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川田修|怀念林巳奈夫教授

怀念林巳奈夫教授

作者简介

黄川田修，日本学者，明治大学东洋史硕士、国学院大学日本史博士、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本文节选于《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十二辑（王沛主编、陈迪执行主编，法律出版社2022年12月版），第317-350页。为方便您阅读，小编在编辑时省去了脚注，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本。

·序·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 1925-2006，见图1）是闻名于世的日本考古学家。他生前已作为中国考古学专家在日本及海外享有盛名，并有研究著作被译为中文。近年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他最著名的作品《殷周青铜器综览》（下文简称《林综览》）第一、二卷相继翻译出版，又引起了中国及海外年轻研究人员的关注。应该说他的名气在他去世后只增不减。

图1 1973年于上海博物馆在拍摄文物的林巳奈夫教授

引自《林巳奈夫先生の考古学研究》（2006）

然而，2006年林教授逝世后，至今为止，在日本发表的纪念林教授的文章很少，这令人非常遗憾和困惑。在上文所提的《林综览》第一卷中，林教授的两位知己，松丸道雄教授与王世民教授都撰写了序文，描述了林教授生前与周围学者们的学术交流。在这些文章里，他生前的形象被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是很重要的历史记录。可是，除了这两篇序文以外，似乎还没有人用中文发表纪念林教授的文章。

林教授离世后已过了15年。20世纪60至80年代，他在京大培养的精英们也年纪渐长，多数已退休并离开了研究单位，且有几位已经逝世。另外，同时代曾经有不少中国、欧洲和美国的专家在国际会议上见过林教授，但是，现在50岁以下的专家和研究生都只是通过林教授的著作来熟悉他的名字而已。关于这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的生前面貌、为人，大家可以看到的文章这么少，作为林教授的学生之一，笔者不禁感到悲哀。

笔者并不是林教授所在京都大学的毕业生，然而因为林教授原籍东京，1989年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回到了他的家乡神奈川县藤泽，故此后经常参加东京的学术会议。1990-2007年，笔者在东京的明治大学、国学院大学的研究生院研究中国考古学，在此期间，我从1995年开始有机会接受林教授恳切、周到的指导。一直到2006年林教授去世，我和他的师徒关系持续了10年多。在此期间，我得以熟悉林教授晚年的面貌和学术风格，他们仍然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尽可能准确地写下我对林教授的回忆，同时对于相关的资讯做些整理，以供中国及海外的各位专家参考。

一、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关东分会和林教授

（一）在会议上看到的林教授

1990年，笔者考上了明治大学考古系。三年级时我就下定决心把中国考古学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但是，明大考古系的专任教师都是日本国内考古学的专家，所以如果有学生想研究海外的考古学，他就必须在校外寻找求学之路。好几个月之后，笔者才知道好几年前日本国内的中国考古学专家组织了一个学会，名为“日本中国考古学会”，而且居住在东京一带的会员每月一次在驹泽大学聚集并举行研讨会，会上会有一、两位学者做研究报告。这一研讨会用日语叫做“关东部会月例会”。大学3年级第二学期以后，我每个月去参加月例会，并拼命倾听各位专家的发言，以学习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协助老师们做一些事务工作。

硕士一年级时，我在月例会上看到了有着独特外表的一位老教授。快要开会时，他进了教室，在场的所有老师一看到他，都立刻向他打招呼。他看起来应是60多岁，浓密的灰色卷发覆盖了整个头部，眼光极其锐利。他背着去爬山时用的那种褐色背包，其侧面的口袋里插着一把便利店推销的那种塑料长伞（不是折叠伞）。这位老教授把他的背包放在桌子上坐下来，开始用清晰、节奏明快的关东方言与其他教授聊天。会议开始后，我看到与会者签名的名单，才知道这位老人是大名鼎鼎的林巳奈夫教授！之后笔者了解到，虽然林教授原在京大教书，可是退休后居住在神奈川县，故而有时会来参加关东部会定例会。

（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关东部会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时期关东部会的成员确实很壮观。当时还在壮年的饭岛武次（商周考古学、现驹泽大学名誉教授）、在明大任外聘讲师的西江清高（商周考古学、现南山大学教授）等几位学者轮流负责担当主持人，还有量博满（东南亚及中国考古学，现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甲骨学、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川又正智（欧亚草原考古、国士馆大学教授）、大贯静夫（东北亚考古、东京大学教授）、在东大研究生院念书的吉开将人（东周考古学、现北海道大学教授）等好几位学者均会来参会，并进行高水准地讨论。加之东京是很著名的国际城市，有很多海外专家不断来东京的高校访问，所以几个月一次的关东部会会邀请他们来做学术报告。林教授并不是每个月都来参加定例会的，可是他会提前关注会议通知书，如果报告题目能引起他的注意的话，他一定会来开会。所以，每年两三次，我们有机会在会上看到林教授。

当时的关东部会，青年、壮年的学者们每次开会时最期待的便是林教授和松丸道雄教授来参会，两位大师都会参与我们的讨论。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国内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西日本一带的领袖是林教授，东日本的则是松丸教授。这两位大师长年站在中国研究的前沿，在学术界都受到极大的尊重。如果他们两位一起参加月度会议，他们提出的意见会使会议的讨论非常活跃，我们参与会议的青年、壮年会员们都会感到激动。

会议快要开始时，或会议结束后，林教授和松丸教授聊天的情景，是一道相当有意思的风景。如上所述，林教授对自己的衣着、发型都比较随便，来开会时总是穿得像刚从爬山旅行或乡下的考古工地回到城市一样。他的身材有点偏胖，有时会圆睁双眼，交谈时声音很大。与此相反，松丸教授的身材很瘦，总是穿着高级的英国西装，头上整齐地戴着一顶软帽来会议室。松丸教授说话时声音不大，以较低的音量说话，但在讨论时敏锐地注视着他的对手，会给周围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两位的形象，看起来完全相反。可是出乎我们这些学生的意料，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俩便打成一片，相处得非常好。通常，定例会结束后我们都会去大学旁边的西餐厅或中国饭馆，边吃饭边继续进行讨论。我几次从远处看到过，在宴会上两位大师一直很愉快地交谈。对关东部会的老会员来说，这是那些日子里非常令人怀念的场景。

（三)林教授的讨论风格

开会时林教授提问的方式，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一般来说，日本、中国等东方的大学研究人员在学术会议上提问时，会用礼貌的语气、稍微迂回的方式提问。然而，林教授的风格并非如此。他一开始发言就清楚直白地指出问题，然后边详细地引用相关材料，边阐述自己的看法。当时笔者还是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大学生，刚刚了解到林教授是闻名于世的大学者，所以每一次在会议室里，我都会认真注意林教授如何讲话。听着林教授的发言，我总是能体会到，第一流的专家能够把讨论的要点解释得如此清楚，真了不起。

虽然如此，若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林教授和那些习惯于接受大众媒体采访的教授不同，他有点不善于使用普通人或大学生容易理解的表达方式。所以在日本，有一些读书人说林教授不是一个好的演讲者。虽然这种看法略显片面，可是我承认这确实是对他某方面性格的准确描述。

二、林教授的“伙伴”

（一）我们是不是林教授的学生

虽然我个人认为林教授是我的老师，可是生前的林教授不这么认为。在林教授生前给我写信时，总是以“黄川田先生”（原文：黄川田さん） 称呼我，从未使用过“黄川田同学”（黄川田君）那种比较随便的称呼。当时我上学的明治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刚刚有一位教师来就任教授。他原来在京都大学念过书，对明大学生口气非常粗俗，开会的态度极为无礼、傲慢，被所有学生和老师鄙视。因此当时我错误的认为，毕业于京都大学的多数学者都是这么傲慢。然而林教授每次对我这么有礼貌的写信，让我实在非常惊讶、困扰。

林教授逝世后，他的高足江村治树教授（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来京都参加林教授的追悼会，在会场上我听到了他发表的如下追悼词，印象非常深刻。

“我研究生院毕业之后进入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他手下当了多年助手。可是他未曾承认我是他的“学生”。林教授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把我视为与他平等的“伙伴”（日语：同僚）。”

当我在追悼会现场听完江村教授的话以后，被深深地说服，并想到：“果然是这样。林教授，您对每个人都一样有礼貌，平等相待！”

（二）开始跟着林教授学习

反正，包括江村教授在内，受过林教授指导的所有学者大多数应该认为自己是林教授的学生，笔者也是其中之一。在本节，笔者将撰写大约从1995年到2000年左右我和林教授的交流经过。在这一时期，笔者开始跟着林教授学习青铜器、玉器的研究理论，并努力撰写硕士论文，毕业后，笔者便去北京大学留学了。

在研究生院念书的时代，我专门研究中国山东半岛及其周围的商周时期考古学。1995年，开始写硕士毕业论文时，我已经参加了好几年关东部会的活动，在会场上多次向林教授打过招呼。故而，在我遇到不懂的问题时，便给林教授写了很长的信请求指导。(当时电子邮件还未普及) 林教授非常善于写作，收到邮件后在当天便给我回了信，并在信中给我提供了适当的建议。几周后，我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再次写信给林教授。和上次一样，五天后再次收到了回信。林教授即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很忙，也还给我寄来了明信片，信上写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请等待一段时间，目前正在按照优先顺序处理工作”（见图2）。我记得，在完成硕士论文之前，我和林教授有三次这样的信件交流。

图2  1995年11月笔者从林巳奈夫教授收到的明信片

（邮戳日期为1995年11月08日）

多年后，松丸道雄教授曾向笔者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1974年春，林、松丸、樋口隆康三位教授曾经在台北住过一个多月，在台北故宫的库房里研究了一共一百多件青铜器。当时松丸教授看到，无论前一天晚上是有工作还是喝酒，到早晨5点钟林教授都准时起床，到外面走走以锻炼身体，这给松丸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相关资讯，笔者可知，林教授在他的一生中一直有规律地照顾自己，维持健康状况的良好，以确保每天研究工作的时间。如此一丝不苟的性格，可能使他能够与许多学者、研究单位和出版商保持日常联系，从而能够出版许多著作。

现在回顾起来，我深深感谢林教授，林教授是一位包容性很强的大学者。对林教授来说，我只是以前在会上见过面的一个私立大学研究生而已，可是他从来没有因我的无礼而躲避过，每次在信中，他都认真地一一指导我如何观察青铜器、分析考古报告，以继续鼓励本人的研究。

写完毕业论文后，我为了表达谢意，低头撰写了谢函，将它和论文一起寄到林教授的家。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林教授给我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它时，我从心底里感到惊讶！里面是一篇关于我的论文的意见书。他写在两张信纸上，排字满满，一一提出这篇论文的哪一章有什么问题。不止如此，另有一张是“排版更正表”，其中对于我写错的十几处汉字、数字都做了修改。一天之后，我到明治大学文学院找了我导师松崎常子教授（中国秦汉史、简牍学），在她办公室，我给她看了林教授撰写的意见书。松崎教授看到了信封和意见书上都有写林教授的大名，大为激动，几十秒之间一直大大张着嘴巴、睁着眼睛，同时好几趟轮流看我的脸和意见书。看完后，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来，教训了我一段时间。她建议我应该好好感谢林教授的指导，并在今后尽可能地协助他的研究工作。我低头听着松崎教授的建议，频频点头。

（三）帮助林教授

尽管次数有限，但我后来确实有几次机会帮助林教授。在研究生院念书的时代，我每年一、两次花两个多星期访问河南、山东两省，考察各地的遗址和博物馆。除了研究遗物、遗址以外，路上我尽可能努力购买各地的省级博物馆或考古研究所出版的期刊杂志及文物图录，这些资料大部分在日本国内是看不到的。有时我会将这些杂志、图录的目录部分复印并邮寄给林教授。有一两次，林教授看到这些目录就很感兴趣，向我委托将他指定的文章复印而寄到他家。在复印店将这些资料复印的时候，因为自己能够帮助林教授的研究工作，我感到深深的荣幸。

除了学术方面的协助以外，我还帮过林教授一次忙，那是有一点出乎意料的宝贵经历。1998年春，我和研究生院的师妹结婚成家。因为她也在研究中国考古学，所以从同年夏天到1999年底的一年多，我们夫妇都作为公费的“进修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念书。按我的记忆，可能是1999年春天，我从林教授那里收到了一封厚厚的密封信。我以为林教授要让我替他在北京购买考古方面的书，里面的是书的订单。可是我打开信封后，发现里面有意想不到的东西，是一共有十几页的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发行的招生信息手册。信封内还有一张信纸，上面手绘着一张地图，还写有这样的内容：

北京国子监的附近有一家酒店，我每次去北京都住在那里。我总是在旁边的这家餐厅吃饭。去年，我像往常一样去了这家餐厅吃饭。这时店主问我：“我的女儿正计划去日本大学学习生物学。我听说你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关于在日本留学的信息吗？”我这次让京都大学将他们生物学研究室的招生资料寄到了我这边，今日向你转发去。请你作为我的使者去这家餐厅，将这份资料向他们面交。

几天后的下午，我们夫妇在国子监地铁站下车，然后看着林教授手绘的地图，在胡同里面寻找这家餐厅。大约30分钟后我们找到了餐厅，进入店里向服务员请求让他们老板出来。店主听着我讲的怪怪发音的中文，露出很迷惑的表情。他应该在想，这两个日本留学生来找我干什么？然而，当我给他看信封上有四个字“林巳奈夫”时，他表情变得明亮起来，显示他明白了整个情况。店主非常高兴，一再告诉我们：“请向林老师说，我们家族非常非常感谢他！还有，你们两个同学下次请到这里来吃饭吧！”

之后店主向我们解释了林教授来店时的情况。他说，他每次来餐厅都是一个人，自己用中文点菜。他不挑食，吃的菜和普通中国人点的一样。他还说，林教授的普通话虽然不是很流畅，可是在进行简单的会话时没有问题。他有几次在吃饭时与老板和工作人员交谈，度过了愉快的时光。

在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有多少在70岁以后还能够自己用中文到中国单独去出差，并出席国际研讨会？仅仅回想起这个故事，都让我感到林教授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不幸的是，1999年底从北京搬回东京时，我在搬家的混乱中不小心丢失了林教授当时给我的信件。现在我完全不记得那家餐厅在哪里，也无法向店主报告林教授去世的消息了。

三、林教授和田野考古发掘

今日，多数的中国古代史及考古学专家，如果一听到“林巳奈夫”，就会想到他生前撰写的好几本巨册，如《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中国古玉的研究》等等。由于这些著作的主要内容是对文物进行分析，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林教授是“文物学”“器物学”的专家，对考古遗址不那么感兴趣。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林教授并不是只看青铜器、玉器的那种学者。他一辈子对所有的考古遗址、遗物、相关的文献都有浓厚的兴趣，并持续收集相关材料，很努力地宏观看古代中国。比如，林教授从京都大学退休三年后出版了《中国古代の生活史》一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在他1970年代出版的《汉代の文物》一书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材料，以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描述各个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如何度日。这本书可以说是一种“古代中国民俗志”，是林教授写的一部隐藏的杰作。如果读者翻开这本书，就会发现林教授是从“社会学”和“民俗学”的角度来深入看待中国历史，而并不是单纯的“器物学”专家。笔者希望《中国古代の生活史》中文版本能早日问世，以和中国读者见面。

正如下文所说的，20世纪40年代，在林教授刚下决心研究中国考古学时，他梦想成为专门做田野发掘的那种考古学专家，像日本的滨田幸作和水野清一，或像中国的夏鼐和苏秉琦。然而他出生的时代很残酷，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东亚的政治形势迫使林青年放弃了这一梦想，并使他下决心以文物为重点进行研究工作。至20世纪80年代，中日的学术交流日趋活跃。至199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同意向海外的考古学专家开放参观大多数的田野发掘工地，因此外国研究人员参观工地，或参加考古队在现场举办的研讨会的机会迅速增加。在此期间，因为1989年林教授从京大退休，时间比较自由，故而他开始频繁前往中国，在发掘现场和博物馆展室开展研究活动。尽管只是一部分，但林教授实现了他年轻时的梦想。笔者相信，对他来说这一定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四、林教授如何研究考古遗物·

（一）林教授如何看“玉器”

因为时代的限制，林教授不得不以海外博物馆的藏品为主要研究材料，针对中国出土文物专门进行长年的研究。虽然这与他最初的期望有些不同，但京大考古系教师们的精确训练，和林教授自己的严格自律，使他具有观察考古材料的非凡能力。关于林教授生前的器物观察能力，我有一些相关的记忆，下面我将它与各位读者分享。

综上所述，2001年林教授得了脑溢血，后来很少有机会出去。或许出于这样的原因，有一次他给我写信，说道他同意我访问他家。当然，我非常感谢林教授的邀请，并很乐意去他家拜访。我记得，2002年至2003年我一共有三次去过他的家。他的祖父林曾登吉生前的工作是外交官，他的父亲林达夫是一名著名的欧洲文学学者。他的家是按照正宗的英国维多利亚风格设计的，是一座漂亮的木制房屋。第一次访问时，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被这所房子的优雅气质所折服。后来师母给我解释，林教授的家原来是林达夫先生自己设计的。我听着她的解释，相信林教授从小就每天都在接触海外文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林教授在成年后能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大师的理由之一。

我每次到他家拜访时，师母总让我先在客厅等候。几分钟后，林教授进来客厅和我见面。见面时我一直小心观察着林教授的身体状况，大约用两个小时前后的时间向他提几个学术上的问题。每一次他总是坐在轮椅上，很亲切地给我一一解释。如果有需要，他会操作轮椅走回他的书房，十分钟后带着几本专书或玉材的实物材料回来继续给我上课。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很像是一种研究生的正式课程。有一次我带着妻子一起去，因为她当时为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在研究西周玉器，到林教授家后向他提到和周代玉器有关的几个问题。当时她每一年都会考察豫、陕、晋各地的考古工地，看过好多件20世纪90年代的新出玉器，所以她能向林教授提到一些有趣的观点。听到她的提问，林教授感到非常的高兴，和她开始长时间的讨论。我还记得，因为他们两个人开始讨论有关玉器造型的极其细致的问题，几分钟后我便完全听不懂了，追不上话题的发展。这时，我从侧面一直看着林教授的脸，他表情始终充满了活力，真像一个青年那样，很难相信他已年近80岁。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我有一次在林教授的家里打开他的代表著作之一《中国古玉的研究》，向他提过一个问题：

林老师，您既然早已在本世纪80年代便注意到了台北故宫所藏的几件古玉器（见图3），提出了“龙山玉器”这一概念，而且将海内外博物馆所藏的多件材料也归入了“龙山玉器”的框架。可是，您当时提到的这些玉器都并非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根据80年代的研究状况，当时中方的老师们还未确认在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存在这些玉器出土的实例。后来在湖北、山东的新石器晚期的墓葬中陆续出土了这类玉器，让人家认定您的假设是准确的。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您能在80年代准确掌握这些玉器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提倡了“龙山玉器”这一概念？这是一个让我很好奇的问题。林老师，您当时到底如何定义“龙山玉器”？

图3  林巳奈夫教授手绘的台北故宫所藏“龙山玉器”线图

引自《中国古玉の研究》图5-7

林教授在轮椅上听完我的问题，然后带着诡异的笑容回答道：

“我不只是在看玉器，还看了其他材料，然后才定义了“龙山玉器”。你看，在本世纪50年代山东省两城镇出土了一批陶器吧，其图案与此玉器极为相似。如果仔细看这陶片的花纹，人家一定能确认它和“龙山玉器”都属于同一个年代。你别误会，我并没有草草率率地定义“龙山玉器”。”

我回家后在书库里拿出来20世纪50至60年代的《考古》杂志，开始一页一页翻阅。十分钟后发现，在山东两城镇，50年代出土过刻有独特纹饰的陶片，其纹饰和“龙山玉器”一模一样（见图4）。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没准确阅读《中国古玉的研究》，林教授在这本书里已仔细讨论了该陶片和“龙山玉器”的关系。我站在书架之前，感到深深的羞愧。同时，也意识到林教授的研究成就是由非常广泛的知识构成的，从而愈来愈佩服他。

图4  1950年代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陶片引自《考古》1960-09

关于林教授的玉器研究，我还有另外一段记忆。这是我和妻子一起拜访林教授的那一次的经历。因为这一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石家河文化的研究在急速进展，石家河考古队的老师们开始将出土玉器的照片在海内外公布，所以我带着这些有关新出资料的文章去林教授家拜访了他。我们向他赠送了这些玉器资料的彩色影印，并请求他将关于这些石家河玉器的高见分享给我们年轻人。林教授收到这些资料后用一分钟前后一直盯着一件玉器，是模仿一只老鹰刻出的（见图5）。然后林教授用锐利如鹰的目光盯着照片，并喃喃自语道。

“这......应该是即将起飞的。”（日语：これは…飛び立とうとしている瞬間だな。）

图5  湖北石家河文化玉器

引自《鉴赏家》1996年春季号

因为他的发言很出乎我意料，听完这句话后我一阵子说不出话来。一会后，林教授开始一边看照片，一边给我们夫妇仔细解释玉鹰的头部、翅膀所见的特点，以一步一步证明为何这只老鹰被认定为是即将起飞的。我们只能频频点头听着林教授的解释。现在我想，我们许多考古学家在看到模仿动物的青铜器或玉器时，只是简单地估计一下被模仿的动物的种类，就会结束思考。然而，林教授的眼光看得更远，他还考虑到这个动物在做什么样的运动！除了林教授之外，我从未见过一个考古学家在观察文物时有如此多面性的思考。

（二）正在观察文物的林教授的风格

林教授患脑溢血之前，笔者只有一次看到过正在认真观察文物的林教授，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20世纪90年代，我们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关东部会的会员在东京的古代东方博物馆（日语：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参观了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这时候，我发现林教授一直站在一个玻璃箱前边。我还记得，林教授看遗物的眼神与常人有些不同。他睁大眼睛几十秒，盯着遗物。然后，他会突然低下头，把目光落在手边的笔记本上，默默地写笔记或画张草图。几十秒后他突然又把脸朝着玻璃箱，开始盯着遗物。在我旁边，我的妻子也在看着林教授。之后，每当她回忆起林教授时都会说：“在观察文物的林老师，他的动作很像一只鸡”。如果只看文字，或许这会被误解为粗鲁的表达。然而在笔者看来，她使用的比喻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她非常尊敬林教授，很明确地记住了他观察文物时的每一个举动具体为何。

由于我多年来也在大学或考古工地绘制文物线图，所以可以理解林教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要认真研究考古遗物，上文所描写的林教授的动作是一个非常有效、明智的做法。他之所以一直睁着眼睛，是为了把文物的颜色和形状烙在他的视网膜上。而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记录这些信息，必须在记忆犹新的时候尽快开始画图或写笔记，所以需要立即将目光转向下面的笔记本。结果，林教授的头部有规律地快速运动，又上又下，就像鸡在进食一样。正是因为他一直集中精神、专心观察考古遗物，所以才有这样的动作。

最近，吉开将人教授特意给我寄来了一张照片，是20世纪90年代在山西省侯马的考古工作站拍摄的（见图6）。对于我们这些在林教授生前与其有过交往的人来说，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会想起林教授在他生前睁大眼睛的情景，有一种非常怀念的感觉。据说，林教授大学时代的导师梅原末治教授（1893-1983）在观察文物时也会每次都睁大眼睛，很仔细的研究文物的特色。现在笔者回想，或许他在大学时代受过梅原教授的严厉训练（见下节），从而学会了这种观察技术。

图6  于山西侯马考古工作站在研究西周玉器的林巳奈夫教授

二十世纪90年代吉开将人教授摄影

五、林教授与梅原末治、水野清一的师承关系

我第一次拜访林教授家时，和他用很长时间讨论了中国考古学的问题。那天我真的太粗心了，很久才察觉到时间已经很晚，时刻已到黄昏。我惊慌失措地说道：“对不起，现在是老师和师母要用餐的时间！我必须要赶快离开！”。我开始起身并收拾东西，可是林教授以平静的表情告诉我：“别在意，你在我家陪我一起吃晚饭吧”。结果，我感谢了林教授的好意，和他一起吃了晚餐。我一边享受着师母做的家常菜（还有林教授亲自做的香肠），一边陪着林教授喝啤酒，一边听林教授说几个老故事。这天晚上林教授的样子和我们平常在会议上看到的很不一样，露出了很轻松的表情。我向林教授问他年轻时代的故事，他很愉快、怀念地开始给我讲他老师们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些在他的任何文章上都没提到过，所以对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林教授和梅原末治

众所周知，梅原末治教授是一位很出色的考古学家，他发表了很多本著作，而且在京大考古系讲授的考古学课程内容也很精彩，从他手中培养出了活跃于20世纪40至80年代的多位考古学大师。尽管如此，现在年纪在80岁以上的日本考古学家都知道，他生前脾气很坏。他很嫉妒别人的才华，虐待有才华的对手，并热衷于把他们从京都大学赶出去。林教授逝世后，有一位资深教授私底下给笔者透露，原来林教授在梅原之后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可是后来因为林教授的才华太出色，所以梅原教授开始排斥林教授。结果林教授毕业后无法留校，被梅原教授赶走了。他暂时离开京都，返回东京，在一个著名出版公司平凡社的编辑部当了两年的编辑委员。待1957年梅原末治从京大退休，京大的教授们将林教授叫回学校并任助手。

 今日翻阅林教授的几本著作，都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他在文章里非常苛刻地批评梅原末治的研究。譬如，1972年林教授出版了《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一书。这是林教授发表的第一本单行本研究书籍，在书中，他对商周时期的青铜兵器从考古学、古文字学、经学的视点进行了全面讨论，且在讨论中全面引用了欧洲、美国、日本和中国各国的所有研究成果，故而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他的名字也因此在国内外广为人知。在这本书里，林教授指出梅原末治对于“廿五年上郡守庙戈”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观点很有问题，做出了极其严厉和无情的批驳，其写作风格让现代读者感到尴尬。

这天晚上我还未知晓上述事情，所以我不小心向林教授问：“据说，梅原教授生前太有个性，和多位老师之间有矛盾。林老师，梅原教授对您的态度也是有点差的吗？”林教授听完我的提问，看了几秒钟的虚空，脸上的表情显的非常迷惑。然后他微笑着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家伙什么都不知道，是吧？”我立刻察觉自己问错了，立即低下头向他道歉。

现在想来，随后的谈话很有意思。我继续提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京都大学工作过的几位著名考古学家的名字，并恳请林教授分享对他们的回忆。林教授喝了不少啤酒，开始毫不留情地一一评论了他们的研究。他对很著名的某位教授的评价非常苛刻，以至于我忍不住说：“但是某教授不也是京大考古系的毕业生吗？”林教授用爽朗的笑声回答：“即使毕业于京都大学，傻瓜还是傻瓜！”虽然如此，这个晚上他一次也没有说有关梅原末治的坏话。

这些话题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右手拿着啤酒杯，凝视着虚空，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道：“但是，到京都大学上学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当时听着他的自言自语，从谈话的前后脉络中可以看出，他对包含梅原末治在内的，20世纪40年代在京大考古系认识的所有老师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今日笔者个人推测，虽然他对于梅原末治的权力骚扰永远怀有不小的愤怒，可是另一方面，林教授出色的文物研究能力，无疑是经过梅原末治的严格训练才学到的。他可能一生都对梅原末治怀有非常复杂的，怨恨和感激所交织的感情。

（二）林教授和水野清一

这天晚上，林教授好几次给我讲了“俺的老师说了…”（日语：俺の先生が言うんだよ…）。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聊天时，我已经知道了林教授和梅原末治的关系不那么好，所以一直不清楚“俺的老师”到底是哪位。当他第三或四次提到“俺的老师”时，我低头向他问道，林老师不好意思，您说的“俺的老师”是哪位？他很愉快地说道：“是水野清一老师啊！”看着那时候的林教授露出的表情，我很快理解了他很尊敬水野教授，直到水野教授逝世，他们师徒的关系也极为良好。

水野清一（1905-1971）是代表20世纪日本学术界的一位著名学者。和梅原末治一样，水野教授也是滨田耕作教授（1881-1938，任京都大考古系初代主任）的学生，可以说他是梅原教授的师弟。因为水野教授20世纪30至40年代和长广敏雄教授在大同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测量工作，并在50年代出版了一共16册的巨作《云冈石窟》，是以他今日在海内和海外都声名卓著。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水野清一教授就是佛教考古学、欧亚东西交流史的大家。在这一天，作为中国商周考古学专家闻名于世的林教授突然提到水野教授，对我来说是很出乎意料的。

之后，我继续学习日本的考古学研究史，在林教授逝世几年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对水野教授有这么深的敬意。第一，如上文所述，1957年梅原教授退休并离开京大，京大的教授们立刻将林教授叫回学校。此时最积极主张叫他回来的，就是水野教授。因此林教授在他的一生中一定对水野教授有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第二，毫无疑问，水野教授是给予林教授“欧亚大陆考古学”“东方金石学”这两大观点的老师。如下文所言，水野教授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视野的历史学家。我相信，林教授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大师，是因为他受到了水野教授的巨大影响。

水野教授原来在京大读书时，在滨田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考古学。因为滨田教授在大学部念书时研究过希腊文明的艺术，而且到英国留学时在萨伊斯教授（Archibald Henry Sayce 1845-1933）指导之下学习了地中海沿海、西亚的古典考古学，所以滨田教授在当时的东方确实是罕见的具备宏观视野的考古学者。水野教授在大学念书时，从滨田教授处受到了很大影响，学会了如何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1929年大学毕业后，水野教授作为公费留学生被派遣到民国时代的北京大学，在马衡教授（1881-1955）的指导之下学习了中国考古学。众所周知，马衡教授是代表20世纪前半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位大师，他一辈子努力将欧式近代考古学和东方传统金石学互相融合，对于东亚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这一时期到北大留学的日方学者的回忆录，1930年前后，日本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极点，北京的报纸上每天都出现谴责日本的文章。尽管如此，马衡教授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对中国本地、日本的学生都进行指导，赢得了两国学生的深深敬意。水野教授很有语言天分，因此我能推断，水野教授在北大时上了马衡教授的金石学课程，很快理解了马教授的学术观点，并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水野教授1930年前后在北大念书时，跟着马衡教授学习，而且和容庚（1894-1983，任燕京大学教授）、商承祚（1902-1991，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两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交流。他们三位的年龄比较接近，因此笔者可以想象，当他们三人见面时应该都不像在大学课堂上那样客气，而是能够毫无保留地进行热烈、有意义的讨论。容庚、商承祚两位都是代表20世纪中国金石学的大师，所以水野教授经过和他们两位的交流，一定能够深入了解当代金石学的发展方向。

今日看林教授生前出版的多本专书，我们能窥见水野教授的学术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林教授的研究。具体来说，我认为他的研究除了“考古学”以外还包括两个主要的观点，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东方金石学”“欧亚大陆交流史”这两大观点。

前者的代表著作，应该是《林综览》。笔者推测，林教授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了水野教授正在研究的内容，并在此后继续收集相关材料，进一步思考，最终于80年代开始撰写《林综览》。水野教授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后，不止撰写了上文所提的中国、西亚各地遗址的发掘报告，还针对中国古玉、古铜器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并出版了一本专书，即1959年问世的《殷周青铜器与玉》。由此可知，水野教授从北大回京大之后仍在继续稳步研究中国金石学。说实话，在21世纪初的今日，作为中国铜器、古玉的专书《殷周青铜器与玉》的重要性已不如昔日。然而另一方面，青年时代的林教授通过这本书开始系统理解清代、民国时代的金石学研究成就，深入理解罗振玉、马衡、郭沫若、容庚、商承祚等人的著作，故而至20世纪80年代，林教授能顺利地撰写《林综览》。因此可以说，林教授经过水野教授成功继承了早期大师们的正宗传统，因此《殷周青铜器与玉》在东方的铜器研究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后者的代表著作，应该是1959年发表的《中国先秦时代的马车》。虽然这篇文章是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可是篇幅一共有130页，字数超15万字，拥有和一整本专书一样的丰富内容。在这篇文章里，林教授既全面引用了英、德、法、日、中各语言的资料，而且还使用了不少甲骨文、金文，非常有逻辑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战车”（chariot）于公元前二千年在西亚诞生和发展，并在几百年间传播到欧亚大陆的东部地区。因为水野教授长年研究佛教从印度诞生经中亚传播到中国的历史，所以笔者个人觉得，水野教授的学术风格确实影响了林教授，并促成了《中国先秦时代的马车》这篇大作的诞生。

林教授1957年开始在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上班，此后他和水野教授继续在同一单位进行研究，直到水野教授在1968年退休。每次当林教授撰写新的文章时，水野教授很可能会向他提出有意义的意见，同时他们师徒间应该会进行讨论。这时的水野教授一定乐意把他曾经在京大或北大学到的知识与他最得意的学生分享。当我这样想时，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林教授那天晚上会那么高兴，一遍又一遍的说：“俺的老师......”。

六、林教授去苍天

2004年至2005年，笔者没有和林教授见过面。当时我很怕会耽误他宝贵的工作时间，同时认为自己对研究的研磨不够，为了下一次和他讨论，要系统地准备更多、更有意思的研究材料。到了2005年底，我发现自己好久没有跟林教授打招呼了，差不多该向他询问最近是否有空闲。然而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林教授剩下的时间没多少了。

2006年1月4日早上，笔者在家里翻开早报，忽然发现下列报道：

林巳奈夫氏（はやし・みなお＝京都大名誉教授、東洋考古学）1日午後2時53分、急性心不全のため神奈川県藤沢市〇〇〇〇の自宅で死去、80歳。藤沢市出身。葬儀は5日午後0時半から近親者だけで行う。喪主は妻真弥子（まやこ）さん。（林巳奈夫先生[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亚考古学专攻]，神奈川县藤泽人，1月1日下午2点53分于神奈川县藤泽市XXXX的家中因急性心力衰竭去世，享年80岁。葬礼将于8月5日下午0:30举行，参加人员限于家人及亲戚。护柩人为他夫人真弥子。）

我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据这一报道，像我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去参加丧礼，所以一会儿之后我打开电脑给师母撰写了一封慰问信，下午把它放进了信箱。

过了一个月，我从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教授那里收到了信件。他说，京大考古学研究室将于3月为林教授在京都大学举行追悼会，并询问我是否有意愿参加。我很感谢冈村教授的邀请，在3月搭乘高铁去京都。在追悼会场看了参会人员的名单，知道众多的著名学者都来参加了，可是其中看不到松丸道雄教授的身影。半年后，我在东京去办事处拜访松丸教授，低头询问为什么他没有来参加追悼会。他脸上露出惆怅的神情，给我回答说：“我收到了通知，但他的死让我太伤心了，因此不愿意去。”

按追悼会工作组发给我们的坐席表，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来。看了看周围，发现美国UCLA的罗泰（Loht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坐在我的右前边。因为之前我认识罗泰教授，知道他日语说的非常流利，同时20世纪80年代他在京大留学时林教授当过罗泰教授的日方导师。这天我知道罗泰教授为了向他的老师做最后的告别，特意从洛杉矶搭乘飞机，远涉重洋来到京都，真令人感动。

追悼会开始，在冈村教授的主持之下，好几位著名的教授一位一位轮流上台，向林教授低头发表了哀悼词。这天上台的教授们是樋口隆康、永田英正、江村治树等人。其中脸上表情最悲伤的人是樋口教授。当时他已经86岁高龄，比林教授还大6岁。因为《林综览》上公布的清晰照片相当一部分是由樋口教授拍摄的，而且林教授在《林综览》上有很多地方参考了樋口教授的研究成就，为了编纂《林综览》，他作为林教授的伙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止如此，我个人认为，樋口教授最重要的研究成就是有关阿富汗一带的犍陀罗佛教考古学，可以说他是水野清一教授的另外一位继承者。对樋口教授来说，他和林教授两位一辈子都很努力地将水野教授的学风继承、发展，是长年共同奋斗的战友。当樋口教授开始宣读追悼文时，他用非常悲伤的声音说：“林君。我从来没想到，自己将成为阅读你的追悼文的人”。即使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他那张悲伤的脸仍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清晰。那次追悼会的九年后，樋口教授也去世了。笔者相信，他现在应该正在天堂与水野教授、林教授愉快地喝酒，并讨论欧亚大陆考古学有关的众多问题，或者他们师徒在一起骑着天马奔驰，走遍西亚、中亚的大草原。

在追悼会上最后一位做发言的人，是林教授的夫人。师母向各位来宾低头表示谢意，然后向我们解释了林教授去世的情况。据她说，林教授去世的前几天早已开始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并有轻微发烧，然而他逼着自己做研究。像往常一样，他从早上到深夜继续坐在书桌前写稿子，直到去世的前一天。恐怕这几天里病毒已经侵蚀了林教授的心脏。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元旦的下午，按照日本的习俗，林教授和师母都用日式过年菜和日本清酒祝新年。师母向林教授的酒杯倒酒，发现酒壶里面是空的。她回头拿出酒瓶，把里面的酒倒进酒壶，只有几十秒的时间。在这一刻，心肌梗塞袭击了林教授。当师母将清酒装在酒壶转过身来时，发现她丈夫拿的酒杯掉到了地板上，他在椅子上逝世。当我得知林教授一直在写文章，直到他去世的最后一天时，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很适合他个性的结局。

追悼会结束。当参会人士离开会场时，我走到师母面前并向她低下头表示问候。她一看就想起了我，说道：“黄川田先生！你今天为我丈夫从东京远路来到京都，真感谢你！”。我抬头向她说：“学生对林教授的去世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林教授能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我认为，林教授幸福地走完了人生之路，是非常美丽的结束”。之后我再次向师母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向出口走去。

·七、小结·

我对林教授还有一些记忆，但本文写得已经太长了，所以将暂时于此搁笔。下面对林教授的研究成就，笔者将描述一些自己的想法，以总结这篇文章。

为了撰写本文，我将放在我家书库的林教授所有著作一本一本重新翻阅，然后深信不疑的认为：林巳奈夫这一位日本考古学者，是20世纪整个东亚人文学术界交流产生的杰作之一。在未来，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海外，具备像林教授这样特点的考古学大师永远不可能再次出现。

20世纪早期在一个具有国际文化气息的家庭里长大的林青年，上高中时开始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兴趣。如上文所述，高中毕业后他上了京都大学，考古系著名教授梅原末治对他进行了很全面、严格的培训，让他学会了日本考古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加上林在水野清一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了罗振玉、马衡等中方学者建立的现代中国金石学，以及滨田耕作、水野创建的东亚考古学。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往来过于困难，林教授不幸无法前往中国。另一方面，虽然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很艰苦的状况，可是日本正处于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全国各地的大学研究室，在人才、研究经费方面都有充足的资源。这一时期，林教授在日本的中国学、考古学研究大本营——京都大学占有一席之地。他一边充分利用大学的丰富资源，一边将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热情一心一意地投入中国考古学。不止如此，他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语言天赋，将所有主要欧洲语言、俄语、古汉语以及出土文字（甲骨文、金文）的资料都充分掌握，统一的做了研究计划。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也是一项任何人都无法模仿的工作。

我相信林教授的一生是极度勤奋的，同时他的环境是非常幸运的。如果林教授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或其它国家，目前是一名研究生，他是否能够产生如此丰富的研究成就？毫无疑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今天，在日本、欧洲或美国，都很少见到任何能像水野教授那样能准确教授中国金石学、欧亚草原考古学的大师。再者，目前的全球学术界仅对英语给予过分强调，导致大学青年研究人员可以为基础训练抽出的时间愈来愈少，无法用很长时间精确地阅读德语、法语和古代汉语的重要文献，或仔细、系统地整理过去考古报告上的金文、画像石拓片。这就是笔者在本节开头写“永远不可能”的原因。

林教授逝世至今已经过了11年，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林综览》中文版。在这本书里，林教授的终生盟友松丸道雄教授撰写了序文，其中写道：

林先生的研究对象可以说大致是商周秦汉时代的文物。他研究方法的很大特征之一是不仅研究文物本身，还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根据，尤其把文物上多见的各种各样的纹饰和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那些纹饰的涵义。他对古文献也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还十分关注古文字。如此视野宽广的中国考古学专家，除了林先生以外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位。

各位读者一定会理解，松丸教授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或在铸铜技术，或在古玉器，或在车马器，或在经学，关于各领域我们今后一定能看到更多位的优秀专家陆续出现。然而，我们未来永远看不到像林教授那样，能掌握好几种欧亚语言并宏观地对于这些领域都可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者。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叫林巳奈夫的考古学家曾经存在过，这是一个奇迹。

林教授已经走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然而他留下了大量的研究著作给我们，这是20世纪东方考古学的贵重遗产。笔者希望他的更多书籍能被译成中文，与更多的中国读者见面。

2021年6月4日

学生 黄川田修 谨识 

编辑：高学鹏

审核：姚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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