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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樊宁老师授权发布！ 清儒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 编纂考述* 樊 宁 摘要：清儒陈树华精研《春秋左氏传》，所撰《春秋经传集解考正》一书在当时颇具影响，堪称清代《左传》学著作中的杰出代表。今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陈氏《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通过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对勘，可略述该书撰作之过程。陈氏最初批校《春秋左传注疏》，既重视蒐集稀世珍本进行文本校勘，又参引各类文献及前人著作，对杜注及孔疏加以批判，继承并发扬了惠栋开创的以汉学治经的主流路径。而后在批校本的基础上，陈氏又不断修订增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增多种版本异文，尤其是首次引用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使得全书更加详实可信；二是不仅大量采择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左传》引文，为校勘提供依据，还广泛汇集汉儒古注以论定古字相通，汉学思想甚为明显；三是借鉴、批驳、吸收前人如傅逊、陆粲、何焯、顾炎武、惠栋等人的研究成果，从而推陈出新，获得更多创获。希冀以此对陈氏《春秋经传集解考正》的成书过程有一个更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关键字：陈树华 《春秋经传集解考正》 编纂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人江沅过录的陈树华与段玉裁《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底本为毛晋汲古阁本《春秋左传注疏》六十卷（以下简称“毛本”）。书末有朱笔过录的陈树华跋文和段玉裁跋文[6]，其中陈树华跋文云： 又书内天头有段氏题记云： 由上，我们大致可知此批校本之来源。陈树华于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从朱文游处借得南宋八行刻本《春秋左传注疏》（即淳化本），并参照唐石经与《经典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对毛本《春秋左传注疏》进行了批校，撰写跋文于书末。嘉庆七年（壬戌，1802），段玉裁命其子据陈氏批校本临校一部，并进行了批校。八年（癸亥，1803）五月，段氏撰写跋文于书末。十一年（丙寅，1806）三月，江沅又据段氏批校本过录。此外，据上述题记，批校本中朱笔为陈氏校语，墨笔为段氏校语，江沅过录本仍其旧，今得以区分。 整体来看，批校本的批语以朱笔为主，间有墨笔。其中朱笔部分大致有以下3大特点： （一）校勘文字异同 首先，正如上述跋文所言，陈氏主要使用宋八行本对勘毛本《春秋左传注疏》，凡不同之处一一列出。如： 1.毛本《春秋正义序》/一B，天头有陈氏校语云：“宋本序八行十六字，注每格双行廿二字，经注并同。”[8] 2.毛本卷一/一B，“春秋序”三字下《释文》云：“陆曰：此元凯……”陈氏校语云：“宋本无陆曰云云，后仿此。” 3.毛本卷二/二B，传文“惠公元妃孟子”的疏文旁，陈氏校语云：“宋本疏总附于此章之后，不分列各句下。” 4.毛本卷十九下/二十一A，文公十四年传文“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下，陈氏校语曰：“宋本缺一页。” 由于毛本的底本是明万历北监本，而北监本又上承明嘉靖李元阳本而来，又可上溯到元刻明修十行本、元刻十行本、南宋十行本等，此一系统称之为十行本系统，与宋刻八行本在行款字数、各卷题署、疏文分合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如十行本系统为方便阅读而对八行本疏文进行割裂，分附于每句注文之下；八行本并无《释文》，十行本系统于注文之后增入《释文》，等等。 而对于二本文字不同者，陈氏校勘方式有四：一是认为毛本有误，宋本是者，直接覆改于毛本误字之上；二是异体字、古今字等，亦多覆字涂改，也有行下出注者；三是毛本脱字、衍字，书于眉端或行下；四是宋本疑误之字，书于当字之旁，有些略有分析。如： 1.毛本卷一/二十八B，《春秋序》疏文“然后改王立号”，八行本作“改元”。陈氏将毛本“王”字直接覆改作“元”字。 2.毛本卷二/八A，隐公元年疏文“须有一綂”，八行本作“统”。陈氏将毛本“綂”字直接覆改作“统”字。 3.毛本卷一/三十一B，《春秋序》疏文“武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西周”。陈氏据八行本于“镐京”后增“及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二十三字。 4.毛本《春秋正义序》/三B，“何得有姊而妻”，八行本“姊”作“子”。陈氏于“姊”旁书“子”字。天头校语云：“'子’字书旁不盖上者，陈校之例云，凡宋本有疑误者，悉书于本字之旁。若膺。” 5.毛本卷十二/九A，僖公二年传文“寺人，内奄官竖貂也”。陈氏云：“竖，宋本皆误作'肾’。” 其次，陈氏使用唐石经校勘文字，并有所判定。如： 1.毛本卷十八/六A，文公元年传文“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陈氏云：“锡，石经及宋本并作'赐’，《释文》作'锡’，顾亭林先生以石经为误，非也。” 按，唐石经是诸石经中保存完整的文本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清初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与《九经误字》，首次引用唐石经校勘经书。然到清中期，许多学者指出顾氏所据唐石经并非原本，杂有诸多明人补刻妄改之处，因此陈氏对顾氏之误多有纠正，此即一例。 2.毛本卷三十四/二十四B，襄公二十一年经文“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陈氏云：“唐石经作'不使视寝’，《论衡》引《左传》亦有'视寝’二字。按，唐石经'视寝’二字后来旁添。” 按，此条陈氏据《论衡》认定《左传》原文并无“视寝”二字，唐石经旁增。 3.毛本卷四十八/十四B，昭公十七年经文“在宋、卫、陈、郑乎”。陈氏云：“唐石经有'六物之占’四字。按，唐石经四字旁添，非唐刻，蜀石经有此四字。” 按，陈氏此条使用蜀石经。据陈氏《考正》书前《论例》云：“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月朔，芦墟沈刚中示余蜀石经《左传》六纸，字体仿佛唐石经……传文每行十四字，注双行，疏密不能画一，约十五六字。昭二年传'夫子君子也’，下'子’字起至'而又何请焉’之'而’字止。因知海内尚有存者，倘能睹其全，则又毕生之厚幸也。”[9]可见陈氏所据之蜀石经来自沈刚中，仅有昭公二年传文部分。然上举之例出自昭公十七年，陈氏所引蜀石经源自何处？据上述跋文，陈氏还参考了惠栋《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考正·论例》亦云：“又于蒋氏元泰贮书楼借金氏凤翔校本，并红豆斋惠氏栋手校本，与岳本及元明诸刻本互勘。”[10]今湖北省图书馆藏有一部清人张尔耆过录的惠栋《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六十卷，翻阅此书，此处惠氏云：“唐石经此下云'六物之占’。案，晁公武所引与石经同。《御览》八百七十五卷所引有此四字，盖据贾、服本如此。案，碑四字旁增，当是晁公武据《蜀石经》增入，晁曾以《蜀石经》校《唐石经》，碑中所增疑皆出晁氏之手，学者详焉。”[11]由此，陈氏所言蜀石经当从惠氏批校本转引而来。 再者，陈氏还引他书文献进行校勘。如： 1.毛本卷五十二/六A，宣公六年传文“苑子刜林雍,断其足,鑋而乘于他车以归”，《杜注》“鑋，一足行”。陈氏校语云：“案，《说文》曰'鑋，读若《春秋传》 按，陈氏参酌《说文解字》所引异文，结合杜注与上下文意，指出传文作“鑋”不确，当从足作“ 2.毛本卷四十/二十B，襄公三十一年传文“缮完葺墙”。陈氏校语云：“缮完，李涪《刊误》云当作'缮宇’。” 3.毛本卷四十六/二十九A，昭公十九年传文“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陈氏校语云：“《元和郡县志》引《左传》'大城父城使太子建居之’。” 最后，由于宋八行本《左传注疏》不附《释文》，而十行本系统附有《释文》，故陈氏亦对毛本《释文》进行校正，然未提及所用的《释文》版本。据《考正·论例》云“《释文》则通志堂所据之旧钞本”，为“南濠朱氏奂滋兰堂藏本”。[12]可见陈氏所据的《释文》为叶林宗影宋钞本（以下简称“叶钞本”）。具体校改方式有三： 1.据叶钞本《释文》直接迳改毛本《释文》讹误之处。如毛本卷一/十四B，《春秋序》“其例之所重”，《释文》“传，直用反”。陈氏据叶钞本将“传”字改作“重”字。 2.增补毛本《释文》所阙文字。如毛本卷二十七/五A，成公十二年注文“琐泽地阙”，后无《释文》。陈氏据叶钞本增补：“璅，素果反，依字宜作琐。” 3.指出毛本注文与《释文》之混用。如毛本卷二十五/十四B，成公二年传文“若之，何其以病”后有注文“绝句”二字。陈氏据叶钞本指出“绝句”是《释文》，而非杜预注文。 综上，陈氏以毛本《春秋左传注疏》为底本，参用宋八行本、唐石经、叶钞本《释文》进行校勘，不仅将八行本与毛本不同之处一一列出，展示宋本原貌，有助于明晰八行本与十行本之差异，还校正了毛本大量的错讹衍漏。此外，陈氏对宋八行本与唐石经并非一味信服，对其错误之处亦多加指出，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校勘态度。 （二）批驳杜注孔疏 清初顾炎武扭转学术风气，采用考据的方法研究《左传》，补正杜注之失，成《左传杜解补正》一书，此为清代《左传》学之发端。随着考据学思潮逐渐兴起，惠栋撰《春秋左传补注》六卷，集中体现了“尚家法而信古训”的汉学思想，确立了以汉学治《左传》的学术宗旨，开启了两种治学趋向：缀次汉儒古义与批判杜注孔疏，并逐渐成为清代《左传》学相辅而行的两条主流路径。[13]而后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臧寿恭《春秋左氏古义》、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等皆为续补之作。乾嘉学者通过追溯《左传》古义，认为杜注与孔疏极大地破坏了汉儒旧说，如惠栋曾指出杜注两大不足“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与“解经颇多违误”[14]，因而批驳、否定、补正杜注成为清代学者之共识。陈氏批校本在校勘文字之外，又引他书文献与前人成果，对杜注与孔疏进行批驳。如： 1.毛本卷三十三/十五A，襄公十八年传文“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杜注“平阴城在济北卢县东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门，于门外作堑，横行广一里，故经书围”。陈氏校语云：“案，郦道元《水经注》'平阴城南有防门，防门北有光里’，京相璠曰'齐人言广音与光同。即《春秋》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者也’，杜注误。” 按，杜预解释“广里”为“横行广一里”，而陈氏引郦道元《水经注》和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指出此处当作“光里”，“光”与“广”音同通假，故认为杜注有误。 2.毛本卷三十三/十八B，襄公十八年传文“戊戌，及秦周伐雍门之萩”，杜注“秦周，鲁大夫，赵武及之共伐萩也”。陈氏校语云：“案，《吕氏春秋·慎大篇》曰'齐达子率其余卒，以军于秦周’，高诱注曰'秦周，齐城门名也’，杜注误。” 按，陈氏引《吕氏春秋》高诱注文指出“秦周”是齐国城门之名，而非如杜注所言鲁大夫之名。 3.毛本卷二十二/四B，宣公六年传文“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杜注“殪，尽也；贯，犹习也”，孔疏“《释诂》云'贯，习也’，'殪，死也’。言其死尽，故以殪为尽。盈其贯者，杜以为盈满其心，使贯习来伐。刘炫云'按《尚书·泰誓》武王数纣之恶云商罪贯盈，言纣之为恶，如物在绳索之贯，不得为习也’。今知不然者，以《诗》称'射则贯兮’。先儒亦以为习，故杜用焉，义得两通。刘直以《尚书》之文而规杜过，恐非也”。陈氏校语云：“案，《韩非子》曰'有与悍者邻，欲卖宅而避之。曰是其贯将满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贯满也，遂去’。刘说是。” 按，杜预以“习”释“贯”，刘炫引《尚书·泰誓》周武王言商纣王之恶累累，如贯（指穿钱绳索）之满，意为恶贯满盈，不得为习也。孔疏却认为“义得两通”，维护杜注。陈氏引《韩非子》之文，佐证刘炫之说，批驳杜注及孔疏。清代其他《左传》著作亦多赞同刘炫之说，否定《杜注》，如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此条亦引《韩非子》此句云：“今满贯之称，雅俗通行，杜谬灼然，而疏曲为庇护，是何心也。”[15] 4.毛本卷五十七/二A，哀公元年传文“蔡人男女以辨”，《杜注》“辨，别也。男女各别，系累而出降”。陈氏校语云：“案，《汉书·王莽传》'辨社诸侯’，颜师古曰'辨读班’。《史记》'辨于群神’，徐广曰'辨音班’。《士虞礼》'明日以其班祔’，郑云'古文班，或为辨’。则此'辨’字义当作'班’。” 按，陈氏考稽《汉书》颜师古注、《史记》徐广音义、《仪礼》郑玄注，指出“辨”与“班”互为通假字，故将“辨”解释为“班”义，即位次，次序。清儒桂馥亦云：“襄二十五年传'男女以班’，刘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与此同’。杜意男女分别，将以赂晋也。炫谓男女分别，示晋以恐惧服罪，非以为赂也。馥案，郑伐陈，陈侯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此言囚系男女，将为郑仆妾，并非赂郑，据此则刘之规杜是也。”[16]据此，杜注误也。 5.毛本卷四十四/十二A，昭公七年疏文“张叔皮论云”。陈氏校语云：“惠定宇先生栋云'张姓叔名，叔曾作《反论》，引见《御览》。作皮误也’。” 按，陈氏引惠氏《春秋左传注疏》校本批语指出孔疏此处“皮”字之误，当据《太平御览》作“反”字。 （三）阐述经传文意 陈氏批校本中还有一类校语是对《左传》内容的阐释，虽数量不多，然据此可反映出陈氏对《左传》文意的理解。如： 1.毛本卷三十八/十六B，襄公二十七年传文“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陈氏校语云：“伯有愤于晋执卫侯，郑伯为请而不获命，必待纳卫姬而后释之，故赋《鹑奔》以刺赵。武言虽执晋政而不辨姓也，赵武耻之，若不知其刺者，而谓伯有自诬其上。” 按，《左传》此段传文记述了晋国的赵武（赵文子）从宋国返回途中，路过郑国，受到郑简公及七位大夫的热情宴请。赵武请七位大夫各赋诗一首，既成其礼仪，又借以了解各人的心志。其中六位大夫所作之诗都是称赞赵武，以联络郑、晋两国的交谊。惟伯有赋《鹑之贲贲》，赵武却说这不是他应该听到的。这首诗出自《毛诗·鄘风》，今本作《鹑之奔奔》。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云：“据《诗序》，此诗为刺卫宣姜淫乱而作，故赵武以为'床第之言’。而伯有赋此之意，实在'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两句，故赵武退而又云'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17]据此，伯有赋此诗是在趁机攻击郑简公，可见二人旧有怨恨。陈氏校语则具体解释了二人宿怨之缘由，阐述了赵武言语之内涵。 2.毛本卷五十五/七B，定公六年传文“君将以文之舒鼎”。陈氏校语云：“卫为狄灭，大路、少帛扫地无遗，故言宗器自文公始。” 按，《左传》此段传文讲述了鲁国攻打郑国，向卫国借道。卫灵公大怒，大夫公叔文子进行劝谏，提及当年鲁昭公遭遇危险，被季氏外逐。卫灵公扬言，谁能送回鲁昭公，就可以从先君文公的舒鼎、成公的宝龟，定公的鞶鉴任选其一作为赏赐。鉴于杜注解释不多，陈氏补充了卫国宗器始于卫文公的缘由。另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此处云：“何焯《义门读书记》谓'卫为狄灭，大路、少帛扫地无遗，故言宗器自文公始’。”[18]陈氏与何焯之语完全一致，或转引自何焯重校永怀堂葛氏鼒刻本《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多次征引何焯校本）。 3.毛本卷五十六/二A，定公十年传文。陈氏校语云：“此篇叙事于孔子皆称名，君在会，故也。” 按，《左传》此年传文主要叙述了孔子为相从鲁定公会齐景公于夹谷，全文皆称“孔丘”。据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统计，《左传》中称“孔子”凡10见，称“孔丘”凡10见，称“仲尼”凡34见，称“尼父”凡1见，称“丘”凡2见。[19]其中称字（仲尼）表示褒赞，称“子”“父”表示尊敬。而此年传文称名（丘），杜预无注，陈氏解释为“君在会”，孔子为相为臣，故称名，甚确。 综上，陈氏批校《春秋左传注疏》深受乾嘉学术之影响，既重视使用稀世宋本进行文本校勘，又以汉学为宗旨，广泛参引各种文献及前人成果，批判杜注及孔疏，继承并发扬了自惠栋以来的主流研究路径，促进了清代《左传》学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比勘陈氏《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与之后成书的《考正》，笔者发现《考正》继承了批校本的诸多内容，可见批校本是《考正》成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据《考正》卷前陈氏《自序》云：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陈冶泉借朱文游所藏唐石经及宋庆元庚申吴兴沈仲宾刻《正义》详校于毛本上。……盖恩荫为乾隆元年事，三十三年已由州同罢职家居，时年三十九，亦即撰《考正》之始，三十五年初稿成而自序之，其后续有增补。余藏旧钞稿本，眉上添注甚多，可见古人著书之勤，而此校为其权舆也。[21] （一）新增多种版本异文 陈氏批校本仅使用宋八行本、唐石经与叶钞本《释文》进行校勘，《考正》又新增南宋相台岳氏刊本《春秋经传集解》及明代两种翻刻本、秦本（锡山秦镤订正小字本，无杜注）、小字葛本《春秋经传集解》、义门何焯重校永怀堂葛氏鼒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明嘉靖李元阳本《春秋左传注疏》、明万历北监本《春秋左传注疏》等多种版本。随着参校版本的增多，《考正》条目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如： 毛本卷二/一B，“春秋经传集解隐第一 ”，批校本于“隐”下增“公”字，另起一行增“杜氏 尽十一年”，云“宋本无'隐第一’三字，唐石经有”，又于一A第2行增“隐公第一”四字，云“宋本跳出”。 《考正》则增补其他版本的款式，并略有评语： 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考正》首次征引了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书（以下简称“《考文》”），虽然涉及不多，却在卢文弨、阮元大规模使用《考文》之前，可谓远见卓识，开风气之先。《考正》利用《考文》方式有二：一是转引其古本、足利本、宋本异文，并有所取舍。山井鼎所谓的古本、足利本、宋本是藏于日本足利学校的古钞本、古活字本和宋刻十行本《春秋左传注疏》，这些在国内都是罕见之本，故具有十分重要的版本与校勘价值。如《考正》卷十四襄公九年“传言十一月己亥”条云： 今从淳化本校正。诸本皆误作“十有二月”，何校葛本作“十有一月”，衍“有”字，足利本未误。（第620页） 淳化本作“在今”，足利本同。今从改正。（第459页） 二是参引山井鼎的按语，且部分有陈氏判定语。如《考正》卷十二成公元年“茅戎，戎别种也”条云： 《六经正误》云：“戎，别也，欠'种’字，误。注疏及临川本皆作'别也’，兴国本'戎，别种也’，建本'茅戎，别种也’，《释文》'别种，音章勇反’,无'种’字者，误也。”案，淳化本脱“种”字，有“也”字。岳本有“种”字，无“也”字。闽本作“茅戎，别种也”，少一“戎”字。唯监本、毛本作“茅戎，戎别种也”，当与兴国本合。且《正误》所据诸本无欠“也”字者，今增正。山井鼎云：“考异，永怀堂注'茅戎，戎别种也’，无'也’字。”则是永怀堂本而外，与余订正合也。”（第501—502页） 由上，陈氏在批校本的基础上，广求异本，所用的版本与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相比已相差无几，尤其是对山井鼎《考文》的采用，使得全书更加详实可信，体现出陈氏严谨的治学风格。 （二）博稽汉儒古注 清代考据学大盛，尤其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的小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不少超越前人的成就，如对《说文解字》的整理与研究、古音韵部的精密系统化、因声求义方法的发明等。清儒将这些创获用以研治群经，以小学治经学，在研究方法和治学实践上推动了多方面的突破。自惠栋首举汉学大旗，开拓出一条由字词音义以解经义的路径，到戴震自言治学当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而后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综合运用训诂、校勘、音韵等知识，对经书进行疏通考释，发前人所未发，将乾嘉朴学推至顶峰。陈氏虽于古音并无深入研究[23]，但受惠栋等人影响，已经认识到先秦、两汉典籍及汉儒古注对于校勘经书文字、探求经书古义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加以汇集考述。据初步统计，陈氏征引的先秦、两汉典籍多达五十余种，范围遍及四部，如经部《毛诗》郑玄笺、《三礼》郑玄注、《春秋公羊传》、《说文解字》等；史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水经》郦道元注、《国语》韦昭注等；子部《淮南子》高诱注、《论衡》、《孔子家语》等；集部《文选》李善注等。具体表现有二： 一是在版本对校的基础上，《考正》大量采择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左传》引文，以作外证或旁证，为校勘提供重要依据。如： 毛本卷五十九/二十三B，哀公十四年传文“逢泽有介麇焉”，陈氏批校本云：“石经、宋本并作'麋’，注同”。 《考正》则增补云： 再如《考正》卷八文公六年“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条云： 又如《考正》卷二十昭公元年“褒姒灭之”条云： 二是《考正》汇集汉儒古注以论定古字相通者，并加以阐释，使得《左传》的经义渐趋明畅。如： 毛本卷四/二十三B，隐公十年传文“伐戴”，陈氏批校语云：“按，《毛诗》作'载’，南宋本《正义》并作'载’”。 《考正》则增补作：  字注云：“，故国在陈留。从邑，声。”《汉书·五行志》引作“戴”，师古曰“戴国，今外黄县东南戴城是也。读者多误为'载’，故隋室置载州焉”。《水经注》引亦作“戴”。案，戴、载古字本通，音又相似，致有异同。昭廿三年《正义》引此经传文并作“戴”，淳化本、岳本及元明诸刻本亦多作“戴”，今定作“戴”字。山井鼎云：“谨案足利本后人改'戴’作'载’，下传并注皆同。”（第75—76页） 再如《考正》卷一隐三年“葬宋穆公”条云： 再如《考正》卷二桓二年“粢食不凿”条云：  。（第86页）据上，陈氏《考正》大多数条目与上述例证相似。可见惠氏通过考稽先秦、两汉典籍及汉儒古注，或校正文字，或辨字审音。经此一过程，陈氏批校本最初的散乱面貌逐渐褪去，汉学思想日趋成熟。 （三）参引前人之说 清代朴学大兴，经书校勘与考据类著作数量众多，纵观这些书的撰作过程，任何一部书绝非凭空出现，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吸收与批判，从而推陈出新，有所创获发明，因而往往后出转精，成为集大成之作，这其间无不体现出学术之传承与发展。陈氏《考正》亦大量参引前代与同时代学者的相关著作，所涉包括唐玄度《九经字样》、张参《五经文字》、毛居正《六经正误》、王应麟《困学纪闻》、周伯琦《六书正讹》、陆粲《左传附注》、傅逊《左传注解辨误》、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九经误字》、《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等二十余种。陈氏以汉学宗旨作为评定这些著作的标准，或肯定补充，或否定批驳，或列而存疑，贯穿全书。如 《考正》卷九文公十七年“鹿死不择音”条云： 再如《考正》卷二十八定公九年“皙帻而衣貍制”条云： 又如《考正》卷十一宣公十五年“尔用先人之治命”条云： 由上，陈氏《考正》是在陆粲、傅逊、顾炎武、惠栋等著作的基础上，沿袭惠栋以来汉学治经的宗旨，或借鉴、或吸收、或批判，从而推动清代《左传》学更多创获发明。 （四）存留诸多佚文 陈氏《考正》除了上述特点之外，由于其征引颇为广泛，保存了诸多清代名作的溢外佚文，具有极高的辑佚价值。如《考正》卷二十三昭公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条云： 再者，陈氏《考正》大量参引惠氏之说，然除去引自惠氏《春秋左传补注》的条目外，其余征引内容皆不标注来源，不知由来。如： 《考正》卷一隐元年“若阙地及泉”条云： 《考正》卷十二成四年“郑伯坚卒”条云： 陆氏《公羊音义》曰：“伯臤，古刃反，本或作坚。”《公羊疏》曰：“《左氏》作'坚’字，《谷梁》作'贤’字，今定本亦作'坚’字。”树华案，《石经公羊》及刻本并从俗作“坚”字，《谷梁》同。石经刓缺。陆氏无音训。惠氏云：“栋案，《说文》'臤’，古文以为'贤’字。《汉校官碑》云'优臤之宠’，今文《尚书·盘庚》云'优臤扬历’，是古皆以'臤’为'贤’。”案，惠说是，陆作“古刃反”，误也。（第524—525页） 《考正》卷二十一昭四年“周武有孟津之誓”条云： 综上，《考正》是陈氏在批校本的基础上，增加校勘版本，征引先秦、两汉典籍及汉儒古注，借鉴前人考据成果，或对旧有的条目丰富补充，进一步阐述，或增加新的条目，扩大其规模。而此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左传》学思想，如对《杜注》及《孔疏》的批判，博稽汉儒旧注以校勘文字、审定古音等，皆来自惠栋开创的以汉学治经的学术宗旨与路径。可见《考正》有继承亦有发展，是一部优秀的《左传》学著作。 此外，《考正》与陈氏批校本也存有一定的差异： 首先，陈氏批校本的底本是毛本，参引宋八行本、《唐石经》和叶钞本《释文》进行对校，将其差异一一列出，对《左传》的经、传、注、疏、释文都有所考证。但陈氏撰作《考正》，虽然广征博引，进行更加细致的考订，然《考正》的范围却仅限于经、传、注、释文部分，并无疏文内容，删去了批校本原有的疏文考辨，可谓一失矣。 其次，从校勘体例上来说，《考正》更为完整精详。上文已经指出，批校本仅限于版本对校，列出异文，分析考证语较少，故价值有限。而《考正》不仅遍引前代学者之著述，或肯定，或批判，还广辑先秦、两汉之典籍及汉儒古注，加以阐述，这些都体现出陈氏秉承汉学治经的传统，受容于乾嘉考据学之发展。 以上通过对勘陈树华《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与《考正》之异同，对《考正》的成书过程略作考述。 陈氏初以毛本为底本，参校宋八行本、唐石经、叶钞本《释文》，逐一列出异文，呈现出宋本原貌，其间亦有若干考辨，主要是对杜注与孔疏的批驳。可见陈氏深受乾嘉学术之影响，既重视利用宋本进行文本校勘，又继承自惠栋以来的以汉学治《左传》的主流研究路径。 而后陈氏在批校本的基础上，又不断进行修订增补，终成《考正》。主要方式有三：一是新增多种版本异文，《考正》参用的版本与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相比已相差无几，尤其是对山井鼎《考文》的引用，使得全书更加详实可信；二是博稽汉儒古注，陈氏受惠栋等人的影响，深刻认识到先秦、两汉典籍及汉儒古注对于校勘经书文字、探求经书古义的重要性。因而《考正》不仅大量采择先秦、两汉文献中的《左传》引文，以作外证或旁证，为校勘提供重要依据，还汇集汉儒古注以论定古字相通者，加以阐释，使得《左传》的经义渐趋明朗；三是引述前人之说，《考正》在汉学思想的宗旨下，广泛参考陆粲、傅逊、顾炎武、惠栋等人的著作，加以借鉴、批驳与吸收，得以推陈出新，有更多创获发明。 纵观清代《左传》学史，从清初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到陈氏《考正》、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再到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等，每一部书并非凭空而来，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推进，以形成一条纵向脉络，推断学术不断向前发展。据袁媛研究得出“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在很大程度上依托陈氏《考正》而来”[24]，二书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吕东超亦直言“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乃抄袭陈氏《考正》而成”[25]。可见，陈氏《考正》上承惠氏《春秋左传补注》，下启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与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处于相当重要的一环。因此，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才能更清楚更准确地认识到《考正》的真正价值，还其一个合理的学术定位与评价，这对于清代学术史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鉴于学界多年来忽视陈氏《考正》一书，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希冀此文能有所贡献，敬祈读者教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研究”（17ZDA259）阶段性研究成果。 [1] 〔清〕翁方纲《复初斋集外诗》卷十九，清末刘承幹《嘉丛堂丛书》本。 [2] 〔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十一，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9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15页。 [3] 〔清〕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4] 关于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与陈氏《考正》的关系，参见袁媛《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到阮书》，载刘玉才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53—380页。 [5] 详见赵永磊《清儒陈树华行年辑考》，《中国经学》第14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7—188页；吕东超《<春秋左传诂>抄袭举证》，《文史》2015年第3辑，第211—248页；吕东超《陈树华之学术及其应有之地位》，《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5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第153—167页；袁媛《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到阮书》，载刘玉才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53—380页。 [6]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所载陈树华、段玉裁跋文，亦见于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五“临金坛段氏校宋庆元本《春秋左传正义》三十六卷”条，《续修四库全书》第9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 [7] 笔者通过比勘，台北藏本与复旦藏本内容基本一致，但复旦藏本书末无江沅、陈奂跋文，卷一卷二有部分墨笔校语为台北藏本所无。今文中所引，皆据复旦藏本，不一一赘述。 [8] 为行文简洁，文中凡引用陈氏《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处，皆以毛本“卷/叶”表示引文位置，如“毛本卷一/一B”表示毛本《春秋左传注疏》第一叶右面。 [9] 〔清〕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论例》，《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卢文弨钞本，第14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10] 〔清〕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论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42册，第15页。 [11] 关于湖北省图书馆藏张尔耆过录的惠栋《春秋左传注疏》批校本的具体详情，可参见拙作《稀见清儒稿校题跋本五种探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3期，第48—52页。 [12] 〔清〕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论例》，《续修四库全书》第142册，第15页。 [13] 金永健《清代<左传>考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14] 〔清〕惠栋《春秋左传补注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2页。 [15] 〔清〕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0页。 [16] 〔清〕桂馥《札朴》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7页。 [1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4页。 [1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556页。 [19] 杨柏峻、徐提编《春秋左传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4、165、199、226页。 [20] 文中所引陈氏《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及所标页码，据《续修四库全书》第142册（卷一至卷十五）、第143册（卷十六至卷三十）。 [21] 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癸卯稿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59—760页。 [22] 关于复旦图书馆藏陈氏《考正》钞稿本之详情，可参考吕东超《陈树华之学术及其应有之地位》，《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5辑，第158—160页。 [23] 陈氏虽有《<国语补音>订误》一卷，但主要以校勘文字异同为主。详见吕东超《陈树华之学术及其应有之地位》，《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5辑，第158—159页。 [24] 袁媛《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到阮书》，刘玉才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353—380页。 [25] 吕东超《<春秋左传诂>抄袭举证》，《文史》2015年第3辑，第211—2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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