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与契丹的渊源

风声之家 2023-03-31 发布于江苏

展开全文

在探索商的起源和族属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后世一支游牧民族与商部族有很深的文化渊源，这支游牧民族就是在907年—1125年之间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契丹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凭借超群的军事力量和统治手段，契丹人在全盛时期统治了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中部的广袤疆域，影响力深远，以至于在俄罗斯和一些中亚、东欧等国家的语言中都用“契丹”一词(Khitay)指“中国”。把商与契丹联系起来之后，商文化中的许多特殊现象就容易理解了。

我之前分析过，商始祖的感生神话反映了商部族可能由蒙古语族的草原游牧部族和通古斯语族的森林狩猎部族融合而成，主导了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之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部族的发祥地在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水系山脉交错地带，夏家店下层文化也集中分布于此，覆盖了西拉木伦河以南，燕山山脉至渤海湾以北，东西大概以医巫闾山和七老图山为界的广大地域。这里也是契丹族的发源地。

辽河流域地理结构图图片来自网络

“契丹”最早见于文字记载大概是公元554年成书的《魏书》。《辽史》记载的契丹起源故事是这样的：“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 契丹族的起源神话与商部族的起源神话简直如出一辙。潢水即西拉木伦河，蒙古语意为“黄色的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山地，与发源于七老图山脉的老哈河在内蒙古赤峰汇合成为西辽河。我认为契丹族母系始祖“天女”的原型就是商始祖“契”的母亲——有娀氏女“简翟”。简翟是蒙古语“噶勒迪”的汉译，“凤凰”的意思。“天女”的尊称说明她血统高贵，来自强势部族，“泛潢河而下”的说法也符合简翟的蒙古语族族属。骑白马自山间而来的神人对应的是商部族来自山林狩猎部族的男性始祖，被升格和神化为“神人”。经过两千年的历史流转，在契丹崛起的时代，族群起源神话中原本的鸟崇拜文化元素被剔除了，是东北地区草原和森林部族各自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在文化上发生分流、甚至是刻意“割裂”的一个表现。

商部族与契丹族的语言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杂糅了蒙古语与通古斯语。我在前文分析过，甲骨文“商”字的本义是神鹰和万鹰之王，上古音“siɔŋ”很可能来自通古斯语“雄库鲁”。再比如本义为皮质刑具的“㚔”(niè)，发音应来自蒙古语的“尼席日”，在商代是被征服者的象征。以“㚔”为偏旁的部族名称，如“圉”、“挚”、“虞”等等，体现了部族当时被统治和征服的地位。商部族的游牧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用最熟悉的生产生活用具“㚔”来表达征服欲。

关于契丹语是蒙古语还是通古斯语有很多争论，多认为契丹语更接近蒙古语，比如“斡鲁朵”在契丹语和蒙古语中都是宫帐或宫殿的意思，很多常见动物如狗和兔子在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的发音也很近似。契丹语中的通古斯语元素也十分明显，这支崇尚玉的民族称玉石为“孤稳”，来自通古斯语（满语的玉发音为 guwehe）。但同时契丹的语言又与蒙古语和通古斯语有别，是一门独立的语言。这让我联想到，在商部族的语言文字里可能存在契丹语的特征。

辽朝皇帝保持着契丹先人的游牧生活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辽史·营卫志中》记载“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是契丹语，指辽帝四时转徙时居住的行营，也汉译为纳拔、纳钵、纳宝、剌钵。《史记·殷本纪》记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bó)，从先王居。”对此处记载通常解释为汤开国时以先王居住的“亳”为都城。我认为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文献记载殷商有三亳——北亳﹑南亳﹑西亳，其中南亳也称为东亳。“亳”显然不是某个具体的地名，而是商部族特有的一个文化概念。我认为“亳”就是商部族语言的“纳拔”或“纳宝”，也就是后来契丹语中的“捺钵”，本义是“首领的行营”，“亳”字的上古音“baw”也来源于“纳拔”或“纳宝”。所谓的“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是指汤成为商部族首领时，恢复了祖先的四时捺钵制度，从相对长期的定居形态改为带领部族随季节气候和水草变化定期迁徙，汤居住于行营“亳”中，与族众共行止。这可能是商部族发展为具有高度机动性和持续战斗力的军事化部族的关键举措。因此商代有几处“亳”就不奇怪了，不同的“亳”是汤和其他实行捺钵制度的商王带领族众四时转徙时设立行营的所在。“亳”的位置是由季节、气候和水文条件决定的，只要不发生极端的气候变迁，这些地点会大体固定下来，逐渐聚集了为部族权力阶层提供服务的人群。随着商政权的不断稳固和强大，固定的行营所在地就会吸引各种资源和财富的输入，最终形成定居城市，由行营“捺钵”而得名“亳”。

甲骨文“亳”字

汤重启的捺钵制度对商部族的发展意义非凡。甲骨文“亳”字写作一座庙堂建筑的样子，下方的“毛”指以兽毛装饰的旗杆，象征部族首领启动转徙活动的指挥权。这个字是部族首领居住的行营（捺钵）的神性符号，寄托了商王祖先崇拜的思想。商代高规格的祖先祭祀活动可能需要专门前往不同的“亳”进行，成为历代商王的“必修课”，有些“忆苦思甜”的教育意义。在不同商王统治时期，出于“复古”或者“革新”的统治风格，行营的所在地也会不同。

《契丹国志》记载“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以所居之地名呼之”。契丹以部族发祥地为族名的传统与《左传·隐公八年》中所说的“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并无二致。据《辽史·国语解》，契丹始兴之地曰“世里”。商文化里是否也有类似的概念呢？

甲骨文“氏”字

甲骨文“氏”字写法如上图。我认为“氏”即“世里”，本义是“部族起源地”，上古音的发音也来自“世里”。对照上文辽河水系图可以看出，“氏”的字形是对商部族的发祥地——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之处的描绘。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结尾写道：“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辽史·营卫志》记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契丹古八部为叱六手部、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我认为契丹祖先“奇首可汗”可能是商部族的祖先——契，“契”和“奇首”是不同的汉字注音方式。

司马迁记录了商部族的七部，“漏掉”的第八部应该是契所在的子姓。由于契的部族始祖地位，他所在的部落可能在当时的商部族诸部中地位最高。这些部落名称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汉字注音记录下来，按照上古音或中古音的发音（而不是我们今天的汉语读音），《史记》中的商部族八部与契丹文献记载的契丹古八部可以一一对应如下：

子姓（契或奇首）——叱六手部

殷氏——羽陵部

来氏——黎部

宋氏——悉万丹部

空桐氏——何大何部

稚氏——日连部

北殷氏——匹絜部

目夷氏——伏弗郁部

这看起来的确很不可思议，司马迁的记载可能是关于契丹最早的间接史料，比《魏书》早了六百多年。

商部族起源于水系山脉交错地带，对大山有着特殊的崇拜，也许最为崇拜的就是契丹始祖神话中提到的木叶山。下图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刻有祭山仪式的场景，单件礼器的纹饰已经如此繁复，当时祭祀场面的宏大和震撼是超乎想象的。该器物虽然出土于古蜀遗址，但应该是商统治者进行祖先祭祀仪式的玉礼器。

三星堆出土商代玉璋图片来自网络

《礼记》记载“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尚赤。”《辽史·舆服志》记载“辽国以祭山为大礼，服饰尤盛。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绫袍。”尽管从商到辽的历史相隔了两千多年，“尚白”和“大祀祭山”的文化传统由契丹人顽强地传承了下来。契丹统治者对神鹰——雄库鲁（即海东青）近乎偏执的热爱，也从商代一脉相承，令女真人对“贡鹰”义务不堪重负，是辽朝民族矛盾激化、最终灭国的导火索之一。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把契丹与商部族简单地划等号。周灭商之后，商权力阶层中掌握了文字和巫史文化的核心群体，以微子为首，彻底归顺了周王朝，作为属国“宋”定居中原并最终融入了农耕文化。周统治者对归顺者的血统认可，就意味着对不顺从的商遗民的驱逐和边缘化。以商部族的游牧传统和强烈的祖先崇拜思想，我相信有相当数量的商遗民回到了祖先起源之地，延续着他们的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也难免在历史进程中受到其他族群文化的冲击和影响。

由于这部分回归游牧形态的商遗民不掌握被商周最高权力阶层垄断的文化和技术，特别是文字，他们丧失了部分族群记忆，只有最初始、最深刻的群体意识得以留存。就像被认为是契丹后代的达斡尔族还流传着祖先曾经率领部族征战南方的传说，契丹人也坚称自己是中华正统。再想到赵匡胤因发迹于宋州（河南商丘）而定国号为“宋”，宋真宗订立“澶渊之盟”后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历史的进程波诡云谲，像巧合，也像宿命。

往期文章推荐阅读：

阅读 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