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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在关东军的扶持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即位”，建立了“满洲国”。至此，东北彻底沦为了日本的新殖民地。 拓展阅读：  溥仪“即位” 为了让“满洲国”看着像那么回事儿，日本人不仅设计了“国号”、“国旗”和“元首制度”，还在其《建国宣言》中炮制出了“五族协和”理论： “凡在我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除原有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族外，即其他国人，愿长久居住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应得之权利，不使其有丝毫之侵损”，“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之楷模”。 那么问题来了，何谓“五族协和”？这一理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五族协和”主题海报 1）“五族协和”的本质对于“满洲国”的本质，日本人认为，建立“满洲国”是“一君万民的日本国体的开拓”，“是日本皇道精神的发展”，“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因此，“五族协和”理论，本质就是为了消除东北人民的民族仇恨和国家意识，最终达到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 因此，日本人在强调“五族协和”的同时，提到了支撑“五族协和”的先决条件——“必须以日本民族为核心”。因此，他们认为“日本人在满洲（东北）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和“天生的指导者”，“为了永远巩固满洲国的国家基础，必须要有日本国和日本人协助”。 为什么日本人会有如此狂妄的认知？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人）具有优秀的素质和卓越的实力，外部以谦虚的态度与其他民族交往，处于不持有任何特权的平等态度境地，不愧俯仰天地，不违背道义，指导启蒙其他民族”。  “满洲国”的日语海报，翻译过来大概是“来首都大新京（长春）开辟新天地” 因此，在“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要求“满洲国”政府“（要）大力欢迎日本人移住到满洲国境内”，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方便条件，使其与原有各族同样享受土地所有权和公法与私法上的各种权利”，使日本民族牢牢地“扎根于满洲的土地上”。 1939年，“满洲国”治安部高级军事顾问花谷正，在沈阳“训练学校”视察时，就声色俱厉地训话说： “满洲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绝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民间可以请他自便，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满洲的土地上……郑孝胥说满洲国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逐渐脱离怀抱了……这真是岂有此理，关东军司令部把他撤职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任何一个满洲人要想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花谷正，以经常打骂下属而“闻名” 总而言之，日本抛出“五族协和”理论的真正目的，就是想凌驾于东北各民族之上，使其成为永远受自己的摆布，听从自己的驱使的“皇民”，进而达成其长期殖民东北的险恶目的。 2）日本“副手”=中国官员的“顶头上司”1932年，日本内阁通过的《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要纲》提到，“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日本人作为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发给溥仪的电报中如是写道（1932）：“满洲国参议府参议、中央及地方各级官署之官吏要任用日本人，其人选委托关东军司令官推荐，解职亦需与关东军司令官协商取得其同意。对于满洲国政府的要求事项，一切均由帝国政府通知关东军司令官，通知满洲国使之付诸实施。” 简而言之，任免日本人在“满洲国”政权机构中担任要职的权力拥有者，并不是“皇帝”溥仪，而是关东军司令官。他可以通过“满洲国”国务院的总务厅，实施“内部统辖”。  本庄繁 根据“满洲国”《国务院官制》的规定，“总务厅”不过是“国务院总理”的幕僚机关，负责处理“国务总理”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用的有关事项”。实际上，总务厅是关东军控制“满洲国”的中枢机关，就连“国务总理”都要听从总务厅长官的指挥和调遣。 按照“常理”，在各重大事项和决策决定之后，都会拿到“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进行走过场式的举手表决。不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日本方面能连过场都不走，直接命令“满洲国”的大员们“照做执行”。 另外，关东军还专门设立了“第四课”，可以直接向“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传达关东军司令官的旨意，并听取总务厅的汇报。各级地方政府中的监管机构，如省公署的总务厅长官，县旗公署的参事官，均由日本官员担任。  “满洲国”皇宫 “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稳定后方，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机构设置，进行了大幅度的机构调整，即“撤销总务司”，委任日本官员出任各机构的“次长（二把手）”。“尽管日本官员表现得'相当的礼貌’，实际上他们全权控制和掌管着各部门的权利。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向“中国上级”发号施令，后者只能俯首帖耳，惟命是从。”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官员的比例也不断增加。在“满洲国”“建国”之初，“满洲国”政府的官吏为600人，其中20%是日本人官吏。以一些重要部门为例，总务厅和国都建设局的日本和中国官员比例为7：3，财政部和实业部为6：4，民政部和文教部为3：7。 到了1935年，各部门的日本官员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6000人，像国道局这样的重要机关，日本官员竟然占到了90%。  所有的“次长”，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人 在“满洲国”的军队系统中，不仅有日本人担任顾问或教官。顾问都是日本现役军官，由日本关东军直接指派；军事教官主要是退伍军官，由顾问部指派。至于军队的实际指挥权，实际上都掌握在这些日本人手里。 在“满洲国”“建国之初”，诸如司令官、团长、营长等职务还是由中国人担任，日本人主要担任参谋长或相关副职。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关东军直接任命日本军官担任正职。  “满洲国”军队 至于傀儡皇帝溥仪，同样受到了关东军的“重点关照”。关东军在溥仪身边设立“常驻代表”（1940年改称为“帝室御用挂”），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控。 从1931年—1945年，关东军相继派遣了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冈安直等人作为“常驻代表”和“帝室御用挂”。其中，吉冈安直的时间最长（1934—1945），长达11年之久。  吉冈安直 贵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几乎完全丧失了“皇帝该有的权力”，甚至连“诏书”的起草和“御玺”的加盖，都由关东军一手包办。对此，溥仪曾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如是写道： “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语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对于日本方面的肆意妄为，一旦有中国官员流露出不满情绪，就会被立即撤职或查办。比如最早出任“总理”的郑孝胥，因为一句“'满洲国’是个小孩，需要日本抱着走，但是，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逐渐脱离怀抱了”，就直接被撤职了。所谓的“满洲国”，尽管有“独立”之名，但完全不存在“独立”之实。  实际上，中国“六大行”之一的交通银行的题名，就出自郑孝胥之手 3）“五族协和”=“五族平等”？坦诚说，尽管“满洲国”一再声称“五族协和”，但作为“领导者”的日本人，其地位和各方面的待遇，均远远高于中国人 1） 工人的工资待遇 据《满洲经济年报》对东北主要城市的中日两国工人的收入调查显示，在同一座城市中，两国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在20世纪30年代初：
到了30年代末，两国工人的工资差距更为明显。以昭和制钢所工人为例（1939）：日本制钢工的日收入最高为4.50元，最低为1.80元，平均为2.28元；中国制钢工日收入最高为0.81元，最低为0.54元，平均为0.61元。  昭和制钢所 2）公务员和军官的待遇 同一级别的官员，“日本官员工资是中国官吏的3—11倍”，还特享“减免税、双重补贴等等优厚待遇”。在军队系统中，日本军官可以吃大米，中国军官只能吃高粱米；同一阶级的军官，日本军官的俸禄比中国人军官多得多。 在陆军军官学校，“日本学生穿着从上到下都是新的，中国学生除外出装外几乎都是旧的；（生活用品）日本学生使用新品，中国学生使用旧品；日本学生的主食是大米，中国学生的主食是高粱米，而且是作为牛、马等牲畜饲料的红高粱米”。 “满洲国”的中日军官 3）农民待遇 中日两国的农民，差距最为夸张。数据显示，日本农民每户占有土地达几十町步(1町步= 99.2公亩) 之多，而中国农民绝大多数没有土地。换言之，这些因为贫困而移民至东北的日本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拥有超过100亩土地的大地主。 1941年初，日本通过各移民机构，采取“收买”和无条件“征用”等手段，掠夺移民用地达2002.6万公顷，是日本国内耕地面积的3.7倍。截至日本投降前，日本向东北农业移民30余万人，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在7垧（1垧=10亩）以上，每个家庭约拥有土地多达30余垧（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日本“开拓团”是如何掠夺“新满洲”的？）。 来到中国的日本农民 另外，日本人在诸如土地占有权、经商权、开办企业矿山权、教育权等方面，都有着“高人一等”的特权。甚至连关押犯人的场所，“日本犯人不能和中国人关在一起，所涉案件也必须经由日本司法人员审理。” 4）“五族协和”和“民族歧视”别看日本人把“五族协和”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他们在东北各地大搞“民族离间”，甚至要求担任地方官员的日本人，刻意制造民族矛盾。基于他们的一套“大数据调研”，关东军还对东北土著民族进行了“深度”的“用户画像”：
“满洲国”宣传画 因此，他们提出：
接下来，我们就以几个少数民族为例，共同见识一下“五族协和”是如何“实际操作”的。 现在看“民族协和”这几个字，着实非常讽刺 1）朝鲜族 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就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大批不堪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人，辗转流入东北境内。“满洲国”建立时期，朝鲜人数量接近63万人；到了1940年，朝鲜人数量已经猛增至120万人（拓展阅读：你吃的东北大米，最早是朝鲜族先民带来的）。 1938年7月，关东军出台《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赋予东北朝鲜人“满洲国国民”的待遇。1939年5月，他们被升级为“大日本帝国臣民”。换言之，东北朝鲜人的地位原则上仅次于日本人，属于“二等国民”或“准高等民族”。 不过，除了少数充当日本鹰犬的朝鲜人以外，绝大多数的朝鲜人对日本有着刻骨的仇恨。因此，朝鲜人实际上一直是日本人眼中的“心腹大患”。 延吉的街道，拍摄于1936年 为了把朝鲜人拉进“皇国臣民”的阵营，紧随日本脚步的“满洲国”当局，同时推行了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他们大肆宣扬所谓“内（日本）鲜（朝鲜）一体”、“鲜满（满洲国）一如”的理论，旨在将朝鲜人培养成“忠良的皇国臣民”，让“朝鲜的今天”变成“满洲的明天”。 另外，“满洲国”当局还强制要求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必须将名字更换成日本姓氏，否则视为“非国民”，并以“不配给粮食及生活用品，不发放居民证，成人不准就业，儿童不准就学”等条件相要挟。 灰幕洞（今图们市）的“满洲国”税关，拍摄于1933年 但是，日本人不仅从未将朝鲜人看做“自己人”，还时刻提防、防范甚至歧视他们。已经更改成日本人姓名的朝鲜人，在物资和粮食的“通帐”（配给卡）上，必须附以原来的朝鲜姓名，以示“内鲜有别”（拓展阅读：朝鲜族是如何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 尽管朝鲜人在生活待遇等方面与日本人有着很大差异，但在履行各种“义务”方面却不能逃避。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各个战场吃紧，征兵的任务也降到朝鲜青年的头上。据统计，先后有11294名在东北的朝鲜青年被征兵入伍，其中有6178人战死。与此同时，约十万朝鲜妇女被强制充当从军慰安妇，很多人含恨死在异乡（拓展阅读：读书笔记：韩国历史中的“狂妄”和“自卑”）。 和平少女铜像 2）蒙古族 在“满洲国”时期，居住在东北的蒙古族约80万人，尽管只占有人口总数的3%左右，但其生活空间超过了全境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局势稳定后”，日本人在内蒙古东部各省、县、旗公署，安插了大批日本官员担任总务厅（处）长或参事官等职，直接操纵这些机构的运转。 与此同时，他们大幅度削弱了蒙古王公们的封地和各项权利，推行所谓的“中央集权化”，并以“保护”东四盟“蒙地”为由，禁止汉族人流入垦殖，逐步将之收归“满洲国所有”。后来，这些土地大部分沦为日本人的私产，其中一部分被日本移民所占据（拓展阅读：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满洲国兴安北省省长凌陞，右边是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左边是警备军司令布里亚特人乌尔金（1934-35）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还将“蒙古军（即兴安军）”视作自己侵略扩张的炮灰。基于蒙古骑兵机动灵活、善于在山林作战的特点，日本人在1937年征调“蒙古军”兴安支队开进三江地区，旨在一举“消灭”东北抗联武装。 另外，日本还利用“蒙古军”挑衅苏联、制造边境纠纷。1944年，关东军抽调蒙古青年组成一支“武装谋略部队”，即所谓的“关东军第二游击队”，正式编入关东军的建制，由日本军官率领。 苏联对日宣战后，队长松浦友好率领全队潜入苏境，准备在苏联后方进行游击战。可笑的是，战斗尚未打响，800多人的队伍逃散了大半，只剩下31名蒙古族士兵表示愿意“坚持到最后一刻”。深感绝望的松浦，最终“含恨自杀”，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乌尔金(左)和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右），后者的二哥甘珠尔扎布的妻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3）鄂伦春族 东北抗联崛起后，大兴安岭成为他们活跃的主战场。与此同时，一批鄂伦春族青年加入到抗日联军的行列，让日本人伤透了脑筋。 1934年春，齐齐哈尔和黑河的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施以小恩小惠等方式，笼络鄂伦春族的首领，组织鄂伦春族青年组成山林队，搜索山林，寻找抗日武装的踪迹。1941年底，抗联三支队在呼玛县的塔源遭受鄂伦春族山林队的袭击，包括一名大队长在内的66人牺牲，损失枪支70余支，战马80余匹。 满洲国时期的鄂伦春民居 除了蛊惑鄂伦春青年“充当炮灰”之外，日本人还大肆搜刮、压榨和迫害鄂伦春百姓。比如鄂伦春民众猎取的珍贵皮毛以及鹿茸、人参等物资，必须上缴给日本人经营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换取的是不等价的粮食或布匹。后来，连粮食和布匹都没有了，直接以橡子面和更生布（再生布匹）替代。 数据显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东北地区大约有鄂伦春族4000余人；到日本战败投降，只剩下不足1000人了。因此，越来越多的鄂伦春族民众，坚定不移地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他们或者投身抗联队伍，成为其中一员；或者主动为抗联武装送信、领路和运送粮食。 苏联对日宣战后，一大批鄂伦春族山林队员选择倒戈。有些山林队员故意将日本军官引进山区，将其“困死”；有些山林队员主动为苏联红军带路，捣毁日本特务机关，全歼了盘踞在鄂伦春族居住区的日本势力。 今天的鄂伦春人 5）小结所谓的“五族协和”理论，不过是一句虚伪的口号。他们把日本人摆到五族中的“核心民族”和“领导民族”的位置上，要求其他民族必须接受日本人的“指导”、“鞭策”或“训诫”。换言之，日本人是统治者，其他民族是被统治者。 拓展阅读： “满洲国”《国民道德》教材封面 至于具体贯彻或推行“五族协和”的过程，根本看不到丝毫“协和”的影子。日本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其他民族惟有老实听命，不得有半点违背或执拗；涉及经济待遇时，就开始强调“日本人的工作能力强于中国人，双方存在差距是理所当然的”。如有不满，就是无休止的迫害甚至是杀戮。简而言之，“满洲国”是外族入侵的产物，是为殖民政策服务的政权，没有任何值得“追求真相”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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