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地位绝无仅有，他是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最高指挥者。 二战名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对毛泽东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我拜读了您的军事著作，研究了您指挥的战役，尤其是三大战役，实乃得意之笔作，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毛泽东听罢微笑着摇头道:
三大战役直接奠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局，可以说是我军战史上首屈一指的战功。 为什么在毛泽东眼中，四渡赤水战役才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呢？  毛泽东重获军事指挥权的关键一战 1936年1月7日，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的红军来到了遵义。 蒋介石丢了目标，无奈下令部队就地整训，这样红军有了短暂的调整时间。 有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就该说说理了。开会吧，要不然战士们非炸锅不可。革命虽有流血牺牲，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无辜送死，大家都是奔着胜利而来的，他们不要钱，不追名逐利，更没有直接的好处，为的就是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是死路一条，没人愿意再走下去了。时机已然成熟，正反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表演，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是时候做出选择了，毛泽东、王稼祥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同意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提议。 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是常委，王稼祥是候补委员，按照组织原则，他们的提议有效。 博古和周恩来需要为湘江战役的失利做出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惨痛的教训。  博古 博古已然知晓此次会议必是一场“暴风雨”，他并不想束手就擒，拱手让出权力。也想做最后的挣扎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拒绝了。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博古一行人确实没有人支持了，他们甚至不清楚聂荣臻自始至终都没有反对过毛泽东。 接下来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遵义会议了，会议由博古主持，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作为军事指挥者他必须要认错，可他却把失利的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他承认失败是指挥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给博古扣上了进攻时冒险主义、防御时保守主义、突围时逃跑主义的三顶大帽子。毛泽东可不仅仅是扣帽子，他有明确的证据，红军最弱的时候，敌人强大无比，但红军赢了，敌我比例1比11照样打赢，事实摆在那里，无需任何辩解。 在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告诉同志们他自己的战略战术，指出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大家迫切关心的下一步怎么办，能不能活下去，毛泽东都做了详细的解答。 会议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家都不想再藏着掖着了。这时候王稼祥从担架上站了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王稼祥重伤在身，从担架上爬起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大贡献。  朱德更是态度坚决，他明确指出：要是再这么打下去，我们肯定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闹革命的，今后也只跟着毛泽东。 凯丰指责毛泽东不懂打仗，只会照着孙子兵法照本搬科 如此一来，博古在政治局的支持者就剩下邓发和凯丰了。在多数人都站在毛泽东这边之时，凯丰依然态度坚决。他明确表态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并且讽刺毛泽东的指挥能力也不怎么高明，是照搬《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打的。 这时的毛泽东看没看过《孙子兵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抓住了一点，他反问凯丰，《孙子兵法》共有几篇？凯丰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这就说明凯丰也没有看过，这样凯丰的指责就少了力度。  邓发 凯丰忽略了问题的实质，大家更关心的是生死、出路的问题，博古的路线是错误的，张闻天不知道新路在何方，周恩来指不出新路，三大常委没有指路人，其他人更无从下手，虽然毛泽东在政治局排名靠后，但只有他不断地告诉同志们路在何处，而且从未有过失误。现在又是毛泽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没人能和他竞争，他以他以前的正确来指明未来，这就是最直接的证明方式，是一切希望有人追随的领袖的必修课。  遵义会议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个权力始于井冈山，整个过程虽然有过断续，但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毛泽东手中。朱德和周恩来曾短暂掌握过，但他们不是独立地完成指挥，而是在毛泽东和其他领袖之间摇摆，一直到毛泽东彻底被剥夺军权，惨败导致军权再次回到周恩来手里。这时候，周、朱选择了与毛泽东合作，从此以后他们没有经历波澜，一直到三个人同一年去世，成为中国人最熟知的第一代领袖的核心。 重获军权首战失利，却意外引出一渡赤水 l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第一战土城战役，战役的结果并未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发展，似乎打破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美誉，其实这恰恰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直白的一笔。毛泽东一生鲜有败仗，一直都是胜利连着胜利，似乎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样一来就很难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赢得，只有你知道他是怎样对待不利和小失败的，方能了解他是胜利是怎么回事。  遵义会议的第一个出路是北渡长江，寻求与张国焘、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这大家都能想到，可关键的难点在于难以实现。毛泽东在向土城行军途中，认为道路俩边是山谷地带，如果孤军深入，红军能利用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1个师。  徐向前 经过激战并未取得理想战果，原来情报有误，敌军不是6000多人，而是10000人，川军的战斗力并不弱，后续的增援部队有即将到达，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毛泽东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需要强调的是，撤离与西进，也就是此路不通再寻他路，这是事情的关键，既不能硬拼也不能吃亏。这次战斗大家打得不好，博古就曾幸灾乐祸地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过如此。但我们知道这才是毛泽东最成功的地方，人不可能做到的就是掌握敌人的情况，这样一旦实际情况与判断不符，就要变动，这便是核心所在，博古显然没搞懂这其中的道理。 四渡赤水领略毛泽东的指挥风采 很显然，一渡赤水是红军在失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挥师西渡赤水，是准备执行遵义会议期间制定的第二套行预案，即在泸州方向渡江不成，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寻机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 但事与愿违，这个方案显然也行不通。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后，川军留下4个旅防守泸州、宜宾，其余的8个旅迅速增援到来。红一军团未能打下叙永，红三军团也遭到了川军的截击。  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先后作战失利，中央此时才回过神来，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的方案也行不通了。大敌当前，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突进。 1935年2月10日，中央在扎西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根据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会继续北进伺机渡过长江的判断，索性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会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进攻来打开局面，夺回主动权。  众人同意了毛泽东这一大胆的计划，红军立即兵分两路向东，于2月19日至21日分别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趁国民党军队慌乱之时，接连拿下了黔北的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黔军8个团，外加中央军的2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就是二渡赤水。 二渡赤水，红军取得的了遵义大捷，但是红军的危机并未解除。遵义大捷后，蒋介石再次集结重兵挥向遵义、鸭溪一带，又一次对红军形成了包围之势。毛泽东立马制定了设伏打掉周浑元军的行动方案，但周浑元太过机警，红军的作战计划未能实现，包围圈反而越来越小。 敌人大举逼近，该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3月13日，中央决定挥师西进，向退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直接发起进攻，以求打开局面。 3月15日，鲁班场战役打响。红军对周浑元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周浑元顽强抵抗，死守不退。红军一直打到黄昏时分，未能取得丝毫进展。 而在此时，东面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马上就要突破红军的后方，再打下去怕是要被敌人前后夹击。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好在当时天色已晚，周浑元怕红军有埋伏，没敢追，红军得以从容不迫地撤出了战场。 鲁班场战役，红军损失了1500余人，这也是一个较大的伤亡。因此毛泽东后来说，他也打过败仗，高兴圩之战、土城战役和茅台战役都是他打的。茅台战役就是鲁班场战役。 鲁班场战役，本意是为了打掉周浑元，为红军在贵州立足打下基础，这个意图很明显已经落空了。但是鲁班场战役产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吸引了国民党的主力西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蒋介石认为红军还会伺机北渡长江的判断，干脆来个顺势而为，从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调动国民党主力进一步向西，等到把国民党主力引到川南，再四渡赤水，杀向贵州，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 明确的说，鲁班场战役绝对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 1935年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河，并派出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进攻古蔺，做出打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样子。 蒋介石果然上当，下令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准备利用川南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红军。 正当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的时候，3月21日，红军出其不意，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随即调头南下，突破乌江，从而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红军四渡赤水河，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占领遵义，便于3月26日从重庆飞往贵阳，准备亲自指挥对红军作战。蒋介石进贵阳，这无异于是给红军送上嘴来的礼物。红军立即作出了进攻贵阳的姿态。 红军大军向贵阳压境，而国民党贵阳兵力空虚，蒋介石急忙下令各路国民党大军火速赶往贵阳救驾。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当然是“委座”的身家性命要紧，于是各路大军纷纷挥兵贵阳。 可令蒋介石意外的是贵阳不过是虚晃一枪，红军并未向贵阳发起攻击，而是从贵阳和扎佐之间向东而去，进到清水河西岸，并做出大军即将东渡，到湘江会合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的姿态。 蒋介石再一次上当，慌忙下令已经到达贵阳的国军各兵团不要休息，马不停蹄向东追赶红军。令人意外的是这又是一个假象。在国民党各路大军一路狂向东而去之时，红军突然又急转向南，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随即甩开大步，以一天120里的速度，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直逼昆明。 云南的国军均以出城作战，昆明几乎是一座空城。云南省主席龙云惊慌不已，急忙调集各地民兵团来防守昆明。但这样一来，云南和四川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红军等待多时的突围机会，终于到来。 4月29日，中央跟各军团发出电报：“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应利用当下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创建根据地。” 当天红军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并于5月2日在皎平渡偷袭成功，控制了渡口。于是红军主力除一个团以外，全部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此也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为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连李德也忍不住感叹：“渡过金沙江，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后，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这就是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为什么值得大书特书？ 为什么时至今日四渡赤水仍被广大军迷广泛讨论，被毛泽东奉为得意之作？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鲜活的战略案例。真实的战略决策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很明显，四渡赤水并不是事先设计而来。一渡赤水之时并未想到二渡赤水，二渡赤水之时也未想到会有三渡。但是，三渡赤水的之时想到了四渡。 在动态的、不确定的环境中，战略决策最忌讳的就是一根筋，思维过于僵化。 孙子在谈用兵时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用兵的法则是，十倍于对手的优势，把它包围起来，加以全歼；五倍于对手的优势，就可以用奇正结合的方式向对手发起攻势，来打败它；一倍于对手的优势，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势均力敌，很容易打成僵局，就要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战胜它；兵力不如对方多，就要通过巧妙的方式摆脱它的纠缠。敌我对比悬殊，就一定要避免决战；实力不如人家，你却一根筋，一味地死守硬拼，正如敌人的下怀被对手擒杀。 这完全是根据对手的情况。根据敌我的实力对比，来决定打不打、如何打，避免计划与行动的僵化。 孙子说：“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先要明确能不能打、该不该打，这是所有战略决策的前提。能打就打，不能打就等待机会或创造机会再打，灵活应变。总之万变不离其宗：保证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打。 我们在与国民党的抗衡中，为什么能最终获得胜利，一方面得益于我们的组织理念清晰，有突出的政治优势；而更深层次的一面就在于我们有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 显然，国民党军兵强马壮适合打正规战、阵地战。我们相对实力较弱游击战、运动战是最合适的。 什么是“游击战”呢？“游”而后“击”。什么叫“运动战”，“运动”之后再“战”。把“走”和“打”结合在一起，“走”是为“打”创造条件，“打”是建立“走”的基础之上。 其实这套游击战法，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跟所谓的“土匪”学到的。 起初我们也不善于打仗。南昌起义之后，要南下到广东发起第二次北伐。然而到了广东境内之后，起义军跟广东的国军一个山谷中遭遇。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双方你来我往，打得不可开交，一个劲儿在那里消耗。就没一个人想过要迂回，要机动，因为没人教过。 双方的指挥官基本上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教官多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保定军校生、德国深造回来，学的都是正规军的打法，都是阵地战的打法。 秋收起义之后，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秋收起义的部队和南昌起义的部队相比，战斗力要差半截。秋收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农军，而南昌起义的部队是正规军。井冈山自古以来匪患猖獗，官军经常来剿。有些土匪被剿掉了，但是有一支土匪的头目叫朱聋子，一直活得自由自在。 有人就问朱聋子，为什么你每次都能逃脱剿灭？朱聋子说，其实啊，你不用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官军来了你别和他硬拼，你也拼不过他。井冈山这么大，你钻到山里去打圈圈。官军跟你进去，过几天他粮食就吃完、水喝完，他就得撤。他撤了你再出来，不就可以了吗？ 毛泽东听罢豁然开朗，说这个打法好，但是我们的队伍要解放全中国。所以我们不能光打圈。改一改，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 这就把“走”和“打”结合起来了，也就有了游击战和运动战。 而我们的队伍自土地革命时期，到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这样打的。 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曾给各个军团发过一封电报：“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寻得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的话要坚决地打，打不赢怎么办？坚决地走。所有的战役都要在有利条件下去打。走本身不是目的，走是为了打，是为了创造最有利的情况然后去打。 高度的随机应变，高度的机动灵活，高度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响应能力。 更主要的是，这种打法，可以让你的对手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战争永远是不确定的，对于作战双方皆是如此。关键是谁能够尽量减少自己的不确定性，同时增加对手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创造尽可能大的确定性，把最大的不确定性给对手，就可以增加你取胜的概率。 这对弱者来说尤为重要，如果一切的确定的，那么战争就成了拼资源、拼实力、拼消耗，那么结局就是必败无疑。在确定的环境中，弱者很少有机会颠覆对手。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弱者反而可以充分利用不确定带来的机会，通过灵活机动的行动，虚虚实实的策略，给对手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造成对手更大、更多的错误，同时不断地给对手施加压力、制造混乱，让对手的整个作战体系陷入崩溃，为打败对手创造条件。 用孙子的话来说，是“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军队前后不能遥相呼应，主力和分队不能互为倚靠，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援，上级与下级无法相互协调。士兵散乱而不能集结，军队虽合却无法齐一。 总而言之，让对手陷入最大的混乱中。 四渡赤水红军的机动过程，从自己的角度来说是寻找机会的过程。从蒋介石、国民党军的角度来说，则是制造混乱、最终让对手在慌乱之中的防御体系出现大的漏洞的过程。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机会，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机动并不是轻松能够做到的。自土城战役一渡赤水到抢渡金沙江后的成功突围，红军作战方向的变更，前前后后多达10多次。对于部队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不断地走，不断地变。刚往西移动，又要往东迂回。这可能会让执行命令的战士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上面的命令不停的变，下面的人，体力上的疲劳，头脑会迸发出很多的疑问，心理会有极大的沮丧。甚至会对领导的命令产生质疑。 很多指挥官就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为何非要走弓背路，为何不能走弓弦路？为什么不能二渡赤水。非要四渡赤水？甚至很多人一度怀疑毛泽东的指挥能力。” 很显然，大家都没有毛泽东长远的战略目光。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复盘四渡赤水的过程，红军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最辛苦的当然是战士，然而更辛苦的，是跟在后面的国民党追兵。用国民党军官兵自己的话来是哦：“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 红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由于行动的惯性和信息的滞后性，跟在后面跑的国民党追兵就必须绕一个大湾子，才能重新找到追击的方向。 多跑这么多的冤枉路，追兵会因此疲惫不堪，士气也会越来越低下，行动就会不听指挥而变得慌乱，最终被红军拖到了极致而崩溃。 在战争中，不确定性未必是你的敌人，相反，很可能会是你亲密无间的战友。不确定性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真正的高手，从不惧怕不确定性。反而会接纳不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顺应不确定性、利用不确定性，甚至会给对手创造更大的不确定性，如此才能把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收益发挥到极致。 这样的不确定性，就成了你打败对手，或者与对手拉开距离的最好机会。 然而，要做到这点，你必须要打破惯性的战略思维。相反，你的战略思维必须是弹性的、开放的、灵动的、随机应变的，而不能陷入偏执和片面中。 战争的形势永远是不稳定的，它像水一样，会持续不断的变换流淌。攻守易势，祸福相依。 恰恰是因为这种易变性，才能创造出潜在的机会，失败有可能是潜在机会，而成功则也可能发展为一种风险。 这就要求你的思维高度灵活、跳跃。所以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一场战争呢。” 有时候你为了前进几步，就必须适当的后退。就像四渡赤水一样，为了北渡长江，你不可能直来直往，你必须来回绕圈子。 用孙子的话来说：“以迂为直”。 有时候迂回和绕远，正是你达成目标的最短路线。 这也是很多人至今在没有视频或者示意图的情况下理解不了毛泽东四渡赤水的决策过程。因为毛泽东的思维是高度跳跃。高度灵活的，是开放性的，随机应变的。 这个过程中没有辉煌的胜利，却是胜利的典范，蒋介石40万大军对付一个没有任何外援，没有根据地做依靠，而且是败军之将的毛泽东而设下的天罗地网。却被毛泽东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而跳出包围圈，怎能不是得意之作呢？ |
|
|
