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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宗刚即位，要认真对待的头桩大事，是抗击北汉。先是刘知远自太原出兵，驱逐契丹（公元947年），以其从弟刘崇为太原尹、北京留守，刘知远即帝位以后，又以刘崇兼河东节度使。  到了刘知远病死，史弘肇、郭威等擅权，刘崇和郭威有隙，开始在太原“选募勇士，招募亡命，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皆以备契丹为名，朝廷诏令，多不禀承”（《资治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 后汉隐帝被杀，刘知远另一子刘勋病废，郭威迎立刘崇子武宁节度使（镇兖州）刘赟为帝，至宋州（治宋城，今河南商丘），又把他杀害，威自立为帝。刘崇闻刘赟被杀，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正月，即皇帝位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史称北汉。 拥有并（州治晋阳）、汾（州治隰城，今山西汾阳）、忻（州治秀容，今山西忻州）、代（州治雁门，今山西代县）、岚（州治宜芳，今山西岚县北）、宪（州治楼烦监，今山西静乐西南）、隆（治所未详，其地在岢岚、岚县之间）、蔚（州治灵丘、今山西灵丘）、沁（州治沁源，今山西沁源）、辽（州治辽山，今山西左权）、麟（州治新泰，今陕西神木北）、石（州治离石，今山西离石）十二州之地。  刘崇做了皇帝，对他臣下说：“＂朕以高祖（刘知远）之业一朝坠地，今日位号，不得已而称之。顾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节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庙，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郭威即位后，北汉主刘崇联合契丹，侵扰后周的黄河以北及汾水流域诸藩镇，但皆不能得手。契丹主兀欲又想调动大军举国南下，契丹贵族反对南下，杀契丹主兀欲，诸部酋长推立前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子耶律述律为帝，“契丹主年少，好游戏，不亲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中谓之睡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契丹主曾动员奚、契丹兵五万，会合北汉主刘崇兵二万，进攻后周的晋州（治临汾，分山西临汾），结果败退。契丹士马也什丧三四。“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  郭威病死，北汉主刘崇以为进攻后周的机会到了，刘崇亲率大兵三万，契丹大将杨衮也统率万余骑，联军南趋潞州（治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周世宗亲率大军往御，群臣都劝阻周世宗不必亲自前去。“帝曰：刘崇幸我大丧，轻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来，朕不可不往。” 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惟王溥劝行，帝从之。”（《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北汉主刘崇军过潞州，不攻，越潞州而南，军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南之巴公原（在今山西晋城东北），两军相遇。后周大将白重进、李重进将左军居西，樊爱能、何徽将右军居东，向训、史彦超将精骑居中央，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郭威的女婿）将禁兵保卫周世宗，周世宗亲临前线督战。两军合战，后周右军樊爱能、何徽引骑兵先退，右军溃，右军步兵千余人解甲投降北汉。  周世宗见军势危急，自引亲兵犯矢石督战，“士卒死战，无不一当百，北汉兵披靡”。北汉主刘崇听得周世宗亲临前线，更调动了精悍部队由骁将张元徽率领，乘胜进兵。元徽略阵，马倒被杀，“北军由是夺气”，周兵血战，北汉兵大败，北汉主弃大军自雕窠岭（今山西高平西北）遁归，“昼夜北走，所至，得食未举箸，或传周兵至，辄苍黄而去。北汉主衰老力惫，伏于马上，昼夜驰骤，殆不能支，仅得人晋阳”（《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右军将领“樊爱能、何徽引数千骑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辎重，役徒惊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亲军校追谕止之，莫肯奉诏，使者或为军士所杀，扬言“契丹大至，官军败绩，余众已降虏矣。＇”周世宗驻兵潞州，“欲诛樊爱能等以肃军政，犹豫未决”。 帝昼卧行宫帐中，张永德侍侧，帝以其事访之，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帝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樊〕爱能、〔何〕徽及所部军使以上七十余人，责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将，非不能战；今望风奔遁者，无他，正欲以朕为奇货，卖与刘崇耳！＇悉斩之”。“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过了两个多月，周世宗又调集了大军十来万，扬威晋阳城下，值久雨，士卒疲病，不利作战，大军引退。“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 周世宗经过“高平之战，始知其弊”，曾“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殿前都虞候赵匡胤（即宋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之。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资治通鉴》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周世宗在漕运、铸钱各方面，也作了一些变革。周世宗“以漕运自晋（后晋）、汉（后汉）以来，不给斗耗，纲吏多以亏欠抵死，诏自今每斛给耗一斗”。周世宗又以政府“久不铸钱，而民间多销钱为器皿及佛像，钱益少”。  乃下“救，始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自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熟铜每斤官给钱一百五十，生铜每斤一百。“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一两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处死）。 周世宗还下“敕天下寺院，非敕额（敕赐寺额）者悉废之。禁私度僧尼”，“惟两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听设戒坛”。“是岁（显德二年，即公元955年），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废者三万三百三十六，见僧四万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六”。周世宗对他左右侍臣道：“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周世宗愤慨唐末以来，藩镇割据，中国分崩离析，“及高平之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会秦州民夷有诣大梁献策请恢复旧疆者，帝纳其言”。周世宗“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食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  比部郎中王朴献策，以为：“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恤）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使民以时）薄敛，所以阜其民也。 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向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且以轻兵扰之。  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可以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精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之后可以出师，宜自夏秋蓄积实边矣。＇” “时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王朴的《开边策》成为此后后周、北宋次第削平诸国的蓝图，只有幽燕为契丹所占，不能复取，这正像诸葛亮的《隆中对》一样，以后关羽失守荆州，这是始料所不及的。  这时，契丹方强，北汉又是周的死敌，鉴于后唐庄宗用兵取蜀，把六万精锐部队陷在巴蜀战争中，以致中原空虚，魏博兵变，庄宗身死国亡。周世宗决定留重兵保卫大梁，对南唐首先用兵。 在对南唐用兵之前，必须先取后蜀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凤（州治梁泉，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成（州治上禄，今甘肃西和西）、阶（州治皋兰镇，今甘肃武都东）诸州，巩固关陇防务。 周世宗于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任命凤翔节度使王景为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宣徽南院使向训为行营兵马都监。景等屡败蜀兵，取下秦、凤、成、阶四州，蜀主震恐，聚兵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  南唐与后周以淮水为界。周世宗命李穀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显德二年十一月，周军自正阳（今安徽颍上西南）渡淮，十二月，败唐兵于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显德三年正月，周世宗下诏亲征，周军渡淮，与南唐军合战于正阳东，大破南唐军，斩唐将北面行营都部署刘彦贞，“斩首万余级，伏尸三十里，收军资器械三十余万。是时江淮久安，民不习战，彦贞既败，唐人大恐”。 周世宗亲率大军围攻寿州，并征发淮北民夫数十万人轮流攻城，昼夜不息。南唐清淮节度使（镇寿州）刘仁赡坚守待援。周世宗一方面命赵匡胤倍道袭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南二十余里），并攻下滁州（今安徽滁州）；一方面又知扬州空虚，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袭取扬州，并东下泰州（今江苏泰州）。同时周军又西面攻下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和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是年四月，淮南久雨，周世宗围攻寿州久不攻下，“营中水深数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颇多，粮运不继”，“乃议旋师”（《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  “初，唐人以茶盐强民而征其粟帛，谓之博（博易）征，又兴营田于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师至，争奉牛酒迎劳，而将师不之恤，专事俘掠，视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泽，立堡壁自固，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时人谓之＇白甲军＇。周人讨之，屡为所败，先所得唐诸州，多复为唐有。”（《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三年）可见后周军事上虽有所得，政治上却跟不上，因此后周取得的淮南诸州，又相继失守。 周军从显德二年十一月起，围攻寿春，到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三月，没有把寿春攻下，但城中食尽，守将清淮节度使刘仁赡病危已不识人。周世宗训练了水军数千人沿淮而下，至赵步（寿春东百余里），和唐军会战，“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船舰粮仗以十万数”（《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周世宗在大捷以后，耀兵寿春城北，寿春城内知外援已绝，只得开城出降了。 四年十一月，周世宗再至淮南，到了显德五年三月，唐主上表称臣，“请献江北庐（州治合肥，今安徽合肥）、舒（州治怀宁，今安徽潜山）、蕲（州治蕲春，今湖北蕲春）、黄（州治黄冈，今湖北黄冈）四州，岁输贡物十万。于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县六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 这十四州，谓光（州治定城，今河南潢川）、寿、庐、舒、蕲、黄、滁（州治清流，今安徽滁州）、和（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濠（州治钟离，今安徽凤阳西北）、泗（州治临淮，今江苏盱眙北）、楚（州治山阳，今江苏淮安）、扬（州治江都，今江苏扬州）、泰（州治海陵，今江苏泰州）、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 在淮南取得前后，周世宗疏理了淮南北漕运水路。“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在今安徽宿州）东南，悉为污泽，周世宗命武宁节度使（镇徐州）武行德发民夫，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时淮滨久无行人，葭苇如织，多泥淖沟堑。”显德四年（公元957年），“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大梁历曹州、郓州、济州，其广五丈，旧名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入于大梁”（《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四年）。显德五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资治通鉴》后周显德五年）。 周世宗“欲引战舰自淮入江，阻北神堰（在楚州，今淮安市北五里，淮水低，沟水高，舟行渡堰入淮，今号为平水堰），不得渡。遣使行视，还言地形不便，计功甚多”。周世宗亲到其地视察，“授以规画，发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舰数百艘皆达于江，唐人大惊以为神”（《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五年）。 显德六年二月，周世宗“命王朴如河阴（今河南荥阳北）按行河堤，立斗门于汴口”。命侍卫都指挥使韩通“发徐、宿、宋、单等州丁夫数万浚汴水”。“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自大梁城东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颍之漕，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发畿内及滑、亳丁夫数千以供其役。”（《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 河道漕运的沟通畅达，为大梁城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世宗在进攻南唐的时候，契丹乘虚进攻河北，后周取得南唐的淮南之后，周世宗自扬州北还至大梁城，派遣大将抗击契丹。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亲至沧州（治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帅步骑数万，直趋契丹之境。周世宗命大将韩通治水道，补坏防，开游口三十六。 周世宗“御龙舟，沿流而北，舳舻相连数十里”，至益津关（在河北文安境内），契丹守将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渐隘，不能胜巨舰”，周世宗乃舍舟登陆。大军先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契丹守将举城降。契丹莫州（治莫县，今河北任丘北）刺史刘楚信和瀛州（治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刺史高彦晖相率举州降，瓦桥关以南之地，尽为后 周所攻克。 周世宗取得瀛、莫诸州以后，还想麾兵北上，直取幽州，命先锋都指挥使刘重进提兵先发，进据固安（今河北固安），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周世宗因身体不适，乃在数日后，自瓦桥关南还，回到大梁。六月，周世宗病危，卒年三十九，子梁王宗训嗣位为皇帝，时年七岁，是为恭帝。 显德七年正月，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大兵南下，与北汉合兵，周帝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统兵往御，赵匡胤掌军政已六年，从周世宗征伐，屡著功绩。这时主少国疑，人心浮动，将士阴谋推戴。 军次陈桥驿，一天清早，“诸将擐里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时匡胤检校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呼万岁”。（《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元年）。诸将翼戴赵匡胤入大梁城，诣崇元殿行禅代礼，诏定国号曰宋，改元建隆。 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迁周恭帝宗训居房州（治房陵，今湖北房县）。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宗训死于房州。周世宗三子熙谨卒于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其余二子熙让、熙诲，史称“不知其所终”，大概也是被杀害而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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