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PROFILE 张一兵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点击上方即可收听本文音频） 摘 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金融信用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他到《资本论》第三卷才开始关注的事情。在《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很早就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中遭遇到信用问题。他认识到，在不同于传统生息资本那种点对点的个人借贷关系，这种由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或股票，是建立在一种长期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面向整个社会发行的所有债券和票据的价值都会远远超过实有现金的价值，在这样的虚拟占有关系中集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就造就了一批虚拟经济关系场境的“有能力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这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竞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进行。并且，马克思也曾经对法国国家股份银行的实际经济运行，进行了追踪式的深入研究。 关 键 词 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伦敦笔记》；金融理论；信用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金融信用问题的科学研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终完成的。而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金融信用问题的关注，并非是他到《资本论》才开始关注的事情，而是他很早就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接触和思考的问题。在此，本文仅就马克思前期关于资产阶级信用和通货理论的研究和思考线索，发表一些初步的看法，以期更加深入地研究。 / 一 / 依笔者的观察，马克思最早是在1844年的《穆勒笔记》中，讨论了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新形式的信用问题。在后来的《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马克思比较具体地遭遇信用关系之上的金融关系，比如银行债券和股票发行等的经济活动。而在1847年的“居利希笔记”中，马克思看到荷兰和英国的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的历史发生。在同期发表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直接指认了“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1］335。 而到了《伦敦笔记》的前期摘录中，他深知这一新生的资本主义信用体系是经济学物相化空间中最具欺骗性的幻象，所以，他很快就通过发现被遮蔽起来的货币通货理论与劳动价值论内在关联，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然而，一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思想实验中，马克思也只是在一般理论逻辑中涉及了生息资本的异化问题，而并没有回到信用与通货理论问题的深入思考上来。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忘记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信用关系这一重要新变化。最终，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资本论》第三卷里，完成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解决。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克思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对资产阶级信用和通货理论最早的接触和思考。 马克思最早对资产阶级的信用问题发表看法，出现在1844年他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里。在那里，马克思指认国民经济学所认可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信用业”，实质上是一个虚假的“类关系”骗局。虽然看起来，在信用业中，“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然而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虚假的恢复人与人的类关系的假象，并且是更加“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这里资本家所运作的东西，甚至“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的定在、合群的定在（das gesellige Dasein）、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①。虽然在这个时候，马克思还停留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交往异化构式之中，但他的这个判断中的否定性直觉无疑是深刻的。 1845年，马克思进入自己第二次经济学研究过程后，他在《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比较具体地遭遇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中的信用关系。第一，作为资产阶级经济领域新现象的信用关系。虽然马克思在《穆勒笔记》曾经批判过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的异化和欺诈本质，但这里他是在经济学语境遭遇的信用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弗朗西斯·费里埃《政府在于贸易关系问题上的考虑》（François Louis Auguste Ferrier，Du gouvernemen t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1805）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提法：在资产阶级经济的贸易关系进展到新阶段的时候，新的经济现象为“货币创造了价值（l’argentcrée les valeurs），因为没有货币，我们将既没有价值，也没有工业，也没有贸易。如果没有十亿现金……就不会创造出三百亿证券。银行票据（papier de banque）代替金钱；它增加了资本”［2］S．212 。这也意味着，由资产阶级国家银行通过信用关系发行的债券和票据，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这表现为信用货币仿佛在创造商品价值，甚至创造国家的工业和贸易，这里取代了货币的金融票据，在实际中“增加了资本”。这当然是马克思在前面的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关注的一个新情况，因为这里出现的新情况，与前面他所看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商品价值生成的说法是根本不同的。在对斯托奇《政治经济学教程》所附萨伊的评论（Henri Storch，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avec des notes etc par J． B． Say）的摘录中，马克思也看到了这种新型资产阶级银行信用关系的具体运作机制：  以较长或更长的信用（crédit）进行买卖的可能性，使有能力买卖的个人数量成倍增加，促进了竞争（concurrence），因此有助于降低商品价格。在所有国家里，债券的价值比现金的价值大。任何债券都源于一部分财富的转移，其中大部分是动产。如果债权人自己没有将这些财富交付给债务人，他可通过现金将其转让给他相应的财富价值，使后者能够将其转让给其他人。［2］S．264 不同于传统生息资本那种点对点的个人借贷关系，这种由国家银行发行的债券或股票，是建立在一种长期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面向整个社会发行的所有债券和票据的价值都会远远超过实有现金的价值，在这样的虚拟占有关系中集聚起来的社会资本，就造就了一批虚拟经济关系场境的“有能力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这使得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竞争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进行。斯托奇甚至断言，“信用创造了资本，因为信贷成为积聚资本的强大动力”（der Credit schaffe Capitalien，weil il devient un puissant motif pour en amasser）［2］S．269 。马克思应该可以直觉到，信用可以创造新型的资本，可以使得生产扩大规模，这是一种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新观点，虽然此时他还没有对其做出评论。 在对西斯蒙第的摘录中，马克思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金融领域中国家借贷资本的新功用。一是国家银行将生息资本扩展到对外贸易之中，一国借给他国的贷款，“不是货币，而是以交换没有其他回报的商品进行。当许多报价同时发生时，这些汇票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就好像它们用来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下跌了一样；那么有这些商品来就有利润，但是这个利润是根据汇票的疲倦所造成的损失承担的”［2］S．182。其实，这一新型信用关系之上的对外交易关系，已经离开了商品交换的原则，甚至是建立在欺骗和投机的虚假信用关系之上的。显然，这种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投机行为，最终必然会导致新的商业危机。 二是新型的信用关系中的经济股份关系。西斯蒙第注意到，由于“利息税（Zinstaxe）已逐渐下降且仍在下降；贷款发放的银行对任何新兴行业都情有独钟。私人资产无法团结的资金通过匿名公司（anonymen Gesellschaften）垫付”［2］S． 126 。这里所谓的anonymen Gesellschaften（匿名公司），也就是在信用关系中以新型股份公司的方式将社会资本集聚起来的做法。在《曼彻斯特笔记》对布朗宁《英国的国内和金融状况》（George Browning，The domest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of Great Britain）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也看到对股份制银行业务的描述： 从银行机构时代起，其所有资本都用于促进政府贷款。实际上，它已被换成股票认股权证（stock warrant）……因此，银行没有资本权力，但保留了信用权力（Macht in Credit）。他们的全部收入都来自客户的存款；有的交换票据（exchange for notes），有的则安全保管。它还把资金主要投资在政府证券（government securities）上，只保留了三分之一的存款，可以满足所有需求。因此，每当存款需求超过或甚至接近银行持有的货币数量时，就必定会发生违反货币原理的行为，这必须由国家合法化，否则银行将被破产。［3］S．68 这是资产阶级政府的国家银行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它用 Macht in Credit（信用力量）取代了真实的资本权力。这势必生成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体系，因为没有实际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通过发行股票，可以聚焦起原先个人资产不可能具有的巨大社会资本，以便进行规模扩大的资本再生产，这有可能可以缓解资产阶级私有占有制与不断扩展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三是西斯蒙第认为，这里在金融领域中出现的资本家，是一种全新的虚拟资本关系。他认为，“这些虚构的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是由交往（association）产生的。”（cescapitalistesfictifs，cescapitalistesenfant， spar l’association）［2］S．189 。因为，这里由信用关系之上的证券和股票聚焦起来的资本力量，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拟的信用资本关系，它正是由远离生产领域的金融association（交往）建构起来的经济幻象。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看法。我推测，这有可能是马克思后来《资本论》第三卷中虚拟资本（Fiktives Kapital）概念的缘起。在对伯纳德·提里昂的《论投机行为的滥用》（Louis François Bernard Trioen，Essais sur les abus de l’agiotage）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直接看到了提里昂将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的本质，指证为公开合法的“欺诈”（l’escroquerie）［2］S．272。这些观点，必定会对马克思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后来在“居利希笔记”中，看到了荷兰和英国的证券交易所的历史诞生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运行中的巨大作用。还可以看到，马克思也摘录了社会主义者毕莱对资产阶级信用关系的直接批判，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发明的金融信用关系是： 对生产阶级所犯的一种卑鄙无耻的和鬼鬼祟祟的盗窃；因为显然是这种媒介（Mediums）的制造者——银行家，资本家以及其他寄生于劳动阶级的血汗的人们——并没有拿出实在的等价物 （reelles Equivalent），而只凭他们自己的媒介，在交换中取得各种商品，而且这种媒介的借用者，大半都是也像这种媒介的制造者一样，同时属于不生产的阶级（unproduktiven Klasse）。可是他们所要的利息，或称之为借用货币的代价，乃是他们通过不平等的交换，预先就已从劳动阶级那里所得来的财富！这样看来，可见生产阶级所给予金融资本家们和商业资本家们（Banking u． trading kapitalists）的，乃是他们的劳动——他们的血汗——而资本家们在交换上所给予他们的，乃是什么呢？他们所给的，乃是一团黑影——一堆废物——银行券（Banknote）！［4］S．45  在这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眼里，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信用经济关系中，无论是银行家还借贷资本家，都“没有拿出 reelles Equivalen（实在的等价物）”，他们手中只不过是一些银行券（债券和股票等）之类的金融 Mediums（媒介），这是一种用财富的“黑影”欺骗和换取个人私利的把戏。并且，他深刻地看到，这些“钱生钱”的空手套白狼的欺诈背后，实际上还是预先由劳动阶级创造的财富。 注 释 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22 页。此处原中译文中将 gesellige 译作“社会的”，此词在德文中没有社会之意，而是交际、合群的意思，故我改译为“合群的”；中译文将 Dasein 译作存在，我均改为定在。参见［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2，Text，Berlin: Dietz Verlag，1981，S． 450． / 二 / 我们知道，马克思第三次经济学研究开始于1850年他到达伦敦之后。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中，马克思收集并利用了可能是当时欧洲最全面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将近1500种文献和资料，进而为他新的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思考服务。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以摘录为主的笔记和少量手稿片断，其中他亲自标出序号的有24本，大约1250页。这就是著名的《伦敦笔记》。 实际上，在马克思前两次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他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危机的原因并不存在于流通领域（“商业危机”），而根源于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深刻矛盾之中。但是，一方面，当时经济学界的观点却是将 1847-1848 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原因，直接归结为货币投放数量问题，另一方面，格雷①蒲鲁东（J． Gray 1799—1883）一类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者们，将消除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期望建立在对货币和信用领域的“改革”之上的迷误，马克思不得不同样从“商业流通”和“财富分配”层面开始他的理论分析。也由于在前两次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并没有格外关注这一领域，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货币和信用领域就成为《伦敦笔记》一开始主要关注的焦点。 从第一笔记本起，马克思就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关于货币和通货问题的讨论中，看到被孤立起来的货币现象及其衍生出来的银行业复杂运作。马克思在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的《论对通货的调节》（John Fullarton，On the Ｒegulation of Currencies etc． London 1844）一书中看到，“货币理论的绅士们使用的'货币’（money）'货币’（Geld），不能在不破坏整个系统的情况下向这些不同形式的信用扩张。……然后信用（Credit）成为货币的合法替代品（legitimate substitute）”［5］S． 43 。这是说，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信用体系是在货币关系基础上衍生和扩展起来的，甚至是金钱本身的合法替代品。虽然，马克思在《穆勒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中就开始关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信用问题，并在“居利希笔记”中接触到在荷兰和英国出现的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等资产阶级经济运行中的新现象，可在此，他是第一次在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深入到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研究领域的复杂信用活动。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金融领域。 首先，他注意到资产阶级这一新的经济领域是从货币到“信用”这一legitimate substitute（合法替代物）转换的不同形式。在下面的摘录中，马克思立刻遭遇了大量全新的金融学概念，比如“纸币与硬币”“票据与债券”“支票、汇票与汇率”“贷款与利息”“贴现与按揭”“股票与证券”“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保险公司”和“经纪人与自营商”等一批全新的经济信用术语。并且，“这些不同形式的流通信贷与其说是货币本身，不如说是货币权力（monetary power）的一个要素。［作为］一个庞大而用之不竭的潜在通货基金（fund of potential currency）”［5］S． 43 。这意味着，这些不同形式的经济信用活动和复杂机制已经正在成为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重要社会负熵进程，大有取代传统一般 monetary power（货币权力）的势头，并且，以股票和证券为支撑的各种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直接成为资本虚拟扩张后的经济实体。这可能是他在《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中，并没有充分关注的全新经济学领域。马克思看到，在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 上市公司（Public Companies）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在由上市公司创办的学校和学院接受教育。我们通过在一家银行开户来开始积极的生活。我们通过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y）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投保。我们利用由上市公司构建的码头、港口、桥梁和运河。一家公司为我们铺路，另一家为我们供水，第三家为我们提供煤气。在国内，不同的公司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奢侈品。如果我们想旅行，有铁路公司、轮船公司和航海公司，随时准备把我们带到地球每一个角落。在经历了所有这些动荡之后，当我们到达旅程的终点时，墓地公司等待接收我们的遗体，并负责我们的骨头。［5］S． 141 你没有看错，这些在我们今天生活中常见的经济现象，的确已经出现在马克思当时所写下的《伦敦笔记》之中。这是在第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对詹姆斯· 威廉· 吉尔巴特的《银行实用业务概论》（James William Gilbart，A Practical Treatise on banking． London，1849）一书中摘录的一段表述。这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出现的信用金融现象。马克思应该可以感觉到，这些在货币之上衍生出来的复杂经济活动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重要构序和关系赋型的新结构。并且，马克思还注意到，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诺曼，劳埃德，帕格，J．B．斯密斯，莱塔姆，威廉·克莱等通货理论（Currencytheorieleute）的主要代表都按货币的数量确定其价格”。［5］S． 43 依诺曼的说法，“银行原则（Banking principle）是指流通量随着利息和价格的上升或下降而上升或下降，通货原则（Hauptcurrency principle)是随着金条的增加或减少而上升或下降”［5］S．71 。其实，这种观点的基础正是李嘉图货币数量论。李嘉图虽然承认劳动价值论，但在货币问题上却主张一国的货币量与它的财富相当，所以，贵金属的流动量将决定市场商品的价格。这与劳动价值论是根本矛盾的。此时马克思不难察觉到，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这一货币信用体系，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构式，仿佛是远离他所关心的工人劳动的，似乎它们所依托的经济有序性和经济关系场境活动仅仅与贸易市场的波动和贵金属的储藏和流动的数量相关，完全是一个远离劳动生产过程的自我生成和运行的独立通货系统。疑问在于，货币信用体系真的与劳动没有关系吗？ 其次，马克思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这些资产阶级通货理论家们将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越来越复杂的货币信用体系中存在的失序和重构问题，而这正是格雷、蒲鲁东货币改良论的直接理论基础。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对图克的《1839-1847年价格形式史》（Thos． Tooke，A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839-1847）摘录中，他看到图克对 1825 年与 1847 年英国发生的两次经济危机的比较分析，危机的生成原因都是与脱离生产和商业领域的信用投机相关，而两次危机的解除也都得益于英格兰银行对贴现率的调整［5］S．94-95 。这一观点，与上述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所看到的西斯蒙第的对外贸易中的信贷关系将导致危机的说法正好相反。而另一位货币专家阿奇博尔德·艾利生则在《自由贸易和被束缚的货币》（Archibald Alison，Freetrade and a fettered Currency． Edinburgh． 1847）一书中写道，当任何商业危机发生时，就是要通过银行“收缩货币”，“危机不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来完成我们手头的一切，而是错误的货币制度（erroneous monetary system），它阻止了这些资金的必要比例转换成可以从手到手（from hand to hand）的方便和必要的货币形式”［5］S．113 。似乎，危机的原因和消除危机的法宝，都成了银行收放货币量是否得当的做法。他甚至夸张地说，“自从有人类的记忆以来，商业困境和 困难时期都被扩大发行的纸币（by an enlarged issue of paper）所克服，这会随着大量外国进口的影响而消失”。如果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的原因是 erroneous monetary system（错误的货币体系），那么，变革资产阶级制度的着眼点也会是货币体系，这正是格雷-蒲鲁东的货币改良主义的前提。然而，马克思心里清楚，资产阶级制度的根本问题决不可能仅仅是一个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而是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对抗性矛盾。可是，如何从经济学语境中说明这一点呢？这是马克思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三，马克思发现，在几乎所有资产阶级的货币理论和通货研究的经济学家那里，不仅货币及其衍生出来的信用关系是一个独立存在和运行的经济负熵系统，而且，它们只是一种没有自身内在价值的通货工具。起先，亚当·斯密在货币（Geld）中只看到“一种更复杂的易货贸易”，金钱（money）的对象毋宁说是“取代易货交易”，而随着分工的推进，形成了“相互债权、相互信用的制度，也就是所谓的货币(Geld)”［5］S．113。这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鼻祖斯密那里，货币从一开始就没有与他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在李嘉图那里，货币理论同样是与劳动价值论分离的，由此，他才认为货币的价格只是决定于货币在市场中投放的数量，这正是上述通货理论家们生成通货数量决定论的基础。在查理·安德比的《货币之为价值的表现》（Ch． Enderby，Money the Ｒepresentative of Value，London 1837) 一书摘录中，马克思看到了这样的表述：“货币是价值的代表（representative of value），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可以由任何东西组成，它是由人类发明的，其唯一目的是促进交流。”［5］S． 385 而在对亚历山大·安德森《最近商业的困境》（A． Anderson，The recent commercial Distress or the Panic analysed． London． 1847）一书的摘录中，马克思又看到：  通货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Currency istnicht Capital），而只是固定和流动资本从手到手或从手到嘴交换的媒介……通货（currency）不需要内在价值（innren Werth）；它在交换过程中代表价值或商品的时间，就像计算过程中的数字一样。［5］S． 43 这是说，货币和通货只是流通领域中的工具性媒介，它本身是没有任何 innren Werth（内在价值）的。这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学逻辑中的矛盾：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会承认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中劳动的基础作用，这当然是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可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将流通领域中出现的货币和通货视作一种与劳动价值论完全无关的东西。这是引起马克思注意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注 释 二 ① 格雷（J． Gray，1799-1883)：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主要论著为: 《人类幸福论》（1825）；《社会制度》( 1831) ；《防止人民不幸的可靠手段》（1842）；《论货币的本质及其用途》（1848）等。 / 三 / 不过，除去上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信用和通货理论的前期研究，有一个特殊的例外，这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信用经济现象现实的个案研究。笔者注意到，在开始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前，也就是在 1856-1857 年期间，马克思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续发表六篇时评文章①，深入讨论了法国Crédir Mobilier（动产信用）股份银行②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状况。显然，与他已经在《伦敦笔记》中遭遇的资产阶级通货理论不同，这是发生在当下，并在法国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了实际影响重大经济现实。在这些时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出现在法国国家经济层面的信用股份银行现象背后发生的经济关系新变化，并直接进行了实证性的剖析和批判。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金融信用问题上的一次精彩的实战演练，其中，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在信用金融关系上的新思考和新认识。下面，我们来看马克思的具体分析。 第一，马克思说，Crédir M obilier 这种在“皇帝社会主义”（kaiserlichen Sozialismus）外衣下的信用经济实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最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一，应当最认真地加以研究”［6］26 。这表明，马克思此时已经将信用经济关系视作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发展中最重要的新动向。之所以马克思将其指认为“皇帝社会主义”，一是因为这一资产阶级信用经济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还在台上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三世），二是这一信用经济的政治理论基础，竟然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圣西门学派。马克思反讽地说，“这个学派在产生和衰落的时期都沉湎于一种幻想，以为随着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到来，一切阶级矛盾就必定会消失，而这种幸福生活是可以靠某种新发明的社会信贷计划获得的”［6］31 。其实，这也隐匿着一种深层次的否定性，即信用关系是有可能走向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的。然而好笑的是，一个主张社会主义的“圣西门成了巴黎交易所的庇护天使，欺诈行为的先知，普遍营私舞弊的救世主！”［6］31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显然，马克思这里对资本主义信用-金融关系的这些新判断，是我们前面在《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中没有看到的。 第二，马克思说，Crédir M obilier 的使命是建立一个“总公司的匿名公司”（anonymen Gesellschaft），即“股东责任有限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mit beschränkter Verantwortlichkeit der Aktionäre）。马克思这里的anonymen Gesellschaft（匿名公司）概念，是《布鲁塞尔笔记》中在西斯蒙第的著作看到的［2］S．126 。匿名性，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象征：一是与传统资本主义银行中的发生的点对点的借贷资本关系不同，股份制银行并非只是利用银行存款发挥生息资本关系的作用，它是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方式，大规模集中和控制社会资本并有效组织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二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普遍存在的生产资料资本家个人占有的传统企业不同，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股份公司并不为某一个资本家所有的，而是一种新型的众多资本所有者的联合和集聚，在这个意义上，股份公司恰恰是无脸的 anonymen Gesellschaft（匿名社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深刻判断。 可以看到，Crédir M obilier 公开宣称，它组建股份银行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公共事业”，它指导“金融业务”（Finanzoperationen）的原则，就是“用发行自己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而得来的资金去收购各种工业企业的有价证券”［6］27 。在短短的几年内，Crédir M obilier 以“6000 万法郎的微不足道的资本”，垒起了“数达 60 多亿法郎之巨的业务”［6］220 。实际上，Crédir M obilier 正在成为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这恐怕正是马克思上面所说的“不寻常的经济现象”之所指。马克思深刻地分析说： 如果揭开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广泛地收买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工业发展的基础应当是有价证券买卖，或者更确切些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投机活动的借口。［6］36 依马克思这时的认识，资产阶级信用关系基础是建立起来的股份公司，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在支配资本主义现实的工业发展。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方式的改变。 第三，这种股份制信用关系也内嵌了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革命性的自我否定。马克思认为： 不能否认，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neue Epoche）。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produktiven Potenzen der Assoziation），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由于这一套做法，私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6］37 这有好几层意思：一是股份制公司是资本自觉组织起来的新经济形式，它并没有改变疯狂追逐剩余价值的根本目的；二是金融资本运行的基本法则是金融投机和欺诈，这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新结构建立在虚拟资本关系场境之上，这无疑增大了经济运动的风险；三是股份公司通过虚拟资本关系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减少了资本流通的时间，使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效率；四是股份公司集聚社会资本，创造了produktiven Potenzen der Assoziation（联合的生产能力），无形中也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原有的对抗性矛盾——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冲突。可以明显地看到，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信用-金融关系的认识愈发深刻和全面起来。 第四，这种金融投机的最终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经济中频繁出现的“金融危机”（Finanzkrise）。这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原有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商业危机之上新的雪上加霜。马克思告诉我们，直接的最新事实就是“1856 年 9 月同时发生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金融危机（Die Finanzkrise，die im September 1856 gleichzeitig auf dem europäischen Kontinent und in England）”［6］223 。然而荒唐的是，“Crédir M obilier 本着他固有的敢想精神，认定金融危机（Finanzkrise）是施展大规模的金融骗术（Finanzmanipulationen）的最适当的时机。因为在普遍惊惶失措的时候，实行一次冲击就可以攻克好几年用正规包围攻不下来的堡垒”。［6］223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在危机中趁火打劫的疯狂举动，正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灭亡的先兆。 其实，如果依马克思那里已经消逝的最早接触货币关系的批判话语，monetary power（金钱权力）是工人劳动的异化，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场境中衍生出来的所有金融经济活动就会是在虚无异化关系之上建立的空中楼阁。可在这里，缺失了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的马克思一时还无法对这些经济新现象做出科学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创立了历史现象学之后，一直到《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才真正破解了资产阶级信用和通货领域的虚拟资本的异化本质。可以看到，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从第二十五章一直到第三十六章，马克思对信用关系场境中出现的虚拟资本关系伪境在资本主义经济流通、生产和分配关系中的最新变化，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完整的批判性思考。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信用关系系统是一种资产阶级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巧妙运用的彻头彻尾的经济欺诈和合法的公开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最奇特的我－它自反性劳动异化，也是资本（生息资本）拜物教的最高伪境。 注 释 三 ① 这些文章以 Der französische Credit mobiiier（法国的 Crédir M obilier) 为题，分别于 1965 年 6 月 21 日、24 日、7 月 11日，1857 年5 月30 日、6 月1 日、9 月26 日发表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第 23-34 页；第 218-227；第 313-317 页。 ② Crédir M 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r M 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创办并为1852 年11 月18 日的法令所批准。Crédir M obilier 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滥设企业（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银行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在交易所进行投机。1867 年，该银行破产，1871 年停业。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 ［2］ MARX K． Brüsseler -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3［M］． Berlin: Dietz Verlag，1998． ［3］ MARX K．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4［M］． Berlin: Dietz Verlag，1988． ［4］ MARX K． Manchester-Hefte，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5［M］． Berlin: Dietz Verlag，2015． ［5］ MARX K． LondonHeft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 ，Ⅳ/7［M］． Berlin: Dietz Verlag，1983．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2． — END — 温馨提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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