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郑毅 | 伪满洲国表象空间的制造与殖民地属性的构成

原文题目：《虚幻的建构: “满洲国”表象空间的制造与殖民地属性的构成》

郑 毅

二级教授，法学博士。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东北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北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长白丛书》主编、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副会长。

摘 要：台湾、朝鲜半岛、中国东北是近代日本帝国构建殖民地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伪满洲国是日本殖民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在中国东北人为制造了一个虚幻的“独立国”。1932年由关东军谋划并经日本政府默许下制造出来的所谓“新国家”，可以说是自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满洲经营”国策的必然产物，所谓“满洲问题”是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问题，是左右日本帝国对外扩张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是日本帝国构建殖民帝国的重要环节。

“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在殖民侵略台湾、朝鲜半岛基础之上的一种新型殖民侵略模式，这种殖民侵略模式后被推广至中国的华北、华南、内蒙古乃至东南亚地区。日本东洋史学配合帝国政治需要实现了“满蒙史地研究”与帝国“满蒙政策”的合流。日本满蒙学研究者配合帝国的国策政治，制造出一个独立的学术空间“满蒙学”。就殖民地属性而言，伪满洲国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政府，是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殖民统治方式转变的起点，同时也成为日本帝国覆亡的原点。

关键词：日本帝国；满洲国；满蒙学；殖民地属性

对于近代日本帝国而言，台湾、朝鲜半岛、中国东北是其构建殖民地帝国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借助《马关条约》之规定割让给了日本，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日本设置总督府直接进行了50年的殖民统治；朝鲜是日俄战争后作为日俄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获得独占权，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韩合并条约》，以强行并入的方式确立了对朝鲜36年的殖民统治，朝鲜总督府代行日本政府的统治管理职能，朝鲜成为日本帝国版图中的一部分；中国东北是关东军策划并付诸军事侵略行动，在日本政府默许并纵容之下以武力强行侵占的中国地域，1932年3月1日一个所谓的“独立国”“满洲国”横空出世，存续了13年零5个月的时间，“王道乐土大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对外宣传的标志性口号。

1932年10月，关东军驻山海关平田混成旅团特意在山海关北面的角山寺立了一块“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纪念碑，日本在“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菱刈隆将此碑的照片上报给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作为日本政府向外推介“满洲国”指定的官方宣传照片。为了欺骗世界舆论和反驳日本制造一个傀儡国家的谴责，日本人为地制造出了一种日满关系是所谓“皇道国和王道国的提携关系”的言说理论，将“满洲国”解释为“亚洲的历史产物”。日本学者山室信一将“满洲国”形象地比喻成是一只拥有狮头(关东军)、羊身(日本天皇)与蛇尾(溥仪)的怪异之物。日本在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模式在诸多方面被移植到了“满洲国”的制造过程中，台湾、朝鲜、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统治模式虽然有差异，但其殖民地属性却是基本一致的。

伪满洲国是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一个“怪物”，1945年8月15日，伪满洲国同它的制造者日本帝国一同覆灭，用日本思想史学者竹内好的话来说就是日本帝国并未给“满洲国”举行什么葬礼仪式。由于伪满洲国是近代日本作为殖民帝国体系中极为特殊而重要的一环，是与中国、日本、韩国的现代历史各种矛盾交织为一体的关键所在，因此，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始终是东亚近现代史研究中不能轻视和回避的课题，长期成为中韩日三国学者共同关注的重点课题。考察伪满洲国的所谓“国家”表象空间的人为塑造过程与其内在的殖民地属性的构成，是考察“满洲国”在日本帝国殖民体系中特殊历史性格的重要路径。

一、“满洲国”表象空间的合成过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所谓“满洲事变”，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2年3月1日，即在事变发生的五个月后就制造出了一个虚幻的国家。“'满洲国’的育成，是军部乃至内阁、政党、宫中、财界等一致认可的国策。”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社会就在“满洲乃帝国之生命线”“二十亿的国费”“十万同胞的鲜血”等煽动性口号蛊惑之下，将“满洲”视为日本理所当然的私物。伊藤博文称“日本对于此战，始掷二千万金钱，数十万生命，死力争回”，以何种方式将其纳入帝国的殖民体系只是一种方法上的争论而已。有日本陆军天才之称的石原莞尔以关东军作战参谋身份，向参谋本部提出了名为“作为国运转回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案”，其要旨就是为了取得对美持久战的胜利，必须利用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经济来补充日本的国力，“满洲”必须成为支撑日本国力和军力的根据地。

随后关东军制订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基本上是采纳了石原莞尔的侵略主张。1930年7月10日，石原莞尔向日本政府高官提出的一份建议书，再次强调在日美之间的最终争霸战中“满洲”具有特殊的地位，必须尽快占领“满洲”，这是打开日本命运的关键，日本占领并控制了“满洲”，朝鲜半岛才能安定，同时可以确立日本对华的指导地位。

即便是以亲英美派自居的时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也在1928年4月向日本外务省提交了一份《对满政策之我见》的外交建议书，提出满蒙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恢复经济繁荣，就无法缓和政治上的纷争，满蒙的开放就是要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即将“满洲”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如有必要，可对满洲诉诸非常手段。”

1931年6月，参谋本部以关东军作战计划为基础完成了《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将解决满蒙问题提升到国策的高度，中心内容就是首先在“满洲”建立亲日政权，将其打造成一个独立国家的形式，然后由日本真正占有。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制定的《关于对满蒙占领地区实施统治的研究》中指出：“迅速占领满洲及蒙古之一部分，使之完全置于我国努力之下，以获得为进行长期对外战争提供资源的巩固的策源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制造“独立国”时毫不掩饰地提出，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即：“1.将满蒙从中国本土彻底分裂出来；2.将满蒙统一在一起；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而实质上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关东军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同时，1931年10月21日，参谋本部军事参议官白川义则大将由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今村均陪同到达奉天，向关东军司令官转达了陆军中央部对建立新政权的意见：1)绝对地排除国联和其他国家的干涉；2)所有“满洲”问题只限于与新政权之间交涉；3)新政权可以形式上与中国中央政府保持关系，但实质上独立。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断然反对第三条意见。

日本政府在如何对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实施殖民统治问题上，基本接受了关东军方面的意见。1932年1月，日本外务省、陆海军省共同制定出《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其中明确规定东北要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要受日本的控制。

从关东军谋划制造出这个所谓“独立国”的具体过程来看，这个所谓“独立国”完全是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方案推进的。1932年2月19日—24日，由张景惠、熙冾、臧式毅、于冲汉、袁金铠、赵欣伯等一批被日本关东军操纵的东北地方人物，与日方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驹井德三等人联合召开了“建国会议”。在连续数日的会议上，关于“国体”问题有“帝制”“王制”“共和制”等各种主张，“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群汉奸演唱傀儡戏的一番聒噪而已，其实，这一切都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做最后决定”。根据伪满洲国建国方案的实际操盘者板垣征四郎的决定，并经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认可，2月25日形成了最终的所谓建国方案，对所谓“新国家”作出如下规定：“民本政治”“国家元首为执政”“国号为满洲国”“国旗为新五色旗”“年号为大同”。

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承认“满洲国”的外交声明，并于同日与伪满洲国政府签订《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力和利益”，确认由关东军对“满洲”的实际统治。此前的3月24日，日本拒绝了国际联盟将中国东北作为各国“共管”的自治领的决议，以及国联要求日军撤出中国东北的劝告。同月28日，松冈洋右代表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伪满洲国成立后，国际社会都拒不承认由日本关东军制造出来的这个“虚幻国家”，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调查团所提出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也明确承认中国对东三省的领土主权。“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对所谓“满洲国”的性质，《李顿报告书》明确指出“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助，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并劝告日军撤出中国东北。斋藤实内阁在1932年8月27日以内阁决议的形式，先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发表就宣布承认“满洲国”，目的是给国际联盟施加压力，以既成事实来胁迫国际社会。

由于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国际主流社会的拒不承认，伪满洲国成立后的国际承认问题始终是一个被各方冷处理的事情，相关研究中大都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实际上，日本为刻意塑造伪满洲国“独立国”的形象，充分利用自身的国际资源与影响力，通过政治施压和经济利益交换等方式鼓动了23个国家和政权以不同形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其中主要是德意日轴心国的盟友国，如纳粹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西班牙、泰国、维希法国、缅甸巴莫政府、菲律宾劳雷尔政府、汪伪政权等。

苏联政府在伪满洲国问题上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苏联政府往往采取不干涉的'中立主义’态度”。为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1933年5月，苏联向日本提议出售同“满洲国”纷争不断的中东铁路。1935年3月，苏联方面将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全部出售给了“满洲国”。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受伪满洲国政府委托，负责经营该条铁路，至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完成了对整个东北铁路的垄断。

二、“学术空间”与帝国殖民空间的另类合流

日俄战争后，所谓“满洲问题”就成为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帝国构建的核心问题。日本的东洋史学研究也随之兴盛，研究指向和目的与帝国政治高度契合，研究领域从朝鲜扩展至中国东北，所谓的“满鲜史”“满洲史”“满蒙史”研究者俨然成为论证日本殖民扩张合法性的学术先导者。“满洲”“满蒙”成为日本“满蒙史”学者从中国历史文化和地域空间中人为切割制造出的一个具有独特政治意味的学术空间。

日本大陆政策推进过程中催生出了所谓“满鲜史”，并作为一种特殊的满足帝国现实政治需要的“显学”。朝鲜史被强横地加入到了“满鲜史”的“学术制造”之中，首先是满足现实社会生活中日本帝国向大陆扩张的国策需要。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新兴的东方帝国完成了对沙皇俄国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在完成了对朝鲜的独占性控制之后，又有了继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再次染指中国大陆的机遇，借助《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达成了在中国东北的南北分割占有机制，如何谋求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诸多权益收归到日本手中，如何经营从朝鲜半岛到东北南部乃至北部地区，是日俄战后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现实问题。所谓的“满韩经营论”“战后经营论”在国家政策层面的体现，就是设立了具有明显国策性质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所谓的“满铁”。

有日本学者指出：“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作为满韩经营的机构而设立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人们不知道的是，日本的东洋史学是与满铁携手成长的。作为东洋史学的开创者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博士在明治41年向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建议，在满铁东京支社设置研究满洲、朝鲜历史的调查室。”在史学研究层面的“学术制造”就是顺时应势地制造出了所谓的“满鲜史”“满洲史”“满蒙史”等学术空间。从历史地理研究空间的层面，将日本帝国殖民地的空间由朝鲜半岛扩展至“满洲”，使学术研究制造出来的“学术空间”与帝国的“殖民空间”实现了另类的合流，历史研究成为帝国政治前行的推手与合法性的解读者。

白鸟库吉是明确支持日本对朝鲜半岛、“满洲”采取殖民统治政策的，并积极地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去支持帝国政府的殖民政策，所谓的满韩研究、满蒙史研究都是在服务于帝国殖民政策之下而衍生出来的“学术产物”。满铁东京支社内设立的以研究“满洲”、朝鲜历史为目标的调查室，白鸟库吉为学术研究牵头人，聘用了箭内亘、池内宏、松井等、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等诸多人士参加研究活动，这些人后来逐渐成长为日本东洋史学的重要人物。

日本的东洋史学者通过自身的调查与研究，将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所体现总结出来的研究结论，与日本大陆政策下所谓“满洲经营论”“满韩经营论”，从学术的立场以历史叙事的方式给予了“合理的”解读，矢野仁一等人就提出“清国非国论”“满洲、西藏、新疆非中国领土论”，通过向世界学术界展示一系列“引以为傲”的“满鲜史”研究成果，以“历史的视角”诠解了日本大陆政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满鲜史”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独立“历史空间”；“满蒙史”也是如此，将中国历史上彼此相连的民族以地理空间的方式进行了人为的分割。“所谓'满鲜史’，正如文字所述是将'满洲’和朝鲜视为一个历史空间的历史体系。”而“满蒙史”是由“满鲜史”衍生而来的另一个“历史空间”，这个历史空间日后成为日本帝国制造出来的独立国的“地域空间”。

日本学者神田信夫曾经指出：“以往我国的东洋学是凭借国家的大陆政策而发展起来的，对于拥有最强大的政治势力的满鲜地域，日本成为研究东洋学的主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1910年日本将朝鲜殖民地化，并直接积极扩大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所谓“满洲”上升为日本帝国“生命线”的战略高度。在殖民扩张势力的背景之下，日本学界对“满鲜史”研究的关注度陡然提升，“满鲜史”研究成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学术支撑力量，所谓东洋史研究中的重心“满鲜史”的研究与大陆政策互为表里的关系逐渐形成。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内藤湖南不仅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多有建树，而且对中国现实问题尤其是对中国东北问题的政治分析与时政建议同样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可以视其为日本“满蒙史”学者突出帝国政策导向的学术典型，将“学术研究”与帝国殖民空间相结合的一个特殊代表。1915年，他在给稻叶岩吉撰写的《满洲发达史》一书序文中提出一种政治主张：“日本与中国东北地区的各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历史悠久，甚至在某些时期如渤海国时的通商与外交关系更甚于与中国王朝的关系，日本不仅有开发满洲的能力与必要性，而且日本在过去的历史交往中也已经积累了开发满洲的必要知识。”

当关东军凭空制造出“满洲国”时，内藤湖南是持赞成立场的，他认为“'满洲国’的诞生是东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是一个多种族的非军事化国家的实现”。他还对“满洲国”的建立提出自己的主张，有些建议与关东军确有分歧，但在总体上是赞同“满洲国”的建立。他主张“采用共和政体，由于中国本身处于不安定状态，建立新国家是贤明之举”，在“日满合作”的前提下，将日本的人口过剩问题与“满洲的开发”相结合，“满洲开发”的基础在于日本人的资本和能力，而且，日本人已经积累了开发台湾、朝鲜的经验，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经验可资“满洲国”参考借鉴。

1933年10月，当日本外务省组建的日满文化协会将在所谓的“满洲国”举行成立会议时，重病在身的内藤湖南仍坚持“冒死都要去”，抱病参加了此次会议。“由于健康的原因，内藤湖南没有进行实质上的活动，但仍以积极的态度参加筹备'日满文化协会’，从文化上帮助'满洲国’，这是事实。”尽管有美国学者对内藤湖南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内藤湖南自始至终没有加入到那些毫无原则地赞美政府和军部方针的学者队伍中去。他尤其抗拒自己的学问被政府利用为使日本帝国主义正当化的宣传工具。”

从所研读的内藤湖南相关政见表述来看，内藤湖南对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涉猎相当广泛且不乏深透的认知，是日本东洋史学的代表性学者，但其学术研究与对华认知同帝国政治的契合度同样是同时代日本学者中的典型代表，内藤湖南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经世致用”与日本帝国政治的结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对于确信学问必须以实用为目的的内藤湖南来说，日本的亚洲政策不应该任由职业政治家与军国主义者来制定。就这样，内藤湖南以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学识为基础，始终就中国的改革与近代化问题，以及日本在其中的作用等现代的政治课题发表着自己的评论。”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东洋史学最著名的学者，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说”“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等学术命题有着巨大的学术和政治影响力，他认为相较于日本对中国所肩负的革新的历史使命而言，议论日本对中国采取了军国主义抑或侵略主义的论争，“是一个完全不值得争论的问题”。他对日本政治家和军方的对华政策有从学者的视角进行过批判和抨击也是事实，并不是完全认同日本帝国的政策主张是其作为学者的本色表现，在这一点上他与同军方同步调合作的矢野仁一等人确有差异，但也不是彻底反对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左右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总体上合作，局部问题有分歧，应该是较为客观合理的历史评价。

日本东洋史学对“满鲜史”研究的重心从朝鲜史移动至“满洲”的步调，与日本对独占“满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完全一致的，学术研究与帝国政治的需要合体成为互为表里的关系。

三、“满洲国”的殖民地属性

伪满洲国从1932年3月成立到1945年8月覆灭，同日本帝国的盛极而亡过程相始终，堪称东亚现代史上的一个怪胎。伪满洲国自成立伊始就存在诸多非合理性，日本方面将伪满洲国刻意装扮成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国家，同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朝鲜、台湾的军政府直接殖民统治加以区别，以所谓独立国家的方式将中国东北从中国本土割裂出去，而实际上伪满洲国同日本在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日本学者冈部牧夫《满洲国》一书中称之为“驻在军制造的国家”。

日本关东军从策划制造这个国家伊始，就决定了这个伪政权的傀儡性质。关东军在1931年9月22日召开的参谋会议上确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明确提出“建立由我国(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的以宣统帝为元首的支那政权”，并决定受这一政权的“委托”，由日本担负国防、外交、交通、通讯等职责。

讨论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伪满洲国产生的怪诞过程本身，就不可避免地赋予其傀儡基因。所谓“满洲国”完全是由日本关东军通过阴谋策划的手段，强行从中国固有版图中割裂出来的一个所谓国家。其居民、领土与中国有着历史的、文化的、天然的不可分割性。日本政府在如何对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实施殖民统治问题上，基本接受了关东军的意见。为了加强日本政治控制力，必须在这个所谓国家的政治机构中扶植日本势力，由日本人参与其中央和地方行政，在随之建立的伪满洲国政府机构中形成奇特的“总务厅中心主义”独裁运行体制。

伪满洲国国务院下设的总务厅由于集中管理政府的人事、资金、物品，对全部行政施以强有力的影响力，因而被人们称为“总务厅中心主义”。总务厅长官必须是日本人，“如果总务长官没有接到关于某某一事已经同意，依据命令通知之，关东军参谋等书面文件，政府就无法进行工作”。日系官僚驹井德三、阪谷希一、远藤柳作、长冈隆一郎、大达茂雄、星野直树、武部六藏等人先后担任总务厅长一职，是伪满洲国国务院真正的“国务总理”“国务总理”形同虚设。

日本政府对伪满洲国的外部控制，是通过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实施整体控制。日本为强化关东军的统治地位，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四个系统即关东厅、满铁、领事馆、关东军统合起来，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并拥有对满铁的监督权。在其内阁专设对满事务局，事务局总裁由陆军大臣兼任，军部势力完全掌控伪满洲国。

关东军对伪满洲国政府的内部统治方式，前期就是所谓的“总务厅中心主义”；后期则实行所谓“次长制”。从傀儡皇帝溥仪(初期称执政)始至地方行政县级官吏，都不过是日本关东军手中掌握的皮影道具而已。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曾发表《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一文，称“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

伪满洲国中央政府机构官吏初期为600人，其中20%是日本官吏。到1935年5月，日本官吏已增加到3000人，如果再加上所谓准官僚，则达6000人，中、日官吏比例已超过一比一。尤其是重要职能部门日系官吏更多，并完全把持权力。作为“国务总理”幕僚机关而设立的总务厅，实际上是政府权力的中枢。

1937年伪满洲国行政机构改革后，各部大臣之下所配置的日系官僚次长，成为真正的权力拥有者。战后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曾担任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各部大臣都听命于日系次长，由总务厅长召开的各部次长会议又称“火曜会”，是伪满洲国所有重大政策的决策源。所谓“满洲五虎”即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司令官东条英机、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洲重工业公司总裁鲇川义介、产业部次长岸信介，这五人是“满洲国”的真正统治者。从国家主权角度来分析，伪满洲国也不具备主权国家的基本属性，是由典型的殖民地属性构成的傀儡国家。

1932年9月15日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以及《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空路管理与新线修筑管理协定》与《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会社协定》《关于国防上需要的矿业权协定》等一系列文件，使日本将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一切大权全部攫取。在伪满洲国以满元统一币制，通过与日元挂钩，日本将整个中国东北经济完全纳入日元经济圈。日本将伪满洲国定位为日本帝国扩大战争的战略基地，是日本销售商品、输出过剩资本、供给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及农产品的主要地区。

满铁和满业以及特殊公司与准特殊公司，完全掌控中国东北的几乎所有行业，并连续通过两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划”，竭泽而渔式地掠夺东北资源和农产品。1935年，日本通过鞍山昭和制钢所生产并掠夺走40.8万余吨钢铁，1936年达到78.3万余吨。1937年之前，日本每年从东北强行掠走煤炭2000—3000万吨不等，1937年以后则公开要求伪满洲国每年必须提供煤炭2900万吨、钢铁150万吨、粮食1000万吨。

诚如冈部牧夫所指出的那样：“的确，在满洲国时期，东北的政治机构和产业结构实行了近代化，这是事实。但是，那个近代化并不是东北社会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为了确立日本的总体战体制，这样反而堵死了东北社会自身的发展之路。……东北的资源和产品大批地被日本所掠走，由于强行增产使产业设备老化，民众的劳动力被无止境地榨取了。”“满洲国留下来的所谓'近代的经济基础’，对新中国来说，只不过是起副作用的基础而已。”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之际，中国民众就表达了“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故中国绝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即“国际联盟委员会关于日华纠纷的报告”)中也承认伪满洲国并不是“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事实是，日军不宣而战，以强力侵吞并占领了确属中国领土的广大土地，以至作为上述行动之结果，使该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脱离而宣布独立。

日本学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美化战争和侵略的历史观，表现为极力掩盖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罪行，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将对中国的侵略辩解为是为了保卫亚洲国家不受西方列强侵略，将对东北的占领说成是“满蒙不仅在国际上，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满洲国是五族协和的理想国家”“满洲非中国论”“满蒙人自身希望独立”等，否认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满洲国”是傀儡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将这段历史辩解成伪满洲国是日本人以建设理想化国家为目标，但由于战争状况的激化而导致这种尝试归于失败。

伊东六十次郎在《满洲问题的历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满洲对日本民族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地方。在满洲进行的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由于日本打破了清朝的旧思想、旧势力，使亚洲的近代化成为可能。由于日本打败了侵占满洲的俄军，阻止了西方民族对亚洲的侵略，使日本成为了亚洲的防卫者。此后，日本民族致力于亚洲的近代化，以满洲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对亚洲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满洲对于日本民族来说，是个神圣的地方，不能忘记的地方。为防卫亚洲和使其近代化，许多日本人在满洲献出了生命，并拼命地做了满洲文化建设工作。对这些先辈，在进行衷心地尊敬、感谢的同时，必须完全使他们的子孙、后辈日本青年知道：日本在满洲做了正确的事情。”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经营和经济掠夺，伊东六十次郎的观点更是非常荒谬，他说：“满洲的近代化完全是靠日本进行的”，这种论调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相。日本通过制造出来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和日本方面设立的特殊会社，在中国东北地区搞了一些近代化设施，但这些近代化设施都是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东北这一大目标的。伪满洲国存在的十余年间，日本仅1932年至1944年，就从中国东北掠夺了22300多万吨煤、1100多万吨生铁、580多万吨钢。至于民力的伤害、农产品及其他战略物资的掠夺更是无法估量。伊东六十次郎等人的这种历史观在日本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它对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有很大的误导性和欺骗性，不容小视。

20世纪90年代，在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的喧嚣声中，“建设满洲国是满洲人的希望”等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日本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发表了《大东亚战争的起因》一文，对日本在朝鲜、中国东北的殖民历史进行了荒唐的解读。“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因为朝鲜而引起的。日本不想打第三次决定朝鲜命运的战争，才取消了徒有虚名的韩国的独立，将它并吞。”“鉴于当时的状况，日本不得不关注满蒙。向白人世界的移民遭到排斥，日本为了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这一新天地。日本人转而关注满洲，是受周围国际形势所迫。”

1972年4月，日本舆论调查会进行了“关于对中国战争的舆论调查”，被调查对象为日本20岁以上的一般男女2369人，问卷回收率为79%。调查问卷中问：日本与中国进行了战争，对此你有何看法?回答做了坏事占26.4%，当然自卫占8.4%．不得已而为之占46.6%，没什么可在乎的占4%，其他0.7%不知道，未答13.9%。1982年10月、1987年10月、1994年12月，NHK以3600名16岁以上的日本国民为对象分别进行了多次“日本人的侵略战争认识”调查，依然分别有45%、40%、32%的调查对象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武力进人他国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

当然，在日本学界对待伪满洲国问题的看法更多的还是认定它是日本的殖民地，是关东军制造出来的傀儡国家。冈部牧夫在所著的《满洲国》一书中对日本国民提出了这样的告诫：“现在对我们更重要的，并不是徒劳无益地美化过去，而是要看清日本和日本人在现实中所应完成的历史任务，在于防止法西斯主义的东山再起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日本和中国今后的平等关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满洲国，决不仅仅是过去的一页，今天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活生生的教材。”

关东军以不同于日本帝国殖民台湾、合并朝鲜的既往方式，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为应对中国民众的反抗和国际社会的谴责，人为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独立国”，为了使虚幻的“独立国”具有所谓的“合法性”，日本东洋史学研究者以“学术研究”的形式为其制造出符合“历史规律”的历史逻辑。

从殖民地属性而言，表面上赋予了这个所谓的“独立国”一个虚幻的“国家”表象空间，与完全殖民地化的台湾和彻底并入帝国版图的朝鲜相比，具有表象形式的差异，无疑是日本帝国在构建殖民地帝国过程当中的一个新阶段，同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方式相比的确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性，可以说是日本帝国在殖民统治模式上的一种变种和升级，目的是试图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拓展帝国的殖民空间。就殖民地属性而言，“满洲国”与日本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并无质的差异，这种“满洲国”模式此后成为日本在中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地区构建帝国拼图的一种通行做法。

从这个意义上看，“满洲国”的出现和存在反映出了日本帝国殖民策略的一种转变，只是这种殖民统治方式的转变历史性地演变成了日本帝国崩溃的原点。

【注】文章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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