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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公众号修改了推送规则，若不加星标可能会错过更新噢。 添加星标方法： 请点击上方名片「握中悬璧」→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 快来成为我的特别读者吧！ 前文在这里 西晋帝国（十六）陈情表泰始三年（267年），就在立太子风波后不久，司马炎突然下令，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 诏书下达了多次，郡县里也多次相逼，然而李密却始终拒绝应召，为了阐明理由，他写下了千古名篇《陈情表》。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对《陈情表》评价非常之高，他曾说：“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这是关于《陈情表》流传最广的一段评论，可见此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 诚然，从文学角度来讲，《陈情表》确实有着极高的价值。它的篇幅虽仅有区区不到五百字，却能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那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真挚情感令人无比动容。而文中留下的茕茕独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等成语更是脍炙人口，其文学价值确实不在《出师表》之下。 然而《陈情表》并不只是简单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它代入西晋初年的时代背景去看，则会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为了深入探究这一点，我们先从作者李密的身份背景说起。 李密是益州犍为郡武阳人，李氏也是当地著名的豪族，其祖父李光曾任朱提太守。但到了李密这一代则家道中落，在他六岁时父亲去世，四岁时母亲又被其兄长逼迫改嫁，因此李密是由祖母刘氏抚养长大的。 悲惨的童年并没有让李密沉沦，他聪慧过人且勤奋好学，后来师从大儒谯周，学习各类经典，终于成为名动巴蜀的才子。 李密在蜀汉先后担任益州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等官职，后来出使东吴，其才学气度也得到了东吴君臣的高度称赞。或许他在谯周众弟子中不是官职地位最高的，但在当时绝对是名气最大的。 这样一个人，必然是有志于治理好益州的统治者一定要拉拢的，因此邓艾在平蜀后便请他当自己的主簿。 不过李密却毫不理会，连邓艾的面都不见，只在家一心一意侍奉祖母，讲学授课。 如今司马炎也代魏称帝，又完成了立太子的大事，暂时压制了弟弟司马攸，于是他便将目光转向了益州。 自从蜀汉灭亡后，益州就不算太平，先是发生了成都之乱，之后晋国又采取以蜀制吴的策略，让益州军事力量对东吴交州进行牵制，因此益州始终没有彻底脱离战火。 或许是这一政策对益州产生了间接影响，后来在泰始四年（268年），一个叫王富的益州人因为长相酷似诸葛瞻，于是诈称自己就是当年并未战死而是逃进了深山老林的诸葛瞻，他聚集数百亡命之徒发起了叛乱。 之后又有汶山守兵吕臣之乱，而泰始八年（272年）牙门张弘的叛乱破坏性最大，连益州刺史皇甫晏都死于其手，直到朝廷将王濬调任益州刺史才将其平定。 虽然在泰始三年叛乱尚未发生，但司马炎对益州的不稳定应该是有所感知的，因此他希望征辟李密为官很有可能便是这个原因。 在蜀汉灭亡前后，蜀汉旧臣中影响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谯周，谯氏本就是益州大族，谯周本人又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其弟子众多，可谓桃李满天下，将他收入麾下，统治益州必然事半功倍。 然而谯周似乎对做官不是非常热衷，再加上年老体弱，因此在泰始三年刚刚勉强到达洛阳后就一病不起了，无法在朝中任职。 谯周既然已经命不长久，失去了作为正面典型的价值，于是司马炎只好打他弟子的主意。 在谯周的众多弟子中，罗宪和文立已经归顺了晋朝，然而罗宪长期以来几乎都是以一名武将的身份活跃在战场上，而文立的影响力也不是很大，正好他的同门李密声名最盛，因此文立很有可能向司马炎推荐了他。
这么推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据《晋书》记载，后来文立曾上表说：“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并得到了施行。 可见文立希望朝廷能多任用益州旧臣，这样不仅能收买益州人心，同时还能对东吴形成一种政治攻势，这和西晋初期对东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相吻合。 晋吴两国的舆论战争请看这篇 既然如此，同门李密就是最好的推荐对象了。至于陈寿，由于他和黄皓不和，因此官职不高。再加上他在为父服丧时因为生病请侍女服侍自己用药而惹人诟病，其行为与西晋以孝治天下的宗旨相违背，因此作为先进典型的价值远不如李密。 司马炎对此应该是认可的，他虽然看重李密，但主要是因为他的背景和名声，其实司马炎并不是真正想重用李密。权力毕竟是有限的，自己的亲信重臣尚且不够分，何况是一个益州外人呢？ 这一点从他为李密安排的官职太子洗马就能看出些端倪。 太子洗马是东宫辅臣，只是地位尊崇但并无什么实权，司马炎只是为了给太子司马衷安排一个名气大的老师，如此不仅可以提升太子的声望，还能显示自己对益州旧臣的重视。况且李密在蜀汉就做过太子洗马，这样安排也就更显得合理了。 不过李密为何会拒绝司马炎的征召呢？要知道他作为亡国之臣，本来就是没什么话语权的，一旦因此惹怒了司马炎，说不定会招致杀身之祸。 但李密还是这么做了，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李密不是伯夷叔齐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前朝遗老，从《陈情表》来看，他对蜀汉是不吝批判的。他将晋朝称为“圣朝”，而将蜀汉称为“伪朝”，这足见他的态度。 另外李密也并非无心仕途，因为从李密后来的行为看，他对仕途非常热衷。后来朝廷封他做温县县令，而李密认为自己身负大才，于是“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 汉中太守已是两千石的高官了，但李密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理想是进入朝廷中枢，成为西晋核心权力层中的一员，但因朝中无人为他说话而未能实现。而李密后来也因为出言抱怨而被免职。 这一点李密早在《陈情表》就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本图宦达，不矜名节”，虽然其中确实有他为了达到目的进行自污成分，但从他后来的行为看，“本图宦达”确实是他心中所想。  那么李密真是为了要侍奉祖母才拒绝征召的吗？ 其实李密对祖母的真情实感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他是假孝，我想也难以写出这样动人心弦的文字。但问题是他之前很可能并非长期侍奉在祖母左右。 李密曾担任大将军主簿，无论这个大将军是费祎还是姜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此二人都长期不在朝中。 从蜀汉延熙十一年（248年）开始，费祎就出屯汉中，三年后才回朝。而他仅仅回去了半年左右就再次出屯汉寿，直至一年后遇刺身亡。至于姜维，他长期在外领兵，在朝中的时间就更少了。 因此可以断定，李密在蜀汉做官期间，大部分时间应该也是在外的，他无法长期陪伴在祖母身边。既然如此，以需要在家侍奉祖母唯有拒绝朝廷征召就有些说不通了。 不过李密仍然将此事提出作为挡箭牌，这说明他是深思熟虑过的，这么做一方面能满足自己尽孝的心愿，同时也能达到政治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他的政治目的很简单，就是以退为进，凭此提高自己的声望，为日后的仕途做铺垫。 李密对形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当初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邓艾的招揽，丝毫不怕得罪这个益州的新贵，而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邓艾就死于非命，这充分体现了李密的先见之明。 这次也是如此，如果奉诏出任太子洗马，相当于就跟太子深度绑定了，而太子是个什么情况李密想必是有所耳闻的，再加上西晋初年政治局势的复杂，太子之位能否稳定尚属未知，他不想这么快就压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正好祖母年老需要照顾，于是便以此为由进行推辞，不仅可以彰显自己的孝心，还能给自己留下观察局势的时间。等数年后祖母过世，太子地位能够稳定下来，那才是最好的入局时机。 至于会不会因此得罪司马炎，李密也毫不担心，因为这篇《陈情表》正好命中了司马炎的软肋。 在我看来《陈情表》中所谓“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独立，形影相吊”云云都是托词，他作为蜀汉官员，怎么可能过得如此凄惨？ 而此文的核心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李密凭此就可以让司马炎无话可说。 据《世说新语》记载，何曾曾对司马昭说：“明公方以孝治天下”，可见这是自司马昭时代便定下来的基调。 其实西晋以孝治天下并不是因为司马氏的江山是靠篡夺而来才不得不如此，因为这种理念早在汉朝就有了。 汉代没有九品中正制，官员选拔靠的是举孝廉，其中“孝”在“廉”之前，可见其重要性。甚至汉代帝王的谥号中绝大多数都有一个“孝”字。因此以西晋孝治天下只是恢复传统而已。 司马炎本人对孝道也极为重视，在这里我们不管他是发自内心地为父母尽孝，还是为了和司马攸竞争而故意做戏，但这件事论迹不论心，从实际行为看司马炎无可挑剔。 作为皇帝，必须要为天下人做表率，他不可能自己尽了孝却不让臣民尽孝，因此司马炎于情于理也无法强命李密夺情仕官。 既然如此不如做个顺水推舟，答应李密的请求，并对其进行嘉奖。 如此一来，司马炎同样能达到将李密树立为先进典型的目的，毕竟他在《陈情表》中已经明确表示等将来祖母百年之后一定会报效朝廷，而且始终自称为臣，这说明他已经对臣服于晋朝了，这对司马炎来说就足够了。  同时司马炎还能得到一个仁义之主的好名声，同样是一举两得。 《陈情表》背后的本质就是司马炎和李密君臣间的博弈，但这种博弈是良性的，最终也得到了一个双赢的结局，可谓皆大欢喜。 但我们从中却也能看出一些问题，即司马炎的政权不够稳定，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稳固自己的统治。 司马炎年仅三十岁就成了开国皇帝，但他完全是依仗祖辈的荫庇以及亲信们的支持，他本人才干并不出众，又无先辈们的赫赫战功，因此只能用一些其他的手段。 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若想真正众望所归，彻底将司马攸打压下去，司马炎终究还得在战场上建立功勋才行。 百年东吴系列在这里 建安的尾声系列在这里 三国名将系列在这里 淮南三叛系列在这里 希望与作者进行讨论的话请加入读者交流群，本文下方留言或公众号后台私信联系皆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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