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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日寇“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作战暂时缓和以后，日寇兵力源源向华北战场转移。1939年春，日寇在华北提出“强化治安与巩固华北”的方针，颁布了《治安肃正计划》。9月，又提出所谓“囚笼政策”，以据点、交通线和天然障碍割裂、封锁我根据地，并不断向我“扫荡”。  政治上，极力拉拢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离间我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广泛搜罗土豪劣绅、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及投降的国民党军队等败类，扩大伪军，以“维持会”为基础，扩建伪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经济上，加紧榨取与掠夺资源，贯彻其“以战养战”的方针;同时，用各种手段破坏我根据地之财政经济，以摧毁我抗战的物质基础。“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成为华北战场上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我山东纵队广泛发动群众，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和壮大了队伍，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1939年夏，山东纵队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沂蒙山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扫荡”。敌人集结29009余人，由津浦、陇海、胶济铁路及台潍公路各据点分十路出动，从6月1日起，以沂蒙北部山区为中心，由北向南，自西向东，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在飞机配合下，向我鲁中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企图围歼我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敌人先后占领了苔县、沂水、蒙阴等县城，在一些村镇安设了大量据点，割断我鲁中与滨海和鲁南地区的联系，并集中兵力向沂蒙腹地进行反复的分区“扫荡”。我领导机关事先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缩减与分散后方机关、学校、兵工厂，军政工作人员分散到各部队帮助工作。在作战指挥上，广泛开展分散的游击战，内外线相结合，打击敌人交通线与薄弱点。 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率特务团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在沂水、蒙山之间的山区，使敌人多次“分进合击”扑了空。与此同时，主力部队分散活动于外线，在游击队、自卫团等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敌人在山区转了一个多月，不但没有摸着我军主力，反而损失了1944余人，只好草率收兵。 1944年秋，八路军发动的“百团破袭战”，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取得巨大胜利，但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日寇在震惊之余，调整兵力部署，集中其侵华兵力60%，伪军90%，专门对付我军。1941--1942年，连续推行了5次“强化治安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治安区”(即我之根据地)。对占领区，以清乡为主，实施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肃清“不稳分子”，掠夺粮食等物资，实行奴化教育，强化统治，巩固占领地。对游击区，以一“蚕食”为主，加强特务活动，恐怖与怀柔兼施，强迫居民接受其伪化，并广修封锁沟、墙与碉堡，防止我军深入活动。 对我根据地，则以数万兵力，大举轮番'扫荡”，其战术由“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分，又进而发展到“拉网合围”，实施极端野蛮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置我于死地.。 1941年11月，敌人配合“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以，’剿灭沂蒙山区的共军，消灭其根据地”为目的，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日军共出动了50000余人，并配备了飞机、坦克、大炮等重火力。我领导机关号召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做好反“扫荡”的一切准备。  当时，山东纵队指挥部驻在马牧池，政治部驻在离马牧池不远的刘家城子。4日拂晓，敌人突袭马牧池。敌人行动非常诡密，从政治部驻地经过时，竟未被我发现，敌人也不知道我们驻在那里。敌人到马牧池后，被哨兵发现，鸣枪报警，司令部迅速从后山转移到南墙峪，纵队直属特务团顶住敌人打了一天，天黑后突围出来。我带着政治部和一个警卫连到南墙峪找司令部，他们已突围转移。在路上，遇到省战工会和担任掩护的山纵一旅某营。我即让他们随我行动。敌人正在岸堤宿营，我命部队迅速上了笛崮山。天亮时，敌人发现了我们，即向山上.发起进攻，我们顶住打了一天，天黑时突围。战工会和掩护营往蒙阴以南平原地区去了，我们往西北到蒙阴，后又转移到南面的观音堂，住在望海楼下休息警戒。 大概过了天把，傍晚，老百姓来报告说，有一位搞农会的人找我们，我让秘书张伯祥去看看，原来是霍士廉同志，黎玉同志也同他们在一起，他们是绕笛固山碰到敌人，从我们后面跑过来的。我和黎玉同志会合后，便上了蒙山，住了一夜，又向鲁南转移。当时，鲁南无战事。与此同时，罗荣桓同志率一一五师与山东分局机关从两股敌人的间隙也安全通过了敌人的包围圈。敌人企图搞掉我首脑机关的阴谋破产了，从11月12日开始，又像梳蓖一样，对沂蒙山区进行极严密而残酷的“清剿”，大片村庄被烧毁，大批无辜群众遭屠杀，其状惨不忍睹。 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我们向鲁中区返回。敌人仍在马牧池一带“清剿”，新泰、莱芜尚无敌人。我们插到新泰的大张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返回鲁中后，领导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反“清剿”斗争，以“三空”（撤空、藏空、躲空)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等物资藏起来，把水井也埋起来，同时，放手发动民兵、自卫团，配合我内线主力部队展开游击战，到处袭击小股敌人。外线部队则不断寻找战机，打击和抢制敌人。 12月8日，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人主力开始后撤，但仍留下6000余名日军，配合伪军，继续搜索我军，推行伪化活动。我军抓住战机，集结兵力，不断袭击敌人。由于驻在坦埠的一个团情报未搞准确，说这一带的敌人都撤了，我们便转移到离坦埠约三四十里的上高湖村。上高湖村背后是山，司令部住在村子里，，政治部住在村头，紧靠一个小山坡。 一天早上，敌人突然偷袭我领导机关，我同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同志住在一起，他先起床吃过早饭，我刚起来，一出门便见敌人来了，哨兵已与敌人接火，我即命警卫连顶住，并占领对面的小山坡，其他人撤到村子后面的山上，司令部的人员也上山了。敌人见偷袭未成，也不敢追上山。撤退时，我让刘子超跟我上山，不要乱跑，但我去指挥部队时，他却忙乱地骑着马跑到大路上，被敌人抓住杀害了。刘子超是位很好的同志，是我们纵队的大知识分子，在上海当过大学教授，但是没有战斗经验，就这样牺牲了，真是可惜。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激烈的斗争，基本上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毙伤日军1200余人，坚持和保卫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我机关和部队也受到不少损失，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1942年是我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铁壁合围”、“分进合击”、“突然袭击”等手段的基础上，形成“拉网合围”式“扫荡”，即以强大兵力呈网状分布，快速出击，构成若干合围，_企图将我军迅速围歼于狭小地区。在一年的时间里，敌人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千人以上的“扫荡”达40次之多，其中有5次是万人以上的大“扫荡”。1942年10月，敌人以15000多人，对我沂蒙山区进行了“拉网扫荡”。 “扫荡”之前，敌人扬言要“扫荡”滨海区两个月，并通过特务机关将其“扫荡”滨海区的假情报、作战计划送到我军。同时，临沂敌人2000余人向沐河以东我滨海地区进犯，以迷惑我军。我山东军区(刚由山东纵队改建)驻在滨海，接到敌假作战计划后，罗荣桓同志主张先不忙行动，看一看再说，我也同意这个意见，但军区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却主张转移到鲁中沂蒙山区去。于是正中敌之阴谋。敌见我转入沂蒙山区后，首先在预定合围地区进行多次合击，以迫我集中。14月27日，敌人分作12路，以我军区所在地南墙峪为中心构成直径35公里的包围圈，在飞机、大炮、骑兵的配合下，突然向我袭击。我军区机关迅速转移，未遭合围，转移到沂水以北的沂山山区。 11月2日，敌人又组织8000余人分12路对我合围。我发现敌情后，于拂晓抢占了笛崮山，我方兵力只有一个特务营和鲁中二分区的一个团。笛崮山顶东西长约一里，南北不到半里，岩石嶙峋，周围有一圈倒塌的围墙，还有几处破屋，东面是十多丈高的悬崖峭壁，西面和南面是可以攀登的山坡，东北一里处有一小高地，与主峰相连，形成主峰的前哨阵地，整个地形对我有利。敌人从清晨起向我进攻，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接着从三面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冲击。我军从早上到黄昏，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天黑后，军区机关在特务营掩护下分数路突出重围。 这场战斗，团长、政委牺牲，特务营仅剩下14名战士，最后，被敌人压缩到笛崮山东端，他们战斗到最后，跳下悬崖，6名同志英勇牺牲，其余同志以后被救回。突围中，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同志牺牲，黎玉同志也负了伤。我带着警卫班突·围，最后只有警卫员滕代田和我冲出来。一位参谋送我到沐水西北的刘家村，那里是游击区，天亮时到了一老乡家里，后来又转移到村南的一个独家独户的草房子里，过了一天，鲁中二分区的部队过来，护送我到了驻在大诸葛的司令部。 我沂蒙区、泰山区民兵和广大群众，积极坚持了这次反“扫荡”斗争，他们大破沂蒙、临蒙等公路，并在敌前进的各交通要道埋设地雷，在广大根据地内进行了“空室清野”，广泛开展麻雀战，袭击敌人。山东其他各区也积极配合此次反“扫荡”，向敌交通线袭扰，牵制了敌人。这次反“扫荡”，我方损失是较重的。  总结反“扫荡”斗争，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广泛地发动和坚定地依靠群众。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实践证明，在组织起来的人民面前，凶恶的敌人如同陷入“火牛阵”的野牛，他们成了瞎子、聋子，到处碰壁，消息不通，情报失灵，道路被破坏，住地被袭扰，找不到粮食，甚至找不到水，寸步难行。什么“铁壁合围”、“拉网合围”，在人民的铜墙铁壁面前，统统一筹莫展。人民战争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这一点，不论在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是适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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