么会是兰陵笑笑生呢?金吾戚里，是锦衣卫，一生淫纵无度，据说其门客根据他的行为事迹，因而汇编了《金瓶梅》，我认为这的确太牵强附会了，一个小小的门客，竟不知何许人也，如果胸中无半点儿文采的话，其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创作《金瓶梅》呀!你说呢? 好了，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明代中叶时期的大言官——贾三近。说到贾三近，就应该是接近兰陵笑笑生了，因为此人与兰陵笑笑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贾三近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贾宗鲁是学社的校长，其父贾梦龙在河北内丘任训导，其幼时跟随祖父贾宗鲁在南阳学社里生活。大约1538年左右，贾三近的祖父贾宗鲁病逝于任上，其跟随父亲贾梦龙及全家人回到了老家“峄县”生活。1568年，34岁的贾三近高中进士;两年后，即1570年，被授予吏科右给事中，其正式开始了政治生涯.但很快，贾三近因躲避政治斗争，以父亲身体欠安为理由请辞回老家山东“峄县”，这次其住到1572年六月，将近两年的时间。父亲贾梦龙于1571年退休回故里，父子得以团聚。1572年六月后，贾三近被首辅张居正启用，任户科都给事中。1580年，贾三近升南京光禄寺卿，有职无实权，贾三近不肯赴任，又回了老家“山东”“峄县”，一住近四年的时间。在家闲居期间，贾三近与文人名士遨游山水，吟诗作赋;与父亲贾梦龙及弟贾三恕游览名胜，寻访古迹，考察山河，享尽天伦之乐。1584年九月，贾三近升为都察院右俭都御史，巡抚河北保定，极力赈灾救民;贾三近因赈灾有功升大理寺卿，但其又因躲避险恶的政治斗争，又一次未到任，以父亲病重回家养亲为由，再次回老家“峄县”，与其父自然又得以团聚，且吟诗论文，享受天伦之乐。 1592年，朝廷升文武兼备的贾三近为兵部右侍郎，其又选择了急流勇退，没有到任，不久其因背疽发作，与世长辞，享年59岁。说起来，贾三近是直接服务于皇帝的言官，位高权重;而丁惟宁是省部级干部，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或者省长，其二人都是“山东”地界上的人，丁惟宁比贾三近小八岁，也算是是同龄人吧;而且，丁惟宁是1582年左右愤而辞官，回到了诸城县五莲九仙山隐居的(五莲九仙山在明代中叶时期是属于诸城县的)，二人大概是相识的，也大概是会有有所往来的，毕竟二人的家乡相隔较近，只有四五百里路，何况二人都是高官。综上所述，贾三近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效命于大明王朝，其又善于明哲保身，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急流勇退，因而得以保全自己，保全家族里的人们;也就是说，贾三近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人情世故通透练达，其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其在官场上绝不迂腐，更没有半点儿书生意气。这样说来，读者会以为其就是兰陵笑笑生了，但其不是兰陵笑笑生。贾三近一生主要做官，主要接触上层社会，而对于社会底层接触很少，几乎没有，跟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众多的妇女，尤其是妓女，没有一点儿的接触;换言之，贾三近没有写作《金瓶梅》的时间和动机，何况其晚年有病，享年只有59岁，其没有精力创作《金瓶梅》，其也不可能会写《金瓶梅》这样的小说，其也无法完成《金瓶梅》。可话又说回来，贾三近在峄县老家闲居期间，极有可能给兰陵笑笑生提供素材的，尤其是其官场上的所见所闻及其朝廷达官贵人的名字和逸闻趣事等，这些都是兰陵笑笑生未必能知道的，毕竟兰陵笑笑生是个“在野”的小人物。如此看来，贾三近为兰陵笑笑生创作《金瓶梅》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没有贾三近的帮助，兰陵笑笑生可能会完不成《金瓶梅》创作的，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历史会有很多的巧合，当《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问世的时候，即1592年左右，贾三近却于1592年病逝了，冥冥之中，这部《金瓶梅》好像是专为其写的，是为祭奠贾三近而创作的，也不知道贾三近下葬的时候，有没有将《金瓶梅词话》手抄全本带走?历史会有很多迷雾，这也许是其迷雾中的一小部分吧!也许吧! 贾梦龙，明朝贡生贾宗鲁之四子，祖籍“山东”博平县，祖上因躲避战乱等原因，迁到了“山东”的"峄县“，在历史上叫“北兰陵”，即今天的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一带。博平县在明代中叶时期是属于”临清“的，”峄县“是运河之城，”临清“也是运河之城，是16世纪后期的商业都会，因而贾梦龙在成年后对”临清“、“张秋镇”和古兰陵镇等，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在明代中叶时期，京杭大运河是全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尤其是”山东“的会通河段和泇运河段，水路交通非常发达繁忙，会通河和泇运河两岸因而产生了许多繁华富庶的商业性大都市，“临清”、“张秋镇”、“兰陵镇”、“东平府”，“峄县”等就是例证。 贾梦龙自幼跟随父亲贾宗鲁在安肃、山海、高淳和南阳等地生活。父亲贾宗鲁在这些地方担任教谕，也就是说，贾梦龙出生于书香门第，耳濡目染了文化教育生活，当然包括文学方面，这对其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贾宗鲁病逝后，贾梦龙随家人一起回到了老家“山东”“峄县”，从而也开始了在“山东”地界上的生活，开始了“峄县"的生活，成年后的贾梦龙在学堂里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以备考取功名;其对京杭大运河，对”山东“，对运河两岸的城市，如”临清“、”峄县'、“张秋镇”等，逐渐地熟悉起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或时间的推移，更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贾梦龙虽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屡试不第，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其何尝不想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功成名就呢?1557年，46岁的贾梦龙才到与“临清”接壤的河北内丘县作了训导，才正式成了一名教书匠。所以说，贾梦龙上不及父亲贾宗鲁，下不及儿子贾三近，尤其是贾三近，少年得志，金榜题名，而且是朝廷高官，可想而知，贾梦龙是多么的郁郁寡欢啊!好在贾梦龙有一个做高官的儿子贾三近，在“'峄县”的“兰陵乡”的石屋山泉处为其修建了别墅——光禄卿第等，让其“不差钱花”，让其拥有了众多的朋友，包括妓女之类的朋友，他们经常饮酒作诗，纵情于山林秀水之间;贾梦龙一生过着无比优越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其经常挟妓出游，这种事情如同家常便饭。当然，在此主要说的是贾梦龙退休以后。1571年，六十岁的贾梦龙退休回到了故里“峄县”“兰陵乡”，开始了悠闲的田园生活，刚好儿子贾三近请辞赋闲在家，父子二人得以团聚，叙旧谈心、谈论官场上的所见所闻及与当地的文人墨客游山玩水，这是必然的事情。因此，无形当中，贾三近就为贾梦龙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创作《金瓶梅》的素材。除了幼年，除了在内丘县做训导以外，贾梦龙大半生的时间里都是在故乡度过的，其对“峄县”“兰陵乡”再熟悉不过了，其了解和熟悉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女性们，尤其是妓女，其一生衣食无忧，过着无比优越的物质生活，其对美食、酒文化等十分内行，其对哲学、佛教和道教也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和研究，其了解和熟悉运河两岸的城市及乡村里的人们的生活，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及心理状态非常透彻;其生活在运河之畔，经常坐船从泇运河出发到外地，其也了解运河岸边的那些新兴城市里的商业活动、、、、、、也就是说，贾梦龙最具有创作《金瓶梅》的时间、动机和条件。《金瓶梅》的语言、内容及所描写的人们的生活习俗等是北方的，是“山东”的，更是“峄县”的，是“张秋镇”的，是“兰陵乡”的，是大运河两岸的，其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金瓶梅》。《金瓶梅》里，比比皆是，在此不再举例。还有一点儿需要非常注意，这是金学家们所都没有注意的，这可能是历史的巧合：贾梦龙去河北内丘县教书，如果去的时候走的是水路的话，其坐船很可能要经过“张秋镇”、“阳谷县”和“临清”的;如果贾梦龙从河北内丘县回家探亲，要是走的旱路的话，很可能也要经过景阳冈，经过“张秋镇”，而且还很可能要经过景阳冈下的大清河畔的武松的家乡，只不过是武松上冈打死了老虎，贾梦龙没有上冈打死老虎罢了。你说，贾梦龙不是兰陵笑笑生，谁还会是兰陵笑笑生呀?这也许真的是历史的巧合，也许真的就是天意啊! 贾梦龙历经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身体十分健康，寿命高，活到86岁，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说起来，贾梦龙是一个普通的失意文人，失意却并不落魄，但其生活阅历相当的丰富，其对人生洞察很透，对世俗人情及人性有相当的了解，其体会非常的深刻，其又热爱说唱文学，经常到茶坊酒肆间玩耍，听民间艺人说书唱戏，尤其是听《金瓶梅传》，这些对创作《金瓶梅》是极其重要的。就在贾梦龙刚要动手创作或正在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其二十岁左右的爱孙贾梧——贾三近之长子，不幸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情啊!爱孙贾梧的突然死去，对贾梦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贾梦龙因此是无比的悲痛，其常常是泪流满面，思念不已。当《金瓶梅》刚刚问世或快要问世的时候，贾梦龙的儿子贾三近因病溘然长逝了，贾梦龙是多么的不幸啊!爱子和爱孙的离去，让贾梦龙倍感人生无常，倍感人情之冷淡和世态的太炎凉，难怪《金瓶梅》的结局是那么的悲惨!吴月娘的儿子孝哥能够健康长大，吴月娘能够得以寿终，也算是给后人，给读者一点点儿的安慰或温存吧!贾梦龙在《金瓶梅》里，把那彻骨的悲凉，把那无以复加的惨淡，都写出来了，让人聆听到兰陵笑笑生那深沉无望的叹息!因而，贾梦龙看穿了世事，对现实社会是极其不满，其变得玩世不恭，其愤世嫉俗，其又无可奈何，其死又死不了，其又不能堕落，其只能把白天在说书唱戏场子里所听到的《金瓶梅传》创作于笔下，写在在纸上，以抒发其内心里的苦闷压抑的情感，以减轻其内心中那无比的哀痛! 贾梦龙是什么时候创作的《金瓶梅》呢?当然是贾梦龙退休以后，即1571年以后;也就是大约在隆庆五年以后，贾梦龙开始搜集素材，准备创作《金瓶梅》。隆庆五年到隆庆六年六月，正好是儿子贾三近赋闲在家，父子二人与文人墨客寄情于山水，饮酒赋诗，好不逍遥自在!很可能是在这个时候，贾三近告知了父亲贾梦龙许多关于宫廷的生活或秘闻等，给与贾梦龙极大的帮助。那么，贾梦龙究竟具体是从那一年开始动笔的呢?大约具体是从1580年以后，即1582年左右的几年里开始动手的，此时的贾梦龙已回乡十多年了，其与底层社会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对市井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众多的底层妇女有了大量的接触，尤其是与妓女，其对医学、和哲学以及对道教、佛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更不必说对书场的说唱文学了;最重要的是，儿子贾三近又一次赋闲在家，一住近四年的时间，其直接可以为贾梦龙提供官场和宫廷生活的素材，其不但为贾梦龙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可以直接帮助贾梦龙进行创作《金瓶梅》。以上是我的推测和研究。断断续续地，正是在贾三近临终前，即1592年的时候，贾梦龙终于完成了《金瓶梅》的百回创作，爱子贾三近因病走了，其内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和悲伤，无奈，其只能用著作——《金瓶梅》来祭奠儿子贾三近，别无他法。《金瓶梅》不仅是祭奠儿子贾三近的，也是为了祭奠爱孙贾梧的，因为在贾三近之前，爱孙贾梧先贾三近而离开了贾梦龙，真是家门不幸啊!此时的贾梦龙应该是白发苍苍，内心极度憔悴，而又万分悲痛，用语言无法表达，向谁诉说?谁人听?贾梦龙只有用《金瓶梅》来告慰逝者的亡灵。在《金瓶梅》中，李瓶儿之子官哥儿的死就有贾梧的影子，而李瓶儿三十二岁就命赴黄泉，还有西门庆，他们不是贾三近的影子吗?这些，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绝不是巧合，我认为。那只有一种解释，兰陵笑笑生非贾梦龙莫属。你说呢? 《金瓶梅传》本是民间艺人在公众场所说书唱戏，他们骂贪官，也骂皇帝，更骂黑暗腐朽堕落的封建社会制度，以发泄他们的情绪，发泄他们对社会，对皇帝等的极大不满。贾梦龙一生屡试不第，功不成命名就，晚年先丧爱孙，后又丧爱子贾三近，其自然对皇帝不满，对贪官不满，对整个明代中叶时期的黑暗社会亦怀有极大的不满，其在创作长篇小说《金瓶梅》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自己的情感，把自己的思想等其它都统统地融进了其创作的《金瓶梅》之中。贾梦龙的爱子贾三近是直接服务于皇帝许多年的言官，权力非常大，因而贾梦龙对皇帝，对宫廷，对贪官，都是比较熟悉的，而这些都是爱子贾三近为其所提供的，别的文人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在《金瓶梅》中，兰陵笑笑生写到了两个秀才，一个是水秀才，另一个是温秀才，这两个秀才品行不够端正，格局小，为人处世方面比较龌龊，不够场面。其实，在古代，秀才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比起妓女、吹鼓手、戏子、剃头匠子和穷苦的体力劳动者等，稍微高一点吧;他们为了生存，为生活所迫，以及为了个人的利益，难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为人所不齿。秀才也是人，不是神，不能对其要求过高的。贾梦龙就是秀才，但其与一般的秀才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首先其是有背景的，其爱子贾三近在京城做高官，其次，因其爱子贾三近的原因，其是不差钱的，交往的朋友多，社交场合很是广泛，为人处世方面应该是非常场面的，与一般的那些秀才们相比。因此，贾梦龙很有可能看不起一般的穷秀才们，又因其非常了解和熟悉秀才们的生活、情感、思想和品性等，所以，贾梦龙在《金瓶梅》中写到了两个秀才，且不是两个“好秀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贾梦龙的眼里，秀才们就是如此，其本身不就经常挟妓女出游吗?这大概是由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所造成的吧。 在《金瓶梅》中，兰陵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是商人、恶霸和官僚集于一身，是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其首先是个商人，通过做个各种生意，尤其是长途贩卖绸缎，从中牟取暴利，发迹暴富，从而成为“清河县”首富，不差钱的西门庆自然有了势力，自然成为“恶霸”，无人敢欺，无人敢惹;有了钱有了势力的西门庆，又通过各种手段及关系巴结权贵，勾结京城高官，谋取官职——“清河县”副提刑。如此看来，兰陵笑笑生非常熟悉商业活动的，懂得商业的运营和操作，其更了解懂得官场，深谙明朝中叶时期的官场之道，这一点谁能做到?唯有贾梦龙。贾梦龙自幼生活在大运河之畔，而大运河之畔拥有着众多的商业性的大都市，尤其是“临清”“兰陵镇”和“张秋镇”，因而贾梦龙对运河之畔的商业活动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至少是不会陌生的，所以其写起《金瓶梅》的西门庆来，其是得心应手的，其他的文人是根本做不到的。 《金瓶梅》中，兰陵笑笑生笔下的人物大多数都是“小人物”，都是生活和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比如潘金莲、宋慧莲、来旺儿、李桂姐和吴银儿等，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作者兰陵笑笑生本身就是一个“小人物”，其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其常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其交际圈子就在社会的最底层;也就是说，兰陵笑笑生既不是高官，也不是什么大名士，其就是一位普通的失意文人，其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一点儿的地位。纵观明代中叶时期的文人，尤其是生活在“山东”地面上的失意文人，只有贾梦龙完全符合这个条件。虽说贾梦龙的父亲贾宗鲁是教育上的一个“官”，但贾宗鲁病逝以后，贾梦龙跟随家人回到了老家“峄县”，开始了社会最底层人物所过的生活，其一边教书(非正式的，相当于现在的代课教师)一边读书，以考取功名，不幸的是，其始终都名落孙山，直到46岁那年才弄了个贡生，才成了一名正式的教书先生，悲哀啊!因为在明代中叶，这个年纪的人好多都已作古了，毕竟古人的寿命是极其短暂的。但贾梦龙比起大多数的文人又是极其幸运的，因为其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而且还有一个在京城做高官的儿子贾三近，令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有了广泛社交的背景和条件，这极大地丰富了其创作《金瓶梅》的素材,,从而为创作《金瓶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大多数文人所根本没有的条件，更不必说那些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穷秀才们了。 有一个问题，我迷惑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贾梦龙创作了《金瓶梅》后，为什么能够迅速流传到江南的广大区域呢?原来，贾梦龙与南方的书画家和古董商们有着广泛的来往，而且来往甚密，绝不是一般的关系，这都是因为贾三近的身份，还有就是贾梦龙是不差钱的。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毕竟都是势利的高级动物。你说呢?司马迁说过：天下熙攘，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名往。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又不得不说。如果贾梦龙就是兰陵笑笑生的话，其子孙后代能不知道吗?如果贾梦龙的爱孙贾梧是死在贾梦龙创作《金瓶梅》的时候，其应该知道;爱子贾三近是更应该知道的，但其于1592年病逝了。贾梦龙的其他儿子或孙子大概也知道，但他们怎么没有告诉世人：《金瓶梅》就是他们的父亲或祖父贾梦龙写的?只有一种解释，贾梦龙生前有祖训：任何贾家里的人不准向外人透漏关于《金瓶梅》的半点儿消息，当然包括贾梦龙自己;“外人”，自然指贾梦龙的同乡人等。在此，着重指的是：贾梦龙创作《金瓶梅》这件事。贾梦龙南下与书画家和古董商们见面的时候，其自然不会承认是自己写的，只会辩解说抄录他人的。目前，只有这样解释才是比较合情合理，别无他法。 补充一下，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除了贾梦龙见过或用过，其他的文人墨客可能一生都没有见过，别说用了;大概王世贞和屠隆见过，但其二人未必使用过，因为这二人都当过京官，而且都好色成瘾，风流成性。这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是明代中叶时期和晚明时期的一种性工具，叫勉铃，即缅铃，原产自缅甸国，而产自云南的是仿制品。缅铃，由真金或铜铸成，分七层，里面灌上水银，有响声如蝉鸣，能滚动;分男女用，男人用的如小睾丸或黄豆，而女人用的如龙眼核、榛子;男人与妇女交合用的时候助力或增加乐趣，女人自用时放到生殖器内可以自慰，以加热后为最佳。贾梦龙之所以能够见到或使用过，就在于其有一个在京城做高官的儿子贾三近，贾三近可是万历皇帝身边的人，而缅铃是舶来品，在明代中叶时期和晚明时期，只有宫廷里才有，这大概是贾三近从宫廷里带回来给父亲享用的。 贾梦龙是伟大的，其伟大就在于创作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白话世情小说——《金瓶梅》，其通过《金瓶梅》深刻地揭露和鞭挞了人性的贪婪和丑恶，暴露了明代中叶时期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堕落等。贾梦龙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里，其又笃信道教和佛教，虽说其创作灵性来源于真切的现实生活，但其被强行纳入一个因果报应、宗教轮回的框子里，其深受中世纪正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和制约，这是贾梦龙的悲剧，但并不影响其伟大。 贾梦龙是生长在运河之畔，最终又卒于运河之畔，是京杭大运河哺育了他，给了他宝贵的生命，给了他深刻的思想，给了他许多美好的灵性，给了他丰富的情感、、、、、、没有京杭大运河，没有会通河，没有泇河，就没有《金瓶梅传》，就没有贾梦龙，更不会有《金瓶梅》的。《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大运河文化的结晶，其将在人类的历史上像一颗璀璨的宝石永放光辉!贾梦龙，也将永远铭刻于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世世代代的人们必将永远不会忘记!
 简介：聂绪良，男，笔名、微信名：清风明月，山东省新泰市羊流镇杨家庄小学。自幼酷爱文学，从十五六岁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上师范时是学校文学社的骨干，每次校刊都有作品发表，并且得到校领导及师生的一致好评。师范毕业后，从未放弃文学创作，并在国家级、省级及市级刊物上多次发表作品。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时评和历史人物点评的创作，并在各个平台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得到全国各地众文友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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